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圖米: 中美不同的軍事觀念極有可能導致對台海局勢的誤判

危險的差異(上)

----中美不同的軍事觀念極有可能導致對台海局勢的誤判

(美)克裏斯托弗·圖米 美海軍研究生院助理教授 毛翔 楊曉波 編譯

本文為《現代艦船-軍事廣角》獨家授權鳳凰新媒體軍事頻道稿件

一國的文化往往會對民眾認識外部世界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就國際安全事務而言，民族的文化、心理影響也不例外。特別是在國家安全事務上，任何不被理解的舉動或姿態都更有可能造成誤判並釀成大禍。

中美關係作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存在著極大的穩定性因素：較高的貿易依存度、製度性的外交接觸和在全球重要地區事務上的合作等等。但兩國關係也麵臨著最嚴峻、最複雜的考驗，也是所有大國中最有可能爆發現實戰爭的國家，引發兩國衝突的導火索——台海問題始終是雙方防務決策者共同麵臨的嚴峻挑戰。一旦雙方因誤判對方意圖而爆發戰爭，則開戰之日美軍的傷亡人數極有可能超過當前伊拉克戰爭的美軍傷亡總和。雖然國民黨在今年5月的勝選使得島內喧囂一時的政治鬧劇逐漸平息下來，而且在可預見的相當長時期內兩岸交流也會逐步走向正常化，但是兩岸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仍會繼續壓迫著各方的神經。從全球角度來看，台海仍舊是中美大國交鋒的前線。

製勝理論的重要性

本文將所提及的戰爭觀、軍事文化和學說一並稱為“製勝理論”，便於在戰術層次上認識這種差異所導致的戰爭風險。這一概念包含了軍事力量的基本構成、作戰理論以及實戰中的具體戰法，不可避免地會涉及部分大戰略方麵的要素。簡言之，這一總括性的概念就是如何贏得戰爭的理論。我們隻專注於它所產生的實際效果，尤其要強調軍事理論、地緣因素和技術因素對誤判的作用和影響。軍事理論和軍事學說更是文化傳統在軍事領域的自然延伸，不僅軍隊訓練、作戰決策都受製於它，政治決策更受其潛移默化的影響，因此更應受到重視。

衝突爆發前，軍事理論和學說迥然相異的的兩個當事國，頻頻以各自的軍事、政治手腕互探對方的真實意圖，這便構成了危機外交的鮮明特點。而對對方舉動和施放信號的解讀，也深受已方政治、軍事文化觀念的影響。對於兩個處於衝突前奏、奉行不同軍事理論和學說的國家而言，先入為主地主觀解讀對方的政治、軍事舉動，而不是依據危機發生的具體環境，通常會導致誤判。而這樣的誤判反過來又會使已方的策略升級並最終促成危機爆發。危機中的每一方都盲目相信己方軍事體製和力量的優勢，並堅信這些優勢必將轉化成戰場上的勝利。而對於兩個奉行相似軍事理論和學說的國家而言，由於處於同一種軍事文化環境中，解讀對方施放的信號時就更容易理解對方的意圖，因而隻要危機還未發展到非用戰爭手段解決不可的地步，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因誤判而導致的戰爭。進一步說，以軍事文化和學說為主體內容的“製勝理論”差異越大，當事雙方就越有可能對對方的行為產生誤判，危機也就越有可能演化成戰爭。也可以說，這種差別的大小程度，決定了雙方對各自力量的評估、對戰爭前景所持的樂觀或悲觀態度，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客觀實際。

如果危機當事國的一方越不理解對方軍事行動後隱藏的政治意圖，則克勞塞維茨所說的“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也就越不具有說服力。因為在這種誤判的環境中，軍事手段往往背離了政治目的、甚至淩駕其上，戰爭自己的邏輯--無限製的暴力傾向將暴露無疑。

前車之鑒

中國出兵朝鮮 二戰結束後的50年代，美國的“製勝理論”在戰略層麵上強調大規模使用戰略轟炸和原子武器；在戰術層麵上強調戰術空軍、機械化部隊的聯合運用。而當時中國共產黨剛剛奪取全國政權，麵對全球非敵即友的冷戰格局可以說是非常的陌生。而新中國成立之初，其麵臨的朝鮮戰爭中的對手——美軍，也完全不同於她在以往所遇到的任何對手。但與美國所擅長的正規戰爭相比，中國人民解放軍也並非一無是處：他們擁有超過30年的戰爭經驗，長期與裝備、兵力占據絕對優勢的國民黨軍、侵華日軍作戰，而且總是處於極端惡劣的物質、地理環境之中，能在這種極端的逆境中不斷成長壯大並奪取勝利的軍隊也總有其過人之處。這些經曆也使解放軍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戰爭觀念、軍事文化和理論，毛澤東軍事思想就是這一係列軍事經驗的集大成者。比如，毛澤東就對美國當時擁有的原子彈不屑一顧，強調正義的人民戰爭理論等等。當時解放軍主要以步兵為主，其軍事理論的設計和戰術安排大多圍繞著步兵展開，而美軍也很快就在朝鮮戰場上經曆了兩種軍事文化和理論間的碰撞。

在陸戰場上，中美兩軍的軍事文化和理論可以說是南轅北轍，毫無相似之處。當朝鮮戰爭不可遏製地爆發後，以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參戰後，很快就突破了三八線，向中國東北邊境推進。在美國看來，挾二戰餘威，在歐洲、太平洋戰場上打敗德日法西斯的美軍沒有理由在中國人的“虛聲恫嚇”中止步不前；在中國調集以第四野戰軍為主的解放軍組成東北邊防軍後，他們仍然認為這是中國人虛弱的表現。美國人忽視了中國的威懾信號——解放軍步兵的大規模集結是即將展開重大軍事行動的前兆，仍根據他們自己的戰爭經驗看待中國迫在眉捷的出兵之舉。美國人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中國人不敢真的出兵挑戰最強大國家的軍隊；即使真的出兵，他們的表現也不會比北朝鮮人民軍強多少，因此美國人使用了毫無成效的威懾手段——威脅使用原子武器並派遣戰鬥機“誤轟”邊境地區中國境內的目標。後來的史實證明，美國當時的判斷完全錯誤，威懾也完全失效，中國不但大規模出兵入朝，而且還以自己的方式打敗了聯合國軍，迫使美國在第一份沒有打贏的停戰協定上簽字，達成了自己的戰略目標。但是，解放軍在朝鮮戰爭中的慘重損失也使其在戰後對人民戰爭的軍事觀念進行了重新評估，使中國領導人重新認識了人民戰爭理論的某些局限。當麥克阿瑟叼著煙鬥越過三八線時，中國就已置身事內，然而美國仍對中國部署在邊境地區的重兵集團視而不見，視中國人通過多方途徑傳遞的外交警告為兒戲。雙方對戰爭的不同理解和製勝理論的差異，深刻影響了對各自力量的評估和戰前的外交斡旋。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蘇聯對朝鮮戰爭的態度。基於二戰期間的經驗，蘇聯的“製勝理論”與美國類似，因此他們對待這場戰爭的態度與中國人截然相反，他們竭力避免與美軍直接交手，而更傾向於打一場“代理人戰爭”。其實，美國人隻要認真研究一下中國共產黨和解放軍以往的作戰經曆和紀錄、特別是毛澤東主席的經曆，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當年美軍的窘境。遺憾的是，美國對毛澤東和解放軍的判斷還停留在對蔣介石和以往中國軍隊的認識之上，這種軍事傳統和理論的錯位，以及由此產生的誤判，加速了中美第一次軍事對撞。

二戰後的中美台海博弈 如果說中美兩軍在朝鮮戰爭中因軍事理論和學說的差異而導致的誤判，主要在於中國兩國在陸戰觀念上差異過大的話，那麽中美兩軍在台海地區近半個世紀的軍事對峙卻沒有產生什麽大的誤判，則主要是由於中美雙方都遵循相近的軍事理論和學說。與純粹的陸戰相比，在跨海作戰過程中，海空軍將擔負更重要的角色，兩國的軍事理論和學說在這方麵差異不大。雙方都認識到海空軍在阻絕陸軍兩棲登陸、後續補給支援等方麵起著極端重要的作用，無論哪一方要成功達成預定作戰目標，摧毀、癱瘓對方的海空力量都是要最優先達成的戰術目標。與處於防禦態勢的美台相比，時刻準備武力解放台灣的中國軍隊卻因技術、國力和戰略環境等因素，長期受製於海空軍實力弱小所造成的被動局麵，無法積極進取。這保持了台海地區超過60年的和平。直到今天，台海地區的海空力量對比才稍稍向大陸方麵傾斜。

這並不是說台海兩岸半個世紀以來沒有發生過危機，隻是當每次危機爆發後，雙方因持有相似的軍事理論和學說，對各自實力和對方意圖的評估更趨近於真實，因而有助於雙方更清晰地評估戰爭前景，從而有效地減少了誤判。即使在雙方距爆發戰爭最近的幾次危機中，美方鑒於朝鮮戰爭中解放軍的出色表現以及無法在短期內集結足夠的兵力而訴諸於政治解決；而中方有感於美軍強大的海空力量也做出了與美方類似的判斷，從而維持了長期的冷和平。

從軍事理論和學說的差異角度分析上述幾個政治性極強的局部衝突事例，豐富了我們對這些重要危機事態的認識。可以說，對抗雙方的這種差異越小，則導致誤解、誤判和過度自信的概率就越低，危機、戰爭的發展就越易受到理性的控製；反之，危機演變成戰爭後，一方的軍隊往往會驚歎於對手的作戰能力，表現出極大的不適應。




當代中美兩國製勝理論的比較

總體說來，美國的軍事理論和學說建立在先進的軍事技術之上。自上世紀90年代初冷戰結束以來，美軍以先進的軍事技術為牽引進行了一係列局部戰爭。這幾場戰爭中，每次美軍所采用的具體製勝理論和軍事學說都略有不同。但總的說來，美軍主要依賴其技術優勢，集結壓倒性力量，在戰爭初期向敵人作戰體係的關鍵重心發起攻擊。美軍近幾十年來的軍事理論和學說，比如，機動戰、空地一體戰、五環理論、OODA循環、快速決定性作戰、戰略癱瘓論和網絡中心戰理論都鮮明地體現了上述特點。美軍的軍事理論和學說的核心就是先進的軍事指揮控製係統、空天偵察預警係統、快速的全球力量投送和廣泛的軍事、政治結盟。其次，美軍參與的近幾場典型戰例，如2003年伊拉克戰爭初期“震懾行動”空中戰役和向伊首都地麵推進的“奔雷”行動、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和1990年的第一次海灣戰爭等，都體現了美軍的軍事理論和學說越來越強調將敵國非軍事基礎設施作為打擊目標的趨勢。

對五角大樓的防務決策者來說，要確保美軍“製勝理論”永遠有效，就要確保美軍擁有比潛在對手先進得多的作戰飛機、精確製導彈藥和先進的C3I係統。如今，美國空軍率先開啟了隱形化趨勢，擁有全球獨一無二的F-22、F-35、B-2隱形機群；海軍則將12艘巨型核動力航空母艦看作未來海上力量投送的核心，其艦載F/A-18E/F戰鬥機甚至比一些中等國家的空軍還要強大；陸軍則正由傳統重裝型陸軍向輕型化陸軍轉型，M1A2重型坦克、M2A3布雷德利步戰車和“斯特賴克”輪式裝甲車構成了它的主體；海軍陸戰隊則擁有堪比航母的大型兩棲攻擊艦和MV-22魚鷹傾轉翼飛機。當前，隨著技術的發展，核武器日益小型化、輕型化，這也使美國對核武器的態度較冷戰時期有了變化，更傾向於在常規實戰中使用第三代、第四代核武器。

對中國而言，實現國家統一、遏製台灣的獨立傾向是推動中國軍事理論和學說發展的源動力。但對中國的決策者來說，解決台灣問題肯定會觸及美國的利益，因此，考慮在美國強力介入下的軍事行動就成為解放軍必須關注的重要問題。在此過程中，中國的軍事理論和學說具有強烈的指向性和針對性，不僅如此，中國的核戰略部隊將擔負著比美國同行們更重要的角色。

中國目前的軍事理論和學說揉合了眾多軍理論，既有毛時代人民戰爭理論的影子，又包含了美軍在伊拉克、科索沃戰爭中的高技術戰爭思想。然而，又不能將此視為簡單的綜合。各種跡象表明，中國的軍事理論和學說謀求的是一種不對稱的軍事能力，以抗衡美軍在傳統高技術戰場上的技術優勢，針對的正是美國軍事係統的軟肋。中國力求在台海發生衝突後威懾美軍的介入；如果威懾失敗，則憑借這些能力讓美軍付出足夠的代價。比如，近期在解放軍軍事理論論述中頻繁出現的“撒手鐧”武器和戰法，就是這一戰略的明證。

在解放軍傳統的軍事文化、理論和學說中，技術和武器一直處於“形而下”的地位，然而最近卻得到了顯著提升。冷戰結束特別是第一次海灣戰爭後，中國深感傳統軍事理論和學說已無法適應新形態的戰爭，於是大量從俄羅斯引進較先進的武器裝備，上世紀90年代以引進蘇-27為代表的空軍裝備為主；2000年以後則主要以海軍裝備為主，4艘“現代”級導彈驅逐艦、8~20艘“基洛”級柴電潛艇的引進就是例證。如果說蘇-27的引進是為有限地補充空軍戰力的話，那麽裝備著SS-N-22超音速反艦導彈的“現代”級和有“大洋黑洞”美譽的“基洛”級潛艇，則完全是為穿透美軍航母的多層防禦圈而準備的。這兩種海軍裝備中，“基洛”級潛艇對美軍造成的影響遠大於“現代”級驅逐艦，甚至比傳聞中的解放軍海軍航母更令美軍恐懼，對美軍及其東亞盟友帶來了一係列戰略性難題。在解放軍空軍和二炮部隊的裝備序列中，與“基洛”級潛艇性質相似的則是蘇-30戰機和各類射程的彈道導彈。蘇-30戰機擁有遠程交戰能力，能攜帶俄製大型遠程超音速反艦導彈，是攻擊大型海上編隊的利器；而中國部署在南部的各式彈道導彈不僅能讓台灣經曆煉獄般的火海，而且部分中程彈道導彈還被改裝成“航母”殺手，令美國的任何幹涉行動都得三思而後行。除此之外，中國進展迅速的太空軍事能力也令五角大樓寢食難安，先不必說中國去年的反衛星試驗，就是近年來每次“神舟”飛船飛行時的滯軌艙段，若攜帶可再入軌道的核彈頭的話，都能讓美國耗資無數的導彈防禦係統徹底失效。而隱藏在中、西部山區中的洲際導彈則構成對美國核威懾的又一堅實後盾。

解放軍為解決台灣問題，應對美軍大規模介入而謀劃的上述作戰能力，形成了一整套名為“反介入戰略”的軍事理論和學說，意在阻止美軍利用靠近中國東南沿海的軍事設施和基地，妨礙中國在台海的軍事行動。因此派遣航母是危險的，要是派出海軍陸戰隊上島協防將會更加危險。

與上述對美軍裝備擁有不對稱優勢的裝備相配套的是一係列的戰術和戰法。在這方麵，解放軍指揮人員也認同了美國同行的觀點：在戰爭初期就對對手作戰體係的關鍵重心主動發起攻擊。事實上，解放軍采取“反介入戰略”正是中國傳統軍事文化和理論的體現，中國人顯然是要在海空戰場的戰術層次上謀求徹底擊敗美軍的戰爭能力。相比之下，在相同環境下隻具備使美軍有所忌憚的戰爭能力，對美國所產生的心理影響會大不相同。

雖然在整體戰術層次上，中國並不追求完勝美軍的能力，但在戰略層次上卻致力於發展全麵的能力，完全超出了解決台灣問題的需要。但中國在這兩個層次上所作的努力也是有所關聯的，解放軍的核戰略就是“反介入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自1964年研製成功核武器以來，解放軍核理論和學說的發展一直非常緩慢和保守，始終信奉最低限度威懾戰略。但這一趨勢在近期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去年年初進行的反衛星實驗、一係列空間飛行項目和地基軍用激光武器致盲衛星的試驗項目，都表明中國在戰略武器方麵的發展進入了活躍期。這些能力雖然無法直接挑戰美軍的海空作戰力量，但對美軍軍事理論和學說所依賴的中心環節和“倍增器”——衛星通信、情報收集和指揮控製係統，卻構成了重大威脅。解放軍在戰略層次所做的這些努力，美國都比較欠缺。美軍上一次擊毀空間衛星的試驗還是在上世紀80年代，雖然近期從一艘“宙斯盾”戰艦上發射反衛星導彈擊毀了一枚失效的間諜衛星，但這也隻是對中國試驗的應急性反應。

至於核武器方麵，中國始終沒有放棄對其過時的核武庫進行現代化。隨著新一代公路機動、固體發射的洲際導彈進入解放軍現役，中國的第二次核反擊力量將得到更新和加強；除了陸基核導彈，解放軍還在近期投入了最新型的094型戰略導彈核潛艇，它裝備了精度更高的巨浪2型洲際彈道導彈。但是在中國核部隊跨越式發展的同時，中國的核理論和學說仍保持了相當大的連續性，與上世紀60、70年代一樣，仍然奉行最低限度的核威懾戰略。但是，如果隻根據中國政府公開的政策宣示就輕言中國核力量隻是用於最終的威懾，那也未免過於天真了，正如前文所述，中國的核戰略是中國在台海“反介入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總得說來，近年來中美兩國的軍事理論和學說的差異，不會比半個世紀前中美在朝鮮半島首次交手時小多少。華盛頓在部署和投射力量時傾向於在特定時間內保持對特定區域的主導性控製，而不是發起一連串快速打擊以求震懾潛在對手放棄預定的戰略目標，而後者正是中國近期所追求的。而這種差異極有可能在中美對峙台海時導致對對方意圖的誤判。


《現代艦船-軍事廣角》2009年刊載

《現代艦船-軍事廣角》英雄帖（征稿）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