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大樓的新地圖》：全球化的核心與邊緣

《五角大樓的新地圖》：全球化的核心與邊緣




冷戰時期的安全法則

　　剛剛去世的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是繼喬治·馬歇爾之後，美國對世界政治與軍事格局最具影響力的一位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最重要的功績不在於他幫助美國贏得了冷戰，而在於他發明了一個英文縮寫詞。這個縮寫詞確保了美蘇之間的大戰沒有發生，而且讓大國間的戰爭自二戰後基本消亡。

　　這個縮寫詞叫做MAD，直譯“瘋狂”，是“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的縮寫，意思是，相互保證毀滅。麥克納馬拉在1960年代提出的這個概念成為冷戰時代軍事克製美蘇雙方的通用規則。麥克納馬拉雖然不是第一個洞察到這個法則的人，1943年參與“曼哈頓計劃”的丹麥天才物理學家尼爾斯·波爾便預言原子彈將終結大規模戰爭促使世界上的民族國家走向開放，但麥克納馬拉用水晶般清澈透亮的詞語讓地球上每個人一步到位地理解了這個法則。

　　核武器不是為了使用，而是通過持有實現大國間軍事克製。核武時代的“相互保證毀滅”確保了世界65年來遠離大戰的和平。麥克納馬拉與他的MAD法則一起被永遠載入了史冊。

　　冷戰的退出，前蘇聯的瓦解，整個世界的格局從根本上被改變，但美國軍事地緣策略專家托馬斯·巴爾涅特(Thomas Barnett)指出，整個世界並不如我們很多人所想像的方式而根本改變。

　　冷戰後的安全挑戰

　　有些人為戰爭而生，號稱“老血膽”的喬治·巴頓將軍在二戰後再也未找到生活的意義。巴爾涅特把當今美國軍界裏的這類人士稱為“冷戰大兵（Cold Warrior）”。有些人靠戰爭謀生，在美國他們是“軍事──產業──政府鐵三角（利益）同盟”。他們需要給美國找到下一個“力量對等的競爭對手（Peer Competitor)”來為自己的繼續存在正名。有些人天生需要找敵人，思想意識上的陌路者是他們的夢寐以求的“敵人”，對於美國政界右翼保守派，共產陣營的國家“曾經是對手，永遠是死敵”。

　　在冷戰之後，中國是唯一讓“冷戰大兵”、“鐵三角”和右翼保守派們垂涎欲滴的潛在軍事對手。在他們主導下的美國五角大樓，在冷戰退出後的1990年代裏，心懷未來假想敵，以塞布羅斯基的“網絡中心戰”為標誌，將二一世紀的戰爭推向了藝術新高度。

　　然而，中國真的是一個威脅嗎？

　　前任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研究員托馬斯·巴爾涅特認為，將中國當作成威脅的人隻是慣性地“在戰爭的環境下看待未來戰爭”。然而，在二一世紀除了戰爭，主導世界格局的還有“所有的其他（Everything Else）”（因素）。“911”事件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它幫助，影響二一世紀的戰爭與和平的會是傳統戰爭因素以外的“所有的其他”。而這個“所有的其他”從含義上接近人們經常聽到一個流行詞──“全球化”。

　　“相互保證毀滅”這個國際通行規則確保了冷戰有驚無險地度過。巴爾涅特問道，到了托馬斯·弗裏德曼所說的“全球化3.0”時代，怎樣的國際安全新規則才能避免像“911”事件一樣的“戰爭”再度“爆發”？“911”除了是極度仇恨美國的一群宗教極端分子的一次瘋狂之外，還意味著什麽？

　　扮演傑克·萊茵

　　這便是托馬斯·巴爾涅特的《五角大樓的新地圖》想回答的核心問題。該書於2004年在美國出版後成為《紐約時報》2005年度非小說類快銷書，隨後在我國國內國際關係研究界引起反響，並於2007年在國內翻譯出版。

　　環顧我在上周評論文章中提到的幾位具有影響力的“全球化”學者，福山關注在冷戰後人們怎麽思考政府體製；亨廷頓關注在大戰打不起來之後，人們憑什麽來打“衝突”小仗；托馬斯·弗裏德曼關注當“世界變得平坦”人們將如何“競爭與協作”；紮卡利亞關注全球化進程中新勢力國家如何挑戰美國和美國如何保持領先地位？巴爾涅特則傾注於探索繼“相互保證毀滅”之後，主導二一世紀的戰爭與和平的國際安全新規則。

　　現年47歲的托馬斯·巴爾涅特1990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原是一位蘇聯問題專家。但還沒等到添加美國冷戰軍事戰略陣營擔當國際核談判專家，冷戰便迅速退出，他立刻麵臨了改換門道的挑戰。美國軍事政策分析界是一個相對鐵飯碗的精英圈子。軍事分析員們不難選擇隨大流維持冷戰遺留下來的現狀，靠周而複始地攢“策略研究報告、季度評測、年度預算和長期計劃”謀生。

　　問題是，在隨後的幾年裏，他看到這些文字與國際大局的現實越來越不相幹。對於那些將中國當作假想敵的人士，巴爾涅特不禁要問，既然“相互保證毀滅”法則依然生效，而中國隨著改革開放史無前例地與全球經濟融合，為什麽中國會選擇在未來與美國進行武力對抗？尤其，當雙方軍事力量對比和中國軍費開支水平決定了中國趕上美國“非對稱戰爭”的軍事壟斷地位的日子依然是在二三年之後。

　　假如中國並不是一個威脅，那麽什麽因素，或者哪些因素將決定二一世紀的戰爭與和平？除了戰爭本身，“所有的其他”（因素）──經濟、政治、人口、科技、國際關係、文化、意識形態、民族、環境，乃至“文明的衝突”和“曆史的終結”，這一切因素又將如何綜合起來發生作用？

　　為了認識這“所有的其他”，摸索出國際安全新規則，巴爾涅特從1990年代中葉開端在家裏夜以繼日地博覽群書──“一箱一箱地”讀書、讀報、讀雜誌，花了大量時間與技術專家、商界領袖、華爾街大亨、傳媒巨子、民眾活動家、社會心理學家和經濟發展顧問等等廣泛交流。他姐姐開端懷疑他為美國中情局任務，因為隻有中情局才那麽有錢能讓一個人每天呆坐家中思考世界的未來。用他的話講，他在扮演“傑克·萊茵(Jack Ryan)”──好萊塢大片中反複出現的、由影星哈裏斯·福特和本·阿福萊特分別扮演過的學者型中情局副局長角色。

　　一個“值得開創的未來”

　　他看到，自冷戰退出後，在五角大樓的思維裏充滿了“世界將陷入混亂”的“恐懼”。“911”事件之後，這種思維更是主導了布什政府的軍事決策。巴爾涅特認為世界其實並不混亂。經濟全球化進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比較分析。

　　在冷戰後到二一世紀的全球化經濟經曆了史無前例的高速增長，消除了幾億貧困人口。看似製造“混亂”的恐怖襲擊無法從根本上動搖全球經濟，美國經濟在”911”後六周內便自動恢複正常。為什麽全球經濟不需要像在軍事領域裏美國角色一樣的“經濟警察”？

　　原因除了亞當·斯密之“看不見的手”和大衛·李卡多的“相對優勢論”在推動全球經濟和全球貿易之外，還在於，自二戰後“馬歇爾計劃”以來，美國倡導下創建的一係行國際機構──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世貿組織以及逐步創建起來的一整套國際間通用的經濟規則──關貿總協議、布雷頓森林協議。這些經濟規則構成了在西方國家和日本首先形成並向世界逐步滲透的經濟秩序。全球經濟從某種意義上早已實現了無為而治。

　　一句話，“911”也許震動了人們的神經，卻絲毫沒有改變依然通用的國際經濟法製。世界需要規則，就這麽簡單。

　　當然，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是四平八穩。它同時製造著贏家和輸家，製造財富的同時也製造著不滿。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有整整一本書《全球化及對它的不滿》來談這個問題。但這種不滿變身成的最激烈的表現形式──1999年西雅圖標威遠夠不上所謂的“混亂”。

　　二一世紀的全球需要一套經濟規則，也需要一套國際和平的“新規則(New Rule Sets)”。這樣的規則越多越清晰，全球經濟就越良性循環，世界就越遠離戰爭。這樣的規則越少，經濟的紛爭越多，世界的戰爭也越多。

　　然而，一套新規則不是一天能創建起來的，它的起步點是一套新語匯，新概念。二戰的退出到“相互保證毀滅”法則的確立隔了二年時間。當今的經濟秩序創建也花了同樣長的時間。冷戰的退出迫使國際關係“規則重置(Rule-Set Reset)”。在新規則創建起來前，世界存在“規則缺失(Rule-Set Gap)”，它孕育著安全危機，這就能解釋1990年代從索馬裏、海地到老板尼亞和科索沃的連串戰亂。大國亟需領頭製定新規則，並向世界的盟友“輸送新規則（export new rule sets）”。讓世界共同看到一個“值得開創的未來(Future Worth Creating)”。

　　全球化的核心與邊緣

　　在國內，時常聽到朋友們包含海歸人士和著名學者掛在嘴邊的“全球化就是美國化”。潛台詞是什麽？大家很清楚。這些朋友們沒有錯，隻是沒有做到與時俱進。

　　不能說這些朋友錯，因為從二戰後直到二世紀末的全球化與“美國化”進程難分伯仲。弗格森更稱這期間的全球化進程躲藏在“美帝國主義”身影下，因為以美國為主導的經濟、科技、文化、政治、國際關係和意識形態期間在世界範圍內強勢滲透。

　　然而，在 “後美國”時代的二一世紀，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國的崛起”，我們中國和印度、俄羅斯、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國家都在其中，用巴爾涅特的話講，這些國家一起構成了全球化的“新核心(New Core)”。而歐美等發達國家構成了全球化的“舊核心(Old Core)”。這些已經通行全球經濟規則的集團國家構成了全球化的“功能核心(Functioning Core)”。

　　其餘還沒有全麵接受全球經濟規則的國家──他們分布在非洲、中東、東南亞、中美洲和南美西北部構成了“尚未融合的邊緣（Non-integrating Gap）”。終於，五角大樓有了一幅思考全球安全的新地圖。

　　全球化不是美國化。以今天世界的緊密相聯性，今天的全球化是每個國家、團體、人群、個人尤其是弗裏德曼筆下“超級武裝的個人”都能深刻影響的一場共同博弈。

　　讓一屋子冷戰大兵們放聲痛哭

　　有了一套語匯和一幅地圖，國際安全的威脅源便一目了然。 巴爾涅特認為，威脅不在中國。

　　“從曆史上，中國從來沒有發起一場戰爭其目的不是為了捍衛自身的身份”。“中國是我們的朋友。”“這是全球經濟的現實所主導的一個現實。”

　　“在一代人的工夫，中國能源使用量將翻番。中國需要俄羅斯，中亞和海灣國家。中國需要建設龐大的能源內部結構。所需資金會輕易地在萬億美元量級，中國從哪裏獲得這筆錢。從快速增長的出口，從最大的投資源地──美國和歐盟。這些加起來，中國要發展，需要與美國人、歐洲人、穆斯林和斯拉夫人交朋友。這就沒剩餘多少個文明去衝突了。”

　　“世界上一半的人口在發展中的亞洲，而在亞洲，哪裏的經濟增長最快，能源需求急速上升？難道有誰不想將（中國）這樣的‘力量對等的競爭對手’保持在一臂之內？”“而這番話，我的朋友，就是我怎樣讓一屋子的冷戰大兵們放聲痛哭的。”

　　構建全球安全新規則

　　“911”事件之所以發生是因為“規則缺失(Rule-Set Gap)”。本·拉登能從全球化的邊緣區向核心區發動戰爭，是因為世界過快地變得緊密相聯。在世紀之交，“經濟發展超過了政治，科技超過了安全。其結果，我們沒有來得及構建政治與安全的規則來跟上這種緊密相聯。”

　　本·拉登導演“911”的潛台詞是“不要試圖融合我們，不要試圖讓全球化越過到我們的地盤。”全球化進程傷害到邊緣區裏某些人的利益，所以，他們不惜犧牲無辜者的生命來換取與全球化的“文明隔離”。“隔離帶來危險。”全球化的“功能核心”需要達成一致的全球安全新規則，共同對付深處全球化的邊緣區作亂者。

　　巴爾涅特提出，二一世紀全球化這個大係統，大機器需要有一個“係統管理員”角色，而且很重要這是整個全球化的“功能核心”聯袂的角色。這是《五角大樓新地圖》最重要的啟示。

　　二一世紀全球化的核心地帶基本實現了德國哲學家康德1795年所預見的“永久和平”。對於邊緣地帶裏威脅全球化進程的搗亂者，巴爾涅特認為全球化的核心國需要對他們實行英國七世紀哲學家霍布斯“利維坦”式的威權專政。這就是美國需要向核心國新老盟友，尤其是“新核心”“輸出”的國際安全新共識。

　　“功能核心”國家應該如何當好“係統管理員”？美國以其“非對稱戰爭”實力是義不容辭將搗亂分子隨時拿下的特別行動部隊。但是勞動力密集型的維和任務與國家重建行動，需要整個“功能核心”尤其是新核心國家的參與。這意味著，對小布什的單邊主義說不，意味著持之以恒艱苦卓絕的外交努力將要開端。全球化的今天已經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再孤立行事。

　　隨著奧巴馬上台，這份外交努力似乎已經拉開序幕。2009年7月15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在一次公開講話中提到，美國的外交政策將不再隻把自己看作（小不布什所說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國家”，而將自己定位為全球“規則”的匯聚者，積極全麵地構建協作夥伴關係，與正在崛起的國家共榮辱進退。2009年7月 28日在美國華盛頓開幕的中美經濟與策略對話，奧巴馬在開幕致辭中強調“中美關係將塑造二一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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