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 ：抨擊中國是弱者的行為

China Bashing is for Losers
Shikha Dalmia
 

在大選季，抨擊中國變成了一項兩黨都比較熱衷的運動。但是，即使抨擊者根本不在乎打擊美國第二大貿易夥伴的經濟因素，也應該考慮一下政治影響：如果他們依靠推銷這種錯誤的經濟理念而入主白宮，為了能夠繼續待在那裏，他們遲早也會得出正確的結論。這種保護主義從來沒有，也將不會真正奏效。

每次選舉都需要一個外國惡棍的存在。在奧迪德搞定了阿拉伯世界的威脅之後，我們的政治家們把目光轉向了遠東地區。實話說，中國的獨裁政體不會選擇這個時機停止出口那些風力發電機和太陽能等設備中需要的稀有金屬，這對他們自身沒有好處。而且，削減與中國的貿易對美國萎靡不振的經濟所產生的提升作用，就像一隻發情的母狗對一隻閹割的公狗所起到的作用一樣。

然而，這些事實並未讓民主黨人停止糾纏這些問題。民主黨密歇根地方候選人Virg Bernero把他的對手Rick Snyder叫做“首席外包官”（哈哈）。Snyder先生的罪名是，作為一名成功的商人投資了一家半導體公司，這家公司曾經在深圳雇用了5名（5名！）員工向中國大陸銷售產品。換句話說，現在不僅向中國買東西是一種罪行，向中國賣東西也是一種罪！（Bernero是在哪裏學到的這種貿易理論？在金正日的自給自足教育體係中嗎？）

Bernero的態度在民主黨中並不鮮見。加利福尼亞的Barbara Boxer譴責她的競爭對手惠普前CEO Carly Fiorina，說她把數千個工作崗位外包給“上海而不是聖何塞”；參議院發言人Speaker Harry說Sharron Angle是“外國工人最親密的朋友”；競選參議院職位的康涅狄格州首席檢察官Richard Blumenthal曾經對自己在越南服役的經曆說謊，他挺身而出攻擊自己的對手——世界摔跤聯盟前CEO，說她把美國的就業崗位“外包”給海外，因為她的公司使用的是中國生產的玩偶，而不是美國生產的。

如果說民主黨對貿易行為的敵視是其長久以來對美國工會組織的鍾情所致，那麽共和黨這群自由市場規則忠實的信奉者們對此又做何解釋呢？在競選過程中，他們也選擇使用抨擊中國的手段來打擊民主黨。在西弗吉尼亞，競選總統的共和黨人Spike Maynard發布了攻擊對手的電視宣傳片。整個片子背景用亞洲音樂襯托，主題是嚴厲斥責競爭對手把刺激資金發放給一家得克薩斯的公司，而這家公司恰好向中國購買了一些風力設備。與此同時弗吉尼亞共和黨人Robert Hurt譴責Tom Perriell，說他支持給那些“為中國創造就業機會”的公司減稅。

不過，或許我們的責備不應當落在這些狗奴才的身上，他們隻不過是在利用白宮現任政府的過激行為來積蓄自己的資本：過去一年來，美國政府一直在譴責中國刻意壓低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並且威脅要認定這是操縱匯率的行為。有些人或許認為，經過人工幹預的人民幣匯率其實是送給美國納稅人的一份大禮，因為它降低了美國向中國償還大筆借款的成本。可惜本屆政府不這麽認為，它認為過低的人民幣匯率是美國對中國貿易赤字擴大的罪魁禍首，而且還減少了出口型產業的工作崗位。

這種別有用心的說詞無疑轉移了人們對政府在其它方麵的措施失敗的關注，比如在投入了1萬億美元的刺激資金之後，美國失業率沒有絲毫的改善。事實是，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更高的人民幣匯率等於更低的貿易逆差。Cato研究院貿易政策分析師Dan Ikenson指出，在2005年到2008年之間，人民幣升值了21％，但是貿易逆差不但沒有下降，反而上升了660億美元。為什麽？因為更強大的人民幣雖然提高了中國產品的美元價格，它同時還降低了外國原材料的人民幣價格，這讓中國的生產企業能夠更好地控製產品的成本。

出口創造本土就業，進口減少本土就業，這種重商主義的錯誤觀點早在200年前就被亞當史密斯輕易地駁斥了。早先的時候，這個理論似乎還可以讓人產生一些本能的認同感。但現在則是徹底的錯誤，因為產品的生產鏈跨越了全球。實際上，鑒於目前存在的這種錯綜複雜的全球勞動分布，“中國製造”已經成為了官僚主義虛構的一個概念。

讓我們用IPod舉例。它的設計地點在美國，451個部件在十數個國家生產。但僅僅因為它是在中國最終組裝的，所以就被官方算作是中國進口商品，同時也是美國貿易逆差的罪犯之一——而根本不去考慮中國在IPod150美元價值中隻占了4美元。為了抑製逆差而向IPod征稅，不僅會影響北京組裝工廠中的就業崗位，而且美國Cupertino（蘋果總部所在地）電腦實驗室的工作崗位也會受到影響。

如果說增加中國產品的貿易壁壘會傷害到美國高收入的技術人員，那麽它還會更嚴重地傷害到美國的工人階級。

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Christian Broda的研究成果與我們先入為主的印象大相徑庭，他發現這個國家收入分配不均的現象正在減少——而不是上升，這完全得益於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在1994到2005年間，每一次收入分配不平均的動因都被貧困家庭消費產品價格的下降所抵消。實際上，10％美國最富有的家庭消費更多的服務，而10％最貧困的家庭更多地消費中國的出口商品，前者收入的通脹率比後者高出6％。Broda指出：“在沒有中國人介入的商業領域，通貨膨脹普遍超過了20％。”簡而言之，中國對美國貧困人群所提供的幫助超過了那些經濟刺激計劃、問題資產救助計劃和山姆大叔發明的所有其它計劃的效果。

澄清了以上問題之後，我們不得不選擇從政治角度看待抨擊中國的愚蠢行為。毫無疑問，高呼中國應當停止從“美國人”手中搶走工作崗位，的確對選民有強大的鼓動效果。但是，候選人需要考慮一下：選民的想法變幻莫測，他們或許一時會被你糟糕的主意所說服，甚至因此投了你一票。但是最終，如果這些主意沒有產生他們預期的效果，選民可不會後悔自己當初的決定，他們會轉而攻擊你。在一個民主製的國家中，選民的結果導向性行為是無情的、非理性的。

共和黨和民主黨在角逐登上一個反華舞台的過程中為自己撒下了毀滅的種子。他們不應當誹謗中國，而是應當為他們自己，也為美國經濟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方法就是宣揚與中國貿易的好處。與中國開展更開明的合作不但有絕好的經濟動因，也有絕好的政治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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