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航天》專訪中國空軍空投氫彈人

美國《航天》專訪中國空軍空投氫彈人楊國祥




當你的任務是去投擲一枚核炸彈時，你返回基地時最好不要把核炸彈也一起帶回來。但是將核但彈帶回基地這件事就在1971年發生在楊國祥身上。楊國祥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的一位飛行員。他把他那令人驚悚的往事講述給Bob Bergin。Bob Bergin是前美國駐外使領館職員，他寫了很多中國和東南亞的航空曆史故事。在2009年初他在雲南昆明采訪了楊國祥先生。

《航天》：您出生於雲南一個偏遠山區，您是怎麽成為一名飛行員的？

楊：我小時候和讀書的時候，中國正處於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學讀書的時候我和地下黨有聯係，並且加入了共青團。到1949年我正式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同年中國空軍成立。那時侯我們飛行員很少，空軍建立了航校來培養飛行員。當時我所在部隊有1000人報名參加空軍，我就是其中之一，一共選了包括我再內6人去昆明體檢。體檢之後我們6個人隻有我過關了。

1950年2月我被送到北京，從那裏又到了牡丹江航校。那時我們的教員大部分是誌願幫助我們的日本戰俘和國民黨起義人員。飛機都是經曆國戰火存留下來的美式和日式飛機。我們一共就訓練了3個月就去了戰鬥部隊。我一共有70個小時的飛行經驗，就派去飛俄製強擊機伊爾10，二戰中著名的“飛行坦克”伊爾2的改進型號。先開始我分在22師，後來去了11師。11師參加了抗美援朝。

我們當時被派駐東北，準備到朝鮮的機場去部署。但我們準備要去的機場被美軍F-84戰鬥機摧毀了，所以就沒去成。我們親眼目睹了戰爭。在國內的空軍基地，我們可以看到天上飛的美國F-86戰鬥機。我們知道大部分美國飛行員有上千個小時的飛行經驗，而我們飛行員則隻有一點飛行經驗。在經驗上，我們是小孩和大人相比。我們唯一的長處就是勇氣。

1958年中蘇關係惡化後，中國決定自主研發強擊機。

我們那時缺飛機，缺燃油。因為缺乏燃油和備件，大部分飛機都停在水泥跑道上麵。一年我們隻能飛40個小時。招新飛行員也停了幾年。

《航天》：請您談談在強-5研發過程中您的經曆。

楊：研製強-5經曆了長年的艱苦工作。但是中國還是能自主研製其第一款軍用飛機，強-5超音速強擊機。總設計師是以前國民黨的軍工人員陸孝彭。他在美國學了飛機設計，國民黨撤到台灣去的時候，他留在大陸。他以米格-19作為樣板，來設計一種加大了航程的對地攻擊機。陸孝彭對米格-19進行了很多修改，因此強-5和美國F-4“鬼怪”有些像。



強五戰機

1965年，作為被選中的四名飛行員之一，我參加了強-5的試飛。我從來沒飛過超音速飛機，所以為了過渡，我被派去飛米格-19，後來又去飛改裝了的具有對地攻擊能力的米格-19。最後我去了唐山去飛強-5。1966-1967年我飛了200多個架次的強-5。最後我準備了一份關於強-5優點和缺點的報告。1967年一個討論生產強-5可行性的會議在北京召開。這個會議是強-5研製計劃的一個關鍵點。在會上，我被要求發言。我引述了我在報告中提到的一些材料，包括它的問題，比如控製問題。強-5是液壓操縱的，其對操作的響應比較遲鈍。其液壓過低。這也使其在達到時速330公裏（205英裏）收起起落架出現困難。

這次會議決定了強-5的生產。盡管當時文革幹擾，黨中央決定生產250架強-5。我被任命為強-5試飛小組的負責人，職務是空軍科研訂貨部部長。盡管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強-5的研發進度還是落後於我們先前的預想。1969年強-5才通過所有的測試。這一年12月我進行了最後一次飛行後，強-5宣布定型。

當我們還在試飛的時候，核武器研究所的負責人和我談過話，我開始意識到強-5可能被包含在某個戰略計劃中。他問道是否有飛機能攜帶“大炸彈”，比如說氫彈。這種炸彈要比我們所有的其它炸彈都要大。我說強-5也許可以。

之後，周恩來總理問適合攜帶氫彈的飛機，空軍軍械部負責人推薦了強-5。這就涉及到一個由誰來執行空投任務的問題。類似任務的飛機如-22有6名機組人員，而強-5隻有一名飛行員。飛行員必須技術高超，對於強-5非常熟悉，並且政治上合格可靠。核武器研究所請示能否由我擔任此次任務的飛行員。1970年4月底，我接到通知，我將執行空投氫彈的任務。

《航天》：您能參加這次任務組織準備工作的討論嗎？

楊：我和核武器研究所負責人一起討論強-5的性能。強-5機腹炸彈倉的空間有限。氫彈有兩米（6.5英尺）長，重量為一噸。我們一共討論了三天，最後決定氫彈可以采取外掛方式，掛在機腹下一個半凹的空間裏，采取兩個掛鉤的懸掛方式。之後我們加了一個裝置將炸彈彈出去，這樣投放炸彈時炸彈不會和飛機碰撞。這種改裝攜帶氫彈的強-5型號被命名為強-5甲。我們相信在1970年底我們能投擲氫彈。

炸彈不能采用常規的投彈方式，而要用向上甩投的方法投向目標。我們采用的戰術是以300米（984英尺）的高度時速900公裏（560英裏）接近目標。當時大部分雷達對這個高度以下的目標探測能力比較差。當飛機離目標12公裏（7.5英裏）時，飛機以45度角爬升，到了1200米（3936英尺）的高度，我將會投彈。

炸彈與飛機分離後，將繼續爬升到3000米（9840英尺）高度，而後下墜。炸彈到達目標正上空要60秒。在飛機和炸彈分離後到炸彈到達目標上空，飛機往回飛脫離爆炸區域。

我們的靶標是直徑200米（656英尺）的圓，這個靶標我通常能擊中。我大約每投十次就能有一次將彈投到離圓心距離50米（164英尺）的範圍內。我們使用和氫彈重量尺寸一樣的模型彈，隻不過是用水泥和鋼鐵做的。我練習了200次投彈。

接下來，在1970年底，氫彈出了問題，在羅布泊實驗點，炸彈爆炸了，但預期的熱核反應沒有發生。氫彈爆炸失敗了，問題必須要調查。我的強-5甲投彈任務中斷了。我回到了山東的單位。

1971年9月，毛澤東主席決定這一年投擲一枚氫彈。投彈任務的日期是保密的；一旦日期選定，並由毛主席批準，核試驗基地所有人員必須全部留在基地，不得外出。核武器研究所的負責人把我拉到一邊，私下簡要地跟我提了在核爆炸中我會碰到的情況。他保證我不會有任何危險。因為我練習過多次，所以當我帶實彈飛行時，我沒有感到有什麽不同。

《航天》：實際飛行任務那天出了什麽事？

楊：天氣情況良好，接近中午的時候，我從基地起飛，飛向目標所在地，離基地300千米（186英裏）的羅布泊零號地點。按照預定計劃，我以時速900公裏飛行，飛行高度300米。離目標12千米時，我開始45度角爬升，到達高度1200米，開始投彈。

沒有反應，氫彈沒有和飛機分離！儀表顯示氫彈還懸掛在機上。我再次向目標飛去，準備第二次投彈。

我們事先有應急方案。有三個獨立的機械裝置用於投彈，它們分別與掛鉤連接。其中有兩個機械裝置是用來備份的，以防第一個裝置失靈。我三個裝置都試過了，全部失效。

我第二次接近目標時，我采用了同樣的投彈方式，炸彈沒有投下。我調整方向，第三次飛向目標，炸彈同樣沒有投下。情況緊急，此刻飛機燃油開始告急。



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提前實現了毛主席在1958年6月關於“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我看10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預言

在起飛前，我溫習了應急程序。我有三種選擇：我可以跳傘棄機，使飛機墜毀在羅布泊實驗場周邊的沙漠裏。我可以將飛機迫降在戈壁，這樣就不會對他人造成傷害。我也可以努力將飛機開回基地。我想到人們在氫彈計劃上花費的時間和努力，以及中國人民為之花費的巨大物質財富。我做出了決定，我將把飛機和氫彈一起帶回基地。

這是有很大風險的。基地有一萬人，但是隻有極少數人知道我所執行的任務。如果出了問題，成千上萬人將要送命。在著陸時，懸掛在機腹下的氫彈離地麵僅僅十厘米高。

在我飛行時，西北所有的無線電站全部關閉，區域內所有航班全部取消。我通過無線電告訴塔台我決定返航。我請求基地所有人撤到基地的地下坑道裏去。周恩來總理發布了人員撤離的命令。

《航天》：如果在著陸時氫彈碰到跑道，它有可能爆炸嗎？

楊：氫彈爆炸要解鎖五道保險。當氫彈掛到飛機上的時候，第一道保險解鎖。飛機起飛15分鍾後，第二道保險解鎖。當飛機到達目標區域時，第三道保險解鎖。當飛行員決定投彈時，第四道保險解鎖。第五道保險也就是最後一道保險在彈投下後60秒自動解鎖，然後氫彈立即爆炸。

沒有人能確信當氫彈碰到地麵是否會爆炸。但是我有信心讓飛機“柔和”著陸。那麽我就帶著氫彈著陸了。這是個完美的著陸。當我關閉發動機時，機場一片寂靜。我完完全全是獨自一個人了。機場被遺棄了，全部的一萬人都在地下坑道裏。我沒辦法離開座艙，沒有梯子讓我從機身爬到地麵。我呼叫塔台要求幫助。塔台告訴我自己想辦法爬到機尾，然後跳下來。指揮塔的人非常生氣，在他們眼中我使一萬人麵臨生命危險。

我造成了一個大麻煩。當我報告我要帶氫彈返航，基地拉響了撤離的警報。此時正是基地午飯時間。所有人都在吃飯。他們必須跑出去，戴上防毒麵具，並擠進坑道。因為沒人留在廚房，一個煮飯的大爐子著火了。從此之後基地所有人都記得我的名字。因為我差一點就給他們帶來了末日。

過了很長時間，才有人靠近我的飛機。處理氫彈的程序規定必須穿膠鞋和不產生靜電的衣服。金屬不允許在周圍出現。在儲藏核武器的地堡，所有的鋼鐵柱都要包上銅。沒人會預料我帶著氫彈返航，沒有裝備著防護設備的特種勤務車輛。我在地上坐了好久。

《航天》：出現無法投彈的原因是什麽？

楊：我們把投放裝置送到北京去分析。經確定掛鉤失靈的一個原因是機械裝置在裝上掛架前被細心保存在一個溫室裏。這並不是正常流程的一部分。但是這是第一次投放氫彈實彈，所有人都格外小心。當飛機和冷空氣接觸，突然的溫差導致機械裝置部件變形超差，以至於投放氫彈失敗。掛鉤和投放的機械裝置做了改進，因此這種情況不會再發生了。

《航天》：那麽您第二次投彈實驗時就不擔心嗎？

楊：中央決定於1972年1月7日進行第二次投彈。當時風向良好，羅布泊試驗點天氣情況良好，但前方有冷空氣進入。當我起飛時，基地已經開始飄雪。這一次沒有出現問題。我按照程序飛行。當我投放氫彈時，氫彈按照預定設想和飛機分離。當氫彈離機時，我調整方向，脫離爆炸區域。特殊的防護材料能保護我在座艙裏的安全。接著我看到大火光，非常大的火光。氫彈在離地麵的預定高度爆炸。我感受到了衝擊波，感覺就像一條小船在大海裏顛簸。之後我看到空中升起的蘑菇雲，此時我已離零號爆炸點20公裏了。

看蘑菇雲的時候，我能看到蘑菇雲裏一層一層的不同的連在一起的煙雲。就象煙從煙囪裏出來一樣。那時我感到非常高興。試驗成功了！此時我有了新的憂慮，怎樣在冰雪覆蓋的跑道上著陸？、

著陸後，在基地，我沒有發現什麽興奮的氣氛。因為雪，人們沒有看到什麽東西。沒有看到零號試驗場周圍人們所看到的大火光和蘑菇雲。在慶祝改裝強-5甲工程的慶典上，我被表揚為中國核計劃作出了貢獻。周恩來總理說在第一次試驗中將氫彈安全帶回是個奇跡。在那個時候所有的這些都是高級機密。在接下來的20年裏我的名字一直都保密。直到1999年才被正式確認。那是在在建國50周年成就慶祝“兩彈一星”（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的會議裏。

後記：楊後來一直飛強-5，直到他50歲停飛。後來他回到了雲南省，現在住在省會昆明。很多強-5飛機在其定型40年後，仍然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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