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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的困惑之一,一個女海歸回國的逆向文化震蕩 ZT

(2004-12-12 08:13:21) 下一個
發布:中國僑網發布時間: 2004.09.30 ------------------------------------------------------------------------------ 回矽穀已經一年多了,經常有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約我吃飯,非常好奇也非常誠懇地詢問我回國的經曆。盡管最近媒體風傳海歸變成海待,在矽穀的中國人圈子裏,闊別多年的祖國,依然像一顆巨大的磁石,吸引力有增無減。
中國加入世貿後經濟增長勢頭穩健,海歸的就業市場也頗有好轉,不時聽到朋友在國內找到高薪高職的工作,於是想借此機會談談我的海歸經曆。
我2001年從斯坦福大學工商管理碩士畢業後,不顧朋友勸阻,決定回國,加盟麥肯錫大中華區北京公司做企業戰略谘詢顧問。記得剛回國的時候,心裏非常興奮非常激動,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覺得像做夢一樣,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回到了闊別七年的祖國。
第一次和同事去嘉裏中心旁邊的小王府老北京菜吃飯,特別高興,心想在美國可吃不到這麽地道,又這麽便宜的中餐。回國的前四個月像蜜月一般,覺得中國處處都好,可不用在美國受第一代移民的辛苦了,心想這輩子不需要回美國去了。
沒想到蜜月總有結束的時候,四個月之後,開始懷念美國,同時漸漸發現自己和中國文化之間的差異。記得回國之前,好友曾警告我說,當心回國後有“Reverse Cultural Shock”逆向文化震蕩,意思是說我需要重新適應中國的文化。當時不信,心想我從來是很中國的,在美國這麽多年,因為中國情結太深太重,總是有意識地抵觸美國化,保持自己的中國本色,回國後定能和本土派打成一片,難道還需要適應我自己國家的文化不成? 結果不幸被好友言中,發現潛移默化中自己已經吸收了美國文化的很多東西,反而對中國文化不習慣了。那麽就來談談我回中國的逆向文化震驚吧。
語言震驚
回國兩月有餘,第一次去相親,對方是媽媽同事鄰居的兒子,北師大畢業,人大的工商管理碩士,在北京一家民營的證券公司工作,比我大一歲,地道的本土派,儀表堂堂,爸媽頗為滿意。
記得第一次見麵,交談不久,對方冷不丁問我中文裏夾的英文詞“impressive”是什麽意思,我被問楞了。在美國已經習慣了講中文的時候帶英文詞兒,從沒想到過需要把英文的口頭禪翻成中文。冷不妨被問到,一時半會兒還不知道怎麽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直譯,但聽起來很蹩腳,中文不用這麽長的形容詞兒。翻成很好的?好像意思沒有完全表達出來。仔細一問,原來我交談中不自覺帶的很多英文詞兒他並沒有聽懂,隻是不好意思問罷了。
大學的時候讀圍城,記得錢鍾書先生把海歸夾在中文裏的英文詞兒比成“夾在牙縫兒裏的肉屑”,當時為錢先生的刻薄叫好,並對海歸的這種行為大不以為然。沒想到十年之後,自己講話也變成了“夾在牙縫兒裏的肉屑”。
真想對錢先生說,先生冤枉啊,我夾英文詞兒可一點都沒有假洋鬼子炫耀的意思,實在是習慣了,脫口而出,真要一點兒英文都不夾還很費勁呢,因為要在說話前把腦子裏現成的英文詞兒現翻成中文(還得找到合適的中文詞兒)。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海歸要想和本土派打成一片,要先克服語言關。
在麥肯錫第一次和中國客戶打交道,同事對我說,注意講中文,客戶不喜歡我們說話帶英文。於是給聯想做項目的時候,講話特別小心,英文一定要翻成中文再講,但一不注意英文詞兒還是脫口而出(比如說strategy,competitive,analysis之類的商業用語)。
好在聯想的客戶很尊重麥肯錫,也很願意向麥肯錫學習西方的先進管理理念,所以受我影響不知不覺講話也帶上了英文詞兒。想想很對不起錢鍾書先生。
生活文化震驚
海歸遇到的語言震驚是很容易發現也是相對來說容易克服的,而海歸和本土派中西文化的差異,則是微妙的,它藏在生活中的一點一滴裏,不是輕易能夠改變的。記得一次和本土派的朋友聊天,談到聰明和智能的區別,他問我說,你覺得自己是聰明型呢,還是智能型的?我當時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我是既聰明又智能型的”。朋友驚訝地看了我一眼,說道,你到是一點兒都不謙虛啊。我當時一楞,突然意識到在東方文化裏,即使別人誇獎你的時候也應該謙虛地說,“哪裏哪裏,還差得遠呢”,哪有王婆賣瓜,自賣自誇的道理?
在美國呆久了,習慣了心裏想什麽就說什麽,忘記了謙虛,也忘記了謙讓。西方文化直來直去,覺得自己是十分好,一定要說十分(如果不是說十二分的話)。學會推銷自己是在美國謀生的先提條件。東方文化則比較含蓄,經常拐彎抹角,嘴裏說的不一定是心裏想的。覺得自己是十分好也隻會說八分,留著二分讓對方去猜。
在上海做項目的時候交了一個上海男朋友偉,本土派的,其實也算海歸,留日的,但日本文化比中國文化還東方,所以我們在一起經常碰到中西文化的差異。一個周末我最好的女朋友苗從北京來上海玩,住在我酒店的房間裏。苗的朋友遍天下,在上海也有朋友,所以我想周末苗該見她的朋友就見她的,我給苗要了一張房卡,這樣我們倆互不影響,行動自由。
跟偉一講,他很生氣,說你怎麽能這麽對朋友呢,中國人講“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當然應該陪好朋友玩了。我覺得很委屈,在美國,即使是好朋友,相互之間也是很獨立的,有空約時間見麵,如果各有各的事,那麽就各行自便,沒什麽可客氣的。
在我看來很自然的事,在偉眼裏是“不講姐們兒義氣”,解釋了半天也解釋不清,本來苗想找她的朋友玩,我想和偉去無錫玩,結果我們兩個人都陪苗去了杭州(杭州我剛剛出差去過),也沒玩好,因為我和偉吵架,三個人都掃興而歸。
企業文化震驚
生活中的文化差異像是浪花,需要海浪的撞擊才會迸發,即使發生也不一定是件壞事,有時會給平靜的生活平添一些樂趣。而工作中的文化差異,則像是一股旋流,會有一種被它吞沒的感覺。
在麥肯錫北京公司工作,感覺肩上的責任比在美國大,更有挑戰性,比如說給微軟這樣的財富五百強跨國公司或中國電信,聯想這樣的國企民企領頭羊做企業總部發展戰略,但是最大的感覺就是累,幾個月下來身體透支得很厲害。回斯坦福商學院參加我們2001屆MBA的一周年聚會,和在美國麥肯錫做的同學一聊天,發現同是給麥肯錫打工,我在中國的工作時間是我同學在美國工作時間的兩倍。
在中國其它外企工作的校友也有同樣的感覺,在中國工作時間加倍長,工作強度加倍大。為什麽呢,我想有兩個原因。其一,經濟差異,中國仍在飛速發展的階段,而美國經濟已相對成熟,好比馬拉鬆賽跑,如果你想追上比自己早起跑兩個小時的對手,自然會跑得累很多。
其二,文化差異。美國文化強調個體的重要性,強調individuality,個人利益第一,企業利益第二,如果問100個美國人,工作和家庭哪一個更重要?99個會回答說,這還用問,當然是家庭重要。剩下一個會被大家認為是work aholic(工作狂)。晚七點以後和周末是法定的個人時間,偶爾老板讓加班,還要很抱歉地地對你說,不好意思讓你加班了,做完趕緊回家吧。
而亞洲文化,強調集體的重要性,強調conformity,企業利益第一,個人利益第二,個人服從集體,老板覺得你的時間都是他的,加班理所當然。況且中國文化崇尚堅忍,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在麥肯錫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做得那麽辛苦,大家卻也習以為常,沒有人因為工作時間長就炒老板魷魚。習慣了individuality的我,一下子被卷入conformity的旋流中,在忘我地工作了大半年之後,突然有一種失去自我的莫名的失落。
女海歸的交友震驚
回到矽穀後,碰到和我年紀相仿,想回國的女同胞,問我回國的感受,我第一句話就問,你結婚了沒有?有沒有男朋友?如果回答是沒有,我下一句就是,最好在矽穀找到男朋友再回去,回國找不到男朋友的。為什麽呢,那就談談我回國的交友震驚吧。
在美國洋插隊了七年,回國的時候已是年近30的大齡女青年,我的婚姻問題成了我父母最大的心病。在美國的時候心想,中國有13億人,男同胞應該有6.5億吧,市場足夠大了,自己條件又不錯,找個老公總不成問題吧。殊不知自己大錯特錯也。回國半年多,居然一個約會都沒有(相親不算),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想想在美國七年,什麽時候擔心沒有男孩子約我呢?如果我想約會的話,去一次矽穀中國工程師協會組織的舞會,或是郊遊,自然能認識好幾個單身男士,約會不成問題。矽穀男女比例失調,女孩子是大熊貓,不愁沒人追的。沒想到回國之後突然之間門庭冷落,空守深閨了。海歸的舞會,郊遊,或是派對也去了,認識的人也不少啊,可好像從來沒人主動給我打電話,偶爾有男士約我出去,還以為對方喜歡我,交往一陣子後發現對方已婚,甚至孩子都有了,想在婚外找紅顏知己,我可不想做第三者——第一者還沒著落呢,哪有時間去做第三者?
想想不對,用麥肯錫的2×2市場吸引力,企業競爭力矩陣一分析,突然發現自己在交友市場上吸引力是零,自身競爭力也是零,處在要被麥肯錫建議退出市場的原點上。
為什麽呢,先談目標市場吸引力,我的目標市場是海歸男士,覺得大家背景相同,都是洋插隊回城的,應該有很多共同語言吧。沒想到海歸男士不想找海歸女士,自己掙錢已經足夠多了,何必再找個女強人呢,還是找一個本土派的賢妻良母比較好。
那麽擴大目標市場,轉向本土派吧,可惜自己在美國兩個名牌大學拿了兩個碩士學位,年薪十萬美金,足以讓本土派男士望而卻步。我曾試過在新浪網上交友,E-mail告訴對方自己的學曆和經曆之後,對方隻回了四個字,高山仰止。
大學的時候就在雜誌上讀到過女碩士女博士找對象是高射炮,找不到目標。現在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市場吸引力是沒了,再看看自己的競爭力,既不年輕,也不是特別漂亮的那種,可能也不夠溫柔,在美國習慣了獨立,一切事情都自己做主,從不依靠任何人,東方女性的順從謙讓都忘到腦後了。
和本土派年輕漂亮溫柔賢惠的女孩子比起來,似乎也沒有競爭力。怎麽辦呢,難道真按麥肯錫的矩陣理論,退出市場不成?可總不能一輩子孤家寡人啊。
正在交友無望之際,偶然在上海做項目訪談時認識了偉。偉比我高一屆,88級的,大學畢業後趕上出國潮,東渡日本留學五年,回國後在一家日本公司做銷售。我在上海給一家跨國公司做中國市場的戰略谘詢,在做市場訪談的時候碰巧認識的。
因為工作關係請偉吃中飯,聊得很投緣,所以約好周末一起出去玩。在上海出差幾個月了,還從沒在上海好好玩過,每次都是來去匆匆,周日晚上從北京飛到上海,周五晚上又急急忙忙飛回北京。這回決定在上海過周末,反正公司報銷五星級酒店房費。
周日偉帶我逛上海,在豫園品茶、吃南翔小籠包,在外灘坐渡船,登上東方明珠塔最高層看外灘的夜景。上海的夜景很美,可以和舊金山相媲美,但比舊金山更有情調,因為上海夏夜的風是溫暖柔和的,像是戀人的手,不像舊金山的海風,即使是夏天也吹得你透心兒涼。
和偉在一起的日子時間過得很快也很開心,是我回國一年中最開心的時光。曾有想過在上海找個外企的工作,紮根中國,就把美國放棄了吧,這也是父母的心願。但不知為什麽,心裏總有一種失落落的感覺,像是有個添不滿的黑洞。其實我自己知道是為什麽。二十歲到三十歲這人生成長中最關鍵的十年,我有七年是在美國度過。盡管自己一直在抵觸美國文化,但潛移默化中美國的文化,美國的價值觀已經成了我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美國的一半,成了我和偉之間最大的障礙。我們倆之間總是會碰到中西方文化的衝突,我知道偉永遠不能夠理解我的另一半,那個我生長在地球的另一端。三十歲的我,發現僅有愛情是不夠的,我需要找到一個soul mate,一個真正能了解我的全部,分享我的全部的知己。我想了很久,覺得我和偉是不會有長久的幸福的,激情褪色之後,我們倆之間的差異會在生活中一點一滴的小事中體現出來。偉也知道這一點,所以他一直不願讓我為他放棄美國。
回國前朋友都勸我留在美國,這回父母姐姐倒是都勸我留在中國(因為當時美國經濟太糟),但內心深處的我,知道自己如果不回美國的話一輩子都會後悔的。所以我鼓起最後一點勇氣,在二零零二年那個寒冷的冬天和偉告別,在矽穀經濟一片蕭條,公司裁員風聲鶴唳的時候,孑然一身回到了矽穀。
海歸的美國情結
記得剛到美國的時候,想家想得發瘋,第一次給家裏打電話就哭了。出國前從國內帶了盤校園民謠之二(九四年最流行的),有一句歌詞是這樣的,“帶著點流浪的喜悅我就這樣一去不回,沒有人告訴我想家的苦澀滋味”,每聽到這句詞兒,都會忍不住流淚。在美國辛苦奮鬥了七年,總算回國了,以為可以擺脫纏繞我多年的鄉愁了,沒想到回國不久,鄉愁換了個名字,又重新回到了我身邊。走在在北京喧囂的,塵土飛揚的大街上,開始想念矽穀碧藍如洗,一塵不染的天空。
上班堵在三環路上,自行車比出租還快的時候,開始想念在280高速公路上時速130公裏開車飛馳的自由的感覺。還有我最喜歡看的好萊塢大片。每次回美國度假,都要一個人跑到電影院裏,連看好幾個電影,享受在超大屏幕前看指環王,哈裏波特的感覺。
想想海歸好慘,洋插隊幾載,辛辛苦苦適應了美國,回國後又要克服逆向文化震驚,重新適應中國,在美國的時候想中國,在中國的時候又想美國,魚與熊掌不可得兼,最後總要做一個選擇,無論選擇魚或是熊掌,總免不了一分割舍的痛。
記得在國內的時候,有一位本土派朋友,在國內事業有成,家庭美滿,有車有房有存款,可是出國夢仍未圓。琢磨著去美國讀書吧,舍不得在北京的高薪投資銀行工作和舒服的生活,不出吧,眼看公司裏海歸同事越來越多,總覺得自己缺了點兒什麽。舉棋不定,向我討教。
我對他說,出國一定要慎重,如果你想長期在國內發展,一定要找到合適的機會再出國,而且出去時間不要太長,在國外呆一兩年鍍個金就好了,出去時間太長國內機會成本太大,回國又要麵對逆向文化震驚,有可能得不償失。如果你想長期在美國發展,對出國的機會倒不需要那麽挑剔。不過做好得失的思想準備。
回到美國後,我悲哀地意識到,我和父母永遠隔著一個一望無際的太平洋。父母不適應美國,我不適應中國,這個現實我永遠無法改變,這是每個第一代移民都要付出的代價。
說了這麽多海歸的困惑,似乎海歸不是那麽有吸引力。那麽到底是歸不歸呢?中國和美國實在是各有各的好處,海歸與否因人而異,不能一蓋而論,主要是看你想要什麽了。我個人以為對海歸來說,中國可能有更大的事業發展空間,而美國生活質量高些,更適合家庭,舍魚或舍熊掌,全看個人喜好。
我在加州伯克萊大學讀書時的一位好友,零零年回國,已經在民企裏摸爬滾打了四年,對我說現在已經徹底本土化了,“別人都看不出我是海歸了,說我看起來跟北京小痞子沒什麽區別”,海歸做到這份兒上,也算是修得正果,取到真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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