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第十年 專訪副總幹事

今年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第十年。入世十年給中國帶來諸多變化，得益於貿易的增長，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隨之而來的並非都是好消息，中國商務部不止一次表示中國已經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者。截至2010年，中國已經連續16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連續5年成為全球遭遇反補貼最多的國家。

在大連出席夏季達沃斯論壇期間，WTO副總幹事Alejandro Jara接受本報記者專訪。Jara從事貿易政策工作已經長達35年，在成為世貿組織副總幹事之前，他是智利駐WTO的代表，參與過和中國的雙邊談判，當時就期望中國能早日加入WTO。

Jara用“驚人”來形容中國入世十周年表現，他認為中國在短時間內實現了在WTO內部的平穩融合，並發展成為主要參與者。

對於WTO眼下最大關切——多哈回合談判，他坦言談判現在已經進入僵局，今年已經無法完成。雖然區域合作的加強導致人們對多哈回合談判的熱情降低，但Jara依然認為WTO有它不可代替的地方。“有些事情不能僅通過雙邊來解決。”他說。

每個貿易措施都會涉及政治

《21世紀》：中國加入WTO已經有十年時間了，你如何總結中國在過去十年的表現？

Alejandro Jara：對於中國的表現有很多衡量的方式，我想用一個詞：驚人的。我從未見過哪個國家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融入了一個複雜的係統。融入的過程很順利，但也不是說沒有問題。毫無疑問，中國的貿易實現了巨大增長。貿易越多，問題也就越多。不想遭遇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不要進行貿易。

中國不僅貿易實現了增長，也更多地參與到了WTO的體係中來，在參與和尋找解決方案的過程中表現出了機智、建設性、創造力和活力。中國已經成為WTO的主要關鍵國家。

《21世紀》：中國已經從新手發展成為主要關鍵國家了？

Alejandro Jara：15年前，WTO的核心國家是美國、歐盟、加拿大和日本；四年前是美國、歐盟、印度和巴西；現在有五個，多了一個中國。有人甚至提出了G2的概念。

《21世紀》：你認同G2的概念嗎？

Alejandro Jara：對於G2、G4、G5這些概念，我提不上是讚同還是反對。WTO是一個多邊機構，它的決定是基於各方共識。不管討論的形式為何，隻要它有助於建設共識，都是受到歡迎的。但大家要看到問題所在，是誰的問題，並努力解決問題。問題不在於形式，而在於達成共識的效率。

《21世紀》：中國商務部方麵認為，中國已經成為貿易保護主義最大受害國，你讚同嗎？

Alejandro Jara：對於政府實施的措施，尤其是限製貿易的措施，並不關乎合法與否，這些措施都經過授權。從數字上來說，中國是受這些措施影響最多的國家。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采取這些措施的國家主要是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國、歐盟。

《21世紀》：不久前，WTO駁回了中國對美國輪胎特保案的上訴，你怎麽看此案？

Alejandro Jara：我們有一套爭端解決機製，秘書處負責實施這個機製，我不能回答具體案例的問題。

《21世紀》：你是否認為這個案例有政治因素牽涉其中？有這樣一種看法，認為奧巴馬是為了轉移國內政治壓力發起了輪胎特保措施？

Alejandro Jara：從不同程度上說，每個貿易措施都會涉及政治，無論是好是壞。如果你告訴我某個案件和政治有關，我也不會驚訝。最終做出決定的都是政治人物，他們有政治責任，政治因素會牽涉其中。

《21世紀》：鑒於全球經濟放緩，貿易保護主義有抬頭的趨勢，你是否對此感到擔心？

Alejandro Jara：我們注意到了全球經濟放緩的問題，這意味著更少的消費、生產、投資和貿易，這會導致失業率增加這種社會災難。我們看到經濟已經出現一些複蘇的跡象，但這不會自動提升就業率，這便造成了問題。失業率帶來了保護主義的壓力，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每個地方。我們看到了一些限製性政策，它們可能影響了一兩個經濟體，但事實上從全球範圍的貿易來說，這隻是占了世界貿易的一小部分。

第二，大部分這些措施都已經被WTO協議所預見，因此這些措施在某些情況下並不能得以實施。它們都在控製之下，因為它們會受到挑戰。雖然看到更多的限製政策在被運用讓人不安，但是其實並不比過去多。

《21世紀》：WTO能阻止貿易保護主義嗎？

Alejandro Jara：WTO能幫助政府不做愚蠢的事情。

多哈回合今年無法完成

《21世紀》：今年原本是多哈回合談判結束的期限，你現在對它感到樂觀嗎？

Alejandro Jara：不同政府和團體在去年舉行了高層次會談，各國領導人和部長都在說希望今年能夠結束談判。我們在日內瓦進行了很多努力，希望能夠使之成為可能。現在的結論是，我們不能在今年完成了。這不是樂觀、悲觀的事情，現實就是我們不能在今年完成了。不是因為我們需要更多的時間，而是因為一些關鍵政府認為它們內部的分歧太大，又找不到化解分歧的途徑。我們需要建立程序，找到推動各國前進的基礎，進入談判的最後階段，這還需要一些時間。

《21世紀》：你是否認為多哈回合談判已經陷入僵局？

Alejandro Jara：是的，因為我們無法進入談判的最後階段，我們未能達成共識，尤其是在一些關鍵國家中，比如美國、歐盟、中國、印度和巴西。

《21世紀》：完成多哈回合的最大障礙是什麽？

Alejandro Jara：你需要找到平衡。在多哈回合談判中，我們試圖第一次實現農業貿易的自由化。這意味著消除、減少很多農業方麵的補助，尤其是在工業化國家。為了使之成為可能，你需要找到平衡，使農業方麵付出的代價能夠從其他方麵得到彌補。現在這種平衡還沒找到。沒有人能夠得到他想要的所有東西，可能需要比他們事先準備的付出得更多。在這一過程中，各方需要表現得更加靈活和富創造力，也需要現實主義。

《21世紀》：有人認為壞的協議總好過沒有協議，也有人認為寧可不要協議也不要一份壞的協議，你會選哪一個？

Alejandro Jara：什麽是好，什麽是壞取決於不同人的眼光。因此，對一方好的協議可能對另一方卻是壞的，對一個國家農業來說壞的協議可能有助於它的服務業和工業。

《21世紀》：你如何評價中國在多哈回合談判中扮演的角色？

Alejandro Jara：中國在很大程度上開放了它的經濟，它還可以做得更多，如同它在雙邊問題上如建設自貿區表現的那樣。中國從多邊貿易體係獲得了很多好處，它也在成為一個重要的投資者。中國需要做的是建設更好的市場、更好的規則。中國不僅要為多哈回合談判做出更多貢獻而努力，也需要追求它自己的利益。中國已經表現出了積極、建設性的一麵，現在隻需要繼續如此，在成員國之間尋找共識。

《21世紀》：區域性合作正日益受到重視，地區合作的加強是否導致人們對多哈談判期望值降低？

Alejandro Jara：兩個國家之間或者是國家群體之間討論自由貿易協定，這樣的例子會越來越多，因為這些國家想實現貿易自由化，打開市場。其次，這些國家不想遭到歧視。打個比方，韓國和美國開始談判，歐盟也會緊隨其後，因為他們擔心失去韓國市場，這樣一個接著一個。這些並非壞事，因為這有助於實現經濟自由化。不過意識到另外一些事情同樣重要，有一些事情出於政治原因不能通過雙邊來完成。當你麵對一個對農業實行高度保護的國家，你不能實現貿易和農業自由化，你唯一能做的是在WTO尋找解決方案。

《21世紀》：現在大家經常會討論對國際機構進行改革，你是否認為WTO需要像IMF那樣進行改革？

Alejandro Jara：WTO是一個新的機構，它於1995年在關貿總協定的基礎上建立。我們在15年前才重新改造了自己。其次，多邊貿易體係傳統上就是靈活的，它一直在演變。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的程序和實踐可能出現，打破過去。但現在我不認為WTO需要改革，現在一切都還好。其實幾乎每個星期我都能看到小的變化在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