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太平洋世紀》 作者：希拉裏·克林頓

《美國的太平洋世紀》 作者：希拉裏·克林頓

美國國務卿 希拉裏·克林頓

翻譯：美國國務院國際信息局

2011年10月11日 《外交政策雜誌》

未來的政治將決定於亞洲，而不是阿富汗或伊拉克。美國將置身於行動的中心。

隨著伊拉克戰爭接近尾聲以及美國開始從阿富汗撤軍，美國現在處於一個轉折點。在過去10 年中，我們向上述兩個戰區投入了巨大的資源。在今後10 年中，我們對在哪裏投入時間和精力需要做到靈活並有係統性，從而讓我們自己處於最有利的地位，以保持我們的領導作用，保障我們的利益，推進我們的價值觀。因此，今後10 年美國外交方略的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將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在外交、經濟、戰略和其他方麵——鎖定於亞太地區。

亞太地區已成為全球政治的一個關鍵的驅動力。這個地區從印度次大陸一直延伸到美洲西海岸，橫跨太平洋和印度洋兩個大洋，由於交通運輸和戰略因素而日益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亞太地區的人口幾乎占到世界總人口的一半。這個地區擁有很多全球經濟的重要引擎，也有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該地區有我們的一些重要盟國，還有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重要的新興強國。

在亞太地區建設一個更成熟的安全和經濟架構以增進穩定和繁榮之時，美國對這個地區的承諾至關重要。這將有助於建立起上述架構，同時使美國受益，讓我們在整個世紀繼續發揮領導作用，正如我國在二戰過後致力於建立一個全麵、持久的跨大西洋的機構和關係網絡的努力已獲得多倍收益，而且我們還在繼續受益。現在正是美國作為一個太平洋大國作出同樣投入的時候，這條戰略路線是巴拉克?奧巴馬總統在本屆政府就任之初便確定的，現在已經產生效益。

由於伊拉克和阿富汗仍處於過渡時期，我們本國也麵臨著嚴重的經濟挑戰，美國政壇上有些人叫我們不要重新定位，而是掉頭回家。他們尋求減少我們的國外參與，主張優先解決緊迫的國內問題。這些衝動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受到誤導的。那些說我們不能再繼續參與全球事務的人完全是本末倒置——不參與的後果遠非我們所能承受。從為美國企業打開新市場到遏製核擴散，再到保持商務和航運的自由通行，我們在國外的工作正是我們國內繁榮和安全的關鍵所在。60 多年來，美國頂住了此類“回家”論調的牽引力和這些論點所隱含的零和邏輯。我們必須再次這樣做。

在我們的邊界之外，人們也在揣測美國的意圖，不知道我們是否願意繼續參與並發揮領導作用。在亞洲，他們問我們是否真的會長期駐留，我們是否有可能再次因別處發生的事件而轉移注意力，我們是否能夠作出——並保持——可信的經濟和戰略承諾，以及我們是否能夠以行動來落實這些承諾。答案是：我們能夠而且一定會這樣做。

利用亞洲的增長和活力是美國的經濟和戰略利益的核心，也是奧巴馬總統確定的一項首要任務。亞洲開放的市場為美國進行投資、貿易及獲取尖端技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我國國內的經濟複蘇將取決於出口和美國公司開發亞洲廣闊和不斷增長的消費基群的能力。在戰略上，無論是通過捍衛南中國海的航行自由、應對北韓的擴散問題還是確保該地區主要國家的軍事活動的透明度，保障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對全球的發展越來越至關重要。

正如亞洲對美國的未來極其重要一樣，一個積極參與的美國對亞洲的未來也極其重要。該地區渴求我們的領導作用和我們的商業貿易——也許比現代史上任何時期都更迫切。我們是在該地區擁有一個強大的聯盟網絡的唯一大國，沒有領土方麵的野心，卻有維護共同利益的長期業績。與我們的盟友一起，我們幾十年來保障了地區安全——在亞洲的海上航道巡邏並維護穩定——這反過來又幫助創造了經濟增長的條件。我們通過刺激經濟生產力、 增進社會權益及擴大人民與人民之間的聯係，已經幫助整個地區數十億人融入全球經濟。我們是一個主要的貿易和投資夥伴、讓太平洋兩岸的工人和企業受益的創新源泉、每年接待35 萬亞洲學生的東道國、以及開放市場的先行者和普世人權的倡導者。

奧巴馬總統在整個美國政府部門領導了一項多方麵的、堅持不懈的努力，充分支持我們在太平洋地區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常常是一種默默無聞的努力。我們的很多工作並沒有成為頭版新聞，不僅因為工作的性質——長期投資不如眼前的危機更引人注目——還因為世界其他地區不斷爆出頭條新聞。

作為國務卿，我打破傳統，在首次正式出國訪問時便前往亞洲。在隨後的七次行程中，我有幸親眼看到該地區發生的迅速轉變，突顯了美國的未來與亞太地區的未來是多麽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從戰略上轉向該地區，在理念上與我們保障和保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力的總體努力一致。這一轉變的成功要求兩黨必須保持並增進關於亞太地區對我們國家利益的重要意義的共識；我們尋求發揚幾十年來兩黨曆屆總統和國務卿所開創的參與世界事務的深厚傳統。這還要求必須明智地推行一項連貫一致並能兼顧我們各項決策的全球性影響的區域戰略。這種區域戰略是個什麽樣子？首先，它要求長期地致力於我所說的“前沿部署”（forward-deployed)外交。這意味著繼續把我們的各種外交資源——包括我們最高級別的官員、我們的發展專家、我們的跨部門團隊和我們的永久資產——分派到亞太地區的每個國家和每個角落。我們的戰略必須顧及並適應在亞洲各地不斷出現的迅速和顯著的變化。鑒於這一點，我們的工作將遵循六個關鍵的行動方針：加強雙邊安全聯盟；深化我們與新興大國的工作關係，其中包括中國；參與區域性多邊機構；擴大貿易和投資；打造一種有廣泛基礎的軍事存在；促進民主和人權。

由於我們獨一無二的地理特點，美國既是大西洋國家，也是太平洋大國。我們對與歐洲的夥伴關係及其一切成果感到自豪。我們現在的挑戰是建立跨太平洋的夥伴關係和機構網，使之與我們的跨大西洋網絡一樣持久，並與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一致。對於我們在所有這些方麵的努力，這是一個試金石。

我們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和泰國的條約聯盟是我們轉向亞太戰略的支點。這些聯盟已經確保了半個多世紀的地區和平與安全，為該地區引人注目的經濟崛起構建了有利的環境。在安全挑戰不斷演變之際，它們充分利用我們的地區存在，增強我們的地區領導力。

盡管這些聯盟非常成功，但我們不能僅滿足於維持這種關係，而需要不斷更新以適應日新月異的世界。在這方麵，奧巴馬政府以三項核心原則為指引。首先，我們必須在我們聯盟的核心目標上保持政治共識。其次，我們必須確保我們的聯盟具有靈活性和適應能力，以便成功應對新的挑戰和把握新的機遇。第三，我們必須保證我們聯盟的防禦能力和通訊基礎設施在運作上和物質上能夠切實阻遏各種各樣的國家和非國家實體的挑釁。

與日本的聯盟是該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基石，它表明奧巴馬政府如何貫徹這些原則。從航行自由到開放市場和公平競爭，我們對穩定的地區秩序和清晰的通行規則懷有共同的願景。我們已達成一項新的約定，其內容包括由日本政府出資50 多億美元，以確保美國軍隊長久駐防日本，同時擴大聯合的情報、監測和偵察活動，從而阻遏對地區安全的挑戰並迅速作出反應，以及共享情報以應對網絡安全威脅。我們已締結開放天空協定，用以增進企業接觸和民眾聯係；啟動關於亞太事務的戰略對話，並作為阿富汗的兩個最大捐助國攜手合作。

同樣，我們與韓國的聯盟正在加強，操作上越來越一體化，並且繼續發展兩國的聯合能力，以阻遏和應對北韓的挑釁。我們已就一項計劃達成協議，確保操作控製權在戰時成功過渡，並預期《韓美自由貿易協定》（Korea-U.S. Free Trade Agreement）將獲順利通過。通過我們在20 國集團（G-20）與核安全峰會（Nuclear Security Summit）的合作，以及我們在海地和阿富汗的共同行動，我們的聯盟已走向全球化。

我們也在擴大與澳大利亞的聯盟，把我們的關係從一種太平洋夥伴關係擴展到跨越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夥伴關係，實際上，這已經是全球性的夥伴關係。從網絡安全到阿富汗，從阿拉伯覺醒到加強亞太的地區架構，澳大利亞的建議和投入都是不可或缺的。在東南亞，我們正在續延和加強與菲律賓和泰國的聯盟，例如增加艦船到訪菲律賓的次數，通過我們在棉蘭老島（Mindanao）的聯合特別行動隊（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Task Force）確保成功訓練菲律賓反恐部隊。在我們曆史最悠久的亞洲條約夥伴泰國，我們正努力建立太平洋地區的區域人道主義和賑災活動中樞。

在根據新的需要更新聯盟關係的同時，我們也在建立新的夥伴關係以解決共同麵臨的問題。我們主動擴展與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新西蘭、馬來西亞、蒙古、越南、文萊和太平洋島國的關係，這些都是更廣泛的努力的一部分，旨在確保美國在該地區奉行更全麵的戰略和參與。我們正邀請這些新夥伴與我們一起構建一套基於規則的區域及全球秩序並參與其中。

當然，這些新夥伴中最引人矚目的國家之一是中國。與以往獲得發展的許多國家一樣，作為美國幫助建立和努力維續的基於規則的開放係統的組成部份，中國也實現了繁榮發展。今天，與中國的關係是美國有史以來必須管理的最具挑戰性和影響最大的雙邊關係之一，需要進行審慎、穩定、動態的管理。我們對中國的方針是立足現實，注重成效，忠實於我們的原則和利益。

眾所周知，擔憂和誤解仍然在太平洋兩岸徘徊不去。我們國內的一些人把中國的進步視為對美國的威脅；而在中國的一些人擔心美國會試圖遏製中國的發展。我們反對上述兩種觀點。事實是，一個欣欣向榮的美國對中國有利；一個欣欣向榮的中國也對美國有利。通過合作而不是對抗，我們兩國均能顯著獲益。但是，不能僅靠願望來建設兩國關係。它需要我們雙方更加始終如一地把積極的言詞轉化成有效的合作，而且更關鍵的是，我們必須履行各自的全球責任與義務。今後我們之間的關係是否能發揮潛能正是取決於這些因素。我們也必須坦誠對待我們之間的分歧。在我們從事我們必須為之共同努力的緊迫工作時，我們將堅定並
果斷地解決這些問題。同時，我們也必須避免那些不切實際的期望。

在最近的兩年半中，我的重點工作之一是確定並擴大我們兩國具有共同利益的領域，與中國一起努力建立互信，並鼓勵中國在解決全球性難題時采取積極行動。這也是財政部長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和我啟動兩國間戰略與經濟對話（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的原因，這一對話把兩國的數十個機構匯集到一起，磋商最為緊迫的雙邊問題，包括安全、能源和人權問題在內，是兩國政府間迄今最具深度與廣度的對話。

我們還努力增加透明度，降低兩國軍隊之間發生誤判與失誤的風險。美國與國際社會看到了中國進行軍事現代化及擴充軍備的努力，我們希望中國澄清這樣做的意圖。兩國軍隊之間的交往可增進透明度，雙方都將從這種持久和實質性的交往中獲益。因此，我們期待北京克服時有的勉強態度，與我們一起努力建立一個可持久的軍隊與軍隊間的對話機製。此外，我們必須共同努力來加強戰略安全對話（Strategic Security Dialogue），這一對話把軍隊和文職領導人匯集到一起，討論諸如海事安全和網絡安全等敏感問題。

在我們共同努力建立互信的同時，我們決心與中國一起共同應對至關重要的地區性與全球性安全問題。因此，我經常——往往是在非正式場合——與我的中國同行戴秉國國務委員和楊潔篪外長會麵，就北韓、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問題以及南中國海的開發等重要挑戰進行坦率磋商。

在經濟領域，美國與中國必須密切合作以保障全球未來的強勁、可持續且平衡的發展。在全球經曆了金融危機後，美國與中國通過20 國集團有效地合作，合力把全球經濟從瀕於崩潰的境地挽回。我們必須繼續增進這種合作。美國企業需要公平的機會向中國日益擴大的市場出口，擴大出口將能增加在美國本土的就業機會，同時保證美國在中國的500 億美元投資能夠為有助於增強在全球的競爭力的新的市場和投資機會奠定一個穩固的基礎。同時，中國企業希望能夠從美國購買更多的高科技產品，在美國進行更多的投資，並獲得與市場經濟同等的準入條件。我們能夠為實現這些目標共同努力，但中國仍然需要采取重要的改革步驟。

具體而言，我們正在努力要求中國停止對美國和其他外國公司或它們的創新技術的不公平的歧視行為；撤除對本國企業的優惠待遇；並終止那些不利於甚或盜取外國知識產權的行為。我們希望中國采取步驟，允許人民幣對美元以及對中國其他主要貿易夥伴的貨幣的匯率更快地升值。我們相信，這些改革將不僅有利於我們兩國（這些改革步驟確實將有助於中國實現其包括擴大內需在內的五年計劃目標），同時還將有利於全球的經濟平衡和可預見性以及更廣泛的繁榮。

當然，我們已在公開和非公開場合十分明確地表示了我們對人權的嚴正關注。當我們看到有關公益律師、作家、藝術家和其他人員被拘留或失蹤的報道時，美國以公開和非公開的方式表達我們對人權的關注。我們向我們的中國同行指出，嚴格遵守國際法和實行更開放的政治體製將為中國奠定基礎，帶來更大的穩定與增長，並將增強中國的合作夥伴的信心。否則，中國將給自身發展造成不必要的限製。說到底，美中關係的發展沒有指導手冊可循。然而，利益攸關，不容失敗。我們在前進過程中，將繼續把同中國的關係置於一個更廣泛的地區性的安全同盟、經濟網絡和社會紐帶的框架內。

我們將與之密切合作的主要新興大國包括印度和印度尼西亞。這兩國也是亞洲最具活力的重要的民主大國。 奧巴馬政府謀求同兩國發展更廣泛、更深入和更明確的關係。從印度洋經馬六甲海峽到太平洋的這一海域分布著世界上最活躍的貿易和能源航道。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兩國人口總和已占世界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它們是全球經濟的關鍵動力，是美國的重要合作夥伴，並正在日益成為該地區和平與安全的核心貢獻者。它們的重要性很可能在未來與日俱增。

奧巴馬總統去年對印度國會表示，印度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是21 世紀具有決定意義的夥伴合作關係之一，並且基於共同的價值觀和利益。雙方都仍有一些障礙需要克服，有一些問題有待回答；但是，美國對印度的未來作出的戰略性預測是：印度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作用將有助於推進和平與安全；印度向世界開放市場將為實現地區乃至世界進一步繁榮鋪平道路；印度的科學技術進步將改善人民生活並在各地促進人類知識進步；印度充滿活力、多元的民主體製將帶來實際成果，改善本國人民的生活，同時激勵其他國家走上相似的開放與寬容之路。因此，奧巴馬政府擴大了我們的雙邊關係；積極支持印度的“東向”（Look East）努力，包括與印度和日本的新三邊對話；並且勾畫出一個以印度為支柱的經濟更融合、政治更穩定的南亞和中亞地區的新願景。

我們也在與印度尼西亞締結新的夥伴合作關係。印尼是世界第三大民主體，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同時也是20 國集團成員。我們已恢複了對印尼特種部隊的聯合培訓，並與該國簽署了數項衛生健康、教育交流、科學技術及防務協議。今年，應印尼政府之邀，美國將以奧巴馬總統為代表首次參加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不過，還有一段路程要走——我們必須共同努力消除一些官僚障礙、曆史遺留的猜疑以及在理解彼此視角與利益上的某些差異。

即便在我們強化這些雙邊關係的時候，我們也強調了多邊合作的重要性，因為我們認為，解決亞洲如今所麵臨的這類複雜的跨國挑戰需要一係列有能力采取集體行動的機構的參與。亞洲建立起一個更有力、更協調的地區構架將會加強規則與責任體製，包括保護知識產權和確保航運自由，而這將為有效的國際秩序奠定基礎。在多邊環境下，負責任的行為會贏得合法性並受到尊重，同時讓我們可以共同向破壞和平、穩定和繁榮的人追究責任。

因此，美國已經采取行動全麵接觸或參與該地區的多邊機製，如東南亞國家聯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和亞太經合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等。我們知道，我們與地區機製的合作旨在輔助而不是取代我們的雙邊關係。該地區要求美國在這些機製的議程製定中發揮積極作用——而這些機製富有效力且積極負責也同樣符合我們的利益。

因此，奧巴馬總統將於11 月第一次參加東亞峰會。作為一項基礎工作，美國已在雅加達設立了新的美國駐東盟使團，並與東盟簽署了《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我們把製定一項更加注重結果的議程作為重點，這對於解決南中國海爭端的努力起到了推動作用。在2010 年於河內舉行的東盟地區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上，美國幫助展開了一項地區性努力，保護各國不受阻礙地進入南中國海及在其間通航，支持在南中國海海域劃定領海界限的關鍵國際規則。鑒於世界二分之一的商用貨輪行經這片水域，這是一項影響重大的努力。在過去一年中，我們為保護我們在通航穩定和自由的切身利益方麵取得了長足進步，並為對南中國海提出所有權要求的各方展開持久的多邊外交鋪平了道路，努力確保按照國際法既定的原則和平解決爭端。

我們還努力加強亞太經合組織，使之成為一個致力於推進整個太平洋地區的經濟一體化和貿易聯係的實質性領導機構。在該組織去年大膽呼籲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之後，奧巴馬總統將於今年11 月在夏威夷主持召開2011 年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我們致力於鞏固亞太經合組織作為亞太地區首屈一指的區域經濟機構的作用，製定經濟議程，從而帶動發達和新興經濟體共同推動開放的貿易和投資，同時建設能力並加強監管機製。亞太經合組織及其從事的工作有助於擴大美國的出口以及在美國創造並扶持高質量的就業機會，同時促進整個亞太地區的經濟增長。亞太經合組織還提供了一項關鍵性手段，推進釋放婦女所擁有的經濟增長潛能的廣泛議程。在這方麵，美國致力於與我國的合作夥伴共同采取雄心勃勃的步驟，以加速“參與時代”（Participation Age）的到來——屆時每一個人，不分性別或其他特征，都成為為全球市場做出貢獻的重要成員。

除了對這些規模較大的多邊機製的承諾外，我們還付出了巨大努力，發起並召開一係列“小型多邊”會議，即希望解決具體問題的國家召開的小型會議，例如我們發起的湄公河下遊行動計劃（Lower Mekong Initiative）。該計劃支持柬埔寨、老撾、泰國和越南的教育、衛生和環境項目。再如太平洋島國論壇，我們在論壇上努力支持其成員應對從氣候變化到過度捕撈及通航自由等帶來的挑戰。我們還著手尋求與蒙古、印度尼西亞、日本、哈薩克斯坦和韓國等不同國家建立新的三邊關係的機會。我們也希望在亞太地區的三大強國中國、印度和美國之間推進協調和接觸。

通過所有這些不同的方式，我們力求塑造並參與一個反應迅速、靈活、有效的區域性架構，並確保它與一個更廣泛的全球架構連通，該架構不僅保護國際穩定和國際商貿，而且能推進我們的價值觀。

我們對亞太經合組織的經濟工作的重視與我們把經濟治理方略提升至美國外交政策一大支柱的更廣泛的承諾是一致的。經濟進步日益依賴牢固的外交關係，而外交進展則取決於牢固的經濟關係。注重增進美國的繁榮也自然而然地意味著更高度地注重太平洋地區的貿易和經濟開放。該地區的產出已超過全球總產出的一半，該地區的貿易也占全球總貿易的將近一半。在我們力爭實現奧巴馬總統到2015 年將出口翻一番的目標之時，我們正在尋求在亞洲擴大商務的機會。去年，美國對太平洋沿岸地區的出口總額為3200 億美元，支撐著85萬個就業崗位。因此，在我們審議此次重新定位時，有很多對我們有利的因素。

當我與我的亞洲同行們交談的時侯，總會有一個主題突顯出來：他們仍然希望美國在亞洲地區蓬勃發展的貿易和金融交往中成為一個參與其中並發揮創造性作用的合作夥伴。在我與我國各地企業界領導人的交談中，我了解到向亞洲蓬勃的市場擴大我們的出口和投資機會對美國是多麽的重要。

在今年3 月在華盛頓以及後來於7 月在香港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我闡述了我認為健康的經濟競爭應當具備的四個特征：開放、自由、透明、公平。通過我們在亞太地區的參與，我們正在幫助落實這些原則，並向世人展現出它們的價值。我們正在謀求達成新型的貿易協議，使之在開拓新市場的同時提升公平競爭的標準。例如，《韓國與美國自由貿易協定》（Korea-U.S. Free Trade Agreement）將在五年內取消美國95%的消費品和工業出口產品關稅，支持大約7 萬個美國就業崗位。僅消除關稅一項就可能為美國出口產品帶來100 億美元以上的增長，並促使韓國經濟增長6%。它將為美國汽車公司和員工打造出公平的競爭環境。所以，無論你們是美國機械製造商，還是韓國化學品出口商，這項協定都減少了阻礙你們獲得新客戶的壁壘。

我們在建立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方麵也取得了進展。它將使太平洋地區的經濟體——無論是發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匯聚一起，形成一個統一貿易體。我們的目標不隻是取得更大的增長，還要取得更好的增長。我們認為，貿易協議需要包含對工人、環境、知識產權和創新的嚴格保護。它們還應該促進信息技術的自由流動和綠色技術的推廣普及，提高我們的監管體係的協調性和供應鏈的效率。我們取得的進步最終要以人民的生活質量為衡量尺度——要看男女公民能否有尊嚴地工作、獲得體麵的報酬、撫養健康的家庭、教育子女、並且能夠掌握機會改善自己和下一代的命運。我們希望，具有高標準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能夠成為今後各種協議的一個基準——並且發展成帶來更廣泛的地區互動的平台，最終形成亞太自由貿易區。

取得我們貿易關係中的平衡需要有雙向的承諾。這是平衡的本質所在——它不能單方麵強加於人。因此，我們正在通過亞太經合組織、20 國集團和我們的各種雙邊關係提倡進一步開放市場、減少出口限製、增加透明度、以及對於公平的整體承諾。美國的企業和工人需要對他們在一個公平競爭環境中經營抱有信心，從知識產權到自主創新——一切都有可循之規。

亞洲經濟在過去10年裏的非凡增長及其在未來持續增長的潛力依賴於長期的安全與穩定，美國軍隊——包括5 萬多名在日本和韓國服役的美國男女軍人——為提供這項保障做出了貢獻。今天這個快速變化的地區所麵臨的各種挑戰——從領土和海事爭端、對航行自由的新威脅、直至自然災害加劇的影響——要求美國奉行一個在地理分布上更合理、運作上更具彈性、政治上更可持續的軍力態勢。我們正在把與東北亞地區傳統盟友的基地安排現代化——我們對此的承諾堅如磐石；與此同時，我們正在加強我們在東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存在。例如，美國將在新加坡部署美國瀕海戰鬥艦（U.S. Littoral Combat Ships），我們還在研究增加我們兩國軍隊協同訓練和行動機會的其他途徑。美國和澳大利亞今年同意探索如何擴大美國在澳大利亞的軍事部署，以增加更多的聯合訓練和演習機會。我們還在審視如何能夠增加我們在東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行動通道及深化我們與盟國和合作夥伴的接觸。

如果我們要適應在該地區麵臨的新挑戰，如何把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間日益增長的關係變成一個操作性理念是我們需要回答的一個問題。在這一背景下，在整個地區作出更廣的軍事部署將提供極為重要的有利條件。美國將能更好地支持人道救援；同樣重要的是，與更多的盟國和夥伴開展合作將提供更強大的保障，以應對各種威脅或破壞地區和平與穩定的行為。與我們的軍事力量或經濟規模相比，我們作為一個國家所擁有的最有影響力的資產是我們的價值觀的巨大威力，特別是我們對民主與人權的堅定不移的支持。它顯現了我們最深厚的民族性格，是我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包括我們向亞太地區的戰略轉移。

在我們深化與在這些問題上和我們持有不同觀點的夥伴的接觸時，我們將繼續敦促他們實施改善國家治理、保護人權和推進政治自由的改革。例如，我們向越南明確表示，我們發展戰略夥伴關係的強烈願望要求它必須采取步驟進一步保護人權和推進政治自由。再如緬甸，我們決心對那裏侵犯人權的行為追究責任。我們密切關注內比都（Nay Pyi Taw）的局勢發展及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與政府領導層之間不斷增加的互動。我們向緬甸政府強調，必須釋放政治犯，推進政治自由和人權，同過去的政策決裂。至於北韓，平壤政權一貫漠視其人民的權利，我們繼續有力地公開譴責北韓對地區與世界構成的威脅。我們不能也不會尋求將我們的製度強加給別的國家，但我們堅持認為，某些價值觀是普遍的——為包括亞洲在內的全世界每個國家的人民所珍視——這些價值觀是建設穩定、和平和繁榮的國家不可或缺的條件。最終，應由亞洲人民來追求自己的權利和願望，就像我們在全世界看到的一樣。

在過去10 年中，我國外交政策經曆了轉型，從處理後冷戰時期的和平紅利到履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出的巨大承諾。隨著這兩場戰爭逐漸平息，我們將需要加快轉折，以適應新的全球現實。

我們知道這些新的現實要求我們創新、競爭和以新的方式發揮領導作用。我們不應減少對世界事務的參與，而是需要奮勇向前，繼續發揮領導作用。毫無疑問，在資源稀缺的時期，我們需要明智地使用這些資源，以期獲取最大的回報。這就是為什麽亞太地區在21 世紀為我們提供真正的機遇的原因。

當然，其他地區依然十分重要。我國多數傳統盟國所在的歐洲仍然是我們首先依賴的夥伴，在幾乎每一個緊迫的全球挑戰中都與美國並肩努力，我們也正為更新我們的同盟架構投入資源。中東北非人民正在規劃一條新的道路，並已產生意義深遠的全球影響。隨著這一地區發生深刻變化，美國正致力於與之建立積極長久的夥伴關係。在經濟與政治發展方麵，非洲在未來年代中擁有尚未挖掘的巨大潛力。另外，我們在西半球的鄰國不僅是我們最大的出口貿易夥伴，而且在全球經濟與政治事務中也正在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所有這些地區都需要美國的參與和領導。

我們已經做好發揮領導作用的準備。我知道，有一些人對我們能否在世界上長期保持力量表示懷疑。我們以前就聽到過這種言論。越戰結束時曾出現一個盛極一時的全球評論員行業，他們竭力宣揚美國在退卻，這種論調每幾十年就出現一次。但是，無論美國在何時經曆挫折，我們都通過發明和創新渡過難關。在現代史上，我們的複興能力是無與倫比的。它植根於我們的自由民主和自由創業模式，今天，這個模式仍然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的繁榮與進步的源泉。不管我去哪裏，人們都告訴我世界依然期待美國發揮領導作用。我們的軍力遙遙領先，我們的經濟規模遠超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我們的工人擁有最強的生產力，我們的
大學飲譽全球。因此，毫無疑問，美國有能力在本世紀保障和延續我們的全球領導地位，正如上個世紀一樣。

在我們向前推進、為今後60 年在亞太地區的參與奠定基礎之際，我們不忘過去60 年中主導了這種參與的兩黨傳統。目前，我們專注於在國內必須采取的步驟——增加儲蓄、改革金融體係、減少對舉債的依賴、化解兩黨的爭議——以獲得和保持我們在國外的領導地位。這種轉折遠非易事，但我們在過去兩年半的時間裏已經為之鋪平了道路，我們有決心完成這個轉折，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外交努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