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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5月，張申府（牧歌補充:中張申府（1893-1986年），原名張崧年）、張岱年（左）、張崇年（右）三兄弟合影
周恩來入黨介紹者 將羅素引入中國第一人
張申府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也是第一位把羅素介紹到中國來的學者。他曾一度輝煌，但驟然轉入長久的暗淡。約在90歲的時候，他對友人說：我吃虧在沒有寫出一本大書來。
“鄉巴佬”進京
1906年的正月十四，天上飄著鵝毛大雪，寒風凜冽，一輛騾子拉的車吃力地走在從河北獻縣到北京的途中。13歲的父親跟著他當時在京師大學堂讀書的七叔，走上了到北京求學的道路。父親在他自己的回憶錄中說，那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一件大事。
1913年秋天，父親跳班考入了北京大學預科。父親在那篇《回想北大當年》中描寫當時的生活，對於北大藏書樓（北大圖書館的前身）情有獨鍾，他回憶說當年藏書樓的書除了工程書之外，幾乎沒有他不看的。而他發現羅素並介紹羅素，“也可以說是與北大藏書樓的幫助分不開的”。
北大畢業之後，父親留校做助教，由於平時課程並不多，就在圖書館幫助李大釗做一些圖書館的工作。父親接觸馬克思主義學說並投身於風起雲湧的革命運動，可以說與這段經曆關係很大。
李大釗組織一些學生“勤工儉學”，課外幫助整理圖書、翻譯、編目、打印卡片等，父親則負責檢查和校對。毛澤東在北大聽課時，就曾經在圖書館擔任過登錄圖書的工作，有時候登記錯了，父親就會提醒他。
五四運動前後，父親和李大釗、陳獨秀已經是非常熟悉而又誌趣相投的朋友，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的活動，是當時最早的幾個中共黨員之一。
問學與問天下
父親最早對羅素發生興趣就是在前麵說過的北大藏書樓。有一天，父親在北大藏書樓發現了一本很有意思的英文書，這就是羅素所著的《我們的外界知識》，1914年在美國出版。父親翻看了一遍，覺得很有新意，又接連看了兩遍，從此就對羅素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開始廣泛搜集羅素的文章和著作，並推薦給他的同學。
1919年至1920年間，父親先後翻譯了羅素的《我們所能做的》、《哲學之價值》等文章，還撰寫了若幹介紹羅素的文章，發表在當時的《新青年》和《每周評論》上。1920年10月，羅素來中國講學，父親得知後9月中旬就從北京趕到上海迎接羅素。
羅素在中國的第一次講演在上海舉行，由趙元任先生擔任翻譯。他的演說平易暢達，語皆中的。父親說羅素的講話“很像玉泉山水的爽人宜人，清冽幹脆”。在與羅素交談的過程中，父親更多是作為一個學生，向羅素請教哲學問題，這是他們都感興趣的。
父親前半生參加的活動太多，始終沒有辦法埋首書齋，五四運動也好，抗日救亡也好，他都是積極投身其中。後來在父親的晚年，美國的曆史學家舒衡哲多次訪問父親並撰寫了一本口述史《張申府訪談錄》，舒衡哲當時就問父親：作為一個學者，為什麽要投身於轟轟烈烈的革命活動之中呢？父親當時就說：知識分子就應該以天下為己任，承擔曆史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這種良知使他自己的學術生涯出現了缺憾，父親在晚年檢討自己的學術生涯，說自己“用心過分，淺嚐輒止”。有一次我和周穀城先生的孫女聊天，她說，如果父親能夠研究學問，那麽在學術上的建樹恐怕會超過我的叔叔張岱年。叔叔在學術上確實受了父親很大影響。我在給父親整理文集時也看了叔叔早年的一些文章。叔叔早年對羅素以及馬克思哲學產生興趣，引路人應該說就是父親。所以後來有學者說父親沒有完成的著作由我叔叔完成了。
現在叔叔九十五歲了，住在北京大學。身子很硬朗，隻是耳朵有點聾了，東西也很少寫，隻是還是時常看書看報。經常有學生去看望他或者請教，他還是保留著他們那個時代的學者的忠厚，總是來者不拒。人家走的時候還總是送出家門。他總是對我說：“不行啦，一年不如一年啦。”我時常過去看他，前一段時間我的嬸子（馮友蘭先生的表妹）摔了一跤，把身體摔壞了。我就勸叔叔說盡量減少一些學生的來訪。最近還沒有去，不知道他們是不是還像以前那樣經常留來訪的人在家吃飯。
“你們家老頭兒，有意思！”
1948年9月，父親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呼籲和平》，發表在當時比較有影響的雜誌《觀察》上。因為這篇文章，父親受到嚴厲批判，政治地位從那以後完全掃地。新中國建立之後，父親一度沒有工作。後來還是由周恩來總理給安排到北京圖書館。在圖書館，父親隻是埋首自己的研究工作，政治上的活動沒有了，文章也很少發表。
我小時候，父親每天除了伏案讀書，有時也教我識字，和我一起遊戲。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從來沒有專門向我講授過大道理，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教導我怎樣做人。我七歲生日的時候，父親送給我一個日記本，在扉頁上寫道：有為而有所不為。父親講給我聽，我也似懂非懂。
晚年的父親在我眼中，似乎除了書之外沒有別的愛好。1974年，母親得了半身不遂，父親隻是埋首書齋，家裏的事基本都是我來料理，每個月我都要算計這個月的開支，把水電費、買煤買糧食的錢都算出來，但就是擱不住父親買書。有時候日子過得真是吃了上頓沒下頓，但是父親都能淡然處之。
當時家裏訂了五六份報紙，有時候實在不能維持，就拿一些舊書報來賣錢。每到這個時候，父親總是陰沉著臉。那幾天我總是不敢跟他說話，因為隻要跟他講話他就翻臉。而每次買廢紙的師傅拿走報紙之後，他也總能想起一些舍不得賣的，就追過去再把報紙買回來。一個師傅曾經對我說：“你們家老頭兒，有意思！”
1976年，我參加工作，第一年的工資是16塊錢，第二年是每月18塊錢，第三年是21塊錢。出徒之後是33塊，隨後才是38塊6毛。三十多塊還能勉強維持生活，沒出徒的時候日子的艱苦可想而知。當時跟我一起參加工作的同事都有表帶，就我沒有。我就跟父親說我也想要表。父親拿不出錢，又不願意讓我失望，就把自己的表給了我。
父親常說：“盡其在我，聽其自然。”冬天的時候家裏五個屋子都用炭火取暖。當時家裏的保姆是南方人，不懂生火，我每天上班也不能隨便請假。家裏的火經常是這個正著著那個就要滅了，父親就自己把這個爐子中的炭倒到那個爐子裏，又從那個爐子倒到這個爐子。他把這種瑣碎的家務作為一種調劑，一種鍛煉，善於在生活中尋找樂趣。
舒衡哲的訪談
1979年11月中旬一個寒冷的下午，父親在20年裏第一次被允許接受一位西方曆史學家的采訪，這位西方曆史學家的中國名字叫舒衡哲。後來舒衡哲在她的文章中寫道：“越聽張申府講故事，越核對他與同時代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是所有的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中最有世界影響的）的文獻及回憶”，“就越覺得這位傑出的哲學家竟然在現代史上被忽略了這一點是多麽的不可思議！”
在第一次采訪之後，舒衡哲表達了希望以後能夠到家裏繼續跟父親進行談話的願望。當時外國人還不準自由到中國人的家裏訪問。可是父親立刻回答：“我希望可以，非常希望，我們必須坦誠地談，因為對我來說，講真話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在先後近60個小時的訪談中，父親與其說是在接受舒衡哲的采訪，倒不如說在給自己尋找一麵鏡子，他要在這麵鏡子裏尋找自己被忽略了的過去的真正麵目。雖然在父親的晚年，曾經有不少中國學者采訪他，但是父親在跟他們對談的時候，仍然有一些不能探索的、有關他的經曆和內心世界的死角。
在1980年4月28日的談話中，他們談到了父親的退黨。那是在1925年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的時候，陳獨秀認為當時共產黨的力量還比較薄弱，所以革命應該由資產階級領導，但是父親不同意陳獨秀的觀點，他把自己的看法說出，結果卻遭到了嘲笑。父親感到極端難堪，憤而提出退黨。父親走出激烈的辯論會場，從旅歐時就跟父親成為好朋友的周恩來跟他走出會場，表示支持父親的觀點，並勸說父親不要退黨。
“但是，我還是退了出來。我就是那種寧折不彎的人。”說著，父親大笑起來。他越說興致就越高，因為他覺得寧折不彎這四個字可以對他的性格做一個概括。他把這四個字給舒衡哲這個外國史學家寫在紙上，接著又笑，又說：“是的，我總是那個樣子，在1925年，1948年和1957年都是這樣……”
人生真是意味深長，父親早年可以說轟轟烈烈，晚年卻默默無聞，現在跟人們說到張申府，大概沒有幾個人會記得他了。
■ 人物檔案
張申府,原名張崧年，1893年生於河北獻縣。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第一個把西方哲學家羅素、羅曼·羅蘭等的作品翻譯並介紹到中國。
1920年曾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活動。他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還代表黨組織接受了朱德的入黨申請。
早年積極投身五四運動，曾任《新青年》編委。曾在北大、清華、北師大等校任教，講授西方哲學史、邏輯、數理邏輯等課程。抗戰期間，在武漢、重慶等地積極從事抗日民主活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北京圖書館研究員。
1986年7月張申府逝世時，《人民日報》發表訃告稱他為“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
著有《所思》、《我相信中國》、《所憶》等。
口述人張燕妮：張申府之女，沒有正式上過大學，高中畢業之後到文物印刷廠工作。工作五年之後，調至全國政協。現任職於全國政協人口環境處。
舒衡哲:聽張申府談羅素
這是我第三次訪問張申府。我們暫時沒有談及五四運動，也沒有再談他在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的作用。我們的話題越來越深入到他的哲學體係。今天，他想談論中國傳統哲學崇尚的美德，想通過這次談話表達他的思想，在土生土長的中國思想中為自己找到位置。
張申府在我麵前的紙上，寫了“中庸”，這是中國哲學中他喜歡的境界。他努力向我解釋這個境界與他稱之為“仁”的心理狀態的關係。張申府相信，仁，一定伴隨著對真正的均衡的世界觀的追求。
自從我們在國家圖書館見麵後，每一次談話都涉及到羅素。羅素是他的救生艇，看起來它讓張申府漂流了多年，即使中國在狂熱的革命浪潮沉沒的時候，也是如此。今天，他再添新論，說：“我相信我懂羅素，可能我是中國惟一懂得羅素的人。羅素自己不懂孔子，但是他的思想很貼近孔夫子，這種相似別的任何人都不具備，即使羅素否認這一點。我的哲學把它們結合在一起，你一定會說，我是他們之間的一座橋梁。”
……
我問：“羅素自己不是輕視儒學嗎？”我提醒張申府，羅素在他寫的《中國的問題》一書中曾經寫道：他“不欣賞儒學的價值觀，”因為“儒學充滿著瑣碎的禮儀，”他感到“儒學倡導者主要關心的是人們在各個不同場合的行為規範。”
張申府停頓了一會，說：“是的，羅素確實太不理解和尊重孔子，但是，那正好是他思想片麵性的又一個例證。他把孔子降為空洞的宗教儀式。而我的哲學吸取了二者的精華，從不盲目。直到今天，我最佩服的兩個哲學家就是羅素和孔夫子。”
———摘自美國曆史學家Vera Schwarcz（中文名舒衡哲）的訪談集《真言》，餘景華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