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極限: 實力的終結與深度危機5 完

美國的極限: 實力的終結與深度危機5

結論

實力的極限：一個不願意承認的現實

在銀裝素裹的艾奧瓦州，大獲全勝的總統候選人在一片歡呼中宣稱：“變革的時代來到了。”他誓言將削弱遊說者的勢力，為所有人提供負擔得起的醫療保障，削減中產階級稅務負擔，終結伊拉克戰爭和對外國石油的依賴，“團結美國和世界應對21世紀的共同威脅”。在最初的年代，渴望得到這片土地上最高職位的人大膽地承諾讓家家有肉吃。當今時代，奧巴馬則放眼應對“恐怖主義和核武器、氣候變化和貧窮、種族滅絕和疾病”。

這個議程令人讚賞。但是，如果說某個人走進橢圓形辦公室就能在所有這些方麵采取決定性行動，這簡直就是在屈服於世界上最大的幻想。不管候選人放言什麽和普通選民相信什麽，四年一次的總統競選不是推動變革的運動。真正的目標是確保連續性，保持當今華盛頓所有機構和安排的完整。受雇擔任競選顧問的前政府官員，對遏製總統過度膨脹的權力沒有興趣，他們隻是想分享並使用這些權力；站在候選人背後的退役將軍們，也不想拆解這個強調國家安全的國家，他們隻是想維持並擴展這種狀態。那些譴責金錢對政治的影響的候選人，非常善於向有錢人獻殷勤，以聚斂數百萬競選捐款。

毫無疑問，總統競選很重要，但是其重要性並不像媒體極力渲染的那樣。2009年1月20日不管誰入主白宮，美國麵臨的根本問題，即美國人的期望與願意或能夠做到的事情之間越來越大的差距，將依然頑固棘手。總統任何有關旨在消除揮霍浪費、改革政治體製、設計更現實軍事政策的倡議，可能頂多隻能產生有限的效果。

自相矛盾的是，認為合適的人承擔起總統和總司令之職就能萬事大吉的想法，對維持現狀是有好處的。依靠新總統解決所有問題讓人期望有簡單、無成本的解決辦法，允許普通公民免除自己對當前國家困境的責任。那些宣稱鄙視華盛頓所代表的一切的人，按照自己的政黨歸屬，期望又一位約翰 肯尼迪或羅納德 裏根再次讓事情回到正軌。他們堅守一種幻想，認為一位得到明確授權的首席行政官員會“改變”華盛頓運行的方式，讓美國恢複健康。可是，根據過去半個世紀曆屆總統的表現來判斷，那些依靠白宮實現超度的公民肯定會失望。這也包括肯尼迪和裏根，因為他們留下的遺產也是毀譽參半，遠不像他們的支持者宣稱的那樣。

“政治圈裏的人都會撒謊，但他們撒謊時如此輕而易舉，這是讓人苦惱的事情。”2008年美國總統競選開始時，好萊塢大腕戴維 格芬（David Geffen）對克林頓夫婦作出的這一激烈評論，立即成了新聞標題。對有些人來說，格芬的評論有些諷刺挖苦的味道。但實際上，他隻是說出了一個基本事實。

政治需要巧妙的掩飾。那些有誌於總統職位的人許下宏大的諾言，但同時又慎重地回避複雜問題，避免人們質疑他們變承諾為現實的能力。大謊言不是有關減稅、全民保健、恢複價值觀、通過展示美國領導地位實現世界和平的許諾，而是一些秘而不宣的事實：自由也有陰暗麵；國家與家庭一樣，最終也必須量入為出。盡管許多信誓旦旦的聲明談及這一點，但曆史的目的依然是高深莫測的。最重要的是：實力是有限的。政治家們在沉默中故意忽略這些問題。結果，美國人性格中最為持久的元素（自覺性）一直不知去向。

四年一次的總統就職儀式一再確認了這種傾向。在上天選定的時刻，在國會大廈前的台階上，這個典禮成了“美國的早晨”。競選獲勝者已確定。剛剛宣誓就職的總統入主白宮，歡欣鼓舞地期望曆史很快恢複正確走向，這個國家將重新走上正軌。這些期望的確有動人之處，但也有令人難過的地方，就好像受到家庭暴力的妻子期望這一次丈夫會真正履行諾言，不再向她舉起拳頭一樣。

對於受虐待的妻子來說，依賴性肯定會讓她繼續遭受折磨。當她拒絕這種傾向並開始掌控自己的生活的時候，改變才會真正開始。這樣的比喻也適用於美國人民。

對美國而言，在消費主義時代追求自由就包含一種依賴性，依賴進口商品、進口石油和信貸。不管承認與否，美國人民的第一欲望是：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他們獲得這些商品、石油和信貸。美國政府的首要目標是滿足這一欲望，部分通過在國內分配這些賞賜之物（國會在其中發揮領導作用），部分通過在國外追求帝國野心（主要是行政部門的職責）達到。

許多公眾人物（甚至總統）時常聲稱依賴性可能不是什麽好事情，但降低這種依賴性的有意義行動卻一直難得見到。其中的原因不難理解。華盛頓權力的核心（首先是白宮和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高層官員）實際上受益於這種依賴性：它提供了地位、權力和特權的來源。設想一下，如果美國真的實現了能源獨立，對五角大樓會產生什麽影響：美國中央司令部會失去工作，中東及其周邊的數十個基地將被關閉，海軍第五艦隊將被遣散，價值數百億美元的軍火合同將可能取消。

所以，美國政治階層並不是在解決依賴性問題，而是在刻意加劇這個問題。他們不是承認美國的實力不是無限的，而是尋求加速消耗這種實力的政策。“911”以來就是這種情況。

對鐵杆民族主義者和新保守主義者而言，承認這種極限意味著戰線的收縮或不可逆轉的衰落。實際情況卻正好相反。承認美國實力的極限是遏止近幾十年損失的前提，是維護美利堅合眾國建立以來數代人來之不易的成果的前提。繼續假裝美國無所不能隻能加劇美國麵對的問題。美國人忽視依賴性的意義，決策者繼續認為美國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管理世界，這種狀況持續越久，當賬單到期的時候，美國將下滑得越為急速。

另一方麵，現實地認識這些極限會創造調整政策、補充資源甚至更新機製的機會。極限會讓美國重新思考古老的真理，推動創新思考，釋放創造能力。

以外交政策為例，萊因霍爾德 尼布爾曾把治國的精髓描述為尋找“狹隘利益與全麵利益、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的交會點”。這一表述抓住了啟蒙現實主義的核心。尼布爾知道自我利益決定國家政策，睦鄰愛人適用於人際關係，不適用於國際政治。尼布爾曾經評論道：“要求一個國家‘自我犧牲’不屬於道義責任的範疇。”可是尼布爾也知道，當自己的利益與別人的利益協調一致時，一個國家才能更容易滿足自己的利益。

在冷戰的大部分時間裏，至少在處理與重要盟國的關係時，美國堅持了這一理念，盡管有許多不完美。在美國領導下，西方實現了有限、有條件但同時是真實、可貴的團結。雖然破壞盟國團結的事情經常出現，但美國及其夥伴修補了分歧（或同意保留不同意見），從來沒有讓爭論導致彼此徹底疏遠。許多因素促成了20世紀40年代末到80年代期間西方團結的顯著持久性，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美國政治家願意嚴肅對待聯邦德國、日本和英國等同伴的關切。對付蘇聯的威脅是首要任務，但降低全麵戰爭風險也是重要使命，這就是利益交會點，它成為盟國團結的基礎。在對待夥伴時，美國不隻是發號施令，還與之協商談判。簡言之，美國之所以能夠領導西方，是因為它避免了濫用領導權。

“911”之後，布什總統拋棄了這一做法。他確信美國實力無人能敵，對尋找交會點毫無興趣。相反，他開始發號施令。以前沒有哪位總統頑固堅持要求眾多他國政府“必須”做什麽。布什卻要求各國作出選擇：要麽站在美國一邊，要麽與世界唯一超級大國不共戴天。通過其自由議程，這位總統甚至發誓“清除邪惡世界”，聲稱他的政府有權懲惡揚善、替天行道。

毫無疑問，美國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強大無比。但是，考慮一下過去幾年的事情，尤其是伊拉克戰爭，這位總統“要麽支持我們，要麽反對我們”的最後通牒顯得愚蠢了到極致，他消滅邪惡的諾言也顯然荒謬可笑。他的政策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害。

然而，尼布爾的交會點理論告訴我們，一旦我們承認布什的自由議程不能奏效、不可持續，就不難設計出另外一種戰略手段。

例如，恐怖主義是一種絕對現實的威脅。通過誇大這一威脅，布什總統讓美國陷入了無限期全球反恐戰爭，但這一戰略不可能成功。布什政府及其支持者想讓美國人相信除了發動全球戰爭，沒有其他替代方案，這簡直是在胡說八道。

一種替代方案是遵循遏製戰略。這一戰略曾經效果不錯，而且針對的是一個更為可怕的對手。它同樣能夠再次成功，成為建立有效國防的框架。冷戰期間，遏製戰略的主要目的是挫敗克裏姆林宮擴大影響的努力。今天，遏製戰略的目的應當是防止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擴大影響。

這一戰略的基本方向是防禦性的，但其最終目標不是容忍而是征服。冷戰時期的遏製創造了蘇聯不可能獲勝的競爭。時間一長，這一威脅逐漸消亡，蘇聯最終因內部問題而崩潰。新的遏製戰略應當有類似的目標，讓恐怖主義自己暴露不足，讓這一威脅消亡的日子來得更早一些。

重新確立遏製戰略不意味著創建新的北約或資助新的馬歇爾計劃，而是意味著加強對恐怖分子活動的監視，維持多邊警備，防止恐怖襲擊，清除恐怖主義網絡。它也應當拒絕給予恐怖分子避難所，切斷他們達到目的所需的資金來源。

冷戰時期的遏製戰略不排除與對手的選擇性接觸，今天也是如此。遏製戰略應當允許甚至支持雙方之間的教育、文化和知識交流。它應當為來自伊斯蘭世界的某些學生提供在西方學習的機會。它也應當包括公共外交內容。但是，不管多麽有用，這些倡議頂多隻能產生有限效果。美國影響整個伊斯蘭世界看法和態度的能力依然是有限的。

更進一步說，美國人應當放棄自以為是的想法，他們以為有義務在自由問題和政教關係方麵指導別的國家的人民。

布什總統的自由議程吸引到了微不足道的國際支持。結果，在“解放”大中東時，美國發現自己深陷其中，承擔了大部分重任。旨在遏製暴力極端者的戰略對美國盟國本應更有吸引力，也能夠說服它們承擔更多工作。

布什總統堅持認為戰爭是恐怖主義最好的解毒劑，這讓他難以找到美國與他人的交會點。其他國家同樣認為恐怖主義是一個問題，隻不過對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有不同意見。總統甚至不願意承認存在其他重要問題，讓“狹隘利益與全麵利益”產生交會點，這進一步破壞了通力合作的基礎。要修補布什時期留下的遺產，的確需要美國再次關注這些問題，其中有兩個更為迫切：核武器和氣候變化。

對美國來說，廢除核武器應當是一項緊迫的國家安全重點。保護我們這個星球也是重點，這是我們這個時代麵對的巨大挑戰。解決這兩個問題必定需數十年之功。但是，消除核武器比消除“邪惡”更為可行、更容易實現。改變人類與環境的關係將影響人們每天的生活方式，但也不比改變大中東地區更困難，因為後者需要改變10多億穆斯林的思維方式。

作為布什總統誤入歧途的全球反恐戰爭的替代，這兩個問題提供了交會點，成為正確戰略的基礎。在每種情況下，是現實主義而非理想主義（不是社會改革主義而是自我利益）提供了行動的動力。其中心思想不是拯救世界，而是確保美國人民的福祉。

核武器是無法使用的。在任何情況下，它的使用都是政治和道德災難。對美國來說，即使是作為威懾手段，它也正變得沒有必要。而且，核武器不可能阻止敵人對美國使用這種武器，尤其是恐怖分子正急切地想獲得他們自己的核能力。

其實，事情正好相反。通過擁有處於戰備狀態的戰略核武庫（而且堅持認為1945年向日本兩座城市投擲原子彈是正確的），美國實際上是在堅持認為核武器在國際政治中發揮著合法的作用。在這種時候，竭盡全力防止未來使用核武器，最符合美國自己的利益。

而且，這一天正在臨近，美國不必依靠核武器，也能威懾俄羅斯和中國等核國家。現代常規武器有可能成為更有效的威懾基礎，它們具有致命的、準確的、靈活的二次打擊（甚至首次打擊）能力。精確製導常規武器也不像核武器一樣具有道德複雜性。因此，它們可以使用，有更大優勢，從而增強了可信性。
冷戰結束時，美國已經儲備了約2.3萬件核武器。到2007年，這個數字約是5 736枚各類核彈頭。雖然削減數量好像令人難忘，但這隻是一種姿態，算不上什麽成就，就像一位長期吸煙者把吸煙量從每天三盒減為兩盒，就錯誤地認為這種習慣已經得到控製。即便有人認為核武器具有實際功效，那麽什麽目標需用100多枚核彈頭來摧毀呢？對美國核武庫進行更大規模的削減，將總數量降到至多幾百枚，才是合適的。

就核武器而言，狹隘利益與全麵利益的交會點非常清楚：這種武器應當全麵銷毀。從哈裏8226;杜魯門時期到現在，曆屆總統都哀歎核武器的存在，不斷誓言要全麵消除這種武器。現在也許的確到了踐行諾言的時候了。

同樣，氣候變化也是美國福祉乃至世界福祉的潛在威脅。在這裏，國家利益和國際公共利益的交會點好像不言自明：更加有力地降低造成全球氣候變暖的排放水平。

美國是世界最大的汙染國之一，這是當前美國行使自由所帶來的不幸的副產品。單獨行動，美國人不可能遏製氣候變化。但是，除非美國行動起來，否則有效應對這個全球威脅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保護環境意味著削減全球礦物燃料消費規模，開發替代能源。在這個領域行使領導權不僅能夠拯救地球，還會增強國家安全。削減石油進口還可能減少美元流向詛咒美國的恐怖分子，這應當是遏製戰略的基石。完美的安全隻是一種幻想。但是，談到將安全問題置於可容忍的限度之內，自給自足比擁有大規模軍隊更有意義。

無疑，進行嚴肅、長期、全國性的努力，開始轉向後礦物燃料經濟肯定是代價高昂的想法。然而，與其花費數萬億美元強迫伊斯蘭世界民主化而收效甚微，不如投入幾萬億美元進行能源研究，或許後者能夠真的產生一些有用的東西。從曼哈頓計劃到太空競賽，再到互聯網開發，大規模技術創新一直是美國的強項。相比之下，涉及大力推動國外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變革，美國的記錄頂多是好壞參半。自從2001年9月以來，這一記錄簡直就是糟糕透頂。

共同努力削減核武器將招致一些風險。共同努力消除氣候變化的影響意味著很多不方便，至少在近期內還會有些犧牲。但是，那些將自由等同於消費和自我實現的人們，對風險或犧牲沒有任何胃口，即使今天的無動於衷意味著明天承擔更大風險、作出更痛苦的犧牲。

隻要美國人依然掩耳盜鈴，堅持認為美國的實力沒有極限，他們就不可能做這些事情。相反，在政治領導人的教唆下，他們會繼續幻想某種形式的全球戰爭能消除恐怖主義。美國將改進並提高其核打擊能力，而對其他國家尋求類似能力表示無比憤怒。美國人將把氣候變化當成雞毛蒜皮的問題。他們將大量消耗進口石油，無節製地消費進口商品，沉溺於帝國夢想。華盛頓將始終發布傲慢的聲明，證明民主即將取得全麵、永久的勝利。

同時，美國人民將不理會賬戶結算的限令，不去平衡預算、控製消費、付清債務。政客們在不必要的戰爭上浪費美國軍事力量時，他們將依然溫順服從。他們將允許為政策失敗負責的官員逃避責任。他們將容忍首都令人驚訝的無能和混亂，指望新總統處理好上屆總統弄糟的問題。用尼布爾的話說，他們將堅守“把‘生活水平’當成美好生活最終標準、把技術完善作為文化和社會道德價值觀保障手段的文化” 。首要的是，他們敬奉自由，但不去評估其內容，計算其成本。

“麵對令人困惑的問題，真心實意地接受錯誤的解決辦法，”尼布爾在半個世紀前寫道，“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更添了一分淒楚。”這個判斷今天依然正確。如果頑固地堅持認為這是曆史上大國從未遇到過的問題，美國將重蹈那些國家的覆轍，無視自己不負責任的行為所帶來的危險。

尼布爾曾評論道，對任何國家來說，“試圖獲取短期自我利益會危及其最終利益。如果承認這個事實，他們也總是承認得太晚”。這句話的兩個部分都適用於今天的美國。為了擴大此時此地擁有的一點點利益，美國人越來越會毀掉未來。所以他們就這麽繼續下去，不顧及哪怕給自己帶來的後果，那麽就更別提對兒女和子孫後代的影響了。

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就這樣無情地走向終結。“在曆史終結的時候，”我們的預言家曾寫道，“社會秩序將在努力證明自己不可毀滅的過程中自我毀滅。”如果頑固地堅持認為其他國家必須服從的規則不適用於自己，美國人看似決意是要再次證明尼布爾的自我毀滅預言了。

致 謝

本書出版之時正值我在波士頓大學工作10周年之際。出色的學生和同事們使我在波士頓大學的教學生活成為一段脫胎換骨的經曆。我尤其感謝係主任查爾斯 德爾海姆和埃裏克 戈爾茨坦的慷慨支持。

在完成這個項目的過程中，我還獲得了其他各方麵的幫助。我想感謝大都會圖書公司的薩拉 伯什特爾給予我的信任和信心。我的編輯湯姆 恩格爾哈特簡直棒極了，不論大主意還是小點子，他都如同是智慧的源泉。我不僅吸收了他的觀點，也受益於他永遠充沛的能量與精力。維基8226;哈麗很漂亮地完成了書稿審讀工作。

我還要感謝老朋友比爾 阿金、克裏斯 格雷、勞倫斯 卡普蘭和戴維 沃爾什讓我借鑒他們的想法。我也對喬 布朗、康納爾 薩沃伊等幾位研究助手及時的貢獻表示謝意。幹得很棒，小夥子們！

我也許不該這樣講，但我已不再把約翰 賴特看做代理人了。他成了我的摯友，是智慧和建議的源泉，在這個時候還是一種慰藉。

我親愛的南希在迄今已算得上漫長的人生旅程中一與我風雨相伴。2007年我們的日子過得非常不易。一年來，她表現出了極大的勇氣、大度和尊嚴。她永遠是我靈感的不竭來源。

我將本書獻給我們的兒子安德魯 約翰！巴塞維奇。他於2007年5月13日犧牲在了伊拉克戰場上，成了在這場戰爭中犧牲的約4 000名美國軍人之一。對他的朋友和家人來說，他留下的記憶永遠神聖。作為他的母親和父親，我們將永遠思念他。

美利堅帝國項目”簡介

《美國的極限》是“美利堅帝國項目”中的一本。

在軍事力量無人能敵的時代，美國這個全球超級大國的領導者們越來越具有帝國野心。這種目標和政策的顯著變化是怎樣發生的？這條道路的前景又將會如何？

美國的戰略思維和軍事經濟態勢發生了許多變化，“美利堅帝國項目”則是對這些變化的回應。帝國一向被認為是對美國民主遺產的冒犯，現在卻對美國與世界關係的界定帶來威脅。“美利堅帝國項目”出版質疑這一狀況的著作，旨在考察美國帝國追求的根源，分析它們對美國國內外的影響，討論取代這一危險趨勢的方案。

本項目的策劃者是湯姆 恩格爾哈特和斯蒂夫 弗雷澤。他們是資深編輯，同時也是曆史學家、作家。在亨利 霍爾特公司的支持下，大都會圖書公司（Metropolitan Books）出版了一係列著作，包括：諾姆 喬姆斯基的《霸權或生存》（Hegemony or Survival by Noam Chomsky）；查爾默斯 約翰遜的《帝國的悲哀》（The Sorrows of Empire by Chalmers Johnson）；詹姆斯 卡羅爾的《十字軍東征》（Crusade by James Carroll）；埃爾 菲斯根的《如何在全球化中成功致勝》（How to Succeed at Globalization by El Fisgón）；邁克爾 克萊爾的《血液與石油》（Blood and Oil by Michael Klare）；瓦爾登 貝洛的《統治的困境》（Dilemmas of Domination by Walden Bello）；彼得 埃倫斯的《戰爭大國》（War Powers by Peter Irons）；羅伯特 德賴弗斯的《魔鬼遊戲》（Devil’s Game by Robert Dreyfuss）；傑裏米 布雷徹、吉爾 卡特勒、布倫丹 史密斯合編的《以民主的名義》（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edited by Jeremy Brecher, Jill Cutler, and Brendan Smith）；諾姆 喬姆斯基的《帝國野心》（Imperial Ambitions by Noam Chomsky）；阿爾弗雷德 麥考伊的《質問酷刑》（A Question of Torture by Alfred McCoy）；諾姆 喬姆斯基的《失敗國家》（Failed States by Noam Chomsky）；格雷格 格蘭丁的《帝國的工廠》（Empire’s Workshop by Greg Grand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