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旭：中國需要第二次開眼看世界 座談會上的發言

戴旭：中國需要第二次開眼看世界




　　我非常同意喬良將軍的一個說法：我們國家沒有國家戰略。再往下延伸，也就沒有軍事戰略，所有的行業發展也都沒有戰略，我們可以從很多具體的方麵感受到這一點。古人說，不能謀全局者不能謀一隅，不能謀萬世的不能謀一時。我們有一句話叫“摸著石頭過河”，“摸著石頭過河”本身就是沒有戰略的表現。中國沒有戰略不應該，所有大國當中已經改革崛起的，都有國家戰略。中國已經摸著石頭過河失敗了一次，不應該再摸著石頭過河。沒有戰略文化、沒有戰略意識，導致了不僅是中國的普通國民，就是精英學者也這樣，盲目地說中國如何如何強大。
　　
　　前不久社科院公布了一個軍力報告，中國軍力世界第二，綜合國力世界第七。國力第七，軍力怎麽可能是第二呢？軍力就是穿著軍裝的國力，這種評價反映了目前這些人的評價體係的盲目，這個盲目來源於國家根本沒有戰略。
　　
　　再說我們的學者也在那兒說，我們GDP是世界第二，我們和美國是世界第二強國和第一強國的關係。我後來寫了一篇長文反擊這個觀點，我說GDP不是判斷一個大國的標誌，按照一個世界最著名經濟學家的分析，清朝以前，中國GDP兩千年一直保持世界第一，在清朝還是世界第一，這個第一到什麽程度呢？相當於今天的美國，33%，占世界的1/3，1840年的時候，英國占5%。我提出一個疑問，為什麽中國GDP比英國多6倍，中國不去瓜分英國，而被英國瓜分了？1894年，中國的GDP比日本多5倍，你為什麽不把日本打敗，把琉球拿回來，中國反而被日本打敗了？這些問題，他們統統回答不上來，隻知道悶頭說GDP。
　　
　　今天，我們不應該僅從地緣的角度考慮問題，但是我們可以把國家擬人化，因為人活在時間和空間當中，國家也是一樣，拿破侖說過，所謂戰略不過就是空間和時間的藝術。
　　
　　戰爭不一定都通過軍隊來進行，不一定都是軍事，孫子說上兵伐謀，第四個階段才動軍隊。我們現在理解，大國之間沒有戰爭，其實戰爭天天都在進行，沒有戰爭，蘇聯怎麽解體的？戰爭不一定就是開槍，開槍是最沒有用的戰爭，那是最後一個象征性的，我們要用更宏觀的思維、更宏觀的視野思考國家的問題。比如你的外匯就等於你國家的兵力，美國也是在用它的經濟力量，在用它的技術力量征服全世界。我們今天的金融呢？我們龐大的外匯大軍被美國殲滅，不僅殲滅，整體俘虜，美國用我們中國的錢，到中國來，收購中國的企業，控製中國的農業，控製中國的銀行，28個方麵的行業，控製中國21個，用你的錢控製你的國家。反過來我們用這些錢幹什麽，進入我們的股市，進入我們的房市，然後再打擊中國人民的財富。
　　
　　具體到丁力先生的作品，我有幾個觀點，第一，像喬良將軍說的一樣，是一個裏程碑的著作。我覺得它主要是他打破了一個學術的禁區，改變了目前學術理論隻能由學術中人寫的現狀。國家學術界有一個現象，就是學霸，他搞哪個領域的研究，任何人不得碰，你涉及這個領域的問題，他說你是非主流，貶低你壓製你。我參加過一些所謂正統的學術會議，幾乎沒聽到什麽像樣的觀點，在我感覺，大部分全是空話、套話，總體來說不是人話。丁力先生打破了這樣一個禁區，平常人也可以寫這個東西，這個回歸了本來麵目，“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第二，這樣一本書，我認為具有第二次“開眼看世界”的意義。現在我們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大家都在看眼前的東西，整個國家的國民追求眼前的利益，這個時候眼光向內，思維向內，由於國家沒有戰略，再加上學者不思進取，這樣一個亂局當中，如果把國家比作軍隊，那就是一個沒有目的的行軍。丁力先生這本書至少是一個瞭望塔，就是給我們中國人一種意識，一種自覺，就是我們應該重新再看一次外部世界是什麽樣。
　　
　　最初清朝的時候，出現過一批人，睜開眼睛看世界，在今天，我們又到了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時代。今天我們處於各種各樣、有形無形的禁忌中，導致我們忽略了我們的外部，不知道我們今天外部的世界是什麽樣子。我最近寫的一個東西《C型包圍》，實際和《地緣大戰略》有相似的地方。《C型包圍》寫的是從日本列島到蒙古，在我們30年來改革開放的同時，美國也沒有閑著，美國做的事情就是沿著所謂的新月型包圍圈對中國進行陸地包圍，海上包圍到日本為止，陸地包圍圈從印度展開，一直沿巴基斯坦、阿富汗，到中亞，然後再向蒙古延伸，實際上現在就剩下俄羅斯的東部和朝鮮半島這個地方，還沒有完全圍住；隨著下一步美朝關係的改善，可能形成進一步對中國不利的結果，那中國就是被O型包圍，書的價值就在這兒。中國處於即將被完全合圍的包圍下，我們很多學者還在做什麽大國的夢。我認為他們在做夢，這是一種幻覺，是曆史的回光返照。這個時候到底中國是一個什麽樣的國家，中國會有什麽樣的前途，會麵臨什麽樣的危機，這個事情有必要重新看世界，隻有看到外部，才能看清自己。
　　
　　國家也好，個人也好，都是在比較當中才能準確定位自己。去年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舉國一片歌頌的時候，我寫過一篇文章，我說要在曆史和世界的坐標係中定義中國的改革開放，結果所有的地方不給我發表，包括內部學術刊物也不發表。我對比了一下，一是中國改革開放與洋務運動的比較，二是中國與日本明治維新的比較，然後與美國崛起的比較，與其他大國崛起的比較，但發表不了，這是我們現今學術禁區出現的怪異，他不允許這些東西出現，不允許探討。丁力先生打破了一個學術禁區，平常人也可以談大問題，出版社也做了一個好事情，不僅有人寫，還有人出版，對與錯這個不重要，重要是把聲音說出來，可以探討，可以爭鳴，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戴旭在《地緣大戰略》出版座談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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