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實力學說，一種關於國家崛起的新思想

徐亮：戰略實力學說，一種關於國家崛起的新思想



——論國際關係戰略實力理論的萌芽


徐亮


　2009年3月20日　、　4月6日　、　7月21日　


內容摘要

1、來源：戰略實力派來源於毛澤東思想中的“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的辯證法以及“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的論斷。

2、對象：屬於人民的戰略實力學說，其目標是掌握人民創造曆史和新生事物的力量不可戰勝兩大指標，正確使用韓德強教授發現並證明了的“正反饋學說”，從而力圖掌握正反饋，避免負反饋。

3、目的：這一學說的根本目的是在中國崛起或民族複興的過程中，將人民力量的勃興和當家作主作為核心指標，自主、有尊嚴地邁向負責任的社會主義大國，從而複興社會主義和對人類終極命運的關懷。

4、基本核心理念：“天下歸公”與“天下為公”，將人民奉為世界的“天”，所有國家都在實質上是平等的，共同服從於一個主體：人民。一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成果為“天下”的勞動群眾所占有。“天下為公”，不簡單地意味著戰略道義責任，也意味著“隻有拯救全人類才能拯救自己”。

5、學說組成

（1）理論批判：實用主義外交使統治精英喪失進取力和活力；調和的外交政策隻是意味著妥協投降；“經濟第一”派別屬於豬玀的低級趣味，小市民外交思維是人民公敵。

（2）理論揚棄：戰略實力派結合了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兩大傳統意義上的國際關係理論，將理想與現實在矛盾中對立統一。將被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顛倒了的世界本相以及信仰、理想重新恢複到人民的立場上來，而充分利用了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基本內核”。

（3）曆史觀：曆史和未來就在你我手中；戰略上藐視年，戰術上也重視敵人，不低估他們偽造曆史，把持政治的強大能力。

（4）政治觀：一次戰役的勝利不是真正的勝利，全局戰略的勝利才是真正的勝利；民主應該建立在力量均衡的基礎上，而不能建立在空洞的“製度”基礎上；以實力配置一切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導致了獨裁和兩極分化；在實力配置中間，隱藏著一些變動著的、活的因素，控製著事物發展的方向比掌握事物的多少更有曆史的前景；以戰略調整實力配置保障了體製的基本生存。　　

（5）理論工具：對立統一的矛盾論，有理想，同時又有現實的可操作性，矛盾是動力；質量互變規律，新質的活體是一種不竭的變革之源，起源於實踐中一種機動、可持續的力量；否定之否定論，強調能夠將資源發揮到極致，從而調動一切鮮活的因素，發揮資源力量的組合能量；正反饋理論，事物處於正反饋積累階段，且難以戰勝；博弈論，戰略勝利才是真正的勝利；曆史主義。

（6）領袖推崇：戰略實力學說的推崇對象是毛澤東、俾斯麥這樣有戰略思想，同時又具有強大意誌的人物。
6、基本概念的厘清

（1）戰略實力學說的“實力”，是指的是可運用的、可發展的、擁有絕對主權、掌握生產力頂端、處於正反饋序列且最佳為新生事物的資源力。實力的運用者必須是高度智慧和高度意誌的統一體。

（2）“戰略實力”，是一種綜合體，即“實力基礎上的戰略性”和“戰略性的實力”。是戰略和實力在對立麵的統一。

（3）“韜光養晦”本意是新生事物為了保存自己、積累實力，爭取戰勝對手的方式。正因為它的目標是最終戰勝對手，所以它是不可言說的。它的第一大特征就是秘密進行。
　 　
（零）導言
　 　
戰略實力派來源於毛澤東思想中的“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的辯證法。這一思想發展到21世紀，將充分吸取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三大國際關係理論的學術成果，從而推動新的國際關係思維模式的形成，從而證明並推動人民創造曆史。

我們可以看到，從徐亮、郭鬆民評判吳建民的外交“韜光養晦”開始，其中批判的多是小市民式的外交思想。在這之前，郭鬆民對文革政治結構力量對比的研究是一項重大的政治學研究成果，從而直接以現實主義的態度看清了文革中真正的力量對比。而徐亮對於中國國際地位的新思維賦予了一個新詞“第四世界--重新定位”，從而揭示了中國在外交精英引導下處於的真實景況，並在一篇文章中諷刺性地稱為“國際交往中的太監哲學和自我綏靖政策給中國指明了滅亡之路”。而後來的《現代版<優勝紀略>與國際阿Q的失敗》更是入木三分地將領導階層的意淫揭破得無地自容。在一係列的小品文中，如《無他，愚您爾》、《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是喜歡爬著走》，尖銳地諷刺了喪失民族尊嚴的投降主義者的無恥嘴臉。

在這種主流精英的戰略思維困境下，徐亮、郭鬆民提出了人民的戰略實力學說，其目標是掌握人民創造曆史和新生事物的力量不可戰勝兩大指標，正確使用韓德強教授發現並證明了的“正反饋學說”，從而力圖掌握正反饋，避免負反饋。

這一學說的根本目的是在中國崛起或民族複興的過程中，將人民力量的勃興和當家作主作為核心指標，拋棄鄭和式的大國淩駕於周邊各國之上的狹隘民族主義模式，也鄙棄G2“中美國”式的附庸、殖民地的搭車模式，自主、有尊嚴地邁向負責任的社會主義大國，從而複興社會主義和對人類終極命運的關懷。在這個過程中，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批判是必須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觸動到新自由主義養育的官僚權貴集團意識形態。

本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簡單地創造出一些新詞，或者隻是立下宏大卻難以實現的理論創新目標，而是展現新左派的思維活力，並在這個萌芽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實證。
　 　
（一）“天下歸公”與“天下為公”
　 　
戰略實力派意味著傳統的中華民族“天下歸公”概念的新生。在這個意義上，國際關係乃是天下的“公”關係。在上天，即將人民奉為世界的“天”的，這是創造曆史和改變世界的力量。

“天下”，意味著所有國家都在實質上是平等的，共同服從於一個主體：人民。這個“人民”不是未加剔透的雜燴，而是以無產階級為主體的全體勞動者組成的人民。這裏要借用劉永佶的話，稱為“勞動社會主義”。

“天下歸公”使得一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成果為“天下”民眾所占有。這基於私人占有製的巨大破壞力，即將將人類推向毀滅的邊緣。在迄今為止的金融危機曆史上，少數寡頭可以利用掌握的巨大物質力（貨幣等）來控製世界，從而主導其他國家。

在“天下歸公”的基礎上，戰略實力學說提出了“天下為公”，即《三個火槍手》所說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如果中國人的目的隻是本國的崛起，或者以我的霸權取代美國的霸權，那麽等待它的，也不過是帝國的滅亡。中國的崛起如果意味著世界範圍內人民力量的崛起以及國家間民主化的達成，那麽這種崛起才有意義。這不僅簡單地意味著戰略道義責任，也意味著“隻有拯救全人類才能拯救自己”。

實際上，中國的外交精英浸滿了實用主義和狹隘的自私自利，不僅如此，還缺乏一個長遠的戰略規劃。從直接的原因上是因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丟失，根本上則的統治精英喪失進取力和活力的象征，這也預示著這個國家名義上是崛起，其實是走下坡路。
　 　
（二）調和的外交政策隻是意味著妥協投降
　 　
國際體係內第三世界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的鬥爭不單純是南北關係，而是世界範圍內的階級關係。我國在一些階級矛盾爆發的地區采取調和的立場，甚至幫助強勢集團打擊群眾。這種虛偽的超然態度，似乎在觀看兩個蟋蟀在爭鬥。國家越是表現出與利害關係無關的態度，就越表明它坐收漁利的真實用心。階級鬥爭已經達到了嚴厲的程度，各個階級已經展開了思想上的決戰，各種思想雜錯交糅。而國家仍然在假裝中立，隻是口頭上說說永遠站在第三世界國家立場上的套話，而真實的目標則是中美共管世界（附庸於美國的形式）以及擠進發達國家的俱樂部。它越是竭力辯白，就越是證明其內心的真實掙紮。

包括國家對馬英九和日本人在釣魚島船的相撞態度，國家的觀望和中間立場成了縱容和綏靖的標誌。階級之間的思想衝突紛紛在向國家表明立場時，國家的不作為反而給予了金錢和強大的西方勢力以其力量控製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良機。帝國主義和買辦需要的就是這種不作為。這種不作為和任由人民被奴役實際上是同一含義。
國家除了階級鎮壓以外還有調節社會生活的功能，但是如果國家在階級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將階級鎮壓的內容擅自更改為調節社會生活，那麽無論其本身的主觀意誌如何，都會在客觀上成為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助手。因此，調和的外交政策隻是意味著妥協投降。如果沒有戰略目標，那麽其動力就隻能是切身的既得利益，從而也就必然是市民眼光和狹隘的民族私利。

因為他們已經不信奉理想，甚至嘲笑理想。他們在查韋斯拿出《毛主席語錄》時笑得前仰後翻。這種庸俗、低級的蠢豬是不能理解人類的生活的。對於豬玀而言，它們感興趣的，隻是吃喝。至於被屠宰的命運，距離它們還很遙遠。尼采所謂的“群畜”，在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精英身上得到了鮮明的體現，甚至是馬克思所批判的“低能兒”，即隻知道動物一般吃喝本能的群體，還贏得了國家頒發的各種獎勵，並在媒介喉舌上宣傳鼓吹，嚴重侮辱了人民的智商和道德水平。

戰略實力派的主要批判的對象，乃是低級趣味的“經濟第一”派別，這是一群瘋狂的剝削者和買辦集團，他們在非洲、亞洲、拉美瘋狂地開采礦山、攫取石油，然後返回國內以高價石油、鋼鐵、通訊等等重新掠奪中國國內的民眾，接著通過高端產業鏈條以及金融危機等特殊的形式將利潤奉送給跨國壟斷集團。他們是中國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的共同敵人。

戰略實力派結合了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兩大傳統意義上的國際關係理論，創造性地運用馬列毛主義的國際主義思想，既重視現實存在的力量結構和權力結構，但是絕對不背負這種結構，承認這種結構的永恒合理性。戰略實力派認為，事物的矛盾和發展是永恒的，靜止或統一隻是暫時的。因此誰抱著現存國際關係結構不放，誰就將被永恒變動的活著的火拋棄到曆史的垃圾堆中。

戰略實力派將被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顛倒了的世界本相以及信仰、理想重新恢複到人民的立場上來，而充分利用了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基本內核”。自由主義者隻是意味著精英的理想，而現實主義往往不能前進。1939年EH卡爾所說的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統一，將在戰略實力學說的基礎得到對立的統一。矛盾著，卻是統一的；不可理解的，卻是符合事實的。
　 　
（三）、善良者必須更奸，戰略實力派主張俾斯麥
　 　
人民是善良的，要不然怎麽會出現“中國人民是善良的”這句諷刺性的言論呢？善良是會被利用的。中國人善良地容忍著日本人，但是信奉強者哲學的日本卻把中國人的這種善良當作工具肆意侵犯中國人對待大屠殺問題的底線。毛澤東善良地釋放了某人，但是某人卻把毛澤東幾乎當作是斯大林一樣否定了。我們善良地從西藏南部撤軍，結果印度占領了藏西南；我們善良地追求和平，結果、中俄北部灣劃界談判和南海問題，中國處於絕對的劣勢和領土主權縮小的境地。

善良者、正義者必須掌握利器，否則奸邪將得逞一時。正義的曆史觀一個重大的錯誤，就是將恢複曆史真相的任務交給未來，自我安慰的常用詞語如“正義終究將屬於人民”，“真相終將恢複”，“未來屬於人民”。但是如果隻滿足於這些口號，那麽和宗教講求下半生和來世超生將沒有任何的區別，奸邪可能將恒久地把持曆史和未來。戰略實力派的口號是：“曆史和未來就在你我手中”。

周星馳《七品芝麻官》講出了一個曆史的真理，“貪官很奸，清官要更奸”，正義的曆史觀第二個重大的錯誤，就是在戰術上也藐視了奸邪勢力，忽視了他們偽造曆史，把持政治的強大能力。

在你我勞動人民知識分子奮鬥的基礎上相信“曆史和未來屬於人民”，並且在戰術上重視一切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勢力，才有可能取得曆史的勝利。

這就是戰略實力學說關於曆史和我們責任的一個基本判斷。戰略實力派主張俾斯麥式的實力派，在擁有各種強大的資源的基礎上，心懷戰略，如同日本和美國統治集團延續百年的國家戰略一樣，穩步實現國家的複興或崛起。
　 　
（四）戰略的勝利才是真正的勝利
　 　
我們看到，很多人否定著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非洲、越南、朝鮮等第三世界的無償援助，就因為其中很多國家的對外行為在後期的政治變動選擇做出了嚴重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行為。

也有人將紅色高棉犯的錯誤歸結到毛澤東身上，從而掩蓋真相，迷惑讀者。
更有一些流行的百家講壇的所謂學者，樂於翻案，為滿清說話，熱心於為國民黨說話，喜歡否定朝鮮戰爭的必要性。

對於這些流行性的腦炎患者，我們得出的最終結論是：缺乏戰略眼光，也缺乏實力為基礎的現實主義對實事求是的要求。而是完全主觀化，唯心主義極其盛行。小市民外交思維是人民公敵。

比如有人說，文革時期中國死亡了7000萬，那麽根據在哪裏呢？很多人都是道聽途說。有一次我碰見一個右派，說：“雖然7000萬未必正確，但是你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7000萬不正確”。是的，在缺乏材料，材料被政府唯一化地保密壟斷的情況下，而有些品質糟糕的學者就利用那些不完整的、虛假的數據虛擬構造出一個7000萬的童話出來，然後借助於對黨的腐敗政策不滿，從而煽動仇恨，使他們在感情上認同這種偽造的數據。

但是在感情和真相之間，我寧願選擇真相，而不願意在感情的驅動下去忽視戰略的意義。現代博弈學認為；戰略的勝利才是真正的勝利。這是為什麽劉邦一次次戰役失敗但是卻取得了最後的勝利，而項羽打贏了一場場的勝利卻一戰而全敗。因此，戰略的勝利才是真正的勝利。

郭鬆民對文革中力量的分析，提供了政治學的分析基礎，他認為：

民主應該建立在力量均衡的基礎上，而不能建立在空洞的“製度”基礎上。毛澤東時代民主之所以夭折，最大的教訓也就在這裏——由於時間的原因，製衡官僚的“造反派-文革派”及其他力量還來不及成長壯大，和官僚形成“均勢”，這使得官僚可以輕易地用暴力將他們清除，並本能地按照最有利於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路徑，開始了“經濟體製改革”。　　

但是我要在這段文字上加上一句，民主除了建立在力量均衡上，還有一個最為重要的因素，即民主乃至對外政策不單純是依靠實力，而且包含了戰略頭腦。戰略頭腦意味著毛澤東以來戰略思維的繼續和演化，不計較“一城一地之失”，而是把眼光放在長遠的勝利目標上。這意味著戰略實力學派不僅強調民主等政治結構的實力基礎，還將戰略放在至關重要的位置。

我對郭鬆民政治結構理論的補充不是沒有必要的。在社會流行的庸俗“實事求是”派看來，實事求是就是實際要求我們幹什麽，我們就幹什麽，沒有一點戰略眼光，而隻會以市儈的目光審視世界萬物。

當毛、劉就發展道路問題發生爭論，庸俗“實事求是”派就想固守住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從而培育官僚資本。因為一些地區的民俗就是小市民、過小日子，沒有什麽規劃，就是日子過一天算一天。這是絕對“實事求是”了。

正是因為沒有戰略性的前瞻性眼光，而是以實力配置一切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從而導致了惡性循環和兩極分化。

1、經濟領域的惡性循環。吳曉寧在《兩極分化誰之過》中認為，改革的最大問題就在於權力下放過程中放任了權力和公權的自由化以及權力者自身利益的自由裁量，不顧他律有效性冒進私有化和市場化，破壞了原有的防止資本過渡貪婪和權力自利的政治生態和複雜平衡。權力的下放和自由化，沒有建立起新的製衡，開啟了公權腐敗的閘門，造成了權力腐敗的禍水泛濫成災。因為公權的自由化導致公權的持有人首先是權力私有化和利己化，而不是更加公正或利他。因為經營權和決策權的下放，沒有剝離利益分配權，一同下放了，導致了法人和長官負責製的利益分配權獨裁化，加劇了利益寡頭化。在主流經濟學鼓噪的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中，權力和公權也被私有化了。權力並不會在下放中消失，隻會在下放中轉移，結果轉移到了下一級有更大自由裁量權持有者的手裏，加劇了權力的腐敗。而公權隨著產權和經濟體的私有化和自由化集中到了法人或管理層手裏，並隨著產權和經濟體的市場化自由博弈進入了社會利益博弈，形成了權力和公權的與大眾利益的博弈和對立，代表公共利益的公權和權力全麵地展開了與民爭利，並通過合法地修改規則和不合法的腐敗實現著權力的自利和腐敗。同時失去製衡的生產資料私有化和寡頭化加速了分配的兩極分化，而兩極分化反過來加劇了對權力的收買和腐蝕進攻，商業賄賂與權力腐敗交相輝映，形成惡性循環，單純的權力尋租根本不足以解釋腐敗的成因，而關鍵性的“不拿槍的進攻”被權力尋租理論全麵遮蔽，導致金錢與美色的俘虜越抓越多，這完全是新體製造成的惡果。從承包製到廠長經理負責製，從法人和長官負責製到產權人負責製，中國的所謂新體製都推行了一種經營權和決權策負責製掩蓋下的利益分配寡頭化，這才是主流經濟學改革新體製的本質。

純粹以實力分配經濟資源實際是叢林法則的必然結果。

2、以實力配置政治資源必然導致寡頭獨裁和人民民主的喪失。傳統社會階層結構是頂尖底寬的金字塔結構，在這種結構中，極少數人居於社會的上層，而絕大部分人則處於社會的下層。曆史經驗表明，在社會中間層規模大的社會，社會資源的配置差距一般都比較合理，經濟社會分配差距比較小，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利益矛盾和衝突一般都不會很大，這樣的社會最穩定，最可持續發展。因此權力分配在中間的階層有利於社會的穩定。

這是因為中間階層往往意味著著社會流動的活力，大凡一個社會隻要固定化，既得利益集團控製著一切資源而無所變動，那麽這個集團的滅亡也為所不遠了。
3、這意味著在實力配置中間，隱藏著一些變動著的、活的因素，正是這些因素不為人所察覺，最終才能夠更改實力平衡。

戰略實力學說意味著這樣的一種情況：實力配置政治導致均衡，但是均衡中孕育著變動，誰能夠把握發展，誰就能夠戰勝對方；但是同時，如果對方不得不向壞的方麵變動，即使另一方無所變動，仍然能夠取得優勢。這意味著控製著事物發展的方向比掌握事物的多少更有曆史的前景。質量戰勝了數量，將來必然戰勝目前。
　 　
（五）不能純粹按照實力分配資源
　 　
馬克思認為，絕對的不平等是不存在，因為勞動是有差異的，因此在資產階級法權麵前分配就應當是不平等的。也就是說，如果在國際關係理論中講求絕對的機會平等，那麽就意味著有的國家實力強，有的國家實力弱，那麽他們按照“勞動”或“實力”配置的結果就必然是大國更強，小國更弱。因此，戰略實力派支持對弱小者傾斜的立場，甚至犧牲大國的某些利益也是值得的，但是前提是消滅了民族利益。

長遠利益與現實利益的兼顧很多時候是一句空話，因為更多時候兩者如果能夠被兼顧，那麽問題就不會被提出。提出這個問題，常常是因為需要犧牲現實短暫、眼前、局部的利益。

所謂全國一盤棋，就是需要地方、局部做出一些顧全大局的犧牲。

既有前瞻性，又有現實的可操作性，步驟、程序、檢驗方法都已經具備。就是有理想，同時又有現實的可操作性。

朝鮮能夠統一全國，這是我們和其他人的不同看法。北方統一南方往往具有曆史必然性，朝鮮既有戰略意誌，同時又有現實的可操作性。朝鮮發展的原子彈、衛星、戰略武器雖然在質量上還不足以和韓美對抗，但是從戰略意誌上已經超過韓國。而且這個國家的經濟實力雖然不足以和韓國抗衡，而且也無法支撐起戰爭所需要的消耗。但是核武器的後果已經起到了對韓國的足夠威懾作用。
　 　
（六）道義責任和互相信任是極其重要的不可再生資源
　 　
某些知識分子把中國政治看得如同一加一等於二那麽簡單。在他們眼睛裏，就是文字遊戲。政府將民眾剝奪的一無所有。美國和蘇聯有一個慣用的做法，即對內保持高福利，對外保持高剝削。但是我們國家有了一個新發明：就是對內保持高剝削，對外保持高妥協。朝鮮在紀念本國事件不提中國是正確的，兄弟打架其他人不能被列入功績的。我信任以實力為基礎的自由。中國實際是互相不信任。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如何讓你的話讓大家信任？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一切都是唯心主義的。比如說毛澤東時期死了100萬，200萬，300萬，一直到5000萬，數字簡直成了數字遊戲。隱藏在這些數字背後的檔案是什麽？標準是什麽？沒有人會以學術的眼光審視的。這些數字隻是用於表達一種情緒。他們按照理論而不是現實來評價。比如對蔣介石日記的偏信。現在國家已經造成了一種印象：絕對不信。他們寧願相信一種被事實反複證明最不可信的個人日記。日記本身就帶有演員的性質。思維不是來源於現實，而是純粹思辯以及自圓其說。比如為什麽說女人下腿粗的解釋，說是常坐也可以，說是不運動也可以，說是西部女人健壯也可以，完全根據思考，而不是事實。文革使改革的阻力小了，中國對其他國家失去戰略信譽則使成為一個流氓國家的阻力變小了。

戰略實力派尤其強調曆史的證據以及人民的立場，一些左派崇拜毛澤東卻主張廢掉馬克思，相信什麽應該個人崇拜，完全忘記了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同時，我們把取信於民和取信於第三世界國家看得一樣重要，商鞅立木而取信秦人，中國立道義而取信於世界。

那些小市民的真正土包子外交精英們，為了蠅頭小利可以出賣民族尊嚴，何況是弱小國家的權益？在朝鮮核武器之後，中國國內的第一反應，居然是拋棄朝鮮，可見流氓氣質的侵染。
　 　
（七）以戰略調整實力配置保障了體製的基本生存
　 　
列寧說一些人純粹是從字眼出發，他們也不代表運動的未來。純粹的實力分配消滅人民的前途，他們也不屬於未來。印度的真正睾丸是毛派武裝，而中國外交精英的睾丸是如何贏得人民和未來。

實力配置導致兩極分化與惡性循環，必須按照戰略需求進行調整，否則威脅到原體的生存，直至導致整個體製的崩潰。

近代工業必須配合。為什麽保姆不願意工作，難道是因為這些財產不是自己的？如果凡事都必須是自己的，那麽為別人將成為恥辱，而自私將導致無底洞，難道還指望自由主義式的自我平衡嗎？

合理的國家外交、內政思維是外嚴內鬆，但是我們國家恰恰喜歡國內嚴重壓迫，而國外撈取好形象。搞自己國家的人民，而不把關係搞在外。惡性思維是凡事都想到最壞，最後被這種極端化的思維引導向黑暗的心理與結局。決策者的心理要光明，要相信事情都能夠解決，都能夠調解。

中國的南部邊界是一片破碎的領域，而統治者信仰和道德心靈的破碎、慌張則是無法比擬的，國內階級矛盾的增加使和諧世界成為一個巨大的笑料場。資本和大學生同時的上山下鄉，一個資金，一個知識，配合得很好，還能夠解決政權的危機問題。你們想過未來他們返城的可能後果嗎？他們不僅可能在未來的政治變革中發生流民與破產知識分子的結合，還可能徹底顛覆國家政權。

導致人民不能生存，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和心懷叵測的自由主義者以及官僚勾結，不是有策略的證明。身邊的真理都不願意去看。權貴資本在全國人民麵前已經連基本的信任都消失了。人民給予權貴的恩賜就是，仇恨導致了連基本的事實都不顧了。
　 　
　 　
（八）活體隱藏在小國和人民中間
　 　
活體是一種不竭的變革之源。它起源於一種機動、可持續的力量，它絕對是與現存秩序格格不入的。

朝鮮玩弄五國於股掌之中，小國能夠玩轉大國，是因為在實力的相對均衡中間，大國的力量處於相對的封存狀態，而機動的力量則處於弱小。而小國則不同，它能夠將資源發揮到極致，從而調動一切鮮活的因素，調動大國由於均衡而封存的實力因素。

戰略實力學說的“實力”，是指的是可調動的、可發展的、主權所有的資源力。這一點和現實主義區分開來。也就是說，即使是某些大國擁有大量的財富，如果它不能將這些財富用於“可調動、可發展的”，那麽它仍然等同於沒有。甚至如果這些財富並不服務於本國人民，本國不能對這些財富行使主權，那麽則是沒有意義的。譬如日本，雖然擁有財富，卻是美國的二奶。

首先，實力強調的是可運用的資源力，這部分力絕對不是潛在的，而是已經被運用的“活的力”。這一點很好理解，比如一個國家擁有廣闊的人力資源，但是在發生戰爭時，這些人力處於“沉默的大多數”，那麽機動的兵力相對而言，則是弱小的。
其次，實力必須擁有絕對主權，否則隻能象魯迅所說的肥豬一樣，如果是頭馬則跑得快，但是如果是頭豬，那麽隻能任列強宰割，即GDP再高，財富再多，也不免是別人的奶牛和殖民地。

第三，實力必須可再生，可持續，否則是沒有意義的。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就是立足於人民力量的無窮。即使正規軍被消滅了，還有遊擊隊；遊擊隊被消滅了，還有民兵；民兵被消滅了，還有千千萬萬覺醒起來的群眾。

第四，實力必須掌握生產力的頂端，否則不是實力。一噸的麵包來打人和一個槍子來打人，效果有天壤之別。晚清時期清軍的火炮和大刀長矛，對於西方的有戰鬥力、掌握先進工具的士兵是沒有勝利的絕對把握的。

第五，實力的運用者必須是高度智慧和高度意誌的統一體，否則是白搭。毛澤東時期，經濟繼承的是半殖民地時代的遺產，但是他運用高度的智慧和強大的意誌將中國推向政治大國。

第六，實力必須處於正反饋序列。從馬克思主義的話來說，就是必須是新生事物。這並不意味著實力本身就是新生事物，而是意味著實力需要更新自身，不斷從新生事物中吸取力量，保證自身處於正反饋的上升階段。

處於上升階段的國家或民族往往是很難戰勝的。在這一點上，恰恰不遵循實力配置，而是遵守新舊更替規律。即使是一個上升的奴隸製國家也能夠戰勝一個沒落的封建製國家，即使是一個剛解放出來的半殖民地“新中國”，因為處於上升階段，也能夠在朝鮮戰爭中戰勝處於晚期資本主義（曼德爾）的美國。“上升戰勝沒落”往往不遵守社會發展秩序，但是根本上的勝利，避免倒退，卻要“新生上升的事物戰勝沒落的事物”。也就是說，這一曆史的邏輯是“造反有理”，而絕對不是“存在即合理”。

從這個意義上講，革命是合理的，改革也是合理的，問題在於改什麽以及怎麽改。在正反饋的過程中，矛盾是動力機製。在現實的條件下，社會的進步取決於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多大程度上得到消減，從而讓渡給中下層。但是事實上，偽改革集團隻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改革，更大程度上地折磨老百姓，而對於那些不符合他們利益的新生事物，如合作社，則不支持、不鼓勵、不推廣。“改革”這個詞語也被他們汙染了，從而失去了信譽，人民隻要一聽到“改革”，就會想到“沒好事”。
　 　
（九）戰略實力學說對韜光養晦的態度
　 　
韜光養晦本身是新生事物為了保存自己、積累實力，爭取戰勝對手的方式。正因為它的目標是最終戰勝對手，所以它是不可言說的。它的第一大特征就是秘密進行。
如果說一個新崛起的國家要執行“韜光養晦”的戰略，那麽當這一戰略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時，這一政策就已經失去任何意義了。

“韜光養晦”由於成為中國外交精英辯護自身無能以及邀取美國霸權的歡心時而成為口頭禪時，這個詞就成為了21世紀前後最具有諷刺性的“臭詞”。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吳建民在華盛頓發表的“韜光養晦還要管一百年”。如果真實的“韜光養晦”存在，那麽這無疑是國家機密，在霸權者的跟前說明自身的“韜光養晦”，無異於自殺。這種思維如果不是自殺和泄露國家機密，那就是“永晦者甘心情願地向霸權者的獻媚”了。

戰略實力學說也認可新生事物的“韜光養晦”，但是這有以下的幾個條件：

1、“韜光養晦”首要條件是機密性。否則“韜光養晦”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最愚蠢的行為是這一戰略已經泄露，還是大言不慚地鼓吹，既不能麻醉敵人，也不能說服民眾。

2、“韜光養晦”的條件是必須有步驟、有計劃地發展實力，這個實力必須符合本文

（八）中的所有條件。

3、不可過早地暴露力量，否則隻能使新生事物取代舊事物遭遇挫折。

4、必須在恰當的時間，按照時勢的要求，果斷拋棄“韜光養晦”，否則隻能當縮頭烏龜。
　 　
（十）戰略實力：一種綜合體
　 　
戰略實力不單純是戰略和實力兩個詞語的結合，更大意義上它是一個綜合性的，即“實力基礎上的戰略性”和“戰略性的實力”。前者表達著任何一種戰略，都必須以實力為後盾，否則是無本之木。而後者則體現了實力的進取性，在這裏停滯是沒有意義的。在變動的世界格局裏，停頓、退步都是沒有價值的。“戰略實力”還意味著這個實力是戰略性的壓倒態勢，從而從戰略上獲得統治權。

葛蘭西說過：實踐一元論，是物質和精神在對立麵的統一。那麽什麽是戰略實力學說呢，就是戰略和實力在對立麵的統一，動力機製是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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