伊朗人恨死美國……”
“韓國人愛國，不買日本貨……”
“中國和印度最終將走向衝突……”
“俄羅斯總與美國對著幹……”
“阿拉伯婦女極端保守，沒有社會地位……”
近些年，如是的報道，大量地充斥在中國的媒體中，並隨即成為中國人頭腦中普遍的“認知”。2007年1月，國內《國際先驅導報》的一篇文章，將以上這些歸納為中國人比較常見的對世界的五種“誤讀”。
還有一種普遍的“誤讀”，不知道為什麽該報沒有提到，即“俄羅斯今不如昔，人民紛紛懷念前蘇聯……”
對於前五種“誤讀”，文章列舉了不少佐證，其中關於韓國的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國內媒體大量報道韓國人踴躍捐獻金首飾。其結論就是，韓國最後克服危機，靠的是這種高漲的愛國熱情。可是，實際接觸一些韓國人後，他們的反應卻很漠然。“聽說過，因為媒體有報道。”而問及當年如何克服危機，他們提供的一個事實是，當年韓國有很多大企業，不得不賣給了外國公司，如“韓寶”、“起亞”、“大農”等。其中，“雙龍”還賣給了上海汽車集團。一度韓國人如何用國貨抵製日貨，也被說得有鼻子有眼，實際情況卻是，2002年，SONY遊戲機PS2在韓國銷售60萬台。2006年，韓國對日本逆差達到創紀錄的253億美元。佳能和尼康數碼單反相機占韓國市場的90%，本田和豐田，成為該國最暢銷的進口汽車品牌。在韓國一家門戶網站做的調查中，有近68％的人，不希望生在韓國，而夢想生在其他發達國家，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倘若依據這條消息，我們是不是又可以說，韓國人根本不愛國？
對於後一種“誤讀”，實際的情形，恰如普京總統的一段名言：前蘇聯70年的曆史，走進了一條死胡同，偏離了文明的大道。看不到蘇聯時期的成就是錯誤的，而看不到人民在其中付出的代價，則是更大的錯誤。或者說，在當今的俄羅斯，誰不為前蘇聯的解體感到惋惜，他就缺乏良知；誰想回到前蘇聯時代，他就一定沒有頭腦。
中國人對世界的“誤讀”中，其實，最嚴重的是對日本。
一百多年來，一個自稱“九州萬方”的泱泱大國，對這個蕞爾島國，一些時候是在怨婦般地控訴，一些時候又在風流雲散般地遺忘。剩下來的，大概就是自以為是的“誤讀”。
與日本官、產、學並舉的多層次、全方位對華解剖式的研究相比，中國對日本的認識與判斷，無論在規模上，還是深度上，仍停留在狹窄、膚淺的層次。在一些根本性的對日認識上，甚至與“二戰”前相比，也還有一定的差距。即使在學界，中國研究者們對大和民族的理解，也難以超越周作人、戴季陶、王芸生的視線，甚至沒能超出黃遵憲、梁啟超的視野。國人“誤讀”日本，尤以20世紀90年代後為甚。
一、人與非人
中國人對日本的“誤讀”，擇其大要，舉之有三：
其一，因為侵華戰爭中日軍的普遍獸性化，還有網上一些年裏各種版本的謠言頗為流行：“日本人吃嬰兒”、“日本人培養出售盆景貓”、“日本人利用基因技術改變中國人的基因”，以及據說一個在日本BBS中人氣極旺的帖子——《大日本帝國興國聖戰計劃》，裏麵聳人聽聞地叫囂“日本將於2015年滅亡中國！”這些都導致了當下部分國人對日本人印象的非人化——如鯊魚殘忍，如狐狸陰鷙，如鼯鼠猥瑣，如變色龍不可信。儼然中國人與日本人若不存在人與非人的進化差異，至少也有君子與小人的道德差距。我們將160年前福澤諭吉看中國的目光踢了回去，即視東瀛為“惡鄰”。
要說清楚兩國人的相似與相異，不妨取一個簡單直觀的方法，即通過兩代人來比較。
一代人是如今五六十歲的。在中國，這代人常常被稱做“老三屆”，在日本，這代人便叫做“68年世代”。
1968年，在全球每個大陸，都標誌著戰後成長起來的一代新人。
1968年，在世界上許多地方，都能看到中國紅衛兵運動的影子，那麽，在列島，更是為西部大陸上那場令河山變色的“大革命”所震撼。當時的電視台、電台、報紙，經常會有關於中國“文革”的報道，與在中國一樣，這些報道一再激起當年那些20歲左右日本青年的滿腔激情。日本共產黨各級組織，通過印刷大量《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以及其他“文革”文獻，催化了這種激情。很快《毛主席語錄》就在日本發行了幾百萬冊，當時不少日本大學把《毛主席語錄》用作中文教科書。東京、大阪等地，出現了搶購《毛澤東選集》的風潮，人們甚至排幾小時隊等在書店門口。那一年，《東方紅》等中國革命歌曲的唱片，要比曆年列島走紅的歌星的唱片銷得多。毛澤東像章，更幾如稀世之寶，隻有很少的人能夠托還在與中國做著一點有限生意的公司，或參加了日中青年交流活動的同學從中國帶過來。一位姓北田的先生，至今還保存著十幾本裝訂工整、紙張都有些泛黃了的學“毛選”的心得筆記。北田先生的中文學習，就是這麽開始的。為了準確理解和領會毛澤東著作的精神，他還寫信到北京的新華書店，要求購買《毛澤東選集》中文版。他身體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回九州的故鄉，動員父母把不多的土地分給農民。看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他激動不已，夜不能寐，他試圖在當地組織農會，將該縣的政府權力奪過來。家裏人和當地農民視他為“白癡”、“瘋子”，他義無反顧地宣告與“萬惡的剝削家庭”徹底“決裂”。
受紅衛兵運動影響，青年學生們的各種組織，一時間，如雨後林中蘑菇似的在列島各地出現，有的名稱幹脆就叫“紅衛兵”。在那時的許多日本青年眼中，美國象征著帝國主義，象征著罪惡；而中國象征著革命，毛主席是全世界革命青年的共同導師。在遊行、示威中，他們常常將毛的畫像高高舉起，並用鮮血將毛主席語錄寫在橫幅上；年輕人則在橫幅和畫像下，表情莊嚴地前進。這樣的畫麵，不時出現在當時的電視、報紙和期刊上，成為當年日本的時代寫照。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許多小說中，都有對當時日本左翼運動的描述，他們一聚就是幾萬人，手挽著手，肩挨著肩，神情激動地高呼反美口號，行走在東京、京都、大阪和衝繩的大街小巷。
由196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以青年學生為先鋒的左翼運動蓬勃開展，大大拓展了社會黨和共產黨在列島的活動空間。1975年，是這兩黨政客們的黃金年代，在全國175個都、市及縣中，其市長、縣長均由左翼政黨囊括，其中包括東京、大阪、橫濱、名古屋、長崎、神戶等大城市。
“68年世代”，卻仍與日本政府產生一次又一次的衝突。其中，讓當局最為難堪的是兩次。1968年1月，4.7萬名青年學生從全國各地趕到佐世保，驅趕即將前往越南參戰、在該港進行補給的美國7.5萬噸核動力航母“企業號”。同年7月，位於東京東麵30英裏千葉縣的成田，數千青年學生與這塊土地上的三百戶農民串連一起，抵製政府在此興建大型機場的計劃，他們拆毀機場公司設置的邊界牆，在土地四周打上巨樁，阻撓政府派員對這一帶勘測。甚至在地下開挖複雜的隧道係統，以擺出一副長期鬥爭的陣勢。
青年們的不滿在衝突中逐漸上升的同時，他們對毛澤東的“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學說也愈發崇拜。不少人相信以暴易暴，必須用革命的手段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有些“紅衛兵”，開始自製火藥，用獵槍武裝自己。東京山穀地區的“紅衛兵”，高呼“趕走剝削者！解放山穀！”的口號，襲擊了山穀警察署，燒毀警察的自行車，砸碎建築物的外牆。有些人還給毛澤東寫信，立誓終身以宣傳和實踐毛澤東思想為己任，並表示想去中國學習遊擊戰術，學成後，像切格瓦拉一樣投身世界革命。日後被稱為恐怖主義組織的日本赤軍，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度風雲際會的日本左翼運動的畸形變種。日本赤軍共分為“赤軍派”、“聯合赤軍”和“日本赤軍”三派，相繼在1969年到1971年之間成立。以重信房子為頭目的“日本赤軍”，又稱“阿拉伯赤軍”，日後長期活動在中東地區。
1970年3月，成立不到半年的“赤軍派”，為向世界宣告自己的誕生，劫持日航飛機“澱號”飛往朝鮮，震驚了世界。劫機者九人中，年齡最大的田宮高磨隻有27歲，最小的柴田勝宏隻有16歲，還是高一的學生。九人平均年齡不到22歲。除了柴田和另一名青工之外，全是一流的國立、私立大學學生。劫機者們日後在平壤附近開辟了“日本革命村”，設立“黨創建準備委員會”，有計劃地綁架在歐洲的日本留學生，到北朝鮮與他們生兒育女，培養“革命後代”。到“赤軍派”覆滅時為止，從歐洲和日本本土被誘騙、脅迫至北朝鮮的日本人，已達11人。這一跨國事件，現已成為日本與朝鮮之間棘手的外交難題。
位於長野縣輕井澤的淺間山莊，是日本曆史上著名的王公貴族避暑勝地，在1970～1971年間，成了“聯合赤軍”的訓練營地。青年們在此磨滅個性，消除性別意識，從靈魂到肉體徹底“革命化”。軍事訓練之餘，他們用日文吟誦毛的詩詞《長征》、《井岡山》，討論中國共產黨內已進行的“九次路線鬥爭”，為中國軍隊應以南昌起義還是以秋收起義為建軍節，爭得脖子上青筋畢露。
他們內部也進行殘酷的“路線鬥爭”。日後，警察在附近棒名山的斜坡林帶裏，發現了14具屍體，其中一名女性是已懷孕八個月的惠美子。這些人都是被扒光衣服，打得血跡斑斑，然後捆綁起來，丟在雪地裏活活凍死、餓死的。經事後審訊被俘的“聯合赤軍”分子，證實死者都是因“信仰”不堅定，或是言行被懷疑，而遭到自己“同誌”的清洗。其中一個，隻是因為戴了耳環，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思想嚴重”而遭活活打死。
1972年2月29日晚，1200名警察包圍了淺間山莊。
與這支強大武裝力量對峙的，隻是“聯合赤軍”的五名青年，他們手中扣押一名人質。警方先是勸降，開來裝有強力擴音係統的裝甲車，呼叫：“想一想你們的前途，投降吧！”“你們的罪過並不大，放下武器，警方會充分考慮你們的權利”……後者毫無反應。警方請來三位著名的心理學家，請他們觀察現場，看能否提出一些建議。心理學家麵麵相覷，一籌莫展，呆了兩天走了。警察不得不發動威懾性攻勢，後者堅不投降，以來福槍、土炸彈、燃燒瓶，對抗著火力強大的先進武器。這是一次麵向全國的電視實況轉播，全島有92.2％的觀眾，通過現場轉播收看了全過程。數百名新聞記者躲在盾牌後匍匐而行，閃光燈一片一片壓過了雪光。
政府顯然不想將這些“迷途的羔羊”置於死地，雙方在冰天雪地的山地裏僵持了十天之久。直到那一天全球的收音機、電視機，都在播送一條驚世駭俗的消息——尼克鬆總統訪問中國。警方立即抓住這一機會，動用飛機，把3名青年的母親從外地接來。三位母親在現場聲淚俱下，用話筒呼叫孩子。其中，阪東國男的母親喊道：
時代已經變了，美國總統同毛主席握手了，毛主席交給你們的任務完成了。孩子們，回家吧！
阪東國男遂向母親開槍，但其餘四人放棄了抵抗。不久，阪東國男的父親在一棵樹上自盡，臨死前留下一封道歉信，內稱“我以自己的死，對我兒子的罪過表示歉意”。
淺間山莊事件得以收場，及隨後暴露的赤軍內部大肅清事件，讓日本青年受到的心靈震撼，可能僅次於當年他們的父輩在“玉音放送”裏聽到日本戰敗。轟轟烈烈的日本左翼運動從此進入低潮。赤軍也作鳥獸散，唯有其誌不死的“日本赤軍”，因為再也得不到日本國民的理解與支持，不得不將自己的根據地轉移去了阿拉伯世界。
當年廣大的激進青年，在痛苦地經曆了青春反叛期、精神的喧嘩期後，或是如暴烈了一個夏天的蟬，在深秋霜天的陣陣寒意中，漸漸地幹成一個標本。1972年至1975年間，一些“68年世代”，因為對“革命”的失望，或眼看戀人在“革命”的名義下亂倫，再有社會的歧視、工作的無著等，飛蛾撲火一樣走上了不歸路，自殺的方式多為臥軌或撞電車；
蘇聯解體後大量解密的檔案裏發現，1955年便當選為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1958年“日共”七大後任中央委員會主席，1982年“日共”十六大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仍任名譽主席的野阪參三，在20世紀30年代蘇聯肅反時，竟出賣“日共”另一位領導人山本懸藏，致使其被“契卡”(克格勃的前身)處死。1992年，日本共產黨給了野阪參三一份承受不起的“百歲禮物”——開除出黨，這份“禮物”，卻沒能挽救“日共”自身暮雲飛渡的頹勢。
一些“68年世代”，思索起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在全球的漲漲跌跌，當初曾經激動億萬人心的“革命”，何以演變為一頭反噬的巨獸？自然，他們更多地思考曾與他們的希望與失望都有關的中國，他們不舍得將髒水和盆裏的孩子一塊兒倒掉。他們的心渠裏，至今泛有對中國友好的漣漪：在今天列島的“反核戰”、反《周邊事態法》、反《有事法製案》、為“二戰”時期中國慰安婦、勞工等無償打官司，甚至為被害人出差旅費、做中國留學生的保證人、致力於中國的環保運動、“希望工程”等五十多歲上下的日本人，大多是當年的“68年世代”。
當然，也有一些“68年世代”的人生軌跡變得首鼠兩端：
過去他們對“社會主義”無限向往，恨不逢“地”，現在他們對“資本主義”不盡把玩，弦歌不綴。過去他們對中國一見鍾情，錦上添花，現在他們視中國為背上芒刺，腳下雞眼。從左邊跳到右邊，甚至從極左蹦到極右——其實，不分膚色，從來都是體內具有政客血清的人們的一項特技。其中，比較有影響的一個人物是西部邁，原為東京大學駒場學生自治會委員長，該校學生運動中的傳奇英雄，現為著名右翼理論家，近年由產經新聞社出版的《國民的曆史》等著作，否定南京大屠殺和東京戰犯審判的正義性，他的著作因文字淺顯易懂，迎合日本社會某些角落的民族主義、國粹主義思潮，而屢屢成為暢銷書。
另一代人，便是當下的年輕人。日本現在的年輕一代，早不是戰前那一大批出身貧寒、蝦米紫泥般翻滾於經濟危機的黑色浪湧中的少壯派軍人。日本到處有櫻花，也隨處可見層林盡染的紅葉。如果說少壯派軍人看重的是因落花而起的知死之道，現在的年輕一代，喜歡的則是“楓葉紅於二月花”的生機勃勃之感。
20世紀60年代後，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社會長期穩定，沒有發生過大的動蕩。許多年輕人，從中學時想的是什麽時候有第一次“性體驗”，上了大學就琢磨怎麽多打點工存點錢，假期去海外旅遊。畢業了就想著進個固若金湯的大公司，把此生也“牢固”了。看看東京銀座、新宿那燈火如海的夜晚，天上人間，幾乎應有盡有，一對對衣著光鮮的青年男女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適的現代化生活之中，早就鬥誌喪盡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劫持“澱號”飛機小組成員的後代——在北朝鮮長大的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對父輩當年的“革命行動”不予善評。在這一事件三十周年的紀念會上，田宮的長女說：“父輩們，你們的行為雖然很勇敢，但是卻脫離了社會常識，我們不願走你們走過的道路。”2001年，田宮、小西、田中的兒女們終於實現了她們的回國夢想，“三姑娘回國團”立即受到媒體的注目，她們對日本青年的流行歌曲、服裝、發型、吃喝玩樂，似乎並不陌生，對自己能迅速融入日本社會充滿信心，並期待她們的父輩積極改悔，早日出獄做一個新人。
眼下二十歲左右的日本青年，更是玩遊戲軟件、看著漫畫長大的，《機器貓》、《櫻桃小丸子》等熱播的肥皂劇，酒井法子、木村拓哉、織田裕二這些紅得像油爆蝦的偶像，伴隨著他們的青蔥歲月。在他們的青春詞典裏，在“認知”這一節下，大概隻有四個詞：“時尚”，“潮流”，“創意”，“有趣”，顯然缺少“曆史”。他們進靖國神社，不是為了崇拜戰爭罪犯，隻是春遊、秋遊，觀賞那裏流光麗影的櫻花與紅葉。他們想來中國看看，亦不是為著表達什麽歉疚或友好之情，隻是為了登上長城，吃一次北京烤鴨。他們即使能說中文，有時也與中國的“憤青”雞同鴨講：
2004年亞洲杯足球冠亞軍決賽時，當日本隊以三比一戰勝中國隊，能容納7萬人的首都工人體育場裏，頓時，掀起一陣又一陣炸雷似的噓聲和罵聲，無數的塑料瓶、易拉罐如驟雨一樣，向終場正列隊的日本隊扔來。有中國球迷對在場的日本記者吼道：我們現在扔給你們的是塑料瓶，當年你們扔給我們的可是炸彈！
坐一旁的日本青年啦啦隊，其中還有東京大學的學生，麵麵相覷，根本就不明白這裏的“炸彈”說的是什麽事情。
看起來是對曆史無知，或者以為曆史是可有可無的東西，其深層原因，卻是麥克阿瑟將軍強悍地重鑄列島後，摒棄國家威權的政治製度設計，使得這代日本青年不會像中國“憤青”們有著那麽澎湃的愛國激情。但真要打起仗來，他們是否一定不是中國“憤青”們的對手？
在中國，呱呱落地後，聽到的便是鄧麗君那柔曼歌聲，看到的便是阿童木和一休的動畫故事的，現在有一個稱呼“80後”。這是一個龐大的青年群體。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數據，當今“80後”有2億人左右。這是一個社會評價歧見迭出的群體，又是一個評價標準很難統一的群體。
中國的“80後”身上，有兩條卻是共同的。一是其價值取向，一般都關注於個人的生存與發展狀態，而很少關注意識形態層麵的宏大敘事，而更多還是利益考量的選擇。這已然暴露出在同樣的年紀裏，他們有著遠比父輩幽深的心機。二是“遺忘”曆史。許多“遺忘”，並非人主觀的遺忘，而是一番剪裁、一番噤聲的結果。因此，當代中國人的集體敘事變成了掩過取功，中國人的集體記憶則淪為隱惡揚善。
通過以上兩代人的大致描繪，可以肯定，中國人與日本人之間沒有君子與小人的差距，更不會有人與非人的差異。抽去各自的時代內容，兩個民族在對外部世界的感知，在對內心世界的體驗上，其實有著很大程度的相近。這種相近，決定了隻要彼此不有意無意地“誤讀”，中國人和日本人互相理解起來，絕不會比在東海油氣田上兩國共同開發更難。
二、使用“愛國主義”得十分小心
其二，日本人不老實，缺乏對過去戰爭責任深刻、具有誠意的“認罪”。
在中國文化中有“成王敗寇”的傳統，曆史由勝利者書寫，失敗者必自稱“罪臣”。中國人的認罪，往往不是出於道義複蘇，或是日本文化中強烈的恥感，而是“求饒”的代名詞。從1972年9月29日的《中日聯合聲明》，到2001年10月，小泉純一郎首相在參觀位於盧溝橋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之後發表談話，日本曆任首相和天皇，已就過去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傷害和巨大痛苦，表示了21次的“謝罪”。但要讓日本作出讓中國人滿意的“謝罪”，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是不可能的。何況大和民族素來“臣服”的隻是強者，在一些上了年紀的日本人看來，1945年投降的日本，遠不是敗於中國之手。
日本不像“二戰”後的德國民族。德國民族對納粹罪惡的反省，對當時德國人全部淪為共犯結構的一環，以及當時德國人集體的靈魂墮落，都作了深刻的懺悔與反省，這方麵的著作可謂車載鬥量。但在如何避免重走曆史道路、永遠告別軍國主義的魅影上，日本人的認真和精致，卻幾乎發揮到了極致。在世人看來，最為矚目的是——在經濟、科技、政治乃至在製度方麵，大力吸收西方世界成果的明治維新，卻摒棄了精神文化層麵的自由、人權、悲憫等普世價值。這一近代化的根本迷失，終於在戰後日本重建現代化國家的路徑中找了回來，並給予先前僅叩拜於天皇製與武士道的國民性格以脫胎換骨的改造。在這方麵，日本人自己也為之自豪。
對於國家那段災難曆史，日本國民最普遍的反思就是：
軍部成為實際上的國家權力中心，與戰爭動員係統相配套，整個國家自上而下高度集權，軍國主義勢力對民主製度和公民社會大肆摧殘，一群野心家與嗜血狂，以國家利益和天皇的名義，轉移國內矛盾，壓製不同的聲音，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議會政治不複存在，不支持戰爭的議員和政治家遭逮捕甚至刺殺。嚴格的新聞審查製度下，整個國家除了以愚民為目的的煽動，再也聽不到一點理智的聲音，直到半個列島即將變成一片焦礫碎瓦時，很多百姓還沉浸在“大東亞共榮圈”的清秋大夢中。戰後，日本自衛隊和國家政治之間構築了一道堅實的防火牆，軍人不得參與政治，更不能當議員。當年軍人是這個國家獨領風騷的英雄，是隨時準備為天皇犧牲的勇士；現在，日本人更多的是將當兵視為一項收入不錯的職業而已。今天，一個開放、外表平和的防衛省，替代了昔日封閉而又喧囂的軍部。
防衛省本部，位於東京新宿的一座小山坡上，門口路人熙熙攘攘，車輪如梭，如果不是房頂上布滿碟形天線的高塔，及隱約可見的直升機坪，還以為這是某個大財團的總部。即便大雨在即，門廳前總有數十名參觀者，在等待接待小姐招呼他們進去。接待小姐一個個娉娉婷婷，麵若銀盆，一身淺黃色的製服，逢人便鞠躬致意。隻要提前兩個月預約，誰都可以進防衛省參觀。其接待室裏，為參觀者準備了大量免費資料，有時事新聞，自衛隊在海外參與的救援行動，以及防衛裝備方麵的專題介紹……許多資料的封麵上印著“ALLFORPEACE”（一切為了和平）的字樣。
戰後日本，通過一整套權力製衡的製度設計，消解了極權體製。在沒有中國式的政治動員的情況下，國民選舉的投票率一般高達百分之七八十。各州道府縣政府須對自己的選民負責，與中央政府不存在直接隸屬和任命關係，均有很大的立法自主權和活躍的地方議會，地方法院甚至可以判決首相違憲。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在野黨，都各有鮮明的政治綱領，因它們不斷為獲得執政地位而努力，對現在的執政黨便構成有力的製約。雖然，這套政治體製當年是在美國人的監督下頗有些屈辱地建立起來，但今天的日本人，卻體會到了它的好處，並發自內心地嗬護它。
國家利益不再具有至高無上、可以剝奪人民一切權利的地位。使用“愛國主義”這個詞，得十分小心，因為容易讓人聯想起軍國主義。2005年，在對中學生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隻有13％的日本中學生看到國旗時感到自豪。日本的中小學教育，可能讓中國人吃驚——中小學教師的最大的工會組織“日教組”，是由日本共產黨控製的，他們否認天皇，否認自衛隊，否認太陽旗，否認“君之代”（日本國歌）。因為日本沒有《國旗國歌法》，前幾年文部省要求學校在學生畢業儀式上升國旗、唱國歌，遭到很多學校抵製。
“日本讓你感到自豪的是什麽？”這是多年來日本政府主持的民意測驗裏向受訪者提出的一個問題，其國民最多的回答是：悠久的曆史傳統、美麗的自然風光以及斑斕的文化藝術。在一連串民意測驗中，隻有3%～4％的受訪者，表示為大和民族的團結而自豪。有近80％的人，認為沒有必要培育愛國心。
在一個同樣有著東方傳統的國家裏，日本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不僅在亞洲，就是在世界也走在前列。
新聞是國民的看門狗，就是用來監督政府的，誰敢幹涉新聞自由——哪怕隻幹涉一點點，這本身就是可能引起政府垮台的天大的新聞了！在日本，打開電視，幾乎隨時能看到大量的公共政策辯論，不同的觀點碰撞交鋒，對政治人物的公開臧否和監督。在一個以自由民主為主流價值的健康社會，讓代表社會各個階層、各個利益集團的各種聲音充分發言，交相辯論，在各種理論和流派的博弈、證偽、試錯的過程中，一種相對合理、有利於全社會的真正的“主流價值”才會形成、凸現。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社會距離真正的和諧，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日本，有大量對於軍國主義深刻反思的批判言論和著作，可惜因少有翻譯，中國老百姓很難看到。其中的扛鼎之作是井上清的《天皇的戰爭責任》，日本現代出版社1975年8月出版。作為一名曆史學家，井上清以相當豐富的材料，證明了戰爭和裕仁天皇是有關係的，應追究裕仁的戰爭責任。次年再版重印。1989年，明石書店以《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為書名第三次出版。1991年，日本最著名的出版社岩波書店，又恢複原書名第四次刊印。1998年，井上清又編輯了《日本軍隊在中國做了什麽》一書，集中揭露了侵華日軍“甲午戰爭中的旅順大屠殺”、“上海八一三事變中的暴行”、“南京大屠殺”、“在河北與山東的‘三光政策’”、“地道戰”、“毒氣戰”、“對農業的破壞與掠奪”、“從軍慰安婦”等罪行，並且，提出“追究真正犯罪沒有時效，應該永遠追究戰爭責任”。
在日本，有一批知識分子與井上清的立場相同，幾十年來鍥而不舍地追究日本的戰爭責任。200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舉行了一次“日本軍國主義研討會”，盡管此時中日關係走向低迷，卻仍有不少日本學者頂住壓力前來，他們為中方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材料，用以揭露日本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中國犯下的戰爭暴行。
日本龍影公司、北京電影學院青年電影製片廠和北京中坤影視製作有限公司聯合攝製了紀錄片《靖國神社》。製片方對日本媒體的宣傳放映剛剛開始，隨即引發了島內左、中、右不同立場的各方人士的激烈反應。12月13日的《周刊新潮》發表文章認為，《靖國神社》雖然是一部罕見地展現了有關靖國神社各種矛盾衝突現象的電影，但導演將“靖國刀”與“百人斬競爭”、天皇與戰爭曆史的影像以及“皇軍”刀砍中國人的照片交錯組合在一起，不得不說是一部強烈的、甚至於露骨的“反日電影”。因為由日本文部科學省管轄的“日本藝術文化振興基金”資助了該片的後期製作，否定“南京大屠殺”的亞細亞大學教授東中野修道主張，影片中使用的一些“皇軍”刀砍中國人的照片是“捏造”，或出處可疑，該“基金”用日本國民的稅金資助這樣的電影是不能容忍的，從而提出要讓製作方退回資助金的要求。對此，“日本藝術文化振興基金”針鋒相對：“紀錄片多帶有強烈的社會性與政治性。對於《靖國神社》，我們也曾進行過激烈的討論，但是，評委會最終決定對之予以資助；在影片完成後，經過確認，我們認為電影與原來的企劃書並沒有很大的差異，為此，我們必須尊重導演的作家性和創作權，即使有異議也不會橫加幹涉，提出強加的修改意見。”
與此同時，日本眾多有正確曆史觀的電影導演和文化人，對《靖國神社》表示了支持和聲援。日本著名的紀錄電影導演土本典昭，在與該片導演李纓的對話中指出，這部紀錄片肯定會讓許多日本人不舒服，但卻是日本人不得不看、富有寬宏思想性和令人深思的成功傑作。活躍於時政電視節目的主持人田原総一郎，也推薦道：從未見過如此傾注全力追究靖國神社的電影，痛心疾首，卻氣勢撼人，無法躲閃！
在列島，也有一些極右翼的言說，多半被中國媒體及時報道。比起德國國內不允許呼喊納粹口號、行納粹軍禮等嚴格管製，日本的右翼分子完全可以明火執仗：在一些所謂有紀念性的日子裏，總有一些“老兵”全身披掛，再度戎裝，去靖國神社門口吆五喝六；而靖國神社裏麵的遊就館裏，即使現在，每天都在循環放映錄像《我們不能忘記》，片中極力將日本的侵略戰爭說成是自衛戰爭。在中國人看來，這當然是光天化日下為軍國主義勢力叫魂喊冤，但在日本一些知識分子的眼裏，這恰恰是日本對於極權社會的反省比德國更加深刻之處。必須珍視個人的自由，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決不能以國家或其他什麽名義，強迫國民放棄自己的信仰，壓製國民言論表達的權力。隻要沒有破壞公共利益和安全的行為，言說什麽，信仰什麽，均是個人自由，應該受到日本憲政體製的保護。
有中國學者認為：
你不得不承認，從政治體製和社會形態來看，目前的日本，恰恰是亞洲國家中離軍國主義較遠的一個。
與其強調大國崛起，不如精心建設公民社會。
雖說“崛起”多半速度很快，大凡一切有礙“崛起”的，都將在權力的推土機下化為齏粉，決不會遇到一個國家的首都機場——成田機場的興建計劃因七家“釘子戶”而拖延數年這一類的難題。但脫離公民社會的大國崛起，不說可能重蹈納粹德國、日本法西斯和中國“文革”的覆轍，也必是被充盈虛驕之氣的幾個GDP數字給忽悠出來的曇花一現。
在今天的列島，公民社會已經板上釘釘，政府的一切運作服從於國民，而不是相反；經濟發展的成果由全民共享，而不是將甘蔗甜汁最多的一頭給官員領銜的既得利益集團獨享。今天世界上最富裕的國民不在歐美，也不在盛產石油的中東，而在日本。目前，日本的人均資產高達18.1萬美元，是美國人的1.3倍，德國人和法國人的2倍。從1950—1980年，日本用了三十年時間，讓國民的工資收入追上美國，日本工資的增長速度比美國快70％。當日本和美國工資收入持平的時候，就意味著日本國民有了和美國人一樣的購買力。
可以相參照的是，1978—2004年，中國經濟也高速增長了將近三十年，工資水平迄今卻隻有美國的4％。扣除國內實際購買力高的因素，國內實際工資水平也達不到美國的20％。在製造業，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
在日本這個完全藏富於民的社會裏，政府還在教育上實行小學到初中學費為零，高中以上雖不是義務教育，但有各種獎學金、助學貸款等，家庭生活實在困難者，還可申請費用減免。在醫療上，所有人均加入了國民健康保險。每次醫療費用個人交10～20%，健康保險裏出80～90%，若碰到大病難症，個人要出的超過工資的幾倍，另可申請減免。
日本國民，無疑享有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滿足感。既免於物質匱乏，且對未來有穩定預期。林小玎告訴我，如果在她家山下的村子裏有人振臂高呼：現在法律廢止了，政府癱瘓了，讓我們來一場殺富濟貧的革命，把咱們這塊地上最富的人給宰了、分了……估計95％以上的日本人不會隨之前往。中國式的“打土豪分田地”，在列島壓根就沒有得以實施的社會與人文基礎；日本人又有言論自由，政府清廉，社會透明，免於精神恐懼。小泉在交出了首相官邸的鑰匙後，在東京王子飯店的套房裏暫住了幾天，隨後就帶著行李搬進位於東京高輪的那座破舊的眾議員集體宿舍。2006年的眾議員宿舍已破舊不堪，被列入東京廢棄建築物的黑名單，與小泉不久前所住的耗資四百多億日元修建的首相官邸簡直有雲泥之別。跟所有住在這裏的議員一樣，小泉每月還需繳納大約6萬日元的房租，其透明狀況，也一定讓中國人吃驚，連安倍首相夫人不能生育，也國民皆知。
在國民享有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滿足感之中，社會必有雙重的安寧：
一方麵整個國家就像公園，不論是偏僻的鄉村，抑或是熱鬧的都市，都是那樣幹淨整潔，到處青翠欲滴，鳥語花香。漫步街頭及廣場，觸眼可及成群的鴿子或烏鴉，與行人和睦相處，俯瞰溪流河川間，更可見到成群結隊的各色魚兒在隱隱嬉戲；
一方麵，日本成了當今世界上擁有百歲老人最多的國家，也是預期壽命最長的國家之一。2003年，日本女性的平均壽命為85.33歲，男性為78.33歲，均創下全球最高紀錄。據世界衛生組織《2006年世界衛生報告》最新統計，日本女性的平均壽命為86歲，仍為世界第一，男性升至79歲，暫居全球第二。
在國民對自己國家有著足夠自豪的同時，日本在國際社會也獲得廣泛認同。自1980年代起，日本大幅度增加海外援助的經費，該計劃稱為“政府開發援助”，英文縮寫為ODA。到1999年，日本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捐贈國，其數額超過美國。ODA項目受益處最多的是在亞洲，約占總額的60％。與此同時，日本企業對外投資亦大大增加，為各引資國造就了大量的就業機會。
在阿富汗，日本正在建築一條被卡爾紮伊總統稱作為他的新生民主國家經濟複興所必需的公路。在伊拉克，日本為其重建努力認捐近50億美元，並派遣自衛隊，效力於聯合國在穆薩納省的維和活動。在柬埔寨吳哥窟，當地人在通衢大道上淩空高懸“日本萬歲”、“我們熱愛日本”的大幅標語。吳哥窟為世界曆史遺產，有多個國家包括中國幫助維修，其中以日本人出錢出力最多。有中國遊客問當地出租車司機：“你們為甚麽喜歡日本？”除了經濟援助，想不到還有另一個原因，司機說：“日本女子不嫌我們窮，願意嫁給我們”。在柬埔寨發生的並非個例，為追求愛情，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日本女子，落戶尼泊爾、印尼等世界貧窮地區。
在2006年英國BBC的一次對全球33個國家近四萬人進行的全球性調查表明，雖然在與日本隔海相望的中國和韓國，受訪者對日本持好感的不多，但在此外的廣大國家受訪者眼中，日本卻是最受信任的國家。2007年上半年，美國《時代》周刊公布一項調查，在27個國家約三萬民眾評估全球12個主要國家，中國排名第五，繼續在世界民眾的心目中以適度的正麵形象出現。日本國家形象卻位居世界第一，高出中國12個百分點。
國家形象是多元的，曆史問題決不是評價一個國家的唯一標準。一葉障目，必會陷入曆史決定論的“誤讀”。何況日本以其民主體製、對外經濟援助、國民良好的禮儀和公德，已極大程度地化解了曆史問題帶來的負麵影響。
2005年11月，美國布什總統訪問日本，在京都的一次演講中，有兩段話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日本提供了一個極好的範例，證明一個自由的社會能夠反映本國獨特的文化和曆史，而同時又確保作為所有真正的民主國家基礎的普世應享的自由。
你們向其他國家證明，自由是通往繁榮與穩定的最可靠途徑。
三、共同的宿命？
有人說，日本正和美國聯手“圍堵”、“遏製”中國的和平崛起。
出於自身獨特的地理位置和精神文化傳統，日本的主流意識認定中國“崛起”必將改變東亞秩序，日本人當然不希望中國強大起來。但在這個充滿國家利益矛盾的星球上，誰希望別國強大？俄羅斯希望中國強大？印度希望中國強大？菲律賓、越南希望中國強大？或者中國願意看到亞洲再出現一個世界憲兵式的美國？
而在美國朝野許多人眼裏，“霸權國的更替”是一條永恒定律。任何實力接近美國、從而引起美國擔憂的國家，都有可能是美國的對手。美國對中國的擔憂是，中國是否有改變國際秩序現狀的意圖；對日本的擔憂則是，日本是否有改變國際秩序的能力。
美國人清楚，中國是個重意識形態卻又難鐵板一塊的國家，日本是個重利益考量卻又眾誌成城的國家。中國像個顧慮重重、欠債蒐集的長者，日本像個捉襟見肘卻雄心嶄露的青年。看起來，中國人對日本的曆史問題總較著勁兒，其實，“曆史”在其精神原野上，卻是一個漂泊無聚、有家難歸、麵容蕭瑟且悲愴的乞兒；表麵上，日本人對美國俯首稱臣，追隨強者，但那對壓在褲襠下的眼睛裏，從來都在覬覦強者，並從來沒有放棄成為強者的目標。六十多年前的那場戰爭，不僅使遍及列島的神社、神宮裏的亡魂，有一大半是美國大兵的槍下鬼，而且，熄滅了日本百年世界帝國的雄心。就像有些中國人總是喜歡拿秦皇漢武說事一樣，有些日本人，也一直念念不忘那個帶著巨大血色跌入太平洋波濤的帝國。
美國必然要警惕日本。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經濟飛速提升，民眾的自信心加強，民族主義思潮開始抬頭。作為“二戰”的戰敗國，日本的骨子裏一直彌漫一種“國家悲情”——在社會、經濟及文化等各方麵的發展，都堪稱國際社會的“優等生”，在政治軍事和國際地位方麵，卻一直處於被國際體係打壓的“非正常狀態”——因此，冷戰結束後，日本要從“國家悲情”裏解脫，要成為一個“正常國家”的願望，極為迫切、強烈：所謂法理轉型，即通過修改和平憲法、修改教育基本法等；所謂防務轉型，即要設立日本版“國家安全委員會”，將防衛廳正式升格為防衛省（部級），予以自衛隊的海外活動合法化等都是這願望驅使下的國家行動。
與此同時，中韓兩國民間的反日情緒，也與日本的民族主義思潮相互激蕩。而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後，日本社會黨和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再難為日本社會主流所信服，在政治上與右傾抗衡的力量基礎日漸衰弱，右傾勢力有所擴張，在其一度咄咄逼人的攻勢下，一時間，日本政界竟無人敢出頭講“必須改善日中關係”。而持極端觀點的一小部分右翼分子，更要求恢複天皇舊時的權力，推翻和平憲法。在與“二戰”相關的甲級戰犯、東京審判及靖國神社參拜等問題上，他們頻頻觸及底線，試探國際社會，又以朝鮮的核試驗為由，鼓吹日本必須擁有核武器。他們不但反華，也反美，遠在中國的“憤青”寫出《中國可以說不》之前，眼瞅著美國的橫田空軍基地像一把刀子似的插在自己轄地的咽喉上，原東京都事石原慎太郎就喊出：日本必須對美國說不！經過多年的爭執，美方終於同意在2009年將橫田空軍基地移交日本，此前，與空中自衛隊共同使用該基地。
事實上，在美國能夠影響白宮政策製定的學者、智庫中，呼籲提防日本的聲音一直不絕於耳。早在冷戰剛結束的1991年，美國戰略預測公司主席喬治福裏德曼出版了《即將到來的對日戰爭》一書，認為日本經濟總量巨大，資源有限，唯一出路就是發展海洋，謀求霸權。這樣，日本戰略選擇就是回歸帝國主義，進而必然與美國發生全球利益的衝突。全書結論就是，美日的第二次戰爭在所難免，需要警覺日本的重新武裝。
與這本書的書名相似，在中國一度廣為流傳、被視為“中國威脅論”巔峰之作的《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羅斯芒羅、理查德伯恩斯坦)一書，直到1997年才出版。從這個角度看，在美國，“日本威脅論”比“中國威脅論”更早，美國智囊們對“珍珠港偷襲”那一大口血淋淋的撕咬，仍心存餘悸，所以用“戰爭”描述“日本威脅”，而用性質緩和一些的“衝突”一詞，勾勒“中國威脅”。
表麵上看，美國官方很少在公開場合批評日本，媒體中對日本與鄰國太長的“寒流期”，並可能“給華盛頓帶來麻煩”，也隻是“擔憂”多於“批評”。相反，美國人卻常常像布什總統這般，花鋪霞堆似地頌揚日本為“從軍國主義演變成民主國家的成功楷模”。但在背後，美國從未放鬆過對日本的“看管”。
說起曆史問題，美國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但美國是一個重現實更甚於曆史的國家，小泉等日本政要人士對靖國神社的參拜，並沒有讓美國人憋著一口氣，吃不下飯。日本右翼社團登記在冊的隻有八萬多人，相對於列島上一億三千餘萬人口，幾近是海邊一貝，林中一葉。美國當然不會為了照顧中國人民或東亞人民的“感情”，而調整自己與日本“堅不可摧”的同盟關係。但以《日美安全條約》為標誌的同盟關係，其實正是美國長期以來看管日本的主要方式。
六十餘年的曆史證明，美國通過它一整套製度設計和戰略運作，如和平憲法、民主製度、《日美安全條約》、“蘇聯入侵論”、“中國威脅論”及“戰區導彈防禦計劃”等，實現了對日本的相當隱蔽卻又行之有效的看管。製度設計，可保證日本永不翻案。戰略運作，則將列島的防禦權和軍事指揮權，暗暗地轉到了自己手裏。
美國決不會完全給日本解綁，但看管，也必須“與時俱進”地適度鬆綁：近年來允許日本提升軍力、修改憲法，便是其中兩項。前者能配合美國在亞洲的利益，應對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可能驟起的風雲；後者在不違背該憲法“和平”的要旨下，可舒緩一下列島上空驅之不去的“國家悲情”。而且，日本朝野間對於修憲的爭議，一直不絕於耳，能否真正修憲，還得待2010年後舉行的全民公決。
大抵以一個總是怒目圓睜、雲水飛揚的中國，敲打其東邊的鄰國，也是熟諳借力打力的美國看管日本的一個間接方式。
出於自身的全球利益，美國不會願意看到日本在亞洲稱霸，在世界坐大。若真要支持日本坐大，在日本申請擔任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問題上，美國人不會表現得那樣遲遲疑疑。自然，美國也決不願意看到中國在世界坐大，盡管這一遙遠的前景，在一些中國人的血管裏已現實地化為一陣陣脹痛。大概隻有目光如炬的上帝能洞見——美國人是否暗藏“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玄機，一個不爭的事實卻是，隻要中日兩國不能超越彼此的糾結與“誤讀”，雙方就誰也成不了世界大國，隻能永遠蜷縮在亞洲做二流國家。
要我說，二流國家就二流國家吧，隻要國內安寧，社會公平，人民殷實，如瑞士、瑞典一樣在世人麵前享有高度尊嚴，這不正是作為凡夫俗子的我們夢寐以求的“香格裏拉”？
可對於仿佛“不是冤家不聚頭”的中日兩國而言——一個是18世紀中葉開始衰敗的世界大國，當今溢蕩著強勁的“崛起”之風；一個是20世紀中葉開始傾塌的世界大國，當今劍魚破網般急欲成為“正常國家”。
莫非這是一種共同的宿命？
四、研究的差異
情報，無疑是大和民族的立世之本，是列島生存與拓展的第一要務。
在戰後，情報更成為日本最強大的生產力。情報所反映出的智力指數，向來比國民生產總值更重要。理查德迪肯在《日諜秘史》一書中說，曾有學者經過計算，如果說在1955年日本人的智力指數為100，到了20世紀70年代，則是318。
目前，這個數值雖不得其詳，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互聯網已被視為自有人類曆史以來最重大、最複雜和最令人驚歎的事件，布滿高山大河、雄關險隘的地球，因網絡而將所有地區、所有進程、所有事實和概念連接成一個平坦的世界時，日本人如虎添翼，如魚得水，眸影射電，身段曼妙；或者說狹長的列島上下，本身就是一個碩大、強勁的搜索引擎，在當今全球無限爆炸的信息裏，無休止掘進、采納著可為日本所用的無限情報。
這隻是兩個小例子——通過網絡，西方學者在本國還未引起關注的論文，常常已在日本島內得到采用。憑著網上搜索，一個叫大前研一的日本學者，在他的一本書中確定，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中國珠江三角洲地區，至少有5萬家電子零件供應商。
大概可以說，不管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中國都是日本極有興致、極為認真做的功課；不管是為著侵略與掠奪，還是為著開展政治、經濟、文化等活動，來自西部大陸的風雲變幻，一山一水，甚至一草一木，都牢牢納入了這個“搜索引擎”獵犬般的視線。
遠不止情報界，在日本學界，中國也是一個永恒的課題。
“文革”結束前後，很多日本學者申請來中國訪問，由於對他們的專業領域茫然無知，接待單位常常將研究文學的介紹去了宗教所，將研究曆史的介紹去了哲學所。中國社會科學院便請前兩年去過日本訪問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師嚴紹璗編份資料，理一理到底有多少日本學者在研究中國，他們各自都在研究些什麽。嚴先生開始編了一個200人的名單，對方認為顯然太少，不夠應付。第二份名單是500人，仍有差距。最後，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及上海圖書館泡了八個月，終於有了一份700人的名單，而且，這些人還主要隻是研究中國文化的。
有中國學者作過一個統計，僅從1996年到2005年，日本學界共出版8758本中國研究方麵的專著——這相當於一天出兩本書的速度。在日本學者關於中國研究的大量著作裏，無可避免地存在著一些偏見與謬誤，卻也不乏被日後的事實所證明的大量真知灼見。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沿海一帶，尤其是長江三角洲地區，鄉鎮企業的發展如火如荼。著名的“兩費”——美國的費正清，中國的費孝通，以及中國國內的大批學者，都是小城鎮模式的鼓吹者。一批日本學者卻最早看出了這種模式的弊端：要求農民“離土不離鄉”的鄉鎮企業，因無序競爭、粗放型消耗資源及嚴重汙染環境等問題，必然會成為小城鎮發展的瓶頸，從而使借小城鎮提高中國的城市化水平淪為烏托邦之想。
中國，也是日本媒體的一個永恒關注。在發行量排名世界前十名的報紙裏，日本就有《讀賣新聞》、《朝日新聞》、《產經新聞》三家，其中《讀賣新聞》的發行量達到了1000萬份，等於日本人口的十三分之一。此外，在列島影響力不可低估的報紙，還有《每日新聞》和《日本經濟新聞》。據2007年3月訪問日本的中央電視台節目主持人白岩鬆統計，從3月5日開始的半個多月裏，每天這五份報紙報道中國的消息都在30條以上，每張報紙平均每天都有六條以上關於中國的消息。作為一個資深媒體人，白先生當然注意到，中國媒體對日本的報道量，要遠遠少於日本媒體對中國的報道量。而且，中國媒體對日本的報道更多是與其曆史問題、當下兩國摩擦相關，日本媒體卻格外關注中國的社會現實，特別是經濟的發展。
總起來說，即使在中日兩國未恢複關係前，日本朝野投在中國研究的費用，也遠比投在美國研究上的多。日本至今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國研究國，中國問題研究者逾萬名，他們後麵還站著一支數百萬中文學習者的龐大隊伍。他們不僅對中國古老的曆史文化有興趣，也對當代中國社會和產業的方方麵麵感興趣。至今依然如此，日本公司機構人員每訪問中國，回去都寫出詳盡的報告，即便是來西安看秦兵馬俑、到北京登長城的大中學生們，回去後寫的作文或日記、雜感裏，也可能會有招來有關情報部門的情報元素。
一位旅日的中國學者說：在日本麵前，中國像裸體巨人。
“誤讀”，有些是因為缺乏不“誤讀”的條件。
比如，當今，中日貿易已超2000億美元，日本已是最大的對華投資國，隨著近年來兩國高層政治人物的互訪，中日關係正由陰霾連連走向日漸晴朗。但中國時下，仍缺乏對日本產業與技術能力有精湛研究的學者，也缺少日本經濟、政治問題專家。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這方麵投入嚴重不足，國內學者很難獲取日本資料，親臨日本考察多屬奢望。一些稍有能耐的研究者，為籌措研究經費，隻有受日方委托，本末倒置，先為其搞中國問題研究；多數人則隻有從這條冷板凳上流失，改治其他學問。國內據說已達500萬日語的學習者，其誌多不在於成為日本研究的後備軍，而在於早日飛赴東瀛，掘金垛銀，或者，充當日本跨國公司的高級打工仔。
“誤讀”，有些則不一定是因為缺乏精細情報基礎之上的理性分析。
有條件做理性分析，言辭間卻多絕對於感性，其動機，便似乎有著“誤導”之嫌。而“誤導”，總是隱約呈現出幾十年前在“階級仇民族恨”裏活得太久了的國人的一個思維模式：中國總得要有死對頭，如同過去的死對頭是“美帝”、“蘇修”，現在的死對頭已然是日本。或許，“誤導”之下，還有著另一層潛意識。
在曆史的暗角裏本已長滿銅鏽似的青苔，在一些人眼裏，卻視為清晨窗台上一片掛有露水的芍藥、月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