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極限: 實力的終結與深度危機4

美國的極限: 實力的終結與深度危機4

第三章

軍事危機

“戰爭是最偉大的審計員。”曆史學家科雷利 巴內特（Corelli Barnett）曾經如此評論。“911”以來，美國經曆了這樣的審計，並被證明不合格。這一不利的判斷完全適用於美國軍隊。

英勇不是衡量軍隊強大與否的標準，堅忍、耐力和技術水平也不是標準。強大的軍隊是能夠完成預定任務的軍隊。自從喬治 W 布什發起全球反恐戰爭以來，美國軍隊從未達到這個標準。

2001年9月11日之後，布什設計了一項大膽的進攻戰略，發誓“直擊敵人，打亂其計劃，把嚴重威脅消滅在其浮現之前”。軍方提供了展開這一攻勢的主要手段，美國軍隊很快陷入多線作戰。

其中兩條戰線最受重視，即阿富汗和伊拉克。這兩條戰線的任務是進行摧毀性打擊，迅速取得具有重大政治、經濟意義的決定性勝利。在每條戰線上，盡管美國軍隊展現了英勇、堅忍、耐力和技術水平，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兵力還是捉襟見肘。問題不在於努力的程度，而在於取得的結果。

在阿富汗，美國軍隊沒有剿滅“基地”組織的領導層。雖然推翻了曾經統治這個國家大部分地區的塔利班組織，但沒有清除塔利班運動，它沒過多久就卷土重來。本想打一場短暫的戰役，但阿富汗戰爭卻成為一場漫長的戰事，近7年過後，依然看不到盡頭。如果有什麽變化的話，那就是美國的對手正在不斷強大。戰爭的結局依然令人難測。

在伊拉克，事態的發展非常相似，輕易的成功被後來的不利掩蓋了光芒。美國的入侵開始於2003年3月19日。6個星期後，白宮高舉旗幟歡呼“任務完成”，布什總統宣布“在伊拉克的主要戰鬥行動已經結束”。但事實證明這一說法不可信。

攻陷巴格達之後不久，富有影響力的新保守主義者戴維 弗拉姆（David Frum）和理查德 珀爾（Richard Perle）宣稱，“伊拉克自由行動”是“美國能夠迅速贏得全麵勝利的生動而具有說服力的證明”。統率軍隊入侵伊拉克的湯米 弗蘭克斯將軍謙虛地把自己一手締造的成果說成“其傑出性在戰爭記錄中無與倫比”。回頭看來，眾多此類判斷隻能被認為滑稽可笑。一場本應在2003年4月9日巴格達奧費多斯廣場結束的戰爭隻不過剛剛開始。戰鬥綿延了數年，美國付出了慘重代價。伊拉克戰爭成了越南戰爭的翻版，所幸的是規模稍小一些。

人們的設想原本不是這樣。就在幾年前，觀察家們一直宣稱美國擁有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軍事實力。這是美國強大的外衣。軍隊看似不可戰勝。例如，著名軍事評論家邁克斯8226;布特在2002年寫道，美國軍力卓越的程度“遠遠超過曆史上的霸權國家，如羅馬帝國、大英帝國和拿破侖時期的法國”。隨著美國“在戰爭的方方麵麵”擁有了“無可匹敵的力量”，他寫道，盟國已經成為累贅，“我們不太需要別人的幫助”。

布特把這個說法戲稱為“大總管學說”（Doctrine of the Big Enchilada）。沒出一年，美國軍隊占領了巴格達。他又進一步聲稱：美國軍隊甚至遠遠勝過納粹德國的國防軍。布特洋洋灑灑地寫道，美軍在擊潰薩達姆時展現的技巧，足以讓“歐文8226;隆美爾和海因茨8226;古德裏安等久負盛名的將軍相形見絀”。

所有這些都被證明是誇誇其談。如果全球反恐戰爭得到了一個不容否認的結論，那就是對美國軍事能力的估計都是赤的誇大其詞。布什政府對美國軍事效力的錯誤自信是一種讓國家付出慘重代價的戰略誤判。甚至在秘密行動、精確武器、即時通信時代，武裝力量也不是靈丹妙藥。即使在所謂的單極時代，美國的軍事力量也被證明相當有限。

為什麽美國人如此誇大軍事力量的效用呢？答案在於三大錯覺的交互作用。

第一個錯覺是：美國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徹底改造了武裝衝突。結果是讓武力更精確、更有識別力而且可能更人道。五角大樓設計了全新的“美國戰爭方式”，賦予軍隊前所未有的軍事能力。2003年4月巴格達陷落之後不久，布什總統興奮地宣稱：“我們應用了新的技術力量……用速度和難以置信的精確性打擊敵軍。通過創造性戰略與先進技術的結合，我們正在按照自己的意願重新定義戰爭。在這個戰爭新時代，我們可以瞄準政權，而不是國家。”

區別對待政權和國家至關重要。通過使用這些新軍事技巧，美國能夠清除任性的外國領導人及其親信，而不必傷害這個領導人統治下的廣大人民。導彈可以擊穿總統官邸的房頂，而不必摧毀整個首都，使武力具有了此前連做夢都想不到的政治效用，減輕了從古到今對使用武力的道德限製。武力曾經是大棒，現在卻成了手術刀。總統講這番話的時候，這種認識在許多軍官和國家安全專家中已經司空見慣。
這就是一個必勝公式。對軍事威力的信心反映並強化了冷戰後對美國價值觀普世性的信心。結合在一起，它們就成了看似不可阻擋的組合拳。

伴隨這種組合而來的是更大的野心。20世紀90年代，國防部的目標發生了變化。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先地位，而非單純的國家安全，成為其明確職能。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對這一全新的“美國戰爭方式”作了最為全麵的闡述。他說，運用武裝力量實現所謂的“全方位優勢”，即發揮兩種“手段”（技術創新和信息優勢）的潛力，在各種形式的戰爭中占據明顯領先地位。

全方位優勢與軍事相關，如同政治學家弗朗西斯 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名的“曆史的終結”論斷與意識形態相關一樣，兩者都聲稱揭示了終極真理。福山稱，民主資本主義是政治經濟演變的最終階段。而全方位優勢的支持者們說，這一概念是現代戰爭演變的最終階段。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最初幾天和最初幾周好像都證明了這些斷言。

第二個錯覺是：對於如何使用現在占據優勢地位的軍隊，美國文職和軍隊官員都接受一套共同的原則。堅持這些原則，就能防止越戰災難再次降臨在美國頭上。如果政治家們像20世紀60年代的林登 約翰遜總統、國防部長羅伯特 麥克納馬拉那樣臨陣退卻，那些正確認識並吸取了現代戰爭教訓的將軍們可以挺身而出，製止他們的退卻。

這些原則在“溫伯格–鮑威爾學說”（Weinberger-Powell Doctrine）中得到了最為權威的表述，這一學說闡明了決定使用武力的時間和方式的標準。裏根時期的國防部長卡斯帕 溫伯格（Caspar Weinberger）在1984年首次明確表述了這些原則。20世紀90年代初，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 鮑威爾將軍對此進行了擴展。然而，這一學說的真正作者是越戰後軍官團的成員。“溫伯格–鮑威爾學說”闡明了軍方自己從那場戰爭中得到的教訓。這些原則也表明了高層官員防止越戰再現的決心。

溫伯格和鮑威爾聲稱，今後，隻有在重要利益真正麵臨威脅時，美國才會投入戰鬥。這樣做是為了追求具體而現實的目標。美國將動用必要的政治、道義和物質資源，實現速戰速決。美國軍隊將迅速結束衝突，然後馬上離開，絕不戀戰。“溫伯格–鮑威爾學說”的精神實質是不能隨意放縱，目的是遏止好戰文官的魯莽輕率傾向。

第三個錯覺是：軍隊和美國社會已經成功彌合了越戰年代造成的分裂與分歧。到20世紀90年代，這種和解已經形成。“沙漠風暴行動”之後，“美國人民再次愛上了自己的武裝力量”。至少，這場戰爭的偉大英雄之一科林 鮑威爾將軍是這麽認為的。出於這種擁戴，一種新的軍民契約已經達成，其基礎就是相信在某種脅迫之下，美國人會最終“支持軍隊”。這個國家再也不會拋棄它的士兵了。

美國誌願兵部隊（AVF，名字雖然有些誤導人民，但它依然是職業軍事建製）是這一新契約的首要表現。到20世紀90年代，美國人已經開始慶祝AVF成為聯邦政府的一個組成部分，其實際功能與公開宣傳的一樣。AVF意味著美國致力於維持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而AVF就是“美國之隊”。冷戰後，AVF維持著美國強權下的全球和平，而沒有幹擾美國平民對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人們怎麽能不喜歡它呢？
“911”以來的事件揭穿了這三個錯覺的真實麵目。在實踐檢驗中，這一全新的“美國戰爭方式”隻是發了一下光，但還不是黃金。即使不是公開欺詐，兜售“全方位優勢”的將軍們也是明目張膽地玩忽職守。按照過去20年的記錄來評判，美國軍隊隻是在敵人成人之美般作戰時才會取得決定性勝利，而薩達姆的死亡急劇降低了這種可能性，未來再也找不到這樣善解人意的對手了。說到留下的後患，從索馬裏到巴爾幹，從中亞到波斯灣，比比皆是。

說到“溫伯格–鮑威爾學說”，文官遵守上述條款的意願也被證明是暫時性的。眾所周知，1993年，麵對鮑威爾時，馬德琳 奧爾布賴特極想知道，“如果我們不使用軍隊，您一直談論的卓越軍隊有什麽用呢？”奧爾布賴特沉迷於讓美國士兵消除世界頑疾，並且她的想法很快占了上風。左傾空想家與好戰政客專家組成的奇怪聯盟成功撕碎了對使用武力的限製。“人道主義幹預”大行其道，風行一時。20世紀90年代，不管將軍們發揮了什麽約束力，其影響也沒有挺過那10年。曾經看似不可磨滅的越戰教訓被遺忘得一幹二淨。

同時，人民與軍隊的和解也隻不過是一種虛構的怪物。籌碼投下之後，“支持軍隊”引誘來的隻是姿態和作秀，而沒有有約束力的承諾。“911”事件沒有使人們急著應征入伍，穿上軍裝，人們反而更喜歡讓別人家的孩子去追捕恐怖分子，推廣民主，確保獲得世界上的能源儲備。在這場表麵上具有震撼意義的全球戰爭中，美國人卻更喜歡家鄉的體育英雄，而不是保衛美利堅帝國遙遠勢力範圍的士兵們。湯姆 布雷迪（Tom Brady）在全國橄欖球聯賽中打四分衛掙了數百萬，作產品廣告又掙了數百萬。帕特  蒂爾曼退出職業橄欖球比賽，當了一名陸軍突擊隊員，犧牲在阿富汗。然而，在這兩個人中，布雷迪更體現了當代人對“愛國者”這個詞的認識和理解。

可是，這三種錯覺揮之不去，助長了對美國軍事威力華而不實的期望。羅納德8226;裏根以來的每屆總統都為這些期望推波助瀾，都利用總司令一職擴展橢圓形辦公室的帝王特權，也都依靠軍事力量來掩蓋或治理這個國家揮霍浪費習慣所造成的問題。

“911”之後，這些幼稚的期望達到了極致，認為由意誌堅定的最高行政長官支配的武裝力量無所不能。在未能預見和防止對美國本土的破壞性襲擊之後，布什總統繼續以全球反恐戰爭為借口，推進宏偉的新軍事企圖，爭取無限的行政權力，而這些都是在確保美國人民“安全”的偽裝下進行的。這位總統否認“911”事件與美國以往政策有任何聯係，他的全球反恐戰爭宣言把公眾反思這些政策的任何企圖都扼殺在了萌芽之中。實際上，布什是想利用戰爭集更大權力於一身，並轉移公眾注意力，讓人們不去關注美國以往行為造成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後果。

隻要美國軍隊還享有戰無不勝的美名，就依然有可能偽稱憲政秩序和美國生活方式健康無虞。為了根除恐怖主義，發動無限期的全球反恐戰爭似乎依然有些道理。畢竟，有什麽人或什麽事情能阻止不可阻擋的美國大兵呢？但是，一旦這項美名被人質疑，其他問題便會暴露無遺。這就是伊拉克戰爭陷入困境後美國的情形。困擾政治製度的痼疾，包括極不負責任的國會、支離破碎的國家安全機製以及不稱職的帝國總司令，都不可能不被人注意了。美國生活方式中的自我破壞元素同樣如此，尤其是美國越來越迷戀於外國石油，因而在全球範圍內備受遷就，也備受指責。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在全球範圍內發動長達數十年（如果不是數代人的話）戰爭的思維變得極其荒謬。

明眼人都看得出，過去7年的事態徹底推翻了“大總管學說”。羅伯特 卡普蘭（Robert Kaplan）等雄心勃勃的記者可能依然認為，隨著21世紀的來臨，五角大樓“已經占據了整個地球，其軍隊準備瞬間湧入最偏僻的地區”，整個地球已經成為“美國軍隊的戰場”。但是，任何擁有普通智商的下士都比他們清楚真相，都不會接受這些嘩眾取寵的空話。阿富汗戰爭已經進入第七個年頭，伊拉克戰爭也已進入第五個年頭，類似邁克爾 巴龍（Michael Barone）的評論家可能還會信心滿滿地說“對美國軍隊來說，沒有什麽任務不能完成”。但是，巴龍不會被召回交戰地帶，接受第二次或第三次戰場洗禮。

布什總統號召美國士兵去做的事情，與他們能夠做到的事情之間有巨大差距，這就是今天困擾美國的軍事危機。對於一個習慣於視軍事力量為王牌的國家來說，這個差距的含義是不可小視的。

吸取的偏偏都是些錯誤的教訓

要全麵認識這場軍事危機，需要了解伊拉克戰爭以及阿富汗戰爭的教訓是什麽。這兩場戰爭，還有“911”事件本身，將成為喬治8226;W8226;布什遺產的核心內容。這些教訓應當構成美國新的、更為現實的軍事政策的基礎。

在某些方麵，思考這些教訓的努力正在進行。這些反思來自布什政策的左右翼批評者，也來自具有改革意識的軍官。寬泛地說，這一努力迄今已經產生了三個明顯的結論。無論單個來看，還是整體而言，它們都顛覆了作為布什總統全球反恐戰爭基礎的冷戰後軍事錯覺。為了替換這些公認的錯覺，他們提出了新的學說，但同樣是誤入歧途。到現在為止，從美國“911”之後軍事經驗中吸取的教訓都是錯誤的。

第一個教訓是：武裝力量，尤其是陸軍，必須認識到伊拉克和阿富汗帶來的挑戰不僅決定了軍隊的現在，也塑造了軍隊的未來，即某些狂熱者津津樂道的“下一場戰爭”。發現叛亂分子、國家建設、培訓和指導“駐在國”軍隊、人口安全與控製、贏取人心，這些都將是工作重點，在未來數十年，在整個伊斯蘭世界，都將讓美國軍隊忙亂不已。

短暫幹預並取得決定性勝利不再適用，長時間駐軍將成為常態。像1991年“沙漠風暴行動”一樣的大規模常規衝突的可能性被降到最低。未來將充滿小規模戰爭，極可能是頻繁、漫長和持久性的。

雖然先進技術在這些衝突中仍占據重要位置，但它不是決定性的。隻要可能，戰士們將依靠“非動態”方式，像外交官、調停人、救援工作者一樣履行職能。毫無疑問，美國士兵仍會進行戰鬥，但借助社會學最新研究成果，他們也將展現出文化敏感性，更不用說掌握當地語言和風俗了。正如國防部長羅伯特 蓋茨2007年10月所言，“恢複公共服務，重建基礎設施，促進善治”現在已經成為士兵的分內職責，“所有這些非傳統能力已經進入軍事思想、策劃和戰略的主流，而且也必須如此”。

這一前景意味著要精確地解讀具有政治目的的軍事行動。硬力量和軟力量將實現融合。戰場上的士兵既充當警察，也是社會工作者。這一前景也意味著放棄那些催生“轉型”、“震懾與威嚇”和“網絡戰”等豪言壯語的烏托邦幻想，因為它們將戰爭與政治割裂開來。

當地條件決定使用的戰術，意味著五角大樓設計適用於衝突各個方麵的單一技術模板不再有效。說到低烈度戰爭，武裝部隊將采取不同於南北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第一次海灣戰爭的做法，但更像美國1898年在菲律賓、20世紀20年代在中美洲的軍事經曆。軍官們不再從格蘭特、喬治 巴頓、諾曼 施瓦茨科普夫指揮的戰役中尋求靈感，轉而研究戰後英國和法國在巴勒斯坦、馬來亞、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等地的軍事介入行動。

總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浴血奮戰的軍官們看到了未來，看到了更多像伊拉克和阿富汗一樣的地方。盡管“全方位優勢”的設計者們為了維持軍事優勢，希望高科技打擊力量具有前所未有的致命性、廣泛性、精確性和靈活性，但從伊拉克和阿富汗退役的老兵們更清楚軍隊需要什麽。他們依然致力於占據全球領先地位，但同時認為這種追求不僅需要先進武器，也必須能夠讓軍隊在地麵活動，留守下去。反過來，這意味著必須有充沛的兵源和後方足夠的耐心。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911”之後的戰爭留給人們一個截然不同的教訓。與越戰時期的抱怨相似，這種觀點認為，美國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政策的缺陷與美軍在戰場上的實際表現無關，卻與華盛頓那些愚蠢文官多管閑事有很大關係。簡言之，問題不在於軍隊本身，也不在於指揮官，而在於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常務副國防部長保羅8226;沃爾福威茨和副國防部長道格拉斯 費斯（Douglas Feith）之流，是他們不讓軍隊履行職責。

約翰 巴提斯特（John Batiste）少將的指控就是這種觀點的代表。約翰 巴提斯特曾在拉姆斯菲爾德時期的五角大樓工作，後來憤然退役，成為這位國防部長最不客氣的軍事批評家。“拉姆斯菲爾德可怕的戰略決定導致了美國軍人毫無必要的陣亡。”巴提斯特在2006年9月聲稱。這位退役將軍認為，拉姆斯菲爾德個人“應對美國及其盟國按照錯誤計劃投入戰爭負責”。不過這隻是開頭。拉姆斯菲爾德還
違反戰爭基本規律，拒絕進行縝密的軍事計劃，無視薩達姆 侯賽因倒台後締造和平所需的艱苦努力，為阿布格萊布監獄等暴行創造了條件，進一步激起了武裝叛亂，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解散了伊拉克安全部隊建製，（而且）用過度限製性的“清除阿拉伯複興社會黨”政策束縛了指揮官們的手腳。

這個問題也不僅限於拉姆斯菲爾德本人，還包括他的主要副手們。巴提斯特稱，拉姆斯菲爾德身邊是一些“與他誌同道合、對他百依百順的下屬，他們沒有把握住戰爭原則的重要性、伊拉克的複雜性和戰爭的人道層麵”。這個局麵的後果大體上等於謀殺。“軍隊與敵人直接交鋒時”，拉姆斯菲爾德“卻束縛了指揮官們的手腳”。

這就是從伊拉克和阿富汗得到的第二個主要教訓，這個教訓迎合了巴提斯特等牢騷滿腹的軍官們，迎合了急於讓布什政府承擔任何過錯的民主黨人，也迎合了曾經傲慢地倡導戰爭、現在卻急於擺脫責任的新保守主義者。文官傲慢和誤判的補救方法非常明顯：它需要把文官與軍官之間的平衡轉向有利於將軍們，解除對高級指揮官手腳的束縛。

從這個角度看，由伊拉克和阿富汗得到的最重要教訓，是必須授予職業軍事人員更大的權力。2007年戴維 彼得雷烏斯（David Petraeus）接手伊拉克的時候，正是事先觀察這個教訓如何破產的良好時機。這時候，從布什總統到國會的普通職員，都在屏息靜氣地等待戴維 彼得雷烏斯將軍製定出對伊拉克的基本政策。

還有第三個角度，即將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敗歸罪於士兵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問題多多。根據這種觀點，AVF本身就是個問題。軍事曆史學家阿德裏安 劉易斯（Adrian Lewis）評論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原子彈發明之後，美國戰爭行為最重要的轉型不是技術上的，而是文化、社會和政治上的，即將美國人民剝離到戰爭行為之外。”直到“911”之後，當布什政府在多條戰線發起戰爭之後，這一轉型的意義才徹底顯現出來。

依靠誌願職業軍人實際上給軍隊總體規模設置了上限。自願入伍的新兵數量必定有限。漫長的戰爭降低而非提高了誌願當兵的集體意向。如果可以選擇，多數年輕的美國人會選擇其他機會，而不是應征入伍。總統向有色人種發出的號召不管多麽熱誠，公關活動不管設計得多麽巧妙，薪水獎金不管多麽慷慨，要扭轉這種不願當兵的傾向都是不可想象的。

而且，由正規兵員構成的軍隊在一定程度上已經不是人民的軍隊，人民對如何使用軍隊沒有多大發言權。實際上，職業軍隊已經成為總統帝王般權力的延伸。部隊何時在何地打仗，都由總司令決定。

最後，依靠職業士兵抽走了公民義務這個概念的核心內容，使廣大公民不再負有獻身國防的義務。越戰之後取消征兵製對消除那場衝突導致的分裂毫無幫助，相反，它使軍隊與社會的隔閡合理化了。就像修剪草坪、擦洗餐桌一樣，為維係美國生活方式而打仗犧牲成了美國人花錢讓別人代勞的事情。

於是，伊拉克戰爭的第三個教訓主要是有必要修補軍隊與社會的關係。一個途徑是徹底廢止AVF。相對於依靠職業軍人，或許恢複公民士兵傳統才有意義。

恢複這一空洞傳統的建議肯定讓人想起重新建立某種形式的征兵製。為了替代以個人選擇原則為基礎的製度，那些對AVF不滿的人倡導一種建立在強製服役基礎上的製度。

這種製度的好處並非微不足道。在一定意義上，伊拉克和阿富汗暴露了依賴小規模職業軍隊所帶來的行動、政治和道義問題，而征兵製好像提供了一種緩解這些問題的方法。

對那些擔心現有軍隊戰線太長的人來說，征兵製提供了一種擴張機製。軍隊規模可以增加兩倍，基本上恢複了冷戰時期的建製，限製地麵戰的人員短缺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像參議員麥凱恩和許多新保守主義者設想的那樣，對伊拉克的軍事介入維持10年或20年，甚至一個世紀，就成了可行的建議。

戰爭設計者再也不需要拆東牆補西牆，為支持A戰事（伊拉克）而犧牲B戰事（阿富汗）了。五角大樓已不再是隻派遣區區3 000士兵增援伊拉克或再派幾千人赴阿富汗，而是隻要需要，就可以增派幾十萬士兵，於是“增兵”這個概念就有了全新意義。“伊拉克自由行動”的問題是“戰地士兵”太少、無法完成占領和重建嗎？重新設立征兵製，這個問題就消失了。創建大規模軍隊甚至可以讓美國複活“溫伯格–鮑威爾學說”，再次強調“壓倒性力量”。

盡管伊拉克戰爭顯然不受歡迎，但仍缺乏有政治意義的反戰運動。對那些為此感到困擾的人來說，征兵製的吸引力各有不同。一些政治活躍分子期望伊拉克戰爭時代的征兵製能夠起到越南戰爭時期征兵製的作用：掀起大規模抗議、改變政治動力，並最終阻止任何缺乏廣泛民意支持的衝突。非誌願服役將使孩子們離開購物中心，走上街頭。這將推動符合服役資格的孩子的父母把政治看做並非施舍權利的機製。這樣一來，國會議員為了保住席位，會重新確定自己在戰時的責任，不再僅是為白宮提出的支出提案蓋橡皮圖章。通過這種方式，征兵製能夠複興美國民主，恢複相互製衡的政府體製，限製占據行政部門的好戰分子。
對那些有道義考慮的人來說，征兵製能夠確保戰時犧牲人員的平等分配。農村人口、有色人種、新移民和工人階層不再是軍人的主要組成部分。有了征兵製，政治精英和富裕家庭的子女將再次分擔應該分擔的責任。享受美國生活方式的人都要獻身國防，協助駐守更多遙遠的帝國邊疆。也許某一天，《標準周刊》、《國家評論》和《新共和》的編輯部員工也有機會服役，畢竟這些雜誌總是為軍事幹預辯護，這
也算是一個不錯的前途。

改造軍隊，打“小規模戰爭”，授予將軍更大權力，再次建立士兵與公民的聯係，這些想法在表麵上都具有一定吸引力。但是，經過更細致的分析後發現，每個想法都有巨大缺陷。它們都是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吸取的錯誤教訓。

帝國的“小規模戰爭”

首先，“小規模戰爭”的顯著特點不在於範圍和持續時間，而在於戰爭目的。大國發動“小規模戰爭”不是為了自我防禦，而是為了控製外國人民。給一項行動冠以“伊拉克自由”或“持久自由”的名字，不會改變這個現實。曆史上，“小規模戰爭”就是帝國戰爭。美國現在進行的戰爭也毫不例外。
在“911”以來重新發現“小規模戰爭”的過程中，美國軍官們還在軍事文獻中發現了一個相關的傳統。三個書名主導著這一新的“小規模戰爭”準則。頭兩個來自法國：羅傑 特林奎爾（Roger Trinquier）的《現代戰爭》（Modern Warfare，1964年）和戴維 格魯拉（David Galula）的《反叛亂戰爭》（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1964年）。這些由法國職業軍人撰寫的著作綜合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軍隊痛苦經曆中得到的結論，先是在印度支那，後來在阿爾及利亞。第三個書名來自美國人：美國陸戰隊的《小規模戰爭手冊》（Small Wars Manual），出版於1940年，編錄了美國陸戰隊20世紀前30多年時間在加勒比海巡邏的經曆。

這三部著作的共同點是它們的帝國背景。拿兩本法國著作來說，它們描述了拒絕給予被統治人民自決權的努力，但這種努力最終失敗了。法國軍隊有兩項使命，一是將印度支那重新納入帝國版圖，二是維持殖民統治下的阿爾及利亞（90%人口是阿拉伯語人口和穆斯林）是宗主國法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虛假說法。這兩項努力都以淒慘和恥辱的失敗而告終。

對美國來說，這個問題有所不同。美國對占領中美洲和加勒比殖民地沒有特殊興趣。它尋求的是秩序和準入權，賦予海軍陸戰隊的使命，是在遵守華盛頓和華爾街製定的行為規範的同時，確保馬那瓜和聖多明各等地的穩定。參加過這些行動的海軍陸戰隊少將斯梅德利 巴特勒（Smedley Butler）曾標榜自己是“資本主義的匪徒”。人們不必像他說的那樣極端，就可以知道美國的目的在本質上也是帝國性的。法國尋求建立明明白白的帝國，而美國使用的方法不太直接，滿足於不太正式的安排。

軍隊重新對這些論述“小規模戰爭”的經典著作感興趣的背後，是默認現在預示著未來。在職業軍人中間，這種反思傾向顯然已經無法抗拒，他們認為下一場戰爭會酷似剛剛結束的戰爭，或者酷似正在進行的戰爭。1991年，高級軍官們（不僅限於科林 鮑威爾將軍）確信“沙漠風暴行動”揭示了戰爭的未來。但是，他們錯了。到1999年的時候，許多像威斯利 克拉克將軍這樣的人認為，轟炸科索沃的“盟軍行動”提供了未來行動的模板。但是，他們又錯了。五角大樓的高層領導人沒有因這些誤判而卻步，他們今天依然凝視著地平線，看到更多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遭遇到的那種武裝叛亂。

確切地說，如果新任美國總統認同喬治 W 布什的帝國野心，也就是說，如果美國在21世紀前30年依然致力於在大中東地區實現20世紀前30年在加勒比地區的作為，那麽極可能出現一個、兩個甚至更多伊拉克。在那種情況下，改造美國軍隊專門從事武裝調停、維持和平與國家建設（實施帝國統治的當代委婉說法）才“確有意義”。

可是，如果認為伊拉克戰爭決定軍隊的未來，就可能忽略了一個更大的問題：鑒於在大中東地區實施美國的帝國野心（不隻是“911”以後，而是幾十年以來）所取得的成果，美國為什麽還願意堅持這種戰略？除了改變軍隊，為什麽不改變政策？為什麽不追求更現實、更容易的目標，放棄“解放”（即控製）伊斯蘭世界的計劃，然後再相應地改造美國軍隊呢？

換句話說，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得出的第一個教訓（五角大樓需要更加善於發動“小規模戰爭”）的問題在於它忽略了更為根本的問題。與其把美國軍隊改造成帝國保安部隊，還不如認識到當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考慮是否可以設計一種非帝國性的外交政策。

難道說道格拉斯 費斯很蠢，就能證明湯米 弗蘭克斯很聰明嗎？

命運沒有對策劃和倡導伊拉克戰爭的決策者的聲譽給予特別關照。但是，命運也沒有對道格拉斯 費斯給予最殘酷的打擊。道格拉斯 費斯2001~2005年任負責國防政策的副國防部長，是唐納德 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五角大樓的三號人物。

費斯出身律師，擁有思想家的氣質。他擅長三思而後行。例如，拉姆斯菲爾德確信薩達姆 侯賽因與“911”劫機者有牽連。他也確信薩達姆藏匿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費斯的職責就是證明老板想要的東西。為了這個目標，他個人特別重視特別計劃辦公室的工作，適時地告訴拉姆斯菲爾德他想聽到的東西。特別計劃辦公室的分析結果證明完全錯誤，但費斯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也達到了老板的目的。
入侵就要開始的時候，拉姆斯菲爾德不想讓任何局外人擾亂戰爭計劃。這位國防部長尤其對國務院和一些軍官認為伊拉克會帶來一些挑戰的說法感到惱火。他依靠費斯封住多管閑事者的嘴，把第四階段計劃建立在最好的假設之上。費斯又一次完成了任務。難怪拉姆斯菲爾德把這位下屬說成是“難得的天才”，拉姆斯菲爾德有充分理由感到滿意。

可是，拉姆斯菲爾德的設想好像站不住腳。不管費斯在餘生取得什麽成就，也不管他為自己的墓碑選擇了什麽銘文，曆史將會記住這個“地球上最愚蠢的家夥”。

最具決定性的判斷來自湯米 弗蘭克斯將軍。作為美國中央司令部2000～2003年的司令，弗蘭克斯先是策劃並指揮了入侵阿富汗的行動，之後又主導了入侵伊拉克的行動。弗蘭克斯在美軍攻陷巴格達之後馬上退出現役，毫無疑問地成為美國最著名的高級軍官，一時獲得了類似娛樂界名人一樣的地位。他也至少暫時得到了高度尊重，因為這位司令接連取得了兩場所謂的決定性勝利。在2004年白宮舉行的一個儀式上，弗蘭克斯獲得了“總統自由勳章”，喬治 W 布什稱讚這位將軍是位“才華橫溢的戰略家”。在阿富汗，弗蘭克斯“僅在數周之內就擊敗了塔利班”。在伊拉克，他“擊潰了薩達姆政權，不到一個月就攻入了巴格達”。由於這些成果，總統繼續說道，“伊拉克和阿富汗人民今天正在建設一個安全和永久民主的未來”。布什宣稱弗蘭克斯將攜“解放者”的頭銜進入曆史。

同年，弗蘭克斯出版了個人回憶錄，該書迅即成為暢銷書。《美國士兵》（American Soldier）的主要目的是為布什總統所講的這個英雄故事添枝加葉，確保這位將軍的一世英名——既是一位偉大的軍官，也是兩場曆史性勝利的首席設計師。在數章節的描述中，弗蘭克斯成為布什解放故事中的核心人物。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弗蘭克斯開始猛烈攻擊費斯以及其他可能成為勝利者花環競爭者的人。《美國士兵》成了一場爭名逐利的演習。弗蘭克斯把布什總統這位總司令描繪成一位介於熱情的拉拉隊員和無動於衷的旁觀者這兩個角色中間的人。雖然弗蘭克斯沒有直接批評布什總統，但其他人不會這麽輕描淡寫。這位將軍嘲笑華盛頓文職官員“思想傲慢”，幻想僅憑空中力量“就能敲開大門，使流亡的伊拉克反對派組織高歌猛進，解放國家”。他指責白宮“反恐沙皇”

理查德 克拉克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吹牛者，而國防部長唐納德 拉姆斯菲爾德則是一位難打交道的上司，弗蘭克斯一直耐心地在與之周旋。弗蘭克斯也沒能放過他的職業軍隊同行。他攻擊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工作人員是“不要臉的”官僚，他們的建議加起來也不過是“視野狹隘的廢話”。

簡言之，談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時候，弗蘭克斯試圖消除任何有關誰在主事的疑問：從頭到尾都是他在主事。入侵計劃是他一手擬訂的，反映了他對如何發動此類戰役的想法。弗蘭克斯稱，從“911”開始，中央司令部一直是“自下而上提出戰略”，而不是坐等華盛頓“自上而下部署戰術”。

於是，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得出的第二個教訓（強調需要賦予高級軍事領導人更多自由空間）馬上遇到了問題：在醞釀階段就放手指揮戰爭的將軍稱，在整個過程的每個步驟，關鍵決定都是他作出的。文職人員的幹擾不是一個問題，因為弗蘭克斯拒絕讓文職人員插手。“我的名字不是威斯特摩蘭，”他在阿富汗戰爭期間咆哮道，他提及的這個人是在越南戰爭期間統率美國軍隊的將軍，“我可不是唯命是從，讓華盛頓給我們在機艙裏和地麵上作戰的孩子們指點戰術和目標。”

這樣，如果形勢在美軍占領巴格達之後急轉直下的話（事實的確如此），那麽責任應該由發號施令的那個人來承擔，僅僅指責華盛頓是不夠的。如果軍隊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時還沒有占領這個國家的明確計劃，那麽按照他自己的說法，這個失誤的首要責任應由軍隊指揮官來承擔。如果計劃上的失敗導致後來叛亂的出現，首要責任當然還應由這位指揮官來承擔。

除非《美國士兵》是一派胡言，否則因伊拉克的混亂而指責拉姆斯菲爾德、沃爾福威茨、費斯等文職官員是極其不公正的。因為他們沒有發號施令，是湯米 弗蘭克斯在發號施令。在這種情況下，放弗蘭克斯一馬是放棄軍隊的核心原則，即指揮官顯然應為軍隊做到的和沒做到的一切負責。

可是，不管弗蘭克斯的失誤多麽嚴重，隻指責他一個人也是不公正的。在阿富汗，他曾聲稱塔利班已經被“擠壓得銷聲匿跡了”，但後來的事實證明他高興得太早了。在伊拉克，他也遭遇了失敗。但這隻是一個更為廣泛的現象的表象：在從所謂的軍事優勢中爭奪政治好處時，美國人的投資收益來得都是很齷齪的。

對於這個現象，一個經常被忽視的解釋是，冷戰後美國將軍的素質連平庸都夠不上。美國軍隊的整體素質雖然如日中天，但最新一代四星將軍們卻夠不上這個水平。

這是一個當今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不願爽快承認的小秘密。在美國前所未有地嚴重依賴軍隊來支撐全球領先地位的時候，美國軍隊高級領導人的素質卻一直令人失望。軍隊熱情很高，技術出類拔萃，但一流的將才卻難得一見。

分析一下最近的軍事曆史，問題並不像巴提斯特和其他牢騷滿腹的軍官們說的那樣，是高級指揮員缺乏權威。實際上，文職決策者賦予高級指揮官很大的計劃空間和行動空間，問題是將軍們沒有聰明地運用他們的權威。

支持這一說法的證據比比皆是。首先是“沙漠風暴行動”，一場所謂的曆史性勝利被兩次嚴重失敗弄糟了。第一個失敗是，美軍允許薩達姆軍隊的中流砥柱伊拉克共和國衛隊逃過了一劫。第二個失敗是，1991年3月1日簽署的停火協議讓這位獨裁者擁有了足夠的喘息空間，鎮壓了薩達姆內部政敵發動的起義。這些失誤直接源於一線指揮官的錯誤判斷。一個是諾曼 施瓦茨科普夫，另一個是橫加幹涉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 鮑威爾將軍。結果，薩達姆依然掌握著權力，美軍依然在波斯灣安營紮寨，其後果證明極其嚴重。

指揮官的錯誤盡管較小，但也給翌年開始的索馬裏人道主義幹預行動蒙上了陰影。美國指揮官不顧基本的安全原則和統一指揮要求，賦予軍隊清除軍閥穆罕默德 法拉赫 艾迪德（Mohammed Farah Aidid）的任務，結果使軍隊陷入了他設置的陷阱。雖然後來這一事件被奉為英雄主義插曲，但這場著名的摩加迪沙之戰幾乎毫無意義。然而，這麽一場小小的技術性挫折就讓克林頓政府的索馬裏政策土崩瓦解，奧薩馬 本 拉登甚至把這次失敗解讀為美國虛弱的證據。

在華盛頓，尋找替罪羊的行動幾乎馬上就開始了。批評者們一口咬住國防部長萊斯 阿斯平（Les Aspin），讓他做替罪羊。他很快就失去了工作。但是，這場小型災難的真正原因是，托馬斯 蒙哥馬利（Thomas Montgomery）少將和威廉 加裏森（William Garrison）少將看錯並嚴重低估了對手。結果，他們讓自己的部隊遭受了慘敗。這一次還是愚蠢的將軍為將來更大的問題埋下了禍根。

接著就是“盟軍行動”，即1999年北約轟炸科索沃，由北約最高司令威斯利 克拉克將軍策劃並指揮。當代的文獻把科索沃戰爭描繪為“奧爾布賴特的戰爭”，即國務卿馬德琳 奧爾布賴特外交誤判的結果。但是，科索沃戰爭同樣也是一場“克拉克的戰爭”。

迫在眉睫的政治問題是科索沃是否依然是塞爾維亞的一部分。塞族統治者斯洛博丹 米洛舍維奇堅持認為科索沃依然屬於塞爾維亞，並用高壓手段鎮壓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分離主義者。對克拉克來說，他的大腦裏有更宏大的設想。他認為科索沃戰爭是一個機會，可以展示北約在冷戰後依然有用，也可以驗證他所喜愛的強製性外交理論，即“動用軍隊但不使用武力”，從而實現政治目標。克拉克期望僅僅威脅就足夠：適當展示優勢力量就會說服對手讓步，不必真正扣動扳機。

於是克拉克決定與米洛舍維奇攤牌，相信可以帶來一個幹淨利落、不必流血的結果。“我了解米洛舍維奇，”克拉克向華盛頓的官員保證，“他不想挨炸。”

米洛舍維奇得寸進尺，說克拉克是虛張聲勢，於是北約不得不開火。克拉克希望三至四天空襲就能讓塞族人屈膝投降。他又錯了。米洛舍維奇手裏還有讓人出乎意料的手段：在科索沃加大種族清洗力度，製造巨大難民危機，讓克拉克防不勝防。同時，北約的轟炸行動一直在進行。78天之後空襲最終結束時，829架戰機已經飛行3.8萬架次，耗費2.8萬件武器。北約炸彈炸死了約500個平民。克拉克的“動用軍隊但不使用武力”理論沒有奏效。之後不久，這位將軍便匆匆地提前退役了。

回顧這些誤判的目的在於：湯米 弗蘭克斯在策劃和執行這兩場戰爭中的明顯缺點並不獨特，它們是整個模式的一部分。冷戰結束後，麵對戰時指揮挑戰的高級軍官們一次又一次地表現欠佳。

在伊拉克，弗蘭克斯讓出指揮權後，這個模式仍在繼續。理查多 桑切斯（Ricardo Sanchez）中將2003年抵達巴格達時，他所繼承的是此起彼伏的叛亂局麵。他壓製這些叛亂的努力取得了相反的效果：桑切斯眼睜睜看著局麵更加惡化，阿布格萊布醜聞更是火上澆油。2004年，喬治 凱西（George Casey）將軍接替桑切斯，主導伊拉克戰事，結果伊拉克逐漸滑入類似全麵內戰的狀態。桑切斯和凱西不僅沒有完成預定任務，完成這個任務實際上反而成了更遙遠的事情。

戴維 彼得雷烏斯將軍於2007年2月接替凱西，帶來了一套全新的反叛亂學說，並承諾派遣3萬名士兵前來臨時增援。在彼得雷烏斯任期內，伊拉克的暴力局麵平靜下來，但很大的原因是盟國部隊開始拉攏遜尼派部落領袖，他們是美國扶植的伊拉克政府的最強勁反對派之一。賄賂和槍炮支持讓遜尼派轉而對抗昔日盟友“基地”組織。這真好比是警察付錢讓瘸子去抓阿飛。

觀察家們對彼得雷烏斯的成就稱讚不已。2008年，“伊拉克自由行動”進入第六個年頭，這位將軍成功地讓這場戰爭遠離了美國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但是，不管布什政府在政治上多麽歡迎這個局麵，現實局麵的真正改善依然有限。徹底平定伊拉克局勢依然是一個遙遠的希望。“成功”隻是一種穩定的僵持，很可能在未來幾年仍將吸引美國軍隊的注意力。

這一狀況的底線是：不管多麽令人討厭，文官的幹擾不能完全解釋冷戰結束以來美軍的糟糕戰績。有人說從施瓦茨科普夫到彼得雷烏斯的高級指揮官都受到了不合理的限製，這種說法站不住腳。縱然有充裕的資源和較大的自主權，這些將軍們也沒把工作做好。戰爭是一項艱難的事業，質疑這些軍官的良好願望是不公平的。毫無疑問，他們都發揮了自己的最高水平。但是，在一次又一次戰爭中，高級指揮官的表現一直不如他們麾下的軍隊。

“在最高層次上，”溫斯頓 丘吉爾曾評論道，“真正的政治和戰略是一體的。”不管文職權威部門表述得多麽不完美，將軍的根本職責是維持政治與戰略的統一，取得勝利，推進國家的更高目的。偉大的軍官會讓軍隊意誌堅定，他們也會使戰爭和政治協調一致。

美國的軍事傳統中不乏這樣的人物。喬治 華盛頓在擔任大陸軍司令時是這樣的人物；南北戰爭時期的尤利西斯 格蘭特是這樣的人物，還有他的得力助手威廉 T 謝爾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陸軍總參謀長喬治 馬歇爾和歐洲盟軍司令德懷特 艾森豪威爾，應該也屬於這一類人物。

從警報、遠征和幹預的數量看，冷戰後時代或許是美國軍事曆史上最繁忙的時期，但沒有一位將軍具有稱職的指揮才幹。這一時期，行使戰時指揮權力的高級軍官並不缺少權威，他們缺乏的是能力。

恢複征兵製是一個不怎麽樣的主意

這讓我們想到伊拉克戰爭的第三個表麵教訓：廢除誌願兵製，恢複征兵製，從而消除軍隊與社會的隔閡。

征兵製是一個壞主意，有幾個原因。首先，美國供養不起大規模義務兵軍隊。五角大樓正計劃在未來幾年內將美國的地麵部隊擴充9.2萬人。預算辦公室預計這一溫和增長的費用約為1 080億美元。為了訓練、裝備和維持當前現役部隊，並支付當前行動的費用，五角大樓現在大約每年花費7 000億美元。如果把軍隊規模擴大到300萬，雖然不到總人口的1%，但足以維持“小規模戰爭”帝國戰略，那麽每年國防預算就會上升至1萬億美元。即使補充軍隊所需的兵源是存在的，錢卻不知從哪裏來。

軍隊也不需要這麽多人，除非有非常具體的規定。越戰結束時，理查德 尼克鬆首次提出廢除征兵製，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也讚同這個想法。從那時起，除了海軍陸戰隊，每個兵種都喜歡擁有一支訓練有素、長期服役的“武士”隊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解散了在以前戰爭中招募的義務兵，認為他們“的確沒有價值、沒有優勢”。他可能違背了政治正確的原則，但他忠實反映了五角大樓的普遍看法。實際情況是，四星將軍們認為公民士兵是一種麻煩，而非一種財富。

希望恢複征兵製可以給政治注入活力，就如同設想把耶穌請回聖誕節就會再次喚醒美國人的靈性一樣。這個幻想雖然足夠可喜，但它首先忽視了把宗教假日蛻變成購物狂歡的動力。

稱讚尼克鬆總統終結了征兵製就如同認為是梅西商店（Macy’s）利用耶穌出生賺錢一樣，這忽視了其背後的故事。尼克鬆放棄義務兵役製的時候，這個製度早已經奄奄一息了。是美國人終結了征兵製。在這場可鄙的戰爭中，他們收回了賦予聯邦政府的特權，不能再命令公民去服兵役。尼克鬆是想挫傷反戰運動的銳氣，出於這個玩世不恭的原因，他同意了公眾的要求。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是它為新的共識奠定了基礎，因而確認了服兵役是一種個人選擇。很快，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和中間派都表示擁護，這一安排成了永久性交易。

在“911”之後的短暫時間裏，布什總統可能重新思考過這個共識。他可能提出過確立新型軍民安排，讓美國社會更廣泛地分擔兵役負擔。也許想到“人民軍隊”會限製他個人的行動自由，布什還是肯定了現有安排。從那以後，布什政府的顯著失誤，尤其在伊拉克，使這個交易更顯神聖。實際上，全球反恐戰爭複蘇了越戰時期的街頭智慧，政客們要麽無情，要麽愚蠢，寧願犧牲美國年輕人的生命，也不願承認自己誤判造成的後果。不管“基地”組織帶來了什麽威脅，多數有年輕兒女的家長都會視征兵製為子女幸福的更大現實威脅。

所以，不管征兵製在理論上有什麽吸引力——或是讓美國人告別懶散，或是提醒國會履行職責——在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今天，可能除保守主義福音派之外，沒有選民會賦予聯邦政府權力，讓他們命令自己的兒女穿上軍裝。強製推行義務兵役製的立法幾乎肯定會激起如20世紀20年代推行《禁酒令》時引起的反應，且會更迅速、更強烈。這樣的法律將無法執行。

當然，征兵製能夠糾正現行軍事製度中的不平等，這樣的想法具有無可辯駁的價值。對任何有良知的人來說，在整個國家麻木不仁之時，多次派遣士兵赴伊拉克或阿富汗執行戰鬥任務幾乎不是一項可以接受的安排。這不公平、不公正，在道德上具有諷刺性。

但在美國曆史上，公平或平等問題在塑造公共政策方麵很少發揮決定性作用。目前也不是發揮類似作用的時候。如果是的話，我們就不會容忍社會上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依靠少量誌願者承擔發動無限期全球戰爭的負擔，可能會讓美國人感到不安，但僅僅是不安，不足以促成改變。為了挽救這個國家的良心，政府可以用昂貴的合同雇傭兵來支援處境艱難的軍隊，但實際上不會影響公民做任何事情。其實，戰爭私有化（如使用臭名昭著的黑水公司）是默許兵役從公民職責轉變為經濟事業，背後的動機是金錢而非愛國主義。美國人可能不喜歡雇傭兵，但更多的人不喜歡將親人派往世界另一側的遙遠國家。
簡言之，雖然義務兵役製會繼續成為憤怒社論和真誠讀者來信的美麗話題，但國會真正推動立法、恢複征兵製的可能性為零。在這個例子中，國會的觀點反映了美國人民的觀點。不管有什麽缺陷，越戰之後創立的職業軍隊仍將保留下去。

戰爭是不可以被發明創造出來的

如果加速推進“小規模戰爭”、順從高級軍官的意見和廢除誌願兵是從最近軍事經曆中得到的錯誤教訓，那麽正確教訓是什麽呢？

隱藏在這個簡單問題背後的是幾個更大的問題。為什麽冷戰後美國備受吹捧的軍事優勢沒有帶來更大安全，卻帶來無限期的衝突？為什麽當美國為“和平”和“自由”大動幹戈之時，美國國境之外的世界更加任性、更加混亂呢？在這裏，我們可以借用一下馬德琳 奧爾布賴特拋給科林 鮑威爾的著名問題：如果結局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那麽我們這支卓越的軍隊到底有什麽用？

剛剛發生的一些事件給美國幾個教訓，為這些問題帶來一些啟示。首先，也許最重要的是戰爭的本質。伊拉克和阿富汗提醒美國，戰爭是不可以被發明創造出來的，不管喬治 W 布什和五角大樓的“軍事革命”或“震懾與威嚇”的倡導者持什麽觀點。

戰爭的本質是固定性、永久性、艱巨性和不可抑製性。戰爭永遠伴隨著不確定性和風險。“戰爭是機會的王國，”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在近兩個世紀前寫道，“沒有什麽其他人類活動有如此大的範圍，沒有什麽其他事情需要如此持續不斷、多種途徑地與這個入侵者周旋。”計算機、互聯網和精確製導武器的發明都無法推翻這個判斷。“那些屈從於戰爭狂熱的政治家，”丘吉爾正確地指出，“不再是政策的主人，而是不可預測、不可控製事件的奴隸。”因此，那些認為創新技術和高新技術能讓戰爭順從人類意願的想法，隻是異想天開而已。

些古老的真理在幾個世紀中不斷被確認，平常得近乎陳詞濫調了。但自從冷戰結束之後，尤其是全球反恐戰爭開始後的頭幾年中，美國政治領袖以及幾位高級軍官的所作所為好像是說這些道理已經過時，或者至少不再適用於美國。

要理解困擾這些“軍事思想家”的愚蠢，人們隻需看看普通的簡易爆炸裝置或者路邊炸彈，就知道這種想法對伊拉克、阿富汗的美軍有多大傷害了。

侵略這兩個國家的高科技部隊忽視了這些土製炸彈帶來的潛在威脅。有人指望美軍行動的速度可以讓敵人無法行動，甚至無法思考，更別說製造新的致命性武器了；配備高科技武器、擁有信息優勢、迅即接近目標的小型部隊就能決定戰爭的局麵。2003年4月迅速推進巴格達好像證明了這一觀念。“推進速度如此之快，讓敵人亂了陣腳。”陸軍副總參謀長傑克 基恩（Jack Keane）將軍得意揚揚地說。

依靠電子技術進行觀察、分析、決策和迅速行動的能力，顯然賦予了美國軍隊一種不可超越的優勢。伊
拉克首都陷落後不久，亞瑟 塞布羅斯基（Arthur Cebrowski）中將總結了這一觀點：“速度至關重要。速度能夠殺敵。這降低了附帶損失，減少了美軍傷亡。”速度似乎可以讓美國軍隊用更少資源做更多事情。“速度是武力增強手段，”時任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海軍陸戰隊將軍彼得 佩斯（Peter Pace）也表示讚同，“如果你可以在90天內將5個師派到世界任何地方，能與30天內派出3個師擁有同樣的影響力嗎？”

規模更小、更加靈活的軍隊好似也能完成更多的任務。2003年“伊拉克自由行動”比1991年“沙漠風暴行動”使用的軍隊更少，

道格拉斯 費斯解釋說，背後的理由是 “這次行動是戰略性的，其意義十分深遠”。國防部高層正指望用小規模入侵部隊來推翻“沒有數十萬軍隊美國什麽也做不成”的說法。費斯接著說道，這種“舊式思維”的問題，是“讓我們的軍隊更加無用武之地”。在21世紀最初幾年裏，五角大樓確信自己已經發現了一個公式，讓軍隊前所未有地“有用武之地”，即技術提高速度，從而產生行動和政治確定性。

簡易爆炸裝置（其製造成本與比薩餅製造的成本差不多）讓美國的勝利快車戛然而止。作為一種可以選擇的對抗武器，它讓美國軍隊不可能取得像推翻薩達姆那樣的決定性戰果。美國人的進入速度相當快，但現在卻發現出不去了。解放變成了占領，速度不再是戰爭的製勝法寶，繼續駐軍成了新要求。就像德國人在南斯拉夫、蘇聯人在阿富汗、以色列人在約旦河西岸地區一樣，在伊拉克的美國人現在也發現顯著的優勢隻帶來了全新的劣勢。

機動性最強的軍隊現在卻被道路和固定基地網絡束縛著。美軍行動不再是快速突襲，設置檢查站和交通崗，以及下車巡邏成了顯著特征。對叛亂者來說，尋找美國人目標成了相當容易的任務。而對美國人來說，發現叛亂者卻成了更嚴峻的挑戰，就更別說定位了。

盡管極力強調機動靈活，但在許多重要方麵，美國軍隊卻遠不如對手更為靈活。簡易爆炸裝置的使用引發了更激烈的競爭。為了擊潰這一不可預知的威脅，美國國防部已經投入100多億美元（可能還要花更多），希望為士兵提供更佳的保護，賦予士兵更強的辨識和拆卸炸彈能力。同時，製造炸彈的叛亂者，盡管資源相對缺乏，卻一直在改進簡易爆炸裝置的致命功能，並想出了更好的藏匿和觸發這些致命武器的辦法。根據簡易爆炸裝置造成的不斷攀升的美軍傷亡數量來衡量，叛亂者在這場比賽中的表現遠遠優於五角大樓。

這一事態的意義既是戰術性的，也是戰略性的。受裝備有簡易爆炸裝置的叛亂分子困擾，美軍無暇應付其他正在迫近的威脅。布什總統的“全球戰爭”舞台在範圍上大大縮小，美軍在很大程度上被困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伊朗是所謂的“邪惡軸心”的一個成員，但其實際影響和地位卻在提高。

所以，從布什總統的兩場軍事冒險中得出的第一個教訓是：今天的戰爭與以往的戰爭沒有區別，還是難以捉摸、難以駕馭、代價高昂、充滿意外，且肯定會帶來不可預料的後果。隻有真正精神錯亂的人才會有其他幻想。

美國奇怪地迷戀上了武力

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第二個教訓源於第一個教訓。與整個曆史上的情況一樣，武力的功效依然有限。甚至在信息時代，武力“奏效”隻限於特定範圍的緊急情況。
這一教訓直接涉及當今美國政治家的勃勃野心。

在冷戰中，武力逐漸成為受美國人寵愛的政策工具。尼布爾在1958年寫道，美國越來越“奇怪地迷戀上了軍事力量”，非常令人擔心。冷戰的結果也無法影響這種迷戀。“911”之後，高壓政治對華盛頓的吸引力達到新高度。對布什總統來說，“軍事選擇”一直“擺在桌麵上”。他的政府把軍事力量當成多用途工具，不再是最後手段，也不僅僅用於防禦目的。相反，軍事力量成了糾正偏失、改正錯誤的手段。

例如，布什總統時常宣稱，在伊拉克，美國不僅是為保護自己及利益而戰鬥，也是為了推廣民主和人權。可以用兩種方式來解讀這一所謂的自由議程。第一種解讀從字麵理解總統所說的話：他把戰爭看做解救和解放的工具。通過威脅使用或直接使用暴力，美國致力於讓整個國家服從西方的自由價值觀。這是布什希望通過保羅 沃爾福威茨讓伍德羅 威爾遜再現。

另外一種解讀是把自由議程看做玩世不恭，僅僅是為赤裸裸的侵略戰略提供一點道德合理性。這裏的想法是武力可以產生霸權。始於伊拉克的高壓政治會讓美國征服整個大中東地區。這是布什希望通過迪克 切尼讓西奧多 羅斯福再現。

布什本人是傾向於威爾遜和沃爾福威茨的軍事理想主義，還是傾向於羅斯福和切尼的軍事民族主義，這是一個存有爭議的話題。在他的內心，這兩派思想很可能相互交織。美國總統喜歡把“美國為自由而戰”這句格言既當做核心訴求，又當做權宜之計，布什顯然不是第一位這樣做的總統。

真正的重點在於美國無論打算解放還是主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事態表明，這一努力都沒有奏效。
美國動用武力既不會解放大中東地區的人民，也不會讓美國控製這個地區。美國正在走向失敗。
在伊拉克，布什政府產生了一種搖搖欲墜、難以控製、反應遲鈍的依賴性。

在推翻薩達姆5年之後，伊拉克政府依然不能保護其邊界，管理其自身事務。美國發起了“國家建設工程”，相信其能再現1945年後在聯邦德國和日本的成功，但這項努力卻與聯邦政府對卡特裏娜颶風的反應一樣糟糕。到2007年末，伊拉克的發電能力依然不能滿足全國每天用電需求的一半。巴格達的家庭每天平均用電隻有12小時，比“阿拉伯複興社會黨”統治時還少6小時。石油產量還沒有達到美軍入侵前的水平。關於管理美國援助方麵的欺詐、浪費和無能的報道，已經司空見慣，很難持續一個新聞周期。
同時，布什政府的官員一再徒勞的抱怨、爭論讓伊拉克議會陷入癱瘓，猖獗的腐敗吞噬了伊拉克政府的各個部門。如果政府的主要職能是提供服務，那麽很難說伊拉克政府是事實存在的。相比之下，索摩薩統治下的尼加拉瓜和費迪南德 馬科斯統治下的菲律賓，可以算是“善治”的典範了。

許多相同的判斷也適用於阿富汗。“解放”之後，這個國家很快重新獲得了世界第一非法毒品生產國的地位，到2007年，它提供了世界市場上93%左右的海洛因、嗎啡因和其他鴉片劑。美國扶植起來的阿富汗政府依然虛弱無能。阿富汗總統反思自己的實際權限時，得到了一個諷刺性頭銜——“喀布爾市長”。同時，塔利班依然非常頑固，具有很大的韌性。雖然正式名稱沒有變化，但“持久自由行動”已經悄悄地變成了“持久義務行動”。對華盛頓來說，從阿富汗傳來的主要“好消息”是：在這裏，美國至少不是孤軍奮戰。與以往一樣，北約分擔了支撐新秩序的責任。但是，甚至在最樂觀的情況下，即使不是數十年，西方部隊也要在阿富汗再待上數年。

雖然全球反恐戰爭的鐵杆支持者有不同看法，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事態已經表明，繼續依靠高壓手段不會讓美國實現目標。不管實際目的是讓伊斯蘭世界民主化，還是“製服”伊斯蘭世界，軍事“選擇”肯定不是問題的最佳選項。

在這個方麵，從這兩場戰爭得到的教訓是美國曾經依靠直覺就能認識到的。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戰老兵、小說家諾曼 梅勒（Norman Mailer）所言，“靠打仗解決問題，就好像是去妓院根除性病一樣”。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戰爭還有許多人們沒有想到的問題。
馬上采取行動是通往安全的唯一道路嗎？

“布什主義”本身為第三個教訓提供了基礎。幾個世紀以來，西方的道德傳統一直堅決拒絕“預防性戰爭”這一概念。“911”事件讓一些人確信這一傳統已經不再適用。安全關切高於一切，讓采取行動成為更高的道德義務。陳舊的限製必須讓路。可是，美國對預防性戰爭的實際體會表明，即使將道德考慮擱置一旁，今天發動戰爭去消除未來可能的威脅也是愚蠢至極，不會收到效果。

布什政府接受了一種不同的觀點。根據“百分之一理論”，為了防止“911”再次發生，隻要有一點遭到襲擊的可能，就要迅速預先采取行動。

在2002年西點軍校開學典禮講話中，布什總統解釋了其中的緣由。他說，“911”事件徹底顛覆了冷戰時期的“遏製”和“威懾”理論。因此，美國需要在威脅變成現實之前將其消除。“在我們這個世界上”，這位總統的結論是，“通往安全的唯一道路就是采取行動”。布什誓言采取行動。簡言之，美國擅自授予自己首先打擊的無限特權。

在這裏，萊因霍爾德 尼布爾的忠告依然值得認真考慮。

冷戰初期曾經有過一個“百分之一理論”版本。蘇聯1949年打破美國的核壟斷之後，好像美國人麵臨“要麽赤化、要麽消亡”的選擇隻是一個時間問題。如果美國立即運用來之不易的戰略優勢，就能避免這種選擇。這就是對蘇聯進行首先打擊的理由：在蘇聯建成龐大核武庫之前進攻蘇聯，美國依靠突然襲擊就能消滅對手，實現永久和平與安全。

尼布爾認為這種推理極其可怕。他寫道，“預防性戰爭的想法”，會誘使冒進的人“挑選最有利的時刻發動他們認為不可避免的敵對行動”。但他接著寫道，“我們必須運用所有道德資源抵製這種想法”。根據尼布爾的判斷，“預防性戰爭”概念無論從法律上還是實際上都是失敗的。它不僅在道德上是錯誤的，也是喪心病狂的。“曆史上沒有什麽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他認為，“包括最為可能的事情。隻要戰爭還沒有發生，我們就依然有可能避免戰爭。那些認為冷戰和熱戰沒有區別的人，要麽是流氓，要麽是傻瓜。”

在20世紀下半葉，曆屆美國總統都持有這種謹慎的看法，從而避免了核災難。2002~2003年，這種理論也沒能大獲全勝。但在伊拉克，“流氓”和“傻瓜”卻打起了他們自己的戰爭。

可是，旨在展示“預防性戰爭”功效的軍事行動的成效正好相反。使入侵伊拉克成為迫切需要的表麵威脅（薩達姆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結果根本不存在。戰爭的預期結果遙遙無期。戰爭成本比布什政府中任何人預想的都大得多。

曆史一再表明了預防性戰爭的非理性。如果世界需要再次證明這一點，那麽布什總統做到了。伊拉克戰爭告訴我們為什麽“布什主義”是個糟糕的主義，為什麽必須要廢除這一理論。在尋求決定何時適合使用武力的原則指導時，美國應當遵循“正義戰爭”傳統，不僅因為這個傳統符合美國的道德價值觀，也因為它為健康的治國之道提供了有益的指引。

製定戰略——一項逝去的藝術

最後是第四個教訓，與戰略的製定有關。美國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政策效果表明，在政府高層官員和高級軍官中間，這已經成為一項逝去的藝術。

冷戰結束以來，文職官員傾向於將戰略與意識形態混為一談，布什總統就是一個突出的典型。總統的自由議程本應為如何開展全球反恐戰爭提供一個藍圖，但他隻有堂皇的抱負，沒有嚴肅的評估實現目標的手段。

越戰結束之後，軍官傾向於將戰略與行動混為一談。沒有人比湯米 弗蘭克斯更生動地闡釋了這種傾向，這多半是他那本透露內幕的回憶錄的功勞。

為了滿足公眾的口味，弗蘭克斯將自己塑造成了一個過分謙虛的鄉村男孩，一個驚歎於自己成就的、來自得克薩斯西部的孩子。但實際上，弗蘭克斯認為自己是一名精通本專業的學者和獨樹一幟的思想家。在軍階不斷提高的過程中，他“博覽過許多有關戰爭與和平的著作，從孫子、克勞塞維茨、羅素和甘地那裏積累了智慧”。

雖然弗蘭克斯用古代中國和德國思想家的名言來扮靚自己的故事，但他自己的思想從來就沒有擺脫過平庸。例如，在第一次受命策劃入侵伊拉克時，弗蘭克斯坐下來，手裏拿著記事本，勾勒出其決勝“模式”。《美國士兵》非常自豪地再現了其手寫表格原件，即一個矩陣，由七條橫線組成，列舉了美國的各種能力，與之交叉的是九條縱線，代表薩達姆權力的源泉。在特定的交叉點（共36個）上，弗蘭克斯畫上一個“放射星”。據弗蘭克斯稱，這個矩陣提供了一個設計巧妙的範例，可以叫做“基本大戰略”。

對弗蘭克斯矩陣的因果分析表明，這遠遠算不上什麽戰略。對門外漢來說，他的矩陣也缺乏政治背景。它視野狹窄，毫不關心未來戰鬥的後果。它孤立地看待伊拉克問題，忽視了其他地區大國關係，沒有指出戰爭會如何改變這些關係，不管它們是好還是壞。它基本不考慮曆史，不顧及文化、宗教和民族認同。它也沒有道德層麵，甚至沒有說清楚目的是什麽。

自從蘇聯不再是一個常規的對手之後，美國一直未能有效地解決這個根本困境，“911”事件更加強化了這種困境。現在是美國直麵這個困境的時候了。那些應該負起主要責任、製定大戰略的政治精英們一直心存幻想，要麽試圖實現永久全球霸權，要麽試圖按照美國的形象改造世界。同時，那些能夠戳穿這些幻想、幫助美國政策回歸現實主義的軍事精英們，則迷戀於戰役和戰鬥，指揮者的主要工作成了組織協調軍品物資。

湯米 弗蘭克斯等自詡的鬥士們決意排除道格拉斯 費斯等文職官員的幹涉，將戰場當成職業軍人的專屬領域，故意輕視其政治目的和潛在政治意義。弗蘭克斯及其同代士兵從來沒有因為越南戰爭而原諒國防部長羅伯特8226;麥克納馬拉，本能地認為文職官員是麻煩製造者，一直遊蕩在他們自己合法的勢力範圍內。阻止這種不受歡迎的蠶食行為成為一項絕對責任。

重申對戰爭行為的職業壟斷權，需要在政治和戰爭中間畫出最鮮明的分界線，從而防止將軍事和非軍事考慮糾纏在一起。因此，在環境舒適的總部中同步經曆戰爭的高級指揮官（如弗蘭克斯）仍然堅持把自己標榜為“參戰者”。他這麽做不隻是出於象征性原因，擁有這種身份使他可以保有軍官們現在頑固爭奪的特權。

好像出於疏忽，攻克巴格達（或喀布爾）成了戰爭的首要（幾乎唯一）目的。結果是一場在極其天真的戰略氛圍中進行的戰爭，弗蘭克斯等鬥士和費斯等文職人員都認為，隻需幾次速戰速決的行動，其他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打仗當然是戰爭不可缺少的內容。但真正扣動扳機、投擲炸彈的人可能不欣賞或者讚同打仗的方式，因為從本質上講，戰爭也是而且總是具有政治性的。其實，如果戰爭要有合理的原因和結果，它就必須服從於政治。實現這種服從正是戰略的核心。

許多因素造成了美國今天所處的軍事危機：貪婪、嫉妒、誤算、意識形態障礙、國際體係的性質、前人罪惡招致的報應、文職軍人的傲慢。所有這些都值得一提。但在《美國士兵》中，我們看到另外一個因素被生動展現出來：指揮不利，扭曲了戰爭的目的。

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的四個教訓歸結為：事態表明，美國精通戰爭隻是一種虛幻的自命不凡。即便今天，戰爭依然受製於潮汐或天氣，很難說順從於人類的控製。表現更為努力、投入更大資金、使用更先進的技術、設計新穎戰術，甚至提高指揮水平，都不可能讓美國逃避這個現實。

更進一步說，冷戰後美國占據軍事優勢的說法也是似是而非的。使用軍事力量不可能讓美國擺脫由經濟文化危機帶來的困境。堅持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就是自找麻煩，必將導致不可避免的過度擴張、破產和毀滅。

從結果方麵看，美國在冷戰後尤其是“911”以來的軍事表現，一直不令人信服。這種平庸的“成功”記錄讓一些觀察家，尤其是新保守主義者，認為美國需要規模更大的軍隊或者不同以往的軍隊，實際上是想再次大幅度提高國防支出。

但是問題不在於美國的軍隊——他們很好，每個公民都希望維持現在的水平——而在於國家強加給士兵的一些要求。國家與其擴充或改革軍隊，還不如給予他們應有的尊重。這意味著保護他們，不再讓他們承擔2001年以來濫用軍力的後果。

美國不需要更大的軍隊。它需要一個更小（也就是更謙虛）的外交政策，給予士兵符合他們能力的任務。謙虛意味著放棄冷戰後和“911”催生的狂妄自大，也意味著約束帝國總統，不要指望依靠軍隊實現這些幻覺。





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