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鷹派：完成先賢囑托，中國統一台灣隻爭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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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人們多從經濟的角度談這次世界性經濟危機對中國的負麵影響，我想從政治角度談這次危機及其對中國的機遇。曆史上，任何一次大的經濟危機必然伴隨著新的國家群的崛起，而其中任何一個國家的崛起都不是線性的，即都不是GDP達到多少萬億以後起來的，也不是文化繁榮到什麽程度起來了。唐朝玄宗時自稱是“盛世”，可皇帝被安祿山趕到四川去了。宋朝文化最繁榮，結果讓契丹人將大宋打成一個小南宋，成了杭州一個小地方，皇帝被掠走成了階下囚。明朝也是這樣倒下的。相反倒是不少落後的國家在危機中崛起了，它利用危機打倒了強大的國家。所以說任何一次經濟危機都是具有巨大的政治意義。

　　大國政治即資源政治，它本質上是為資源的控製權而展開的大國博弈。世界稀缺什麽，大家就爭什麽。爭就得有武裝，正如沙漠上有水又有槍的人，才是最富有的人，而不是隻有水沒有槍，更不是隻幹活不武裝的的人。水是資源，槍是軍事，槍杆子加資源，決定世界財富的流向。1588年，弱小的英國跟強大西班牙開戰，後又接著與荷蘭開戰，戰爭勝利後世界財富就流向英國。1895年的日本也是這樣，那時它將中國甲午戰敗的“賠款”全部用於1905年的對俄戰爭，打敗俄國後，東北亞的財富就都流到日本。所以，曆史不是線性的發展，它恰恰是跳躍性發展。

　　金融問題就是資源問題。資本尋求的不主要是財富，而主要是稀缺資源。前幾年國際金融大量回流美國，主要是世界對這位“黑老大”有信心，因為這位老大能打架，手裏掌握著稀缺資源，誰也搶不走。錢放在黃金榮的帳戶裏，總比放在胡漢山的帳戶裏讓人放心。因為前者比後者的拳頭厲害。後來黃金榮打不過杜月笙，銀行裏的錢就跑到杜月笙那兒去了。“黃金榮”相當於19世紀的英國，“杜月笙”相當於20世紀的美國。世界政治基本上就是這樣：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與之相伴的是，一些國家崛起了，另一些國家衰落了。毛澤東同誌說：“這就是曆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

　　強國必然要更多的外部資源補償，不然強國的發展就不可能持續。外部資源大量回流以後，國內就會出現繁榮。古羅馬就是這樣。古羅馬的興衰和戰爭同起同落的，敗仗多了，古羅馬的奴隸耕作製也就衰落了。美國現在的衰落原因很簡單，主要是在伊拉克被打敗了。有人說美國必敗，也有人說他預見美國金融2008年要出事。其實，如沒有伊拉克的失敗，2008年的美國還照樣好著呢。金融主要是靠信心支持，但信心也多是建立在預期值而非其本身價值上的。這跟股票的道理一樣。你說“超女”20多歲就有那麽大的本事，但就有那麽多的資本家往他們身上投錢，主要是對他們有大預期，預期值是信心的基礎。現在人們對美國的預期值降低了，是因為美國自己打敗了，而且是在沒人惹它，是它在欺負別人時被打敗的，敗了就吹不動了；氣球憋了，自然就要落個皮包骨頭。但是美國是不是就爬不起來呢？也不是，關鍵要看世界資源是不是還由它控製。比如20世紀70年代，美國衰弱後又在尼克鬆手裏緩過氣來，在裏根時期複蘇，到老布什時期複興，可到小布什時美國又重犯美國20世紀50、60年代的老病，因瘋狂而再陷入危機。控製資源，說的就是控製海外資源；而達此目標的關鍵是國家要有強大的製海權存在，如果美國在全球範圍的製海權沒有旁落他國，美國在這場危機損傷的國力就會得到修複，其修複期大概有十年時間。這反過來也是中國的“戰略機遇期”的物質基礎。

　　資源、海權、大國政治，這三項是大國崛起不能逾越的“三段式”環節：資源是起點，也是霸權國家的目的，海權既是大國政治得到資源的否定因素，也是通向資源的中介手段，大國政治是通過海上博弈獲得世界資源的結果。而沒有海權，其他兩項則不能成立。

　　近代以來的國家財富聚集主要靠海外投資。而保證投資效益的關鍵不在於GDP，而在於對於海上通道的軍事控製即製海權。英國崛起、美國崛起還有沙俄帝國的衰落都和製海權有關。英國在與拿破侖戰爭中始終沒有喪失製海權，這使海上大量財富源源不斷回流英國，這是英國在這場戰爭中不敗的重要原因。沒有世界財富的回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內出現的兩極分化就沒有辦法消除。西方解決了國內兩極分化問題，就是有海外有源源不斷的資源和利潤回流。19世紀40年代，歐洲出現深刻的社會兩極分化和廣泛的工人運動，可到70、80年代卻又出現了“工人階級貴族化”現象。造成這個變化的原因就是英法國家在40、50年代開展的包括兩次對華鴉片戰爭和1857年對印度征服的東方戰爭。歐洲打贏東方戰爭後，大量財富就流回歐洲，歐洲工人階級也就過上好日子，就由被壓迫階級轉入壓迫民族。

　　曆史上國家崛起都是在世界危機中加速的，而不是在線性的GDP增長中發生的。有人說：等到GDP達到多少美元後我們腰杆就硬了。在國家一窮二白的時候，說這話是對的；但當國家發展到一定程度，這樣的想法就基本是幻想。羅馬帝國、大英帝國還有中國的大宋、大明王朝的衰落及美國、蘇聯的崛起的經驗告訴我們，富不過三代，國家的衰落與國家崛起的規律都是非線性的。窮的打敗富的，弱的打敗強的。憑什麽，就是因為後者出現了危機。1900年時，中國GNP不低，但歐洲利用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危機，渡過了歐洲普遍發生的社會革命危機。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不如英國，但美國利用這兩場戰爭造成的歐洲危機迅速崛起。其間美國並沒有打英國。美國隻是利用了英國的危機。凱恩斯傳記《為英國而戰》的作者斯基德爾斯基說“決心已下的美國人努力運用二戰的機遇來摧毀英國” ；外交史學者塞繆爾?弗拉格?比米斯在1926年寫的《平尼克條約——對歐洲災難和美國機會的研究》一書中更是說“歐洲的災難”，就是“美國的機會” 。

　　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表明，不管近代拉美國家的人均GDP增長還是GDP增長率均高於歐洲及其主要國家。相反斯大林時期的GDP增長率卻不如沙皇維特時期。 但其間的現實是，拉美人是歐洲人奴役的對象；沙俄帝國被日本打敗後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分崩離析，而GDP不如沙皇時期的蘇聯卻打贏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並成為世界超級大國。所以，國家崛起不能簡單地看GDP的總量，要看它的結構，是自主性還是依附性結構？斯大林說得好，沙皇給人民的是斧頭，他給人民的是槍炮。 是斧頭還是槍炮，在GDP上是看不出來的，或許依附性國家還比自主性國家的GDP更高，但依附性的國家不會比自主性國家更強大。所以，GDP不是國家崛起的標準，相反國家的戰略能力的提高才是國家興衰的關鍵。國家戰略能力就包括了化解和利用危機，尤其是國際性大危機的能力。

　　今天美國的危機與1972年美國出現的危機很相似。造成危機的原因是越南和朝戰的失敗。印度利用這次機會，使孟加拉從巴基斯坦分離出來，這大大改善了印度的安全環境。越南利用這次美國危機實現了國家統一。中國則利用美國這次戰略收縮進入聯合國並成功實現了改革開放。

　　蘇聯和美國，尤其是蘇聯，是非線性崛起的典型案例。19世紀末世界經濟危機，美國、日本卻利用這次經濟危機，一躍而起。1898年美國一氣拿下夏威夷、古巴、菲律賓等，到20世紀初，美國就從太平洋東岸來到西岸，此時正趕上中國衰落，八國聯軍打入中國。這樣大量的財富就從東方回流到歐洲和美國。與此相反，俄國，更不必說我們中國，卻沒有在這場危機中抓住崛起的機會，1905年日俄戰爭後俄國全麵衰落，1917年沙俄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快要結束時分崩離析。1929-1933年世界發生大危機並由此導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和蘇聯都抓住了這次機會：二者聯袂擊敗軸心國後回手又擊倒英國，一躍而成為世界大國。丘吉爾說斯大林“他接過俄國時，俄國隻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經擁有核武器” 。其間隻有20多年，而且這期間蘇聯崛起並不是在GDP達多少美元的基礎上發生的，而是在成功利用世界危機的基礎上發生的。相反在這次危機中倒下的並不是弱國，而是大英帝國及由它帶起的整個歐洲霸權。

　　美國作家沃爾特? 拉塞爾?米德在《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一書認為：“英國的崩潰，至少部分上是美國造成的，而且是故意造成的” ；“美國人不費一槍一彈就摧毀了英國，而且事實上還保護它不受更加殘暴的敵人的傷害。” 這其實也沒有什麽，國際鬥爭本身就沒有道德可言，丘吉爾這人是典型的盎格魯撒克遜思維，明白得很，栽了就自認倒黴。老政治家倒是厲害一點。羅斯福去世後，丘吉爾發表“鐵幕演說”，忽悠著沒有經驗的杜魯門到朝鮮去透支國力，最終美國在麥卡錫和凱南的驅趕下又裁到越南戰場。國際鬥爭本是一場場“丟手絹”的遊戲，看誰把誰忽悠倒。英國倒下後，丘爾吉一篇鐵幕演說，讓美國拖垮蘇聯，又讓朝戰和越戰——現在又加上個伊拉克戰爭——拖倒了美國。

　　現在我們中國遇到的困難並不是美國60、70年代的困難，卻類似美國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所麵臨的困難。那時候美國國內也是危機重重，芝加哥工人罷工，一上街就是幾十萬，我們現在享受的“五一節”、“三八婦女節”等都是那時候的美國工人階級爭取來的。那麽，他們是怎麽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呢？盡管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初也實行過凱恩斯新政，但僅憑這解決不了美國深刻的社會矛盾，它隻是從內部用政策調整財富相對平均，但平均主義政策的結果會影響國際競爭的效率，因而也不可能持久。美國後來走向世界，發展海軍，增加“詩外功夫”，將國內問題放到世界範圍考察並予以解決。近代歐洲的尖銳的社會矛盾也是這麽解決的。歐洲國家內部的社會矛盾是在19世紀40-70年代激化的，此間馬克思主義興起，到處都是“布朗基”式的革命密謀。但到70、80年代歐洲社會矛盾緩合了，出現了“維多利亞時代”。當時歐洲人沒有返回用平均共產主義的老方法來解決社會問題，而是從世界的範圍獲得利潤回流，並由此渡過了危機。兩極分化問題涉及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及其速度問題：注重了公平，就影響速度；注重了速度，又影響到公平。西方人從世界入手，解決了本國的公平問題。但要介入世界事務，就得有強大的製海權。

　　中國目前所有麵臨的問題是什麽？是資源問題。現在人家稱中國為製造業國家，但我們製造業的核心技術大多並不在我們手裏，更危險的是對製造業至關重要的資源在中國也日益匱乏。如果在世界資源分配中沒有相應可控的配額，中國經濟就容易受製於人。你看山西煤礦，真是天塌地陷。我們現在開始又搞綠色經濟，但綠色經濟又不可能高速，正如人太斯文了戰鬥力就不強的道理一樣。羊的生活確實比狼“綠色”，也很“文明”，但在狼麵前，羊隻是狼的一頓美餐而已。所以一個國家既要好看，又不要做粗事，二者是很難兼顧的。蘇俄剛建國的時候，列寧曾批評一些共產黨員，說他們有很優秀的品質，但在經營方麵卻不如一個普通的資本主義店員。 列寧告誡說，與狼在一起，就得學狼叫， 不然就不能與狼周旋，就不能打敗狼而隻能被狼吃掉。而我們卻在目前的危機關頭，大量買進西方國債，似乎是在用東郭先生的方法幫助狼解決危機，滿口之乎者也，這是牧師的作派，不是政治家的作派。你看斯大林出兵東北時就問羅斯福：用什麽向蘇聯人民交待；說白了就是你以什麽回報蘇聯出兵。不求回報的事，是中國人的美德，但這不適合在“狼群”中生存。

　　目前我們正在為世界做著巨大犧牲性貢獻，世界應該給我們回報以資源和相應的利潤。我們是實物生產國家，正因此我們才在這次世界經濟危機中給世界，尤其給西方國家提供了緩解危機的幫助。但實物生產的危險性在於資源供給不足；沒有資源，光有技術和勞動力是不可持續的。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新農村改革目標，在個目標下，中國將有三分之一的農村要卷入城市化生活。城市化生活是一種高耗能的生活方式，需要更大規模的資源支撐，而我們現在資源日益匱乏，你看山西煤礦出的這麽多的事，已非“人謀”可以解決。

　　經濟問題曆來都是與政治問題聯在一起的。中國現代化走到今天，中國對世界市場和資源如此依賴，使中國台灣問題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成了不能再拖的“瓶頸”問題。除了美國因素外，今天台灣問題更多的是日本右翼暗中支持“台獨”問題。日本為什麽近期在釣魚島如此高調？它怕失去台灣。我們看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 ，其中日本就沒有承認中方“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它隻是“理解和尊重”而沒有“承認”中國的這一立場。關於台灣問題，它說“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波茨坦公告》第八條又是如何規定的呢？《波茨坦公告》第八條說：“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這樣，問題隨之產生了，因為中、美、英三國發表的《開羅宣言》規定的是“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在太平洋所奪得的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這就是說，日本在《中日聯合聲明》這份中日關係基礎性文件中偷換了概念，回避了中方“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實質性立場，而對於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日本方麵隻是“充分理解和尊重”。日本在文件中隻承認了《開羅宣言》確定的“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的立場，這實際是“兩個中國”隱喻式表述。此後，日本政府在中日文件更是以單列條款的方式越來越突出地強調這一隱喻。所以釣魚島問題不是一個小問題，如果釣魚島在貓耳洞或珍寶島之類的其他地方，這都不是什麽大事。我們現在海洋戰略武器的效用受到海區深度的製約，而台灣就是解決這種製約的關鍵環節。目前中國航天已是“飛龍在天”，如果再進入深海，中國就可潛龍在淵了。

　　國家獨立和主權統一是大國崛起的前提。德國是通過俾斯麥的統一而崛起，獨立後的美國也是通過林肯的統一而崛起。那麽中國呢？美國南北統一後迅速發展，1898年氣吞萬裏如虎，一年裏拿下夏威夷、古巴和菲律賓，連續三級跳躍就來到遠東。此後遠東的財富就滾滾回流美國。現在我們盡管提出“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思想，但對世界市場和資源的另一個“大局”還更多的隻是望洋興歎，這顯然不行。這與中央的要求還差得很遠。當代中國同世界的關係發生了曆史性變化，中國的前途命運日益緊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係在一起。我們應該用世界戰略眼光看待中國的發展問題，加強戰略思維，善於從國際形勢發展變化中把握發展機遇、應對風險挑戰。如果沒有這樣的眼光，我們就化解不了中國的國內問題。在全球戰略上，我們隻有先腳踏實地，然後才能仰望星空。小孩子在成長過程中不與人摔上幾跤是進不到成人行列的，曆史也並不總是在牧歌中前進的。現在危機在我們麵前，機遇也在我們麵前。在重大的曆史機遇麵前，天予不取，反受其咎。美國、蘇聯都強力——盡管其手段都不太道德——抓住了資本主義危機帶來的曆史機遇，迅速崛起為世界性的大國。“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 ，曆史永是勝利者的曆史。

　　鄧小平1992年在南方講話中留給我們從建國起，“用一百年時間把我國建設成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的囑托，小平同誌說：“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幹”。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而忘記先賢的囑托也同樣意味著背叛。現在我們很快就進入21世紀20年代了，離2050年並不遙遠了。我們不能容許台灣問題長期困撓中國現代化進程。台灣問題不僅是主權問題，也是海權問題；海權問題，又是中國完成小平同誌囑托的關鍵環節。在台灣問題上，一萬年太久，我們當“隻爭朝夕”

張文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