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申府的《呼籲和平》
(2005-01-03 23:57:11)
下一個
張申府的《呼籲和平》
http://www.cnread.net/cnread1/xdwx/x/xieyong/sqdn/068.htm
--------------------------------------------------------------------------------
1993年是張申府誕生100周年,這位在五四時期即活躍在中國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在曆經多年被遺忘的命運之後,又有學人開始重新提起。我在本書中不可能全麵評價作為哲學家的張申府,我隻想從張申府與《觀察》的一點偶然關係中指出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
從年齡上講,在《觀察》時期,張申府已是將近60歲的人了,他與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為一代人,對儲安平來說,張申府算是他的前輩。在《觀察》78位特約撰稿人中,沒有張申府。在整個《觀察》時期,張申府隻給《觀察》寫過一篇短文,即著名的《呼籲和平》,發在1948年10月出版的第9期頭條。
這篇短文對於張申府的一生產生了重大影響,甚至可以說決定了他後半生的道路。可以設想,假如沒有這篇短文,以張申府的學曆、學識、資曆和他與中共領導人的交往(他是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他的命運不會終止在一個圖書館研究員的位置上。然而曆史是沒有假如的。張申府的《呼籲和平》成了他一生命運的轉折點,因為他在一個特殊的曆史時刻,以一個正直知識分子的良知,講出了他最應該說的話。他的悲劇命運不在於他講錯了話,而在於他講對了。
在五四時期,由於受李大釗的影響,張申府信仰過共產主義,並譯介過一些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文章。但張申府畢竟是一個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知識分子,他雖然參與過共產黨的最初建立,但他對政黨的理解卻執著於一種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秉性,不願在政黨鐵的組織紀律支配下失去個人的充分自由。1925年,在中共四大上,他能毅然退出共產黨,足見其對個人自由的渴望和願以學者身份參政的超然姿態。他後來參預“北平救國聯合會”,支持“一二九”學生運動,組建民盟等政治活動,都是基於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而作出的選擇,他不是那種願把畢生精力都投入到具體政治活動中去的人,他的思想深受羅素、羅曼·羅蘭等人的和平主義影響,始終願以超然的獨立態度表達自己對戰爭、對和平、對一切反人道現象的獨特見解,而不計較個人一己的利害得失[1]。
--------
[1]張申府《我對羅素的敬仰與了解》,見《張申府散文選》第511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8月版。
因了《觀察》上的這篇文章,張申府被開除了民盟,並受到共產黨及民盟左派領導的嚴厲批評。《毛澤東選集》中收有一篇《國民黨反動派由“呼籲和平”變為呼籲戰爭》的文章,“呼籲和平”是加了引號的。雖然沒有指明這一口號的具體來曆,但可以從中看出對這個口號所持的激烈批判態度。對於張申府的“呼籲和平”,很多人以為是書生氣十足的議論,因為當時共產黨節節勝利,淮海戰役即將開始,國民黨敗局已定。此時提出和平的要求,正適應了國民黨政權企求喘息的需要。這種評價不僅誤解了張申府,而且也是以黨派利益為起點得出的結論。我們何不細思一下:
以張申府的學識和他多年接觸政治人物和政治活動的經曆看,他不會想不到自己文章將要遭受的命運,所謂書生氣十足,怕是對張申府缺乏深一層了解而得出的輕率結論,他絕對能想到自己的聲音將要遭受的回應,他以一個和平主義者發出的人道呼聲,不但今天看來是正確的,就是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也沒錯。我這種判斷的邏輯前提是,張申府作為一個遠離具體政治活動的大學教授,他不可能從具體的黨派利益出發,他是一個知識分子,他隻能憑自己的良知說話,至於他所說出的話在客觀上對參預戰爭的雙方哪麵有利,他是不考慮的,他麵對的是被戰爭搞得疲憊不堪的人民和喪盡元氣的國家,在這樣的情況下,難道要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也發出“將革命進行到底”才是合理的嗎?我們在分清政治操作者和知識分子的根本區別之後,才能對他們的言行進行具體的評價。如果按照政治操作者的邏輯,張申府不應該“呼籲和平”而應該“呼籲戰爭”,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這怎麽可能呢?
“呼籲和平”是一個永恒的追求,是屬於全人類共同的信仰,對和平的漠視,是一個民族愚昧的表現,張申府的聲音沒有得到應有的回應,正反映了我們對和平的陌生。對和平的追求是人類天然的向往,我們不能自己設定隻有打敗了對手以後才能獲得和平,這種思路的邏輯前提是對方沒有和平的誠意,可他們自己卻忘記了用戰爭換取和平的代價是多麽沉重。
對於張申府的《呼籲和平》,我以為我們應當持這樣的看法,那就是書生論政,唯負言責。我們不應當從一時一地、一黨一派的具體利益出發去評價,而應從人類文明進程的角度去分析。以黨派利益判斷一正直知識分子的言論,並以這種言論不符合自己的利益而對這個知識分子加以冷漠是不公正的,張申府的命運在半個世紀之後所以還在纏繞著中國許多知識分子,正是由於他悲劇命運中蘊含著中國社會中最為殘暴的東西。張申府在1945年初就發出過和平的呼籲,而且是在《新華日報》上。為什麽同樣的聲音得到的回應卻截然不同呢[2]?研究張申府命運的當代意義在於:我們必須努力爭取實現一個不因言論而受迫害的社會環境,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在任何時候都應當以人類發展的長遠目標為自己言論的基本原則,一個正常的社會絕不能因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聲音不符合自己的眼前利益而對其加以迫害。在《觀察》時期,與張申府聲音保持一致的知識分子並非個別人,像楊人楩、董時進、錢端升、梁漱溟等等都發出過類似的聲音,但他們的命運也幾乎與張申府一樣。
--------
[2]《張申府:一個呼籲》,見孟廣涵主編《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下卷,第512頁,重慶出版社1992年1月。
我們回顧一下張申府講了些什麽話。
張申府在文章的一開始認為,現在呼籲和平,就像抗戰前呼籲民主一樣,不管一時怎樣受盡了誤會,但在理完全對,所以他“充分相信,必有一樣的成功的前程”。張申府開始呼籲的時候,大局已經大致明了,誰正打得順手,不說讀書人了,就是一般的民眾也看得分明,從當時知識界的情況看,雖然有少數不計較個人私利的知識分子仍在執著地抱著和平的希望,四處奔走,大聲為和平疾呼,但對於將要到來的變化,絕非沒有一點判斷。這時的情形,張申府絕不會一無所知。他明白,這時呼籲和平,會“受盡了誤會”,但他還是這樣作了。他是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著眼點的,他的思路是:“一個國家絕無可以百年內戰或百年勘亂的道理。”張申府作為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敢於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講出呼籲和平的話,從個人的角度講是不明智,因為這種聲音非常明顯會使打得順手的一方頗反感,如果天下一旦歸於他們,自己的處境可想而知,但張申府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又不能在國家和人民麵臨戰亂的危機時刻一切為自己的私利考慮,想一點更策略的方式,這是有背於他作為一個正直知識分子良心的,他的呼籲和平,實際就等於把自己的未來置於度外,甚至是冒生命危險的。以張申府的性格論,他是自信的,他是北大數學係出身,對哲學有極深的研究,對於眼前的利害,不會毫無判斷,但他還是把自己應講的話講出來了,張申府在曆史的關鍵時刻,以自己正直的言論實現了自己人生的價值,他理應得到人們的敬重,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楷模,張申府是當之無愧的。因為在當時,有資格發出這樣聲音的著名知識分子絕非張申府一人,但多數人是沉默的,雖然這種沉默不能成為後人非議的前提,但呼籲與沉默比較,就更能顯出張申府的可貴。
《呼籲和平》可以說是張申府對沉默中國的一份宣言書,我在讀這份宣言書的時候,分明感到張申府呼籲和平,其實更多的指向並不在於參預戰爭的雙方,而是對國人麻木狀態的痛心疾首。他說:“一般人所以還未群起呼籲和平,也許是感到和戰決於有力作戰的兩方,而兩方現在顯然還無要收兵的模樣;在此情況下,呼籲和平,適足於招犯嫌忌,若傷無謂,非但於事無補,更且於已有損。”看得出來,張申府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才出此言的,他完全是以一個知識分子的深思熟慮,發出自己盡管微弱,但卻不能不發的聲音。
《呼籲和平》一文對知識分子有深刻的剖析和批評。張申府認為,近些年來,國人尤其是讀書人,已經犯了‘一個絕大的毛病,那就是:“把是非與成敗利害混在一起。且常常是隻管眼前成敗利害,而不管是非。”張申府認為,為國家打算,隻應辨是非,而不應該計較個人的成敗利害,所以他認定:“凡事,但令其是,就應該說,就應該做。”張申府對於當時中國知識界的作法是持批評態度的,他說:“可惜就在抗戰之前,有些號稱進步的知識分子,就已是左了怕得罪現在,右了怕得罪將來。”這樣的情形造成了多數知識分子既不敢左,又不敢右,畏首畏尾。
張申府對於當時的國共雙方是比較了解的,他對時局的變化絕非毫無所察,他在文章中分析道:“也許有人以為,現在有一方正打得順手,正打得起勁,正要一勞永逸,一舉而成功。在此時呼籲和平,也許轉移他們的戰態,必為他們所不快,必為他們所不睬,那麽打得不甚順手的一方是不是也不理不睬?其實不管誰睬誰不睬,這樣說法,究竟仍是隻顧成敗利害,而沒注意到是與非。”張申府的這些判斷是出於他求真求善的社會理想,雖然很快到來的巨變有些出於張申府的意外,但這種變化的事實並不能說明張申府當時講的話錯了,無論從公理和進步的哪一個角度看,張申府《呼籲和平》的言論都是經得起曆史檢驗的。
張申府不是政客,所以他不能為某一黨某一派的利害說話,這就是他不同於同時代許多著名知識分子選擇的重要之處。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特別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張申府在曆史關鍵時刻敢於挺身而出,以人道的立場,以良知發出的呼籲為中國知識分子以言議政,以言參政作了一項嚐試,盡管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但他身上體現出的知識分子品德是值得後人深思的,至少說明在中國這樣的環境下,那些受過西方影響的知識分子完全有可能成為特立獨行的人,張申府是這樣,他的晚輩儲安平也幾乎走了一條與他相同的道路,這種知識分子身上才寄托著中國未來的希望。
張申府認為呼籲和平,應當是真正的和平,是長期的和平,是為國為民的和平,必須出於“真情、實感、仁心”而不是別有動機,別有背景,更不是為哪一作戰方麵“謀取喘息整補空隙時間”。張申府的這些言論被曆史誤解了半個世紀,當後人開始有重新理解的機會時,他已離開了這個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應該記住,在半個多世紀前,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以自己的生命啟示著未來的中國人:熱愛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