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總結在中印戰爭中失敗的四大原因

印度總結在中印戰爭中失敗的四大原因


　專欄作家特賈斯·帕特爾（TejasPatel）在印度NDTV的網站上發表了一篇名為《為什麽印度輸掉了1962年邊境戰爭》（WhyIndialostthe1962borderwar?）的文章，他認為正是當時的印度領導人導致了本國的失敗，總理尼赫魯和國防部長梅農過於自信，自認為能夠通過外交手段化解危機，他們相信即使推行“前進政策”，中國也不會敢於攻擊印度。帕特爾還認為當時的情報局負人穆裏克（B.N.Mullick）也應該為此負責。
　　
　　在對可以獲得的材料進行綜合分析之後，帕特爾指出造成印度在東部前線失敗的可能因素主要為：
　　
　　(1)領導人對中國政府政策的錯估
　　
　　(2)一支裝備不善而且沒有準備好的印度軍隊
　　
　　(3)中國對印度意圖的猜測
　　
　　(4)印度當局錯估中印邊境局勢
　　
　　在慘敗後不久，印度軍方就指派亨德森?布魯克斯中將（HendersonBrooks）和巴賈特陸軍準將（P.S.Bhagat）對戰敗原因進行深入調查，雖然布魯克斯-巴賈特報告尚未解密，不過一位名叫麥克斯韋（NevilleMaxwell）的英國記者可能從某高級官員那裏獲得了報告副本，他在自己的書中介紹了這份報告的概要。1992年，印度政府又發布了由國防部編寫的官方曆史《1962年與中國的衝突》（TheHistoryoftheConflictwithChina,1962）。帕特爾認為，這兩份報告都指出一支裝備不良、沒有做好戰前準備的印度軍隊被迫與強大的中國進行較量。
　　
　　帕特爾在他的文章中表示，1961年以前一直擔任印度陸軍總參謀長的蒂邁雅將軍（K.S.
　　
　　Thimayya）早就意識到這一點。蒂邁雅在1962年就表示無法想象印度如何獨自與中國展開較量，即使在可預見的未來印度也不可能與中國匹敵。他認為應該讓政治家和外交官來保證本國的安全。盡管如此，在情報局支持下，印度領導人還是命令軍隊推行“前進政策”。所謂的“前進政策”是指印軍在爭議地區設置哨所，其中的一些甚至設立在中國哨所的後方，事實上印度從1954年開始就一直奉行這樣的政策，並且不斷招致中國政府的抗議。尼赫魯推動這項政策是因為他相信，中國不會向得到美國和蘇聯支持的印度發起進攻。
　　
　　帕特爾引用了官方發布的曆史，證明部分軍官反對尼赫魯政府的政策，因為他們意識到本國尚未做好麵對邊境上中國軍隊的準備。例如，官方曆史指出，在1959年到1960年，東部司令部司令官托拉特（S.P.P.Thorat）將軍就已意識到中國對東段邊界的威脅並且采取了一些措施，然而陸軍司令部以及國防部長對此未予理會，這甚至也沒有引來尼赫魯的注意。
　　
　　尼赫魯沒有聽取反對意見，相反他任命了一些順從的軍官擔任高級職務，這些人執行了他的命令，最終導致了印度的恥辱，帕特爾認為陸軍最高司令部的政治化是造成印度失敗的一個原因。
　　
　　帕特爾還指出，除了決策失誤之外，更糟的是，領導人強硬和不負責任的聲明使得中國能夠以“自我防衛”為借口向印度發動進攻。例如內政部長夏斯特裏（LalBahadurShastri）在1962年2月4日就宣稱如果中國人不撤出爭議地區，印度將會采取行動將中國人趕出去；在中國軍隊發動反擊前一周，尼赫魯也發表了類似的言論。
　　
　　帕特爾稱情報係統的失誤也是造成印度失敗的原因。印度對於中國軍隊的力量，機動能力以及戰術缺乏了解。帕特爾還引用了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MacFarquhar）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的觀點，指出印度情報部門對中國的情況做出了錯誤判斷。他們依賴中情局的簡報、報紙報道以及印度駐華使館所提供的信息，而這些關於中國國內經濟危機、中蘇關係以及台灣局勢的報告使得印度相信中國不會對“前進政策”做出強烈回應。
　　
　　最終，幾乎在整個1962年，中印雙方都在邊境兩側緊張對峙。10月10日，由於印軍侵犯中國邊境，局勢急劇惡化。決定性的戰鬥在10月20日打響，當印度軍隊再度發動攻擊時，中國邊防部隊在東西兩線開始進行反擊，戰鬥主要集中在瓦弄、達旺和阿克賽欽地區。
　　
　　印度軍隊的問題
　　
　　雖然當時印度領導人非常樂觀，但是戰場上的實際情況卻是另外一回事。帕特爾認為，由於在西藏有物資儲備，中國軍隊的後勤有一定的保障，並且士兵也受過良好的山地作戰訓練。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印軍沒有做好與中國作戰的準備，極少數士兵有山地戰的經驗，所使用的陳舊武器並不適用於山地作戰。後勤保障也有問題，士兵沒有足夠的冬裝和鞋，缺少火炮和彈藥，軍隊所裝備的火炮在山地使用極不方便。由於沒有公路網，交通也很不便利，補給和保障主要通過空中完成。
　　
　　除此之外，印軍的士氣處在最低點，軍方的指揮也存在許多問題。例如，熟悉瓦弄地區的拉其普特人被派往對於他們而言非常陌生的區域，無計劃的征召以及對原有軍隊編製的打亂削弱了印度軍隊的戰鬥力；而坐鎮德裏的總參謀長居然在情形不明的情況下向前線下達了占領扯冬（印度稱之為Dhola）哨所東北1000碼處的一個中國哨所的命令，實際上那裏的中國軍隊處於優勢地位，對於當地印軍而言這基本上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第四軍指揮官考爾中將（B.M.Kaul）也是被指責的對象，他奉命率軍將中國軍隊從塔格拉山脊上趕走，而實際上考爾基本沒有指揮類似行動的經驗。不僅如此，他還經常無視軍隊的指揮係統，官方曆史指責他越級直接與陸軍總參謀長接觸，有時也越過中級軍官直接向下級軍官發布命令。
　　
　　帕特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不使用印度空軍的決策也是爭議的焦點。在1962年的戰爭中，印度空軍沒有發動任何進攻行動，僅僅被用於向前線的軍隊空投補給。一些研究者認為如果印度使用空軍，戰爭的結果也許將會發生改變。例如，前空軍少將特瓦裏（A.K.Tewary）曾在《印度防務評論》上發表文章表示，如果印度使用了空軍，潰敗的一方可能會變為中國，他譴責了當時的情報局負責人穆裏克，因為後者認為一旦使用空軍會導致印度城市遭到中國轟炸機的報複。
　　
　　帕特爾指出，尼赫魯亦曾一度將希望寄托於天空，他曾寫了兩封信給當時的美國總統肯尼迪，請求美國空軍提供支援。這兩封分別於1962年11月15日和20日寄出的信件仍然處於保密狀態，不過《尼赫魯傳》的作者戈帕爾（S.Gopal）在他的書中透露了信件的內容：尼赫魯認為局勢相當絕望，請求美國立即支援最少12個中隊的全天候超音速戰鬥機以及建立雷達通信係統，並且在印度人員完成訓練之前，由美方操作這些戰鬥機和裝備，他甚至還尋求獲得兩個中隊的B-47轟炸機以用來打擊中國的基地和機場。對中國發動邊境自衛反擊作戰的看法
　　
　　一些研究人員認為是印度的政策激怒了中國，使得中國別無選擇唯有采取自衛措施。對此，帕特爾並不認同，他認為，中國隻是在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而已。他指出，在1962年最初的幾個月裏，台海局勢比較緊張，然而到了6月，局勢得到緩和，這使得中國可以將更多的軍隊調往中印邊境地區。通過對曆史事件的分析，他認為，中國在10月20日發動的進攻經過精心策劃，幾乎與將全球拖到毀滅邊緣的古巴導彈危機同時發生。他引用了印度官方的觀點，指出此時超級大國都在避免核大戰的發生，而中國似乎是故意選擇了這一時間發動反擊，這樣就無需顧慮第三方的幹涉，而加勒比海的危機結束之後不久，中國就宣布了單方麵停火。
　　
　　除了要懲罰印度的“前進政策”之外，帕特爾認為最終導致解放軍發動反擊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對印度意圖的猜測。他在文章中表示交戰雙方的解密文檔反映出中國的政策製定者認為印度可能會與美國勾結在一起將西藏從中國分離出去。新的研究揭示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情局資助和武裝了中國西藏的分裂運動，當時的印度情報機構負責人穆裏克也在1971年發表的一本書中承認中情局在西藏的活動，雖然印度官方是否暗中幫助這些活動尚不能得到證實，但是帕特爾認為中國相信印度在其中扮演了一個積極角色，這是中國最終決定懲罰印度的一個原因。
　　
　　在文章的最後，帕特爾讚揚了那場戰爭中的印度士兵，他稱在那個令印度人傷心的時刻，即使意味著死亡，這些士兵也沒有放下手中的步槍，他們在逆境中所展現的勇氣將整個國家團結在一起。這些描述與以往中國人心中的印度士兵形象有些不同，也許在我們看來，如果印度人了解中國的俘虜政策，將會有更多的士兵放下武器。
　　
　　如今將近五十年過去了，對於當年對陣的雙方而言，這場戰爭都留下了不少遺憾，有很多值得反思和紀念的地方。最近幾年，中印關係不斷得到改善，今年10月，當年兵戎相見的兩國陸軍極有可能在中國雲南省進行陸上聯合演習。或許在未來有一天，經過中印兩國的共同努力，邊界問題能夠最終通過和平手段得到解決。而對於國人而言，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不能忘記當年那些戰鬥在喜瑪拉雅山地的中國軍人，正是由於他們忠實履行了自己的職責，才保證了中國國土沒有進一步被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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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從造橋速度看中印差別


英國《每日電訊報》7月1日文章，原題：印度“造橋”趕不上中國 印度人造一座橋要多少人？多少年？答案為3000人和8年，這還是客氣的估計。有報道說從立項到開通需耗時46年。孟買新開通的大橋跨越阿拉伯海，堪稱了不起的成就———這也是東南亞最長的橋。這類似於德裏讓人叫絕的世界級機場候機樓或地鐵，它們讓你覺得印度真的在脫離石器時代的落後，甚至一腳跨進西方的最先進行列。但跟印度的許多事一樣，一切都不過是表麵現象，印度發展的真麵目是跟中國———印度自欺欺人地以為不輸於這個新世界超級大國———相比有多落後。

印度《商業標準報》昨天登出的一篇評論進行了對照：印度造這座跨海大橋曆時8年，而在此期間中國建了7座大橋，包括世界上最長的杭州灣大橋。盡管杭州灣大橋長度是孟買跨海大橋的7倍，但其修橋時間僅4年，是孟買大橋的一半。

但印度發展落後於中國可遠遠不止4年。去年，我到中國報道四川地震。那是我自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第一次到訪中國。他們在此期間所取得的成就讓我驚呆了。我記得當年從長江乘船上行，沿途城市仿佛羅利筆下煙霧蔽日的英格蘭北部地區———沉悶、汙染、貧窮、擁擠。而如今，成都已是一個擁有整潔道路、現代化大廈、酒吧和美味餐廳的城市。居民普遍穿著體麵、殷實富足。

上世紀80年代末的同一年，我也到過印度。如今，我發現它的變化何其之少。印度確實出現了氣派的商場、騎摩托車的中產階級人士以及先進的通訊，但總的來說，普通百姓的生活沒有明顯改善。許多人赤著腳，衣不蔽體，城市裏電力供應不足，經常停電，水也短缺，道路更是一團糟。本周末，我將從德裏驅車到庫魯穀，300多英裏的路程會用時16個小時。

這種差距更多源於政治而非經濟。當中國決定修建橋梁、道路或水壩時，共產黨領導人會確保抗議盡快消失。一旦做出決定，工程就會按時完成。政府擁有一種意識形態和愛國的渴望，想要向世界顯示中國的效率。印度當然也有長處。其廣泛的民主和法治不能容忍中國的蠻幹或紀律和專注。所以，當中國人修橋一座接一座時，印度的項目會受阻於政治人物的一通電話、圍繞公務員署名代價的談判、黑幫的覬覦、社區領袖的利益要求……▲(作者迪安-納爾遜，邱峰譯)

http://intl.ce.cn/zgysj/200907/03/t20090703_1945225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