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文在在境內外引起較大反響！西方網民炸鍋

中國新華社社長李從軍的《構建國際輿論新秩序》一文在《華爾街日報》刊登後,在境內外網站上引起較大反響。西方網民作出不同評論,而國內網民則一致表示支持。

    在境外相關網站上,有西方網民對文章觀點表示認同,也有一些表示不同看法的帖文。《華爾街日報》網站上署名“哈裏·劉易斯”、“斯圖爾特·厄本”、“馬克·安托斯”、“克萊·庫克西”的跟帖,質疑倡導建立世界媒體新秩序的動機,聲稱不能在傳媒領域“給中國權力”。

    以“勞倫斯·弗羅穆”為代表的一些網民鼓吹在思想和信息領域的“達爾文主義”,稱西方媒體支配國際輿論的情況是所謂“自由市場”決定的,各家媒體在進行“成王敗寇”的競爭,西方媒體因其提供的新聞“物美價廉”而占據了市場。

    署名“保羅·庫珀”的網民與他在帖文中所主張的“新聞自由”相矛盾,直接指責《華爾街日報》刊登新華社社長的文章是“冒犯讀者”。但他的言論遭到不少網民批駁。署名“唐娜·肖”的網民認為,《華爾街日報》刊登這篇文章具有啟發意義,了解對方的想法終歸是好事。“我覺得這篇文章非常有趣是因為在這裏,我們每天也都在抱怨媒體不公正。”署名“伊恩·約翰遜”的網民則呼籲:所有國家的媒體都應有權平等參與國際交流。

    《構建國際輿論新秩序》一文被國內網站轉載後,國內網民普遍認為這篇文章具有重要意義,有助於中國搶占國際輿論製高點。網民“鬆賧”說,這篇文章“有可能載入新聞輿論傳播史冊”。網民“樊凡”認為,文章字裏行間“充滿了一個新聞機構的技巧和內涵”。網民“江山多嬌”說,文章表達的觀點堅守了中國的世界責任,體現了中國倡導世界和諧發展的理念,道出了中國對國際輿論新秩序的追求。網民“ARK”說,搶占國際輿論高地,對於一個發展中的實體很重要,避免被誤讀、被抹黑,就需要一個相對公平、寬鬆的環境。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清水正夫對新華社記者表示,她非常讚同文章提出的各國交流及媒體傳播方麵不平等的問題。她認為,最近世界上發生的一些事件,凸顯了“媒體超級大國”在新聞報道方麵存在的不足,現在急需讓更多不同的聲音傳播出去。

    清水說,這篇文章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是件“令人鼓舞和振奮”的事,這表明此問題的重要性得到了認可,同時也使人們對改進國際傳播管理的必要性予以關注。她還認為,文章更重要的意義還在於,被視作經濟大國的中國,正準備通過媒體邁出擴大全球影響力的重要一步。

    聯合國記者協會主席、意大利新聞集團常駐聯合國特約記者皮奧利在致新華社的電子郵件中說,文章提出了一個“令人非常感興趣的問題”,也指出了當前國際信息傳播的現狀,這為展開相關討論開了個好頭。他表示希望李先生今後能再寫文章,詳細論述聯合國及其有關機構在這方麵應發揮什麽樣的具體作用的問題。

    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肖倫斯坦媒體、政治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瓊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李從軍社長提出的實現傳媒交流的目標“是有價值的”。他同時認為“國際信息傳播主要呈從西方和北半球流向東方和南半球的流通狀態”的看法是準確的。關於文章中提出的建立世界媒體新秩序的主張,瓊斯認為,這種表述“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現在的關鍵是以何種方式去實現這一理想。

構建國際傳媒新秩序

李從軍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聯合國的成立，世界建立了新的國際秩序。60多年來，國際社會通過努力，已經構建了一套更加平衡、公正和理性的政治經濟秩序。


不幸的是，管轄國際傳媒秩序的規則落後於時代，特別是與政治經濟規則的變化相比。這種差距首先體現於國際傳播中的極不公平現象。信息基本上是單向流動的：從西到東，從北到南，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


198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第21次大會討論了國際新聞報道中的不平衡與不公平現象，並呼籲建立新的國際大眾傳播秩序。多年來，包括很多西方人士在內，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已經提出改革方案，他們相信，現有秩序離公正、理性和平衡還有很遠的距離。


在這個互相依賴的世界中，人類社會需要有一套更加文明的國際大眾傳播規則。這讓我想起本人十分喜歡的橋牌。現代橋牌被叫做“定約式橋牌”(contract bridge)，意思是參與者受合約約束，整個遊戲就是一個叫牌過程。在這裏，信息交流是否明智、有效，取決於是否以公平、公正的方式進行協作與溝通。


早期橋牌被叫做“bridge-whist”或曰“straight bridge”，跟定約橋牌不一樣。“bridge-whist”中沒有叫牌，整個遊戲就隻是賭博，使參與者很難溝通。現代橋牌是多年來逐步修改規則後形成的。


從某種意義上講，因為缺乏公正的“定約”與“博弈”，連接現代信息流動與國際傳媒的“橋”正在坍塌。這種情況與當代世界是不兼容的。不公正、不理性的秩序不利於國際傳媒行業的可持續發展，並會加劇當今世界的諸多問題。我們需要通過規則的改變，著手從事一場建設性的改革，來重建傳播橋梁，讓傳媒行業在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過程中發生更積極的作用。


價值觀的改變應當貫徹四項原則：


公平：這要求各國傳媒機構都有權平等參與國際傳播。反過來，這些傳媒機構應當提供全麵、客觀、公平、平衡和準確的報道，以最大化地減少歧視和偏見。


多贏：應創造條件允許不同國家的傳媒機構一起分享信息與傳播行業的發展成果，在國際大眾傳播之中發揮更積極作用，並扭轉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不平衡態勢。


包容：要保持世界的多樣性，傳媒必須尊重不同國家獨特的文化、習俗、信仰和價值觀；努力消除疑慮，消除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間的屏障；增強對話與溝通；求同存異。


責任：傳媒機構既要確保公開、透明，以推進一個開放社會的構建，同時也應保持理性和建設性，讓大眾傳播成為一個推動社會進步的積極力量。


我們還應當繼續完善規則、探索國際傳播新機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應當在聯合國框架下積極協商並解決問題。但是，有必要繼續完善規則，並在條件成熟時探索一個長遠的非政府機製來協調全球傳媒行業，比如建立一個“傳媒聯合國”。這可以成為全球傳媒交流、協商的機製，並且有可能演變成一個發揮協調、甚至仲裁作用的機構。


拿體育來打個比方，或許有助於解釋我的意思。乒乓球在20世紀70年代中美恢複外交關係的過程中發揮了特殊作用，現在被稱為中國的“國球”。許多年來，中國乒乓球運動員在幾乎所有國際大賽中都取得了冠軍。這就形成了一個悖論：一個團隊變得越強大，它就越是希望維持地位並不斷提高。但在一個團隊太長時間內所向無敵之後，就沒有多少人願意與之競爭。


從長遠來看，中國享有如此優勢的乒乓球運動，其吸引力將會越來越小，生存能力將越來越弱，最終有可能被將來的奧運會拋棄。事實上，乒乓球運動已在過去20年經曆了一係列重大的規則改革。2000年悉尼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之後，原來的38毫米球被40毫米球取代，原來21分記分製被改為11分製。這些旨在限製“超級球員”優勢的改革，增強了乒乓球運動對於其他國家球員的吸引力。


“限製超級大國”、“保持均勢”的理論同樣適用於傳媒。扭轉發展中國家傳媒的邊緣化趨勢、改變其欠發達狀態、增強它們在國際傳媒市場中的表達權，是時候了。為此，需要建立一套國際合作、交流與協調的機製，並加大對發展中國家傳媒的資金與技術支持。


在發現雙螺旋結構接近50年過後，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在他的《DNA：生命之謎》(DNA: The Secret of Life)一書中說，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發現，人類基因的構成是相似的。我們的共同之處，遠遠超過任何可能導致我們分道揚鑣的或有鴻溝。


和基因的轉錄與表達一樣，信息流動在文明的進步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重新設定國際傳媒行業的規則和秩序，是對國際關係民主化趨勢的適應。有了多元化的表達和信息流動，我們就可以修補破損的跨文化交流橋梁，修建一條通向未來的信息之路。


http://cn.wsj.com/gb/20110602/opn085058.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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