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中國瞄準科技強國 對矽穀構成威脅 (圖)

紐約時報：中國瞄準科技強國 對矽穀構成威脅(圖)

天河一號2010年成為全球運算速度最快的超級計算機

　　導語：12月6日出版的美國《紐約時報》印刷版刊文稱，中國科技行業的發展已經初見成效，不僅是超級計算機等尖端科技領域，在風險投資和科技創業領域同樣對美國矽穀構成了威脅。

　　以下為文章全文：

　　重塑版圖

　　在一間普通的會議室中，吳建平站在一堵巨大的毛玻璃牆麵前。他打開了一個開關，玻璃變成了透明的。向下看去，是一個壯觀的網絡運營中心，裏麵擺滿了巨大的電腦顯示器。這些顯示器上顯示著中國和世界地圖，精確地指示出中國的IPv6鏈接。

　　中國的網民已經達到美國的兩倍，而作為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的一名計算機科學家，吳建平還指出，中國部署這項新協議的速度快於其他任何國家。

　　IPv6，即第6版互聯網協議，提供了先進的安全和隱私技術，但更重要的是，還可以提供更多的IP地址。在IPv4的框架下，IP地址已近枯竭。“中國必須轉向IPv6，”吳建平說，“在美國，有人不認為這很緊迫，但我們相信這很緊迫。”

　　如果說互聯網的未來已然定位於中國，那麽計算的未來是否也將位於此處？

　　美國的很多專家認為這種可能性很大。由於擁有低價勞動力，中國已經主導了全球的電腦和消費電子產品的生產領域。如今，這些專家認為，經濟的繁榮和科技基礎設施的提升可能會推動中國站在下一代計算技術的最前沿。

　　對中國而言，開發高端計算中心的需求並不僅僅是國家榮譽問題。中國希望為有創新力的中國企業奠定基礎，並通過突破傳統的台式機組裝業務來重塑科技版圖。

　　美國經濟戰略研究所總裁克萊德·普萊斯托威茨(Clyde V. Prestowitz Jr。)認為，中國可能不會出現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式的人才，但沒有關係。“創新的形式各有不同，”他說，“我們傾向於將創新等同於利用頭腦風暴在車庫裏創建的企業。”

　　“但還有其他形式的創新，可以通過不斷改進來獲得結果。我們並不精於此道，但這卻是他們的長項。”他補充道。

　　這種觀點並不普遍，但其他專家還是認為，如果低估中國快速發展的能力，將是一個錯誤。

　　“我1978年第一次去中國時，曾經看到工人們用縫衣服的針來拚裝電腦內存。”作為騰訊的早期投資者，IDG創始人帕特裏克·麥高文(Patrick J. McGovern)說，“如今，創新正在加速。今後，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的專利將由中國人發明。”

　　新型挑戰

　　時間退回到60年前，彼時，被公認為首台電子計算機的Eniac剛剛誕生，美國已經奠定了現代計算和通訊領域的發展步伐和發展方向。從大型機到iPhone、從阿帕網(Arpanet)到WiFi，創新已經深深地打上了美國的烙印。

　　對於不止一代人而言，矽穀就是創新的中心。這是一個多文化融合的地方，不僅支持黑客的獨行俠精神，還為企業家的進取精神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從而吸引了全世界羨慕的目光。

　　矽穀主導地位最嚴峻的挑戰或許來自於1980年代的日本。在經濟陷入衰退前，日本幾乎就要主導全球的半導體和計算機行業。如今，中國卻對矽穀構成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挑戰。日本的經濟長期依賴出口，但中國很快就將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子商務和計算市場。

　　2010年末，世界突然注意到中國的強大技術實力。彼時，中國的“天河一號A”曾經一度成為全球速度最快的超級計算機。盡管這台設備使用的是美國的處理器，並且很快被一台日本機器超越，但這仍然是一個無可爭議的證據，表明中國已經獲得了世界級的計算機設計能力。

　　時間到了今年10月，另外一台中國超級計算機“神威藍光”也突破了千萬億次的門檻，躋身全球超級計算機20強。

　　這台計算機更令西方驚訝。不僅是因為它采用了中國自主開發的微處理器，還因為它在低能耗運算方麵擁有巨大優勢。這或許表明，中國現在已經在“每瓦性能”上大幅領先。這一指標是專門用來衡量計算機能耗效率的，對於進入下一代億億次超級計算機時代至關重要。這類計算機預計可在2020年代末出現，屆時的計算機運算速度將達到當今全球最快速度的一千倍。

　　作為中國另外一支微處理器研發團隊的首席設計師，中國科學院教授胡偉武說：“這正是中國企業的發展方向。我們可以把飛船送上太空，同樣也可以設計出高性能計算機。”

　　美國官員也認同這一說法，並認為中國政府對超級計算機的投入將收到回報。“關鍵在於，中國理解高性能計算的重要性。”美國勞倫斯-利弗摩爾國家實驗室副主任唐娜·克勞福德(Donna Crawford)說，“他們將此視為整個社會發展的關鍵動力。”

　　發展障礙

　　去年，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經在一次采訪中表示，中國將打造“物聯網”。

　　將家庭與智能電網相連已經成為美國下一代互聯網的目標。這與“普適計算”(ubiquitous computing)密切相關，後者希望將計算能力轉移到智能手機和數字音樂播放器等日常設備中。

　　但中國在主導這一領域的過程中卻並非毫無障礙。近十年來，中國雖然一直在努力打造全球領先的半導體產業，但卻未能成功，而且中國組裝的絕大多數產品都依賴進口的芯片。與美國的英特爾(微博)和中國台灣的台積電相比，中國大陸最優秀的芯片企業的製造能力仍然落後兩三代。

　　中國最大的弱點或許源於政府的控製過多。中國的創新或許也會將受到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足的限製，導致企業難以突破新的領域。

　　今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第13界國際普適計算大會，令美國技術專家感到索然無味。“沒有什麽真正引發我關注的東西。”曾在1980年代普適計算的理念剛剛提出時，領導施樂帕羅奧爾托研究中心的約翰·西裏·布朗(John Seeley Brown)說。

　　相比而言，他反而看到富士康這樣的製造企業展開了一些真正意義的創新。這家總部位於中國台灣的企業在中國大陸設立了很多粗放式工廠，並且承接了很多蘋果的組裝訂單。

　　“研究和設計文化已經深深植入到富士康這樣的企業中，他們會從事一些以往從未做過的事情。”布朗說，“我們如今已經將美國最優秀創意者與世界上最擅長製造的人結合起來。”

　　其他的投資者也在中國看到了類似的機會。風險投資公司DCM駐北京合夥人盧蓉就描述了這樣一家半導體公司：設計師位於聖迭戈，而提供後續支持的工程師則位於上海，從而將成本降低到原先的六分之一。

　　“正是上海團隊為當時的一個問題找到了突破性的解決方案。”她在電子郵件中回憶道。令競爭對手擔心的是，中國已經開始培養大量的優秀硬件工程師和軟件程序員，不僅在國際競賽中屢屢獲勝，而且開始主導美國最優秀的工程項目。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即將宣布一項交易，在上海設立工程園區，這也導致外界擔心美國最優秀的工科院校將技術轉移到中國。

　　其他優勢

　　很多貢獻都來自計算機科學領域的海歸，姚期智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從普林斯頓大學辭職後，在清華大學創立了一個研究所，目前已經在遊戲理論和計算機安全領域實現了突破。“北京的活力一夜之間提升了很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計算機科學家克裏斯托斯·帕帕迪米特裏歐(Christos Papadimitriou)說。

　　中國的產業結構無疑也在向以創新為導向的方向發展。今年夏天，美國智庫東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高級研究員迪特爾·恩斯特(Dieter Ernst)在美國國會的一次聽證會上作證稱，中國的專利總數已經超越韓國和歐洲，並且正在追趕美國和日本。

　　除此之外，《創業亞洲》(Startup Asia)一書的作者麗貝卡·範寧(Rebecca A. Fanin)則表示，中國目前還擁有全球第二大風險投資市場，規模從2005年的22億美元增長到76億美元，而美國則基本停滯。

　　斯坦福大學區域創新和創業精神項目的研究員，最近對769家投資公司在2203家中國企業的投資活動進行了研究，並發現情況與矽穀非常相似。負責該項目的斯坦福商學院教授瑪格麗特·龔·漢考克(Marguerite Gong Hancock)說：“很多確立成功地位的矽穀企業和個人都將專業技能轉移到了中國，並獲得了成功。”

　　與矽穀的相似性也令部分人感到擔憂。北京科技投資公司J Capital Research聯席主管楊思安說：“這裏顯示出各種泡沫的跡象，令人不安。”

　　與此同時，中國企業家專心於工作的文化也得到了外界的普遍認同，這在全世界都無可比擬。十年前從美國加州遷往北京的麥徹同說：“根據我在中國5家創業公司的經曆來看，中國的工作文化讓矽穀看起來十分懶散。在北京，如果你想在周五晚上7:30找到一家公司的CEO，肯定能在辦公室裏找到他。”

　　但並不是所有專家都認同這種對比。

　　“由於美國處於下滑之中，所以美國人隻看到了中國的優勢，例如現代化的摩天大樓、速度最快的電腦以及新的機場，我們看到的是不可征服的力量。”美國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奧威爾·謝爾(Orville Schell)說，“但中國人看到的卻是巨大的不確定性，他們並未自信滿滿。”

　　但麥高文認為，這或許正是一種優勢。他表示，在美國，他經常會接觸到一些過度自信的企業家：如果自己的創意沒有得到認可，他們就會憤然離去。

　　但他所接觸的中國企業家卻有所不同。“他們會找到我，然後給我展示他們的翻譯軟件，可以在中英文之間相互轉換。”他說，“然後，我會告訴他們，我認為這款產品沒有市場，因為知識產權很難得到保護。”但他並不會直接把他們打發走，而是有可能問問對方是否有興趣參與他正在考慮的另外一個創意。

　　“他們會回答道，‘我能變成有錢人嗎？’當我告訴他們機會很大時，他們會說，‘好吧，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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