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M·蘭普頓：2020年中國安全與外交政策的可能前景

戴維·M·蘭普頓：2020年中國安全與外交政策的可能前景



● 戴維·M·蘭普頓
(許旭虹譯)




本文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戴維·M·蘭普頓在2007提交給全美亞洲研究所（NBR ）的會議論文的修訂版，文章對中國未來10年的安全與外交政策走向進行了預測，提出了三種可能的前景，並對影響這三種前景形成的變量進行了分析。文章內容如下。

在安全和外交政策領域，中國與國際體係的關係可以從不同的方麵表現出來。本文提供了三種主要的構想：合作、分歧以及包括此二種元素在內的混合形式。在提出各種寬泛的構想之後的討論中，我將指出北京與國際社會的關係將采取何種道路的首要決定性因素，這些因素將被當作下一個十年的觀測指標。


一、三種前景

在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領域，三種寬泛的前景構想是可能的。

構想一：廣泛的合作

在這一前景構想中，進行廣泛合作的中國把自己的利益與維護過去60年來的國際體係的需求看作是整體一致的。在這種構想下，中國將繼續加強其掌控能力，並大致像當前一樣重視經濟和思想觀念的實力。中國將會同美國、日本以及其他主要的周邊國家保持良好的建設性關係。中國在追求全球安全和其他利益中，將會以非常合作的方式行事。

構想二：分歧

在這種構想下，中國自己的國家利益和福祉在一係列問題上同主流的國際體係相分歧，北京方麵會著重於掌控力的獲得。在這一種前景中，伴隨著在第三方區域相當多的充滿摩擦的競爭，中國同美國和日本的關係將會問題重重。

構想三：混合形式

在這種構想下，中國同當前國際體係的融洽程度是混合的，北京方麵的傾向與其他主要大國（特別是美國和日本）十分不同，因此成為同東京、華盛頓和其他主要大國持續發生摩擦的根源。同時，這些摩擦不會嚴重到導致當前的體係崩潰。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將會更加重視掌控力和經濟實力；中國同美國和日本的關係將帶有強烈的安全競賽的成分，然而也包括實質性的經濟合作。

這些假想的前景中的哪一種將會最接近於2020年的實際情形，取決於下述三種主要變量的排列，但台灣問題除外。如果對於極具影響力的台灣問題處置不當，僅僅這一點就會推動中國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甚至國內政策）朝著上述三種轉向中我們最不希望看到的一種——構想二發展。美國、中國和（非常微妙的）日本都有責任小心處理台灣問題。


二、主要的變量

（一）國內的發展
第一組變量涉及中國的國內發展。一個內部穩定、謀求國內經濟與社會進步的中國將會注意把對於自己持續進步的外部威脅降到最低，同時熱衷於為自身發展吸取國際體係的先進資源。反過來，在一個受到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困擾的中國，在精英階層以及民眾中將會充滿政治上的分歧，這就很難避免向國外轉移視線（尋找替罪羊），也很難避免為了精英階層（或者分裂了的精英中的某些派別）而充分利用國內流行的民族主義。一個受到國內問題困擾的中國對其外部而言將會是一個不穩定力量。

（二）主要大國的聯盟

第二組變量涉及主要大國的聯盟，這為中國的運作提供了地緣政治的背景。關鍵的主要大國格局是中—日—美“三角關係”。考慮到這一區域的曆史以及美日在意識形態上的緊密關係，對於美國與日本來說，把它們的利益和行為定義為對中國力量的製衡，將會具有持久的吸引力。這一看法，以及華盛頓和東京為此而作出的舉動，將會導致中國國民和國際國內安全政策機構的傾向變得最為糟糕。一個日本、中國和美國在其中以互助合作的方式確定各自利益的未來主要大國格局，將會使北京采取更加穩定和合作性的行為。其他的重要（或者成長中的）大國，例如印度和俄羅斯如何與中國發展關係，在形成更廣闊的國際背景方麵同樣具有重要意義，但是美—日—中關係似乎是關鍵。一種不重視多邊主義、而重視維持具有優先權和支配權的霸權地位的美國政策（如美國2002年和2006年的“國家安全策略”）將會增加充滿衝突的構想出現的可能性。把日本當作美國在亞洲的代理人來限製中國是一個從根本上有缺陷、達不到預期目的的觀念。

主導主要大國未來關係的另一個需要仔細觀察的維度是中美之間對彼此戰略的猜疑程度。一些戰略上的相互猜疑將會由科技上的行動—反應模式所滋生。2007年中國進行的非常成功的反人造衛星試驗就是征兆。美國發展了反彈道導彈能力，同時與日益精確的美國常規導彈與軍備相結合（更不用說，規模龐大和非常精確的核武器實力），這已經從理論上造成了對中國核還擊能力的威脅。北京已經提議中國與美國進行旨在阻止空間軍事化的會談，而華盛頓至今抵製這一會談。在顯然是為了保證自己還擊能力（這通過限製美國的通信、導航和太空感知係統的能力來實現）的努力下，北京會努力把美國引向關於中國最近的反衛星試驗問題的會談上來。不論動機如何，中國獲得這種能力幾乎必然要刺激美國進一步的科技探索，從而加速科技競賽和戰略上的不信任這兩者的交替發展。

（三）經濟和安全的融合與合作

第三組也是最後一組的變量涉及中國在東亞範圍內、以及與美國和歐洲在經濟和多邊安全問題方麵的融合與合作程度。作為經濟進步和經濟驅動的價值處於優先地位的區域，總體而言，東亞迄今為止從全球化和以其為中心的區域和全球經濟一體化中獲益匪淺。經濟的相互依賴和一種包括美國和歐洲在內的“區域開放主義”，將有助於中國產生強有力的合作動機，消除其衝突意識。當然，沒有什麽可以保證一定出現這一結果，但是商業利益在許多案例中一直是一種穩定性的力量，包括20世紀90年代與美國關於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的衝突，中國與歐洲、美國之間關於加入WTO 的談判，以及近來中日之間圍繞曆史解釋問題和其他問題產生的摩擦。經濟上不斷增加的相互依賴增加了如下可能性，即每個社會中擁有共同利益的成員都願意尋求一種穩定的關係。然而，隻有當這種相互依賴的結果在大多數國家的社會中產生的獲益者比失利者更多時，這種經濟上不斷增加的相互依賴才能成為一種穩定力量。因而，全球化必須以使每一個社會廣泛受益並使其消極結果（相關的環境問題、就業問題等）最小化的方式被推進。為了維護這一進程，那些關注於促進相互依賴性的人，也必須關心減小其給國內帶來的任何一種消極結果。


三、需要關注的關鍵性決定、進展和趨勢

觀察者在判斷中國2020年的走向——是積極的構想一，還是充滿衝突的構想二，或者是混合式的構想三時，以下中國國內發展的許多關鍵性指標是他們應該注意到的。

（1）觀察中國當前的第四代領導集體向新的第五代領導集體的過渡是否順利，以及第五代領導集體的國外與國內政策觀點的內容是什麽，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開前的準備時期將是關鍵所在。

（2）關注北京是否實現了向西部及中國落後的區域重新分配財政預算和發展資源，這是中國的領導層最近（在財政和實際政策成果上）談到的。

（3）觀察暴力性的或者是分裂性的社會事件是否在數量、規模和組織協調程度上有所增強。

（4）監測中國領導人在何種程度上把民族主義作為建設性的愛國主義或者是作為一種旨在對抗外部世界，特別是其他主要大國的更具進攻性的工具用來統一大眾的觀念。

以下是可供觀測的主要大國聯盟的關鍵性指標。

（1）觀察這些主要大國（特別是美國、日本和中國）如何處理相互間的不信任。日本的基本趨勢是在軍事、安全和外交方麵發揮更大的作用；美國的基本趨勢是尋求與日本合作以對付中國在安全問題上的崛起。北京的核心任務將是密切注視美日互動的細節——從導彈防禦係統的合作到台灣海峽的突發事件。從中國的觀點來看，當前的發展不是在一個整體上積極的方向上進行的。

（2）注意觀察伴隨著中美關係在戰略上的相互不信任的各種發展。美國軍隊在亞洲的部署將是一個指向標，中國人民解放軍旨在對抗美國軍事能力的發展是另一個指向標。美國軍隊在關島的部署將會是非常重要的觀察對象。

（3）目前，北京相信華盛頓希望約束台北的挑釁性行為，這是因為美國在其他地方脫不開身，應付不了台灣海峽的衝突。然而，在北京看來，如果中東和中亞的問題解決了，美國將如何對待這個問題還不得而知。因而要觀察華盛頓在何種程度上願意支持台灣作出的那些在大陸看來具有煽動性的行為。

（4）觀察美國向台灣的武器銷售和中國在台灣海峽的軍事力量的增加。

（5）觀測在何種程度上中國和美國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這些地區表現得更像戰略競爭者而不是發展中的合作夥伴，該領域的發展還屬於初步階段，但並不是全部都具有積極意義的。

（6）注意雙方在何種程度上開始像重商主義者那樣談論“控製戰略性自然資源”，而不是共同協作以維持全球資源市場的運轉。

（7）密切注意科技行動—反應模式在武器領域有了何種程度上的發展。空間將會是這類交替上升的競爭的一個主要領域。

（8）觀察一些主要大國（日本、美國和中國）認為應優先解決的事件（例如北朝鮮和伊朗的核計劃以及恐怖主義）的數量和重要性。這些主要大國認為它們在解決這類優先考慮的問題時彼此互相需要。第三方創造的需要主要大國（中國、日本和美國）合作的案例越多，這些大國就會越不願意陷入到它們之間的衝突中。

以下是需要關注的區域經濟以及其他事務中相互融合和相互依賴的關鍵性指標。
（1）觀察中國在何種程度上促進了區域組織和自由貿易區域的發展以及中國的周邊力量在何種程度上既與其合作又尋求同美國的合作。“開放的區域主義”同“封閉的區域主義”相比，將會是一個更加積極的進步。

（2）注意中國在何種程度上參與了多邊安全組織和論壇以及與周邊不同的軍事力量合作以維護區域穩定。

（3）密切注意區域和全球的貿易和旅遊者的流動方向。經濟相互依賴的程度越高，這些社會支持衝突的可能性就越小——隻要這些相互依賴的市場保證戰略性資源的不斷流動。

（4）關注在全球性和區域性環境事務上的合作範圍，以及北京在這些事務方麵的建設性參與的程度。

（5）密切關注國外直接投資和金融的流動，包括持有美國債券的情況。金融的相互依賴程度越大，發生衝突的可能性越小——其他所有的事情都一樣。

（6）密切注意全球經濟中的貿易保護主義的潮流和政策，特別是在三個主要大國（日本、美國和中國）中間。

四、相對的可能性

把這些主要變量指標當作一個整體來看——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它們似乎趨向於一個整體，可以引發三個重要觀點。

第一，合作與競爭的混合（構想三）需要北京、華盛頓和東京（還有其他國家）的持續經營，如果中國繼續沿著改革的道路前進，能夠維持國內的穩定，保持繼續的融合和相互依賴的進程，這樣的構想就可能會出現。同時，中國、日本和美國之間的戰略關係將會處於某種矛盾和不信任的境況中。盡管中國與主要大國之間的關係不會有大範圍的衝突，但一方麵是雙方商業和經濟利益間的緊張狀態，另一方麵是大國之間存在的安全共同體，這將會有礙於廣泛的合作關係。

第二，構想一——中國同美國和其他大國的廣泛合作是可能的，也應該是北京、華盛頓和東京努力爭取的前景。設想中國（以及美國和日本）形成的決定將會創造一種廣泛合作而且沒有摩擦和衝突的關係，這是可能的。然而，考慮到安全事務在北京、華盛頓和東京的政策製定中的核心地位，在戰略領域的相互不信任似乎不可能允許有足夠的信任來實現構想一。更多的與安全相關的交流和透明度可能會提高有利結果出現的可能性。

第三，出於同樣的原因，如果我們發現自己陷入構想二（即廣泛的衝突）中，這標誌著所有大國（日本、中國和美國）領導層的失敗。除非由於外部發展的不穩定或者是國內動亂，中國的國內發展將會在當前的方向上繼續前進。因為在中國，經濟利益在避免衝突中有著足夠的力量（而且中國國內的當務之急的力量非常強），所以避免最壞的情況是可能的。如果構想二的情況出現，那將是因為中國政治體係中的調控中樞不能掌控局勢，在經濟力量的主要中心廣泛傳播的保護主義和其他相似的力量抑製了相互依賴性的發展，並且在所有大國中對安全利益的關注勝過了經濟利益，以最具破壞性的方式助長了民族主義。

五、結論

即使廣泛合作這一可能性不大的構想作為結果出現，中國（還有印度）的崛起也將給國際體係帶來巨大的挑戰。國際社會一直在以北京反對的方式推動中國控製其發展導致的不良結果，而中國也同時要求發達國家對全球問題作出更大的貢獻（包括環境問題和改善南北差異）。這樣，即使中國願意同樂於接納它的國際社會形成廣泛合作的關係，也經常會處於兩難抉擇之中——一方是人民對改善生活機會的需求，另一方是一個在北京看來是要求苛刻的國際社會，而中國領導人因為擔心會減慢中國進步的速度而抵製這種國際社會。



文章來源：本文轉自《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第1期，轉載請注明原始出處，並遵守該處的版權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