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極限: 實力的終結與深度危機3

美國的極限: 實力的終結與深度危機3

第二章

政治危機

1940年夏，富蘭克林 羅斯福開始動員美國投入全麵戰爭。1947年春，僅在對日作戰勝利日18個月之後，哈裏 杜魯門啟動一係列步驟，使美國重新回到戰爭狀態。

這一係列動員舉措，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動員，再是冷戰動員，顛覆了美國的傳統政治製度，一種新的製度取而代之。羅斯福的前任們管理的是共和國。共和國運轉的核心是權力製衡，旨在限製政治權力過分集中。不僅在華盛頓內部，也在行政部門內部，杜魯門的繼任者們管理的是以權力集中為特征的政治製度。把這個結果還叫做共和國是曲解了事情的本質，如同稱阿道夫 希特勒為獨裁者，或者把扔到廣島的武器叫做炸彈。

在當代美國政治中，表象掩蓋了現實。雖然自羅斯福執政以來憲法文本改變不大，但美國憲法的設計者們所設想的管理製度（一個權威來自人民、中央政府行使有限具體權力的聯邦共和國）已經不再適用。許多人認為華盛頓內部長期處於混亂之中，厭惡這一局麵的公民渴望恢複神話般的“老共和國”。然而，人們可能希望還是重歸家庭農場為好，或者醫生恢複出診為好。

尼布爾稱，“自由社會的民主技巧對統治者和管理者施加製約，從而防止權力變得讓人心煩”。在某種程度上，這個說法給予民主一個恰當的定義，所以當今這個時代的美國民主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蛻變。對統治者權力的製約已被嚴重侵蝕，經常出現讓人心煩的結果。

1940年以來，一係列事關國家安全的緊急情況，無論是現實存在的還是想象出來的，都使聯邦政府以國家和地方權威為代價，承擔起一大堆新的職責。與這種變化同步，並在狀似永久危機的氛圍中，總統職位聚斂了許多極度擴張的特權。從1960年約翰 肯尼迪當選開始，把持白宮的人已經成為偶像、長者的化身，同時不可避免地也成為膨脹希望的背叛者。教父、明星、潑婦、替罪羊、危機總管、總司令、議程設定者、道德哲學家、國家魅力的詮釋者、崇拜對象、笑柄，不管個人品質和資曆如何，總統必須集所有這些角色於一身。

不管誰入主白宮，批評者經常裝模作樣地譴責所謂的“帝國總統”。這隻不過算是做做姿態而已。其實，對於政治圈裏的人來說，服侍、接近、麵陳帝國總統（或者有希望以後接替帝國總統的人）以及事後批評、品頭論足是一項永恒的工作。

如果國會在事關國家安全的問題上不是自願向行政部門讓渡權力的話，帝國總統就不會存在。隨著最高行政長官獲得主導地位，立法部門不僅失去了影響，也逐漸讓自己成為被嘲笑的對象。副總統迪克8226;切尼的辦公廳主任戴維 阿丁頓（David Addington）這樣尖銳地評論布什政府的哲學：“我們一直推動，推動，再推動，直到一些更強的力量讓我們停下。”甚至在民主黨控製下，國會也沒有威脅成為這支更強的力量。

今天，沒人真正相信立法部門的行動是出於促進公共利益的集體決斷。由於這個原因，國會偶爾會出麵阻止總統濫用權力，但也隻是為了做做樣子，多數是想賺取黨派利益。

國會剩下的主要職能成了確保議員連任，一般是通過不公正地劃分選區、吝嗇地施舍大量政治恩惠和著力保護某些既得利益。2006年，93%的參眾議員獲得連任，證明了這些技巧驚人的有效性。美國事實上已經成為一黨製國家，立法部門則永遠由執政黨控製。

雖然很少有議員在受賄和接受回扣方麵公然表現出不誠實，但是一種微妙的腐敗彌漫了參議院和眾議院。國會可能不是邪惡的巢穴，但它是自我陶醉的政黨成員的天堂。對他們而言，自我推銷和自我保護遠重於嚴肅地處理嚴肅的問題。

根據國會山上熱情洋溢的言辭判斷，人們可能不這樣認為。然而，雖然他們輪番相互指責，但兩黨靜悄悄地合作，以維持雙方都感覺極其滿意的現狀。確切地說，政黨積極分子和各派理論家都假裝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問題正得到嚴肅討論。右翼人士指責主張增加稅收擴大支出的自由派是社會主義者或者更糟。自詡的進步論者批評保守主義者陰謀把婦女逼到牆角，終止不必要的懷孕。但是所有這些隻不過是演戲而已。

要想尋找這種政治戲劇具體而惡劣的例證，人們隻需看一下民主黨在伊拉克問題上的所作所為。2006年11月的中期選舉被廣泛地視為關於伊拉克戰爭的全民公決，民主黨在國會兩院都占據了多數黨地位。新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哈裏 裏德（Harry Reid）和新的眾議院議長南希 佩洛西（Nancy Pelosi）聲稱他們的黨有權改弦更張。“美國人民在去年秋天的選舉中表明，”佩洛西在2007年初宣稱，“他們希望在伊拉克問題上有新的方向。”她承諾“進行嚴厲的問責，對軍隊重新進行負責任的部署”。

可是，這些承諾後來被證明都是空話。雖然裏德和佩洛西不斷譴責這場戰爭授權不當、誤導民眾，但與保護民主黨的多數黨地位相比，他們強力改變政策的承諾隻能退居次要地位。在戰爭撥款問題上與白宮真正攤牌，很可能使多數黨地位麵臨風險。於是，布什總統拿到了他想要的錢。美國人為民主黨投票，是想讓他們結束伊拉克戰爭，但這場戰爭仍在繼續。2006年11月的全民公決沒起到任何作用。

帝國總統崛起，國會淪落為政府的同夥，導致不斷出現多個回合的較量。然而，從實際上講，如果政府管理體製有效運轉的話，這些憲政瑕疵也無大礙。也就是說，如果帝國總統主導的行政機關能有效履行《憲法》前言中規定的幾項職能，也算差強人意了。

但是問題難就難在這裏。現有製度，即“華盛頓”這個詞匯所代表的所有機構、架構和安排的主要特征是功能紊亂。隨著這個聯邦城市逐漸成長為美國權力中心，它逐漸被一幫槍法不準的人所把持。不管哪個黨上台，當權的人都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麽。結果，華盛頓設計的政策一般都是放縱、浪費、考慮不周、誤導、不成功或者幹脆不得要領。僅舉過去幾年的幾個例子，如糟糕的社會保障製度改革，醫療保健製度改革，移民政策調整，毫無意義、永無休止的“毒品戰爭”，以及聯邦政府對卡特裏娜颶風災難拙劣的反應。

現行政府體製的問題不在於它不同於“聯邦主義文件”作者們的初衷，也不在於它不同於小學生們學到的社會科學知識。問題在於美國所擁有的東西不起作用。那些主管聯邦機關的人的十足無能令人震驚，無法接受。“華盛頓”應該代表英明的治理。相反，一個本該“建成更完善邦聯、確立公正、確保國內安寧、建立共同防禦、促進全民福利、確保自由普照我們自己和我們的繁榮”的製度，卻成了對其服務對象明顯而現實的威脅。這就是美國今天麵臨的政治危機。

美國代表自由並在為自由而戰嗎？

在國家安全上，聯邦政府的無能尤其嚴重。自1940年以來，正是國家安全問題提供了終結“老共和國”的主要理由。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其後數十年冷戰逐漸形成的國家安全狀態，危及了這個它本應保護的國家。它削弱而不是增強了安全。要證實這個判斷，人們隻需回憶一下近十年的事件，包括未能預測和阻止“911”事件，未能將其主謀繩之以法，未能設計現實且一致的戰略應對恐怖主義帶來的威脅，首要的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驚人的失敗。

任何一項失敗都應讓人嚴肅質疑負責國家安全的人的無能。在五年內遭受四次失敗，足以讓人得出確定性判斷。當然，任何人都會犯錯誤。沒人能百戰百勝。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可是，這些熟悉的理由無濟於事。有些錯誤，即便是誠實的錯誤，也是不能被原諒的。2001年以來國家安全政策出現的誤判和不當已經無法辯解。

急於指責這些不良記錄的批評者提出了三種解釋。第一種解釋認為布什總統本人應負責任，指責他在個人宗教狂熱的驅動下，個性中融合了罕見的傲慢和魯莽。第二種解釋擴大了攻擊範圍，包括一批下屬，如副總統迪克 切尼，前國防部長唐納德 拉姆斯菲爾德，和總統的前“智囊”、政治戰略家卡爾 羅夫（Karl Rove）。第三種解釋的矛頭更擴大了對象範圍，包括一個新保守主義集團，對總統及其親近人士施加了惡劣的影響。這三種觀點暗示，一個不同的行政首長，加上一批不同的顧問，向不同的團體征求建議和意見，就會走上不同的道路，產生明顯更好的結果，比如依靠布魯金斯學會而不是美國企業研究所，依靠《新共和》而不是《標準周刊》。

還有第四種可能性。這種解釋的基礎是承認布什政府沒有製造在2001年9月11日得到報應的那些問題。它隻是繼承了這些問題。無疑，布什的行動讓局麵更加糟糕。布什主要是在數十年來形成的國家安全政策框架內展開行動，可是，他對“911”的反應的確包含一些創新特點，最突出的是誤導世人的布什主義，即預防性戰爭論調。

直言不諱地說，那些喜歡區別對待這個共和黨總統與那個民主黨總統的觀察家可能會發現一些小道理，卻丟掉了一些大道理。找到大道理需要了解連續性而非變化。表麵上的區別並不重要，表麵之下的相似性更加重要。

布什總統的批評者和漸漸縮小的支持者圈子都這樣認為：這位美國的第43位總統已經與過去決裂，讓美國走上了新的革命性道路。但這是胡說。真實的情況是：布什及其身邊的人重申了早已存在的美國政策基本要素，首先是肯定了過去幾屆政府長期堅守的國家安全意識形態。布什的主要成就是狂熱而清晰地闡明了這種意識形態，前所未有地將其不足和剛愎自用暴露無遺。

這種國家安全意識形態有四個核心理念。在布什總統的第二次就職演說中，他雄辯地逐一作了表白。
第一個理念認為，曆史具有明確的目的。這位總統宣稱，曆史“具有清晰的方向，是由自由及其創始人確立的”。曆史的永恒主題是自由，人類向往自由。歸根結底，曆史在本質上是二元化的，是“永遠錯誤的壓迫與永遠正確的自由”之間的激烈鬥爭。

第二個理念認為，美國一直並將繼續體現自由。美國一直並將永遠是自由的首要典範和倡導者。“從建國之日起，”總統說，“我們就宣告地球上所有人都有權利、尊嚴和無上的價值觀，因為他們都承載著上帝的形象。”作為自詡的“自由土地”，美國是曆史的先驅。通過修正、提煉和完善對自由的理解，美國人一直向世界展示著自由的意義。1839年，記者約翰 L 奧沙利文（John L. O’Sullivan）把年輕的美國描寫成“代表未來的偉大國家”，今天依然如此。在美國的疆域內，曆史的意願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現。

第三個理念認為，上天號召美國確保自由最終獲得勝利。布什總統認為，“這是我們立國之使命”。自由的創始人選定美國為自由的代理人。與所有大國不同，這個國家追求超越自我的利益。它的行動代表自由，是依天命行事。如這位總統所言，通過入侵伊拉克，美國肯定並振興了這個國家“偉大的自由傳統”。通過戰爭，“我們點燃了火焰，人們心靈的火焰。它溫暖了感受到其力量的人，灼傷了阻礙其進步的人，有朝一日，這一難以抑製的火焰終將到達世界最黑暗的角落”。隻有憤世嫉俗的人和倒向極端的人才會質疑這一不言而喻的真理。

最後一個理念認為，美國生活方式若要持續下去，自由必須在所有地方占據上風。隻有難以抑製的自由之火的光芒照亮世界最黑暗的角落，美國自身的安全和繁榮才能得到保障。或者如總統所言，“自由在我們這塊土地上的存續，越來越取決於自由在其他土地上的成功”。其實，美國的給予與美國的索取相輔相成。簡言之，“美國的重要利益與我們的深刻信仰現在是合二為一的”。當然，這個主張意味著無限授權，美國可以對任何地方施加影響，因為從定義上講，美國是代表自由而行動的。

這一思路具有豐富而古老的淵源。我們可以追溯到1630年，

約翰 溫思羅普命令馬薩諸塞的第一批白人殖民者建立“山巔之城”，或者1776年，湯姆8226;潘恩宣稱美國有實力“重新建立世界”，還有羅納德 裏根努力重拾的那些國民情緒。在美國崛起為大國的過程中，這種意識形態的變體為擴張主義一再提供了動力。這種意識形態於1846年以“天定命運”的麵目出現，為詹姆斯8226;福克鞏固美國生存空間的努力披上了道德外衣。1898年，“解放”近鄰古巴的強烈呼籲促使威廉8226;麥金萊發動了一場戰爭，結果美國成為縱深直指西太平洋的海上帝國。

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這一意識形態才被確立為固定的政策背景。其實，它的說服力大多源於美國人紀念那場戰爭的方式，把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事件轉化成了具有普遍意義的啟示。從此，任何華盛頓不喜歡的反派角色都被描繪成又一個阿道夫 希特勒，任何不敢對抗敵手的行為都等同於“綏靖”，毫不亞於文明本身的生存麵臨危險。

這種強調國家安全的意識形態不是行動清單。它的作用是為決策者提供道德外衣，可以加在幾乎每項倡議之上。於是不管是什麽具體利益處於危險之中，美國都可以堅稱其行動是為了推進自由和民主事業。
戰後曆屆美國總統一般都把這種意識形態當做權威的來源。美國是世界上一支“除惡揚善”的力量，因而“有理由”拉攏外國官員、暗殺外國領導人、推翻他國政府、實施大規模軍事幹預。喬治 W 布什沒有發明這一做法，他隻是繼承並發展了這一做法。

經過不斷重複，這一意識形態的元素已經固化在美國人的心裏。它們是祭祀用品，不容置疑，不容監督。習慣引用這一信條的布什等政治家真的相信他們所說的話嗎？這很有可能，就像福克斯新聞節目主持人可能真的相信他們提供“公正而適度”的世界新聞報道一樣，就像麥當勞連鎖店可能真的相信它做的是“帶給人們微笑”的生意一樣。信念總是追隨自我利益。

覬覦高層職位的人也遵循這種意識形態的核心教條，希望由此表明他們值得信賴。下麵是阿肯色州時任州長1991年12月提供的一個版本。他是一位自由派民主黨人，他的外交政策資曆幾乎為零，但他的眼光已經瞄準白宮。

我出生於近半個世紀之前，當時冷戰就要降臨，是一個充滿偉大變革、巨大機遇和未知危險的時代。這個時候，美國人隻想回到家中，恢複平靜的生活，我們的國家必須鼓舞鬥誌，開始新的戰爭，遏製誓言埋葬我們的、擴張主義的、兵戎相向的蘇聯。我們必須找到辦法，重建歐洲和亞洲的經濟，鼓勵世界範圍的獨立運動，維護我國對於世界的原則，對抗自由民主麵臨的又一個極權主義挑戰。由於美國人民的不竭勇氣和巨大犧牲，我們贏得了那場冷戰。

這種詮釋曆史的方法是不理會所有細節，不提及越南戰爭，不提及中央情報局的政變和暗殺企圖，不提及與唯利是圖的獨裁者的勾結。但這一段文字極其符合克林頓的目的，將他巧妙地置於美國政治主流之中。克林頓相當準確地意識到，如果他距離主流太遠，就像1972年總統競選中候選人喬治 麥戈文（George McGovern）做的那樣，號召美國“回家”的話，他的候選人地位就完蛋了。雖然克林頓本人與冷戰絕對無關，實際上他還成功逃脫了兵役，但通過不斷使用“我們”這個詞，他確立了自己對那場鬥爭的個人認同。他是與“我們”一起的人，而“我們”贏得了那場曆史性競賽，從而為自由獲得了巨大勝利。

讓曆史快進16年，另一位鮮有外交政策資曆的未來總統，毫不猶豫地從克林頓的劇本上撕下一頁。“在上個世紀麵臨巨大危險的時刻，”參議員巴拉克 奧巴馬宣稱，

富蘭克林 羅斯福、哈裏 杜魯門和約翰 肯尼迪等美國領導人既成功地保護了美國人民，也為下一代擴大了機遇。而且，他們用行動和榜樣確保美國能夠領導並改善世界。國界內外的數十億人追求自由，而我們代表自由並為自由而戰。

羅斯福建立了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他的“四大自由”①賦予反法西斯鬥爭崇高的目的。杜魯門支持建立大膽而全新的架構，應對來自蘇聯的威脅。這個架構將軍事力量與馬歇爾計劃結合在一起，以維護世界各國的和平與福祉。

像克林頓一樣，奧巴馬也想把自己與“我們代表並捍衛”的事業聯係在一起。像克林頓一樣，在講述羅斯福、杜魯門及其繼任者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英雄故事時，他再次證明了這些故事的基本真理和持久正確性。

然而，幾乎不可避免的是，他也讚同喬治 W 布什對這些故事的解讀。奧巴馬接著解釋說：“每個美國人的安全和幸福取決於國境之外每個人的安全和幸福。”像布什及其前任一樣，奧巴馬以宇宙的觀點定義美國的目標。“美國的使命是，”他宣稱，“在全世界擁有共同安全和共同人性的基礎上行使全球領導權力。”

奧巴馬之所以模仿克林頓的花言巧語，是因為國家安全意識形態在塑造選舉政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個作用主要是提供一種抽象而平淡但最終讓人放心的現實觀，即接受美國是自由的講壇，伊拉克應當成為主權國家，上天號召美國發動全麵反恐戰爭。其實，如同華盛頓共識的觀點，與這些情緒相左都是偏離了可以接受的觀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尼布爾寫道：“善惡之間不可能有簡單的勝敗。”對比爾 克林頓、巴拉克 奧巴馬以及喬治 W 布什來說，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之後的行動推翻了這種主張。隻要美國依然忠於自己的使命，他們的過去都是可以借鑒的，善良最終將獲得勝利。

這樣一來，意識形態成為大幅縮小政策辯論範圍的工具。不同意見很少能夠滲透進華盛頓權力中心。講原則的反對者，不管是舊保守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和平主義者還是新平均地權者，都被排斥為小肚雞腸（即無法理解美國政策的崇高目的）或天真幼稚（即無視美國麵對的難以寬恕的邪惡），一直處在政治邊緣地位。

國家安全意識形態之所以持久，不是因為它從實證角度表達了可以論證的真理，而是因為它符合那些創造了國家安全機製的人的利益，也符合那些受益於其繼續存在的人的利益。這些人最應為美國政策日益愚蠢負責。

這些男人，還有一些女人，組成了自我挑選、自我維持的秘密團體，塑造（並濫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國家安全政策。在半個世紀前出版的著名著作中，社會學家C 賴特 米爾斯（C. Wright Mills）一針見血地揭穿了這些“權力精英”。他指出存在一個相互聯係的公司、政治和軍事董事會，這個論斷今天依然有效，隻不過我們還可以作些補充，指出內線記者和政策智囊所發揮的作用，他們是最新共識的宣傳者、守護者和包裝者。蘭德公司、哈德遜研究所雇用的分析人員雖然算不上國家安全精英的正式成員，但是他們有利於這個秘密團體的運轉。為《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標準周刊》撰稿的專欄作者，在對外關係委員會、美國企業研究所忙著組織研究小組的研究人員，占據著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學院的政策學者，也是如此。

說權力精英指揮著國家事務，並不是說存在一個黑暗的陰謀，這隻不過說明了華盛頓運轉的真正方式。尤其是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決策已經變成寡頭政治，而非民主決策。決策過程不是開放的，而是封閉的，毫無疑問，享有特權的內部人士比那些無知的大眾說話更有分量。

米爾斯稱，這些權力精英以及那些向其核心成員兜售思想的人，都具有“把國際現實界定為軍事鬥爭的傾向”。在米爾斯寫下這些話的20世紀50年代，的確是這種情況，今天更加如此。對政策精英成員來講，不完美的安全就是不充分的安全。隻要有空白，就需要填補。國防必須得到加強。但是最終，正如作家詹姆斯 蔡斯（James Chace）和凱萊布 卡爾（Caleb Carr）所言，絕對安全“不容討論，隻能奪取。奪取意味著既擁有軍事實力，也有使用武力的意願”。

與這種“軍事崛起”一致，這些美國鷹派傾向於認為美國已受到嚴峻的威脅所困擾，甚至更大的危險已近在咫尺。他們無法容忍不確定性，高度認同坐等事情發生帶來的假定風險，而低估魯莽行動帶來的真正危險。這一觀點在2002年9月得到了經典表現。康多莉紮 賴斯拒絕因為缺乏有關伊拉克核計劃的詳細情報而推遲策劃已久的入侵伊拉克行動，因為“我們不想讓所謂的確鑿證據後來發展成為蘑菇雲”。副總統切尼的立場更加明確。一點點威脅也可以成為采取行動的充分理由。“如果有百分之一可能表明巴基斯坦科學家正在幫助‘基地’組織建造或開發核武器，”切尼曾說過，“我們就得把它當成確有其事，並作出反應。”

想象中的威脅，不管多麽模糊、罕見或遙遠（如伊拉克的核計劃），都需要作出緊急反應，當然包括加強、重組、部署或實際使用美國的威懾力量。賴斯、切尼和布什政府的其他成員堅持認為薩達姆的存在就足以無法容忍，在此很久以前，同樣的思維方式讓美國決策者深信：1953年伊朗總理穆罕默德 摩薩台、1954年危地馬拉總統哈科沃 阿本斯 古斯曼必須下台；1961年“豬灣行動”及其私生子“貓鼬行動”都算得上好主意；20世紀60年代支撐東南亞搖搖欲墜的多米諾骨牌符合美國重要利益，值得犧牲5.8萬美國人性命。20世紀80年代，同樣的思維方式促使美國與薩達姆兵戎相向，總統羅納德  裏根的政府篤信伊朗的領導者拉構成了嚴峻威脅。

當然，治國不擇敵友。現實政治不給高尚立足之地。但是，從20世紀40年代至今，這些權力精英表現出一種幾乎病態的傾向，他們曲解現實，誇大威脅。帝國總統身邊的顧問們不擅長冷靜判斷，隻擅長狂亂的過度反應。雖然鷹派並不總能得勢，比如德懷特 D 艾森豪威爾1954年糾正了幹預法屬印度支那的衝動，約翰 肯尼迪1962年拒絕了轟炸蘇聯在古巴軍事設施的建議，但不管是主張直接幹預、秘密行動，還是通過代理人，讚成采取行動的人總能占據上風。鷹派並不總是主張立即發動戰爭，但他們在馬鞍上總是身體前傾，抽出馬刀，時刻準備戰鬥。若隱若現的威脅是鷹派的咒語：“所有選擇都擺在桌麵上。”

國家安全意識形態支撐著兩黨一致的共識，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賦予外交政策顯著的一致性。盡管它不能阻止對具體政策或決策者的批評，但它剝奪了針對實際政策的辯論。

“不安全的國家”

在今天的政治體製中，帝國總統是最終“決定者”。可是，在形勢複雜、快速變化的世界裏，沒有哪位總統能知道所有需要知道的事情，履行白宮日益膨脹的職責。於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會和行政部門攜手建立了一台龐大、永久且不斷擴大的國家安全機器。

今天，任何有關國家安全的事情都是龐雜的：工資單、預算總額、組織複雜性、對信息的需求、製作自我辯解的新聞報道的能力、掩飾狡辯的能力以及陰謀詭計。僅五角大樓就容納了2.5萬名職員，每天打20萬個電話，發送100萬封電子郵件，辦公室空間達3 705 793平方英尺，走廊長17.5英裏，有131個樓梯，4 200座鍾表，691台飲水器，284間洗手間。

這些機構雖然名義上為公眾服務，實際上卻竭盡全力逃避公眾監督，在多重保密之下行使職責。表麵上，這種保密是為了不讓美國的敵人得到信息。但其實際目的是控製向美國人民提供的信息，隻公開某個機構或某個部門急於讓世人知道的信息，扣留那些可能讓政府尷尬或使其政策受到質疑的信息。1961年，社會評論家劉易斯 芒福德（Lewis Mumford）這樣描述這個已經過度膨脹的國家安全機構的一貫做法：“單向溝通，虔誠地壟斷秘密信息，多重設置秘密機構，壓製公開討論……實際上是無視公眾反應，把理性的異議者當成愛國的不滿者，甚至叛國者。”事態的發展一再證明了芒福德的這個觀點。
“美國對雷諾茲案”（1953年）早就說明了這個體係是如何運作的。1948年10月，一架B-29“空中堡壘”轟炸機在測試電子設備時墜毀在佐治亞州的韋克羅斯附近，機上有幾個人喪命。機組成員的遺孀想知道墜機原因，請求空軍公開事故調查報告。但空軍官員拒絕了這一要求，聲稱“在不損害國家安全”的規定下，他們不能照辦。遺孀們提起訴訟，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利於空軍的裁決。首席大法官弗雷德 文森（Fred Vinson）聲稱，“在國防備戰期間”，法院不應指示高級國家安全官員公開或拒絕公開什麽信息。鑒於保密的極端重要性，文森寫道，法院隻能采信官員們的話，“堅持在法院核查證據，即使僅由法官本人執行”，也會帶來過大風險。

半個世紀後，五角大樓最終將事故報告解密，裏麵根本沒有什麽敏感信息；相反，它表明飛機墜毀是因為維護不善和飛行員的失誤。空軍以國家安全名義掩蓋了普通的機構失職。

這種行為絕非空軍獨有，也非冷戰初期獨有。對於構成國家安全機器的主要機構，包括國務院、各兵種、各種情報機構、參謀長聯席會議（簡稱“參聯會”）、國防部長辦公室、國家安全委員會和聯邦調查局來說，這已經成為標準辦事程序。指責這些機構的所有官員有意欺騙或戲弄美國人民，的確有失偏頗。可是，如果說急於保護機構利益、保護機構聲譽重於所有其他考慮，為不公正、非職業、不道德、與國家福祉相悖的行為提供了基礎，這沒有什麽錯。

“911”之後的這段時間出現了過多的例證，例如伊拉克戰爭初期被伊拉克部隊抓獲的一等兵傑西卡 林奇（Jessica Lynch）的傳奇故事。雖然林奇本人在整個過程中的表現值得尊敬，但五角大樓用欺騙性的英雄故事美化她所遭受的折磨，把之後營救她的行動改編成鼓舞人心的英勇故事，其中多數情節是想象出來的。接下來是陸軍突擊隊員、前美國橄欖球隊隊員帕特 蒂爾曼（Pat Tillman）的故事。在蒂爾曼命喪阿富汗之後，他的各級上司把所發生的事情杜撰成了一部小說：曾經發生激烈的交戰，蒂爾曼表現出非凡的勇氣，他最終倒在敵人的火力之下。他的指揮官匆忙追授他“銀質英勇勳章”。結果這場公關戰役取得勝利。可是，真相不久就大白於天下：事實是蒂爾曼死於戰友的誤射。

這些編造的戰地故事在政策上沒有什麽意義。可是，對於一個旨在照顧士兵及其家人的機構，煞費心機地利用傑西卡 林奇、在蒂爾曼死因上誤導其父母絕對不值得稱讚。而且，不管我們把林奇和蒂爾曼的插曲歸結為誤判、傲慢或者就是愚蠢，他們都不是孤立的典型。“911”以來，國家安全官員串通一氣，編造了其他一些假情報行動，以獲取遠大得多的政策影響。這包括鼓吹並不存在的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危險性，淡化推翻薩達姆之後巴格達的無政府狀態和叛亂行動的範圍，把係統性虐待阿布格萊布伊拉克戰俘的責任強加給一批低層的美軍士兵，瞞報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行動中造成的平民傷亡數字等。

不管這場災難有多麽巨大，那些高級官員為了免於責任，竟會基於模糊的假設而采取行動。單說在伊拉克的情況吧。由於無能和腐敗，為了找到進攻的理由，他們使用不準確的情報，進行草率的占領，又用竊取來的數十億美元進行“重建”。2007年5月，陸軍中校保羅 英林（Paul Yingling）在《武裝力量雜誌》（Armed Forces Journal）上對“911”之後美國的軍事領導力發表了尖銳的批評。他寫道：“一個丟掉步槍的士兵遭遇的後果遠比輸掉戰爭的將軍更為嚴重。”英林的批評是正確的，我們甚至可以把他的控訴延及高級文官。五角大樓一名文員如果將保密文件歸錯了檔，甚至比國防部長因瀆職而犧牲千萬人的生命要承受更嚴厲的處罰。

失敗不會導致道歉、悔罪，甚至不會有人承擔責任。相反，它創造了讓人進一步敷衍塞責的機會，簡單地說，即撰寫自我辯解的回憶錄的機會。“你看，不是所有事情都很順利，”國務卿康多莉紮 賴斯對伊拉克出現的問題不屑一顧地解釋道，“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局麵。有些事情進展順利，有些事情不太順利。還有，你知道嗎？我們還有機會從曆史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等我有機會寫書的時候，我也會有機會反思這個問題。”

要麽承認這個讓人不悅的事實，要麽設法掩蓋、扭曲、否認這個事實，麵對這種選擇，主管國家安全機構的人總是選擇後者。

正如憲政缺陷催生了帝國總統一樣，如果這些涉及國家安全的中堅機構有些說得過去的成就，人們也許會忽略這些錯誤。正好相反，在這些機構存在期間，它們幹的壞事遠遠多於好事。

要證明這個指控，我們可以拿美國總統作為主要證人。沒有人比國家安全機器的服務對象更能適應這一缺陷了。這是一個巨大的諷刺：過去幾十年中，曆屆總統逐漸不把國家安全機構當成幫手，而是當成決策中的障礙。剛上任的總統經常對這些機構提出的建議心懷疑慮，擔心它們充滿私心。沒有被華盛頓行為方式同化的總統馬上就會發現，這些名義上聽從行政首長指揮的機構是在追求它們自己的利益，將部門目標置於坐鎮白宮者的目標之上。

德懷特 D 艾森豪威爾是一個依靠下屬工作的人，他是最後一位與國家安全官僚機構密切合作的總統。他在任8年，國家安全委員會正式召集會議366次，通常由他本人主持。國家安全委員會產生了無數備忘錄、研究成果和正式命令，都是各個國家安全機構之間細心協調溝通的結果。雖然艾森豪威爾的決策方式高度機製化，有一些紀律嚴明的意味，但最重要的機構避開了它的控製。各兵種積極設法破壞或扭曲艾森豪威爾的政策，以謀求狹隘的部門利益。中央情報局更像是一個享有主權的國中之國。

1961年1月，約翰 肯尼迪一進入白宮，就放棄了其前任細心慎重的做法，因為這不符合肯尼迪的性情，也不符合他的政府希望樹立的形象。“新邊疆開拓者們”培養出了注重簡便、靈活和敏捷的風格。肯尼迪及其側近人士認為，如果不受製於官僚程序，少數幾個像他們一樣真正聰明的人能夠更快地作出更好的決定。他們認為自己不僅聰明，而且富有創造力，對國家安全機構宣誓效忠的傳統和規則毫無耐心。
如果說肯尼迪腦海裏還殘存著這些機構仍然有用的想法，那也沒有持續到“豬灣慘敗”之後。肯尼迪成為總統後，計劃運用中央情報局訓練和裝備的古巴流亡者推翻古巴的菲德爾 卡斯特羅，且進展順利。肯尼迪隻需發出發動入侵的信號。然而，這位新總統有些猶豫，指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萊曼 萊姆尼策（Lyman Lemnitzer）將軍評估這一計劃的可行性。參謀長們讚成這一行動，肯尼迪便發出了命令。於是一場巨大的災難發生了。

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參謀長們之所以支持這次行動，不是因為他們希望能夠馬到成功，而是因為他們希望借中央情報局的失敗為常規入侵鋪路，這是他們更喜歡的消除卡斯特羅的方式。參謀長們知道肯尼迪無意下令直接入侵，他已經這麽說過多次，但他們期望依靠一場總統親自參與的中央情報局災難來迫使其下手。他們不是直接向總統提供專業建議，而是在與總統兜圈子。

在國家安全機構的曆史上，“豬灣事件”是一個轉折點。憤怒的肯尼迪確信自己被耍弄和背叛了，並從這次經曆中得出兩個重要結論。

第一，“豬灣事件”讓他認為，中央情報局所謂悄悄、經濟地處理困難問題的名聲被極度誇大了。中央情報局策劃的這一愚蠢入侵計劃本來就不可能掀起一場成功的反革命運動。它所依靠的情報往好裏說是有所欠缺，往壞裏說就是蓄意編造的。入侵古巴的流亡力量是一群粗心大意的烏合之眾，缺乏人員、訓練、紀律、有力領導和充分的空中與後勤支持。從策劃到實施，整個行動都很外行、草率。所有這些在中央情報局內部也非常明顯，雖然，中央情報局已把這一事件的內部調查報告列為機密，公眾無從知道。

第二，“豬灣事件”讓肯尼迪認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不管獲得了多少綬帶和獎章，要麽愚蠢，要麽不值得信任。“那些吃著水果沙拉的家夥的就知道坐在那裏點頭，說這個計劃會成功。”他埋怨道。不管參謀長聯席會議是太愚鈍還是太聰明，肯尼迪已經得出結論，讓他們在政策製定中擁有更多發言權是一個錯誤。雖然還需要谘詢高級軍事領導人，但他再也不會聽從他們的集體判斷了。

“豬灣事件”讓肯尼迪蒙羞，給他上了一課，引起了三種反應。這裏非常值得回憶一下，因為為了彌補國家安全機構的不足，他采取的方式與其繼任者非常相似。

第一，為了防止中央情報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造成更大損害，肯尼迪果斷地更換了兩個機構的領導人。他清理掉萊姆尼策，換上退役將軍馬克斯韋爾 泰勒（Maxwell Tayloy）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泰勒認為，任何一位主席都必須義不容辭地“信守當屆政府的外交政策和軍事戰略”。泰勒就是這樣一位信徒，一個徹頭徹尾的肯尼迪支持者。這位總統用約翰 麥科恩（John McCone）替換了長期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艾倫 杜勒斯（Allen Dulles）。更有甚者，肯尼迪在幕後指揮其弟弟、時任司法部長羅伯特全權負責中央情報局最敏感、最重要的任務：加倍努力除掉菲德爾 卡斯特羅。這位司法部長對秘密行動、陰謀破壞和暗殺幾乎一竅不通，但這無所謂，他對總統的忠誠毫無問題，這是他負責“貓鼬行動”所需的唯一資格。

失去對中央情報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信任之後，肯尼迪轉向別處尋求建議，因而實際上創建了另外一個看似更為強大的權力中心。這是“豬灣事件”引起的第二個反應。從此，當總統征求建議時，他日益倚重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麥克喬治 邦迪（McGeorge Bundy）和國防部長羅伯特 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這裏的主要想法是邦迪（哈佛大學某學院前院長）及其副手W W 羅斯托（W. W. Rostow，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史教授）、麥克納馬拉（福特汽車公司前董事長）及其國防部長辦公室擁有博士頭銜的“神童們”，都會向總統提供比杜勒斯、萊姆尼策等陰謀家們更為及時、簡練和令人信服的建議。但是越南戰爭表明，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肯尼迪對“豬灣事件”的第三個反應是繞開國家安全機構，臨時設立沒有正式或固定職能，但可以隨時創建或廢除的特別機構。最能表明這一手段效力的經典案例是“執行委員會”（Ex Comm），它是肯尼迪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臨時設立的政策谘詢機構。在這著名的13天裏，總統沒有召集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正式會議，隻是敷衍似地約見了參謀長聯席會議一次，而且禮貌地駁回了他們好戰的建議。

危機一過，“執行委員會”立即解散。但是，依靠這種不受憲法法律約束、進行秘密協商的機構的想法依然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執行委員會”從未正式重新設立，但它在許多外表掩蓋下重新出現過多次。肯尼迪的繼任者總是與一小批親手挑選、隻為總統負責的顧問碰頭，考慮攻擊哪座城市，侵略哪個國家，顛覆哪個政府。理查德 尼克鬆依靠的是由兩個人組成的“執行委員會”，即他本人與亨利 基辛格。在一些嚴肅問題上，如與北越談判或與中國建立關係，與國務院或國防部協商是兩人都不屑一顧的事情。可是，最能體現肯尼迪式簡約風格的事例出現在喬治 W 布什時期。入侵伊拉克的決定好像出自一個虛擬的“執行委員會”，它在現實世界中從未存在過，但形成了某種共識，為行動提供了基礎。總統從未實際發布過這樣的正式決定，但他的親近下屬依然前行，仿佛他發布過命令似的。

同時，如“豬灣事件”插曲顯示的那樣，中央情報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明顯失敗引來潮水般的提議，試圖“治理”這些機構。其實，試圖糾正這些國家安全機構缺陷的改革者們，在肯尼迪上台之前就開始為之努力了，在其去世後還繼續努力了很長時間。為了找到良好的管理模式，讓中央情報局、五角大樓和參謀長聯席會議有效運轉，無數研究小組、高級委員會和國會調查小組相繼成立。1947年創立國家安全機構的法案一簽署為法律，有關機構改革調整的提議就開始出現，之後一直是耐寒的多年生植物。例如，“911”之後此類改革的主張推動成立了一個藍帶委員會（Blue Ribbon Commission），發表了又一個似是而非的報告，促使國會創立了國家情報總監一職，並新設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為總統提供幫助。這給早已錯綜複雜的美國情報係統又增添了一層官僚機構。

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永無休止的運動伴隨著總是無法預測的結果，掩蓋了國家安全機製的真實情況，也就是說，自從肯尼迪以來，曆任總統本人及其主要下屬早已認為這些機構已經不可挽回地破產了。前國防部長詹姆斯 施萊辛格（James Schlesinger）對參謀長聯席會議的評估意見適用於整個國家安全官僚機構：它的建議“總的來說離題萬裏，正常情況下沒有人看，幾乎總是無人理會”。

對占據權力內圈的人來說，國家安全機構是一個需要繞過的障礙，不是一項可以利用的資產。從國防部長或國家安全顧問的角度看，職業軍官、職業外交官或情報分析人員不是合作夥伴，而是競爭對手。這些職業人員不是有利於行使行政職權，而是使之複雜化或加以阻撓，從而追求他們各自機構的利益。可是，因為這些國家安全機構是行政權力的基礎，帝國總統是最不願意公開承認國家安全機構內在缺陷的人。結果，美國人民一直被蒙在鼓裏，認為不管犯了什麽錯誤，參謀長聯席會議和中央情報局等依然是維護國家安全和人民幸福不可缺少的機構。

就這樣，這個國家安全機製延續了下來。之所以如此，不是因為它的活動改善了美國人民的安全，而是因為隻要它存在，就永遠有理由維係帶來地位、影響和大量財富的政治安排。這些機構表現不佳本來可以讓人合理地質疑：沒有它，美國會不會變得更好？相反，失敗卻會帶來越多調整和改革，以及幾乎總是更大程度的機構擴張。國家安全機構把局麵弄得越糟，它就會越枝繁葉茂。與此同時，總統們絞盡腦汁地尋找繞開、回避或封閉這些機構的方法。

喬治 W 布什政府上台時，已經視這個國家安全機製為敵人了。“911”事件前一天，唐納德 拉姆斯菲爾德把國防部職員集中到五角大樓禮堂，明確地表達了這一觀點。“今天的主題，”這位國防部長開始說道，

是對美利堅合眾國安全構成威脅而且是嚴重威脅的敵手。這個敵手是世界上最後一個中央計劃經濟堡壘。它通過發布五年計劃，實施管理。從它的首都，它企圖對不同時區、大洲和海洋的人們發號施令。它憑著令人難以忍受的一致性，窒息了自由思想，壓製了新鮮觀點。它破壞了美國的國防，將我國公民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

這個敵手聽起來像是前蘇聯，但是它已經消失了。我們今天的對手更加狡猾，更加充滿敵意。你可能認為我說的是世界上最後一批年老體衰的獨裁者。但是，他們的日子也不長了，他們的力量和規模與這個敵手無法相比。

這個敵手近在眼前。它，就是五角大樓的官僚機構。

拉姆斯菲爾德沉迷於對付這個內部敵人，對真正的敵人卻視而不見。就在他說這話的時候，距離敵人對他的總部發動直接襲擊已經不到24小時了。

2001年9月11日之後，這屆政府依舊視官僚機構為敵人。從表麵上看，這個國家安全機製沒能預見或阻止“911”襲擊，必須再一次進行大的改組。主要結果是將多個負責國內安全的機構（如海岸警衛隊、特勤局、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和其他負責移民、海關、運輸安全、邊境巡邏的機構）整合起來，組建又一個部級部門；將多個負責情報搜集和分析的機構集中起來，並進一步擴展其行動。其實，這次改革給已經頭重腳輕的行政部門再增加兩個新的官僚機構：國土安全部和美國情報係統。

同時，像肯尼迪及其繼任者一樣，布什總統也努力不讓國家安全機構擋住前進的道路。他使用了看來行之有效的方法：把國家安全機器中有潛在麻煩的部件邊緣化；不管資曆如何，將親信安排到高級職位上；在方便和必須的時候幹脆繞開這些機構。

甚至在“911”之前，布什政府就已經開始設法將參謀長聯席會議邊緣化，不斷地將唯命是從的人派到參聯會主席辦公室。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改革派就想解決這些困擾參聯會的問題，做法是賦予參聯會主席更大權力，削減各軍種參謀長的權力。20世紀90年代初，科林 鮑威爾將軍主掌參聯會，比爾 克林頓總統這時深有體會：一個有頭腦、有魅力、有個性的參聯會主席會讓總司令的日子不好過。1993年初，鮑威爾利用“軍隊中的同性戀”爭論體麵地將了新總統一軍，建立了克林頓時期的軍民關係模式。同年晚些時候，18名美國士兵在摩加迪沙的混戰中被擊斃，鮑威爾及其同僚巧妙地將責任推到文職官員身上。

鮑威爾1993年退役後，克林頓選擇了一位不像鮑威爾那樣敢於阻礙總統行動自由的人取而代之。喬治 W 布什總統（或者代表他做事的國防部長唐納德 拉姆斯菲爾德）延續了這一做法。實際上，拉姆斯菲爾德有過之而無不及。克林頓1993年在參聯會手裏失去的尊嚴在10年之後才得以彌補。哪位高級軍官敢表達對入侵伊拉克的懷疑，拉姆斯菲爾德及其副手保羅 沃爾福威茨就會把他揪出來不斷羞辱。2003年2月，陸軍參謀長埃裏克 新關（Eric Shinseki）將軍在參議院武裝力量委員會作證時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即占領伊拉克會帶來巨大挑戰，將需要幾十萬兵力。這與布什政府模糊但樂觀的預測相左。新關的坦率立即招致拉姆斯菲爾德及其副手的指責。非常惱火的沃爾福威茨對媒體表示，這位將軍的評估“非常離譜”。新關成了不受歡迎的人，很快被迫退役。

新關的命運給其同行上了一課。在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五角大樓，將軍們不敢提問；他們不表達獨立的觀點，對國會也是如此；他們讓做什麽就做什麽。對此，沒有人比湯米 弗蘭克斯（Tommy Franks）將軍更能心領神會。他是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策劃並實施了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在取悅拉姆斯菲爾德方麵，弗蘭克斯簡直是迫不及待。在伊拉克戰爭之前，布什總統問他本人對此有什麽看法，這位將軍回答道：“先生，我們部長現在怎麽想、過去怎麽想、將來怎麽想，我就怎麽想。”

美國走上全球反恐道路之時，高級官員本身對軍民之間的互不信任氣氛負有很大責任。從某種意義上說，拉姆斯菲爾德的嚴厲是文官對軍方兩麵三刀、陰謀詭計的報複。軍方的劣跡可以追溯至20世紀40年代，固執任性的各軍種參謀長們逼得第一任國防部長詹姆斯 福裏斯特爾（James Forrestal）精神崩潰，最後自殺。如果說參謀長們罪有應得，但整個國家付出了沉重代價。拉姆斯菲爾德等文職官員不再相信高級軍隊領導人能夠提供不受無關想法影響的專業軍事建議。於是，湯米 弗蘭克斯成為布什政府俯首帖耳的幹將，這個國家毅然走向身陷伊拉克的困境。

中央情報局也是同樣的情況。雖然喬治 特內特（George Tenet）不是布什總統任命的，是克林頓時期的二手貨，但布什留用了他，甚至在中央情報局有關“911”的重大情報失誤之後依然如此。原因好像很明白：總統可以依靠樂於奉承的特內特告訴他想聽到的東西。的確，特內特讓總統非常放心地認為，證明伊拉克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將成為“大力灌籃”，為布什總統因其他原因而對伊拉克發動的預防性戰爭提供基本理由。國務院的分析人員可能對伊拉克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或者入侵伊拉克的智慧）心存疑慮，但隻要特內特在那兒亦步亦趨，他們的觀點一點用也沒有。

盡管唯命是從的特內特擔任中情局局長，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還是擔心中情局會阻礙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的計劃。2002年9月，他在自己麾下設立了“特別計劃辦公室”（Office of Special Plans，簡稱OPS），負責獨立評估薩達姆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劃及其與“基地”組織的關係。這一倡議的靈感不言自明：拉姆斯菲爾德害怕特內特領導下的中情局分析人員不願使用既定的腳本。國防部長辦公室、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副總統辦公室的高級官員，都認為中情局的人不可信。

創建特別計劃辦公室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批評者指責國防部長重用鷹派新保守主義者，他們渴望戰爭，如有必要還會編造假賬。可是，假定有關各方都是出於好意，這仍然是一個讓人憂心的插曲：實際上，國防部長辦公室是在指責國家最高情報機構在重大安全問題上編造事實。雖然媒體把這個問題描述為華盛頓運行方式的例證，即部門間鬥爭的平常例子，但實際上它說明存在更大問題：主要的國家安全機構實際上不遵循共同的國家利益定義。

在實際運行中的問題是：如果奧薩馬 本 拉登發動襲擊時沒有中央情報局和參聯會，如果國會1947年沒有創建國防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那麽美國的情況會比現在差嗎？也就是說，如果布什總統隻能依靠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機構，一個大小適中的主管外交的國務院和兩個主管軍事事務的小型內閣機構，他會把伊拉克搞得更糟嗎？更直白地說，國家安全機構曆經60多年的演變，它到底增加了什麽價值？如果答案是“沒有”，也就是說，如果投資回報基本上為負數的話，那麽也許現在應該考慮廢除這個顯然沒用的機構了。

尼采、福裏斯特爾、沃爾福威茨:沒有智慧的“智囊”

由於國家安全機構的明顯缺陷，帝國總統們轉向別處尋求有關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建議。中央情報局或參謀長聯席會議總是告訴總統想聽到的東西，但是他們的努力或許依然具有一些邊際效用。不過，在緊急征求意見時，總統日益依靠較小的親信圈子，而不是散漫、吵鬧的官僚機構。對總統的個人忠誠，而非機構內的官階，成為影響力的最終決定因素。

在這個國家安全危機永久化的時代，嚴肅問題總是在私下、幕後處理。這才是真正運作當代政治的地方。實質性的行動隻涉及少數幾個玩家，多數不是選舉出來的官員，他們的決議多數是在秘密帷幕之後作出的。

從一開始，這種做法就蘊涵著兩種理念。第一種理念認為，通過谘詢一批親手挑選的“智囊”，總統有可能作出更好的決定。雖然“決定者”最終拍板，但作出決定的實際過程是集體進行的，總統聽取老練、機智、世故的顧問們的意見，顧問們依靠擁有專業知識的官員。

第二個理念認為，這些顧問必須隻為最高行政長官服務，不為他人效力。隻有保證谘詢意見不公之於眾，“智囊”才會坦率、誠實地講話。這是尋求“行政特權”的基礎。

其實，一般來說，“智囊”認為公眾甚至國會幹涉政策製定即便不是危險的，顯然也是無益的。他們認為，國家安全非常複雜，超出普通公民的知識範圍，因為他們也會受短期的、情緒化的考慮影響，無法形成冷靜的、長期的觀點。普通大眾反複無常，把握不了這些事務。他們不識大局，察覺不到微妙變化，缺乏果敢決斷。尋求真正戰略途徑的總統隻能依靠老練的內部人士，他們充滿理性，不帶偏見，信息靈通，人脈廣泛，掌握標準的政治詞匯，了解世界實際運轉的方式。

總的來說，國家安全精英極其鄙視公眾，雖然他們對此一般都秘而不宣。對媒體講話時，他們尊重所有熟悉的政治習慣，經常充滿敬意地提及美國人民的“意願”。

可是，這個麵具經常滑落，公然暴露出這些內部人士毫不關心無知大眾的想法。“如果你真的有民主，做人民想做的事情，”國務卿迪安 艾奇遜曾經順口說道，“你每次都會犯錯。”艾奇遜的話表達了他的個人觀點，也準確總結了國家安全精英的基本看法：民意不可信；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民眾的角色是提不同意見。高級官員如何讓民眾順從？迪安 艾奇遜解釋道：依靠宣傳。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在向民眾解釋政策時，“要說服民眾，限製條件必須讓位於簡潔，準確和細節必須讓位於直白甚至蠻橫”。他的意思是不能事無巨細地講述真相，而是傳遞“比真相還清晰”的觀點。

總統依賴“智囊”絕不是最近才有的現象。我們至少可以追溯到伍德羅 威爾遜時期，他雇用愛德華 M 豪斯當他的親信、密友和外交糾紛調解專家。這一傳統的高潮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批優秀公民（從華爾街）輪轉到華盛頓，占據了羅斯福政府的高級職位。這批人包括艾奇遜、W 埃夫裏爾 哈裏曼、羅伯特 洛維特、約翰 J 麥克洛伊、羅伯特 帕特森和亨利 L 史汀生。這是東部權勢集團的化身，其成員功成名就、腰纏萬貫、自信滿滿，許多人曾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們都認為，在國家危急時刻到政府任職是職責所係。他們樂於使用權力，他們洋溢著自信，他們有共同的世界觀和對美國在世界上合理地位的看法。

把這一傳統浪漫化是錯誤的。回頭看來，這一傳統狹隘、頑固、恃才傲物。雖然其成員表現出令人欽佩的貴族責任感，但他們大多對社會公正和人權問題視而不見。在種族和宗教問題上，他們表現出符合他們階級和時代的偏見。可是，他們的愛國情操不容置疑。史汀生傳統的擁躉把自己看做國家的公仆。雖然他們具有保守主義傾向，但他們的努力超越了黨派考慮。他們的目標是保護美國，不是迎合美國生活方式中的社會或經濟安排。在20世紀40年代，保衛國家意味著增強國家實力，使美國躋身世界大國前列。在很大程度上，史汀生及其同人成功地實現了這個目標。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敲響了這一傳統的喪鍾。我們可以相當準確地找到它開始衰落的日期。1945年9月21日，剛過78歲的國務卿史汀生終於離開了華盛頓，海軍部長詹姆斯 福裏斯特爾繼續待在華盛頓，成為一個影響力日益增強的人物。

雖然今天人們已經淡忘，但當時這兩個人物之間的區別非常明顯，這很能說明問題。史汀生出自長老會教徒世家，是耶魯大學菲利浦學院、哈佛大學法學院的畢業生，華爾街成功律師的典型。他結婚很早並一直忠誠於妻子。他積累了優秀的公職記錄：1918年在法國服役，擔任過菲律賓總督，當過4年國務卿，兩次主掌戰爭部。對史汀生的崇拜者來說，他代表著“信任、真理、公正、美德、依法辦事、責任感，是一個光芒四射的榜樣”。

福裏斯特爾是一個愛爾蘭裔天主教徒，貧苦移民的兒子。他雖然上過普林斯頓大學，但中途輟學。投身華爾街後，他加入了迪倫–裏德投資公司，展現出賺錢的天賦。隨著職位不斷上升，他於1938年成為這家投資公司的董事長。1940年，他去了華盛頓，接連擔任多個高級職務。福裏斯特爾的個人生活一路蹣跚：妻子是一個蕩婦和酒鬼，他本人則是十足的酒徒、粗心大意的父親、不加節製的色鬼。他野心勃勃，反複無常，心神不定，狂妄好鬥，暴躁異常。福裏斯特爾陷入極度孤獨之中，醉心於政府工作，徒勞地逃避從孩提時就縈繞在心頭的惡魔。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史汀生是“舊華盛頓”的門麵。他一直在華盛頓工作，目睹了所有事情。即使如此，他不喜歡過度反應，不驚慌失措。他表現穩重、謹慎和鎮定。

福裏斯特爾則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性情，既高度警覺，又急於行動。他是一個偽現實主義者，聲稱應實事求是地看待世界，卻極度誤判美國麵臨的形勢。福裏斯特爾認為坐等事件發生就是自找不可接受的風險。危險就在前麵，需要作出緊急反應。即便最輕微的延誤也會招致世界末日般的潰敗。這簡直就是迪克8226;切尼“百分之一學說”的前身。當然，正是這種精神促使福裏斯特爾從1945年開始動員華盛頓對抗所謂的“紅色法西斯”威脅，聲稱致力於“在全世界實踐辯證唯物主義原則”的斯大林政權要發動“世界革命”。

福裏斯特爾不是一個滿腦子都是智慧的人。他缺乏定力和判斷力。他實際上是一個精神病態、內心痛苦的人。但他給美國政策留下了持久印跡，對之後各代“智囊”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他們口口聲聲崇拜史汀生，卻以福裏斯特爾為榜樣，草木皆兵，帽子掉了也要拉響警報。從20世紀40年代至今，福裏斯特爾的後繼者擠進了總統顧問的內圈，緊張地擔心著最壞情況，敦促立即采取行動主動防範災難。伊拉克戰爭的倡導者也算是他的嫡係傳人。

德懷特 D 艾森豪威爾擔任總統期間，一直擔心憂心忡忡的美國有朝一日會成為“軍營國家”。他的告別演說最為鮮明地表達了這種關切。雖然艾森豪威爾的警告實在太中肯了，包括強調“警惕而智慧的公民”有必要提防“軍工集團”濫用權力，但他最擔心的事情畢竟沒有發生。美國今天不是一個軍營國家。可是，毫無疑問，美國政治精英遵循的是軍營心態，念念不忘安全問題，把軍事力量看做解決國際問題的最佳手段。詹姆斯8226;福裏斯特爾就是這種軍國主義思維的教父。

如果他有嫡係繼承人的話，那這個人就是保羅 尼采（Paul Nitze），一個誇大威脅的大師，一個最持久、最有影響力的戰後“智囊”。如同福裏斯特爾，尼采也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為迪倫–裏德公司工作，賺了大錢。1940年，他追隨福裏斯特爾去了華盛頓，並一直待在那裏，成為國家安全機構的固定成員。在接下來的40年裏，不管是在政府內部還是外圍，尼采都是一個國家安全政治的重要玩家。可是他最為持久的貢獻是在早期作出的，標誌著詹姆斯 福裏斯特爾的對抗傳統取代了亨利 史汀生更為溫和的傳統。當時，尼采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即國安會68號文件，簡稱NSC 68）的主要起草者。這份報告是1950年初為杜魯門總統和國家安全委員會起草的。

曆史學家長期以來視國安會68號文件為戰後美國治國方略的基礎文件。從我們現在的觀點看，的確如此，甚至更甚。國安會68號文件讓我們感覺到戰後遵從“智囊”的傳統已被扭曲得不成樣子了。
兩個事件促使杜魯門1950年1月命令國務院和國防部對國家安全戰略進行緊急（當然也是秘密）評估。雖然這兩個事件不算小事，但尼采的主要貢獻是把它們吹得無限大，把它們當成徹底調整美國政策的基礎。在這件事情上，他最終取得了勝利。

第一件事是蘇聯於1949年8月試爆了一枚核彈。蘇聯的試驗沒有動搖美國的整體核優勢，也不意味著克裏姆林宮擁有了一件可運載的武器。它的直接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上的。突然失去絕對核壟斷地位讓美國人大吃一驚，掀起了美國集體潛意識深處早已存在的恐懼，即紐約和舊金山有朝一日會遭受廣島和長崎的命運。

第二件事是1949年10月1日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掌握了中國的最高權力。與蘇聯的核威脅相比，這件事並不出乎意料。美國官員早就預料到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權會最終輸給共產黨人。可是，即便這個結果是可以預測的，也不值得美國歡迎。從華盛頓的角度看，北京變紅是西方的重大挫折。即便如此，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依然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沒有威脅美國的能力。在北京，共產黨掌握了執政權力，但這個事實本身並沒有使中國成為強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5年後，美國處於其實力和影響力的巔峰。但是，國安會68號文件稱，美國正處於“極度危險之中”，“不僅這個共和國而且文明本身的毀滅”突然成為一種現實可能。其實，美國的製度“麵臨曆史前所未有的更大威脅”。至少尼采1950年春是這樣描述美國麵臨的形勢的。

這種世界末日意識表達了尼采對蘇聯及其意圖的認識。“在一種新的狂熱信仰推動下” ，克裏姆林宮正在尋求“將其絕對權力強加給世界其他地方”。蘇聯以“壓倒性軍事力量”為後盾，通過“滲透和威脅”，試圖“將自由世界置於其統治之下”。國安會68號文件稱，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蘇聯的計劃是“完全顛覆和強行摧毀非蘇維埃國家的政府機器和社會結構，以服從和受製於克裏姆林宮的機關和結構取而代之”。“持久的危機、衝突和擴張”是蘇聯政策的本質。所有這些都與美國的善意姿態形成鮮明對比。美國政策從本質上體現出“世界觀的寬容性，出發點的慷慨性和建設性，國際關係上不具貪婪性”。
這場競賽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自由對抗“卑鄙奴隸製度”的繼續。國安會68號文件讚成“自由觀念是曆史上最具感染力的觀念”，並進而解釋說，蘇聯認為自由是“永恒且持久的威脅”。為了消除這種威脅，蘇聯領導人已經在全世界範圍內發起了針對自由製度的進攻。國安會68號文件敲響了警鍾，稱“蘇聯實際擁有的軍隊遠遠超過保衛國家領土的需要”。根據尼采的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實際上已被嚴重損傷、尚未進入恢複階段的）蘇聯已經擁有明顯的力量優勢。而且，它正在日益“擴大其戰爭準備與自由世界疏於戰備的差距”。

要應對這一史無前例的威脅，尼采預言隻有三種選擇：孤立主義；預防性戰爭（即對無法進行報複的國家首先進行核打擊）；“更快提高”美國實力，特別是軍事力量。國安會68號文件拒絕第一種選擇，認為那等於投降。它對第二種選擇不屑一顧，認為那樣“不得人心”，而且“在道義上具有腐蝕性”。這樣隻剩下第三種選擇。尼采建議大幅度提高國防支出，重點放在加快氫彈的開發上；增加安全援助，訓練和裝備友好國家的軍隊；努力改善內部安全，提高情報搜集能力；加大隱蔽行動力度，“煽動和支持蘇聯集團內部的動亂和起義”。國家安全應成為國家政策的重中之重，所以國安會68號文件呼籲抑製國內支出。它也主張增加稅收，獲得資助改善軍備所需的資源。實際上，“尼采主義”為美國政策永久軍國主義化開出了一劑藥方。

然而，增加軍事支出不一定意味著普通美國人要勒緊褲腰帶。國安會68號文件提供了一種前景，認為“這一計劃的經濟效應是增加國民生產總值，增加額會超過用於更多軍事和外援目的的數額”。換言之，美國既能買得起大炮，也買得起黃油，而且其實，生產更多槍炮可能會帶來更多黃油。
對尼采來說，這是一個關鍵的賣點。高水平的軍事支出不僅不與國家長期經濟繁榮相背，而且會為持久繁榮奠定基礎。這種觀點顯然是想說服政府官員，尤其是杜魯門本人，因為他擔心把大量資金投向國防會造成負麵的國內影響。這就是“尼采主義”持久吸引力的一個來源：改善軍備不僅帶來更大安全，也會帶來更大的物質富足。

可是，直到命運以朝鮮戰爭的形式出麵幹預，杜魯門才被說服。對於一個四麵楚歌的總統來說，朝鮮半島上爆發戰爭是又一個不受歡迎的意外事件。但對尼采來說，好運來的正是時候。朝鮮戰爭的爆發看起來印證了國安會68號文件中的分析：在克裏姆林宮的指揮下，國際共產主義顯然正在全速前進。在近期美國曆史上，這不是“智囊”們最後一次衝動地賦予一般意義的事件極大重要性，另一次是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結果是清除了對尼采處方的剩餘疑慮，國安會68號文件成了教條。國防支出在規模上增加了兩倍，所增加的支出沒有用於對朝作戰，而是資助了尼采提議的改善軍備計劃。美國政策的軍國主義化就這樣在熱切期待中拉開了序幕。

如果這份文件僅是具有曆史意義的文物，它不會在這裏引起我們的注意。國安會68號文件的意義不止於此。雖然今天多數美國人不熟悉這份文件的內容，但尼采的這部“傑作”對當代美國政策的意義，不啻於華盛頓的告別演說或“門羅主義”對19世紀美國政策的意義。它提供了一把鑰匙，可以解釋之後幾十年的大多數事件。

即便今天，對邁克斯 布特、托馬斯 唐納利（Thomas Donnelly）、弗雷德裏克 卡根（Frederick Kagan）等新保守主義者來說，國安會68號文件仍具有護身符般的意義，是“一貫性大戰略”的樣板。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員卡根稱，尼采的著作提供了“美國作為全球大國必須遵循的安全政策觀”。但是，一些人看做是一貫性的東西，在另外一些人看來則是貼著妄想狂花邊的極度焦慮、妄自尊大的錯覺和對真相的漠然不顧。今天讀國安會68號文件，就如同走進了憎恨、懼怕和恐慌的溫室，正是這種情緒組合促成了伊拉克戰爭，與現實相去萬裏。國安會68號文件就是一場散布恐懼的演習，是從尼采時代至今所有“智囊”的慣用伎倆。

這個模式已經為人們所熟悉：尼采式的人物占據華盛頓內部人士位置，發出危險警告，大聲疾呼立即采取行動。就像起草國安會68號文件一樣，之後的事情有時是在幕後導演的，是完全華盛頓風格的情景劇。啟動國會調查，成立各種委員會，智庫發表厚厚的報告，增強了這種緊張感。故意向媒體透露消息，讓人感覺事情可能比看起來還要糟糕。危險總在浮現。（“要一直提升這種威脅，”國防部長唐納德8226;拉姆斯菲爾德在“98226;11”後這樣敦促其下屬，“讓美國人民認識到他們被世界上的暴力極端者包圍了。”）美國總是落在後麵，而應對措施總是發展急需的新能力或采取更為激進的步驟，當然還要給五角大樓、情報機構及其他國家安全機構更多資金。

自從形成以來，“尼采主義”已經成為國家安全精英們不斷追尋的典範。1950年尼采開創的方法甚至在今天仍有其價值。他展示了妖魔化美國敵人的好處，從而把微小關切變為嚴重威脅，把嚴重威脅變為特大威脅。他創造了巧妙設計“選擇”的技巧，推導出預先設定的結論，因而讓分析人員成為事實上的決策者。他表明，用“和平”和“自由”等委婉語替代擴張主義，美國人的理想就能很容易用來掩蓋美國的野心。然而最重要的是，尼采表明用散布恐慌來驅動決策程序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在消除障礙、打開荷包方麵，“尼采主義”創造了奇跡。

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尼采的親自領導下，出現了讓人驚慌失措的“轟炸機差距”報告，稱蘇聯已經在戰略轟炸機產量方麵超過美國。之後不久，“導彈差距”的傳言又登上報紙頭版頭條，稱蘇聯人在遠程導彈方麵把美國遠遠甩在了後麵。無處不在的尼采又成為《蓋斯納報告》（Gaither Report）的主要作者，大力鼓吹這種關切。

20世紀50年代末，內部人士極度擔心蘇聯的戰略優勢太大，已經破壞了“微妙的恐怖平衡”。美國威懾敵人的能力正在下降，可能很快消失。20世紀70年代末，時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喬治 H W 布什召集了一批“智囊”調研這一關切，尼采是其中主要人物。這個所謂的“B隊”得出結論，事態比設想的更為糟糕：美國已經大大落後，蘇聯首先發動核打擊已經成為現實可能。蘇聯的威脅還未消失，1998年唐納德8226;拉姆斯菲爾德主持的“對美國彈道導彈威脅評估委員會”又警告稱，美國低估了伊朗、伊拉克和朝鮮等國導彈計劃帶來的威脅。

從國安會68號文件虛無縹緲地描述蘇聯能力和意圖開始，所有這些警告證明都是不準確的。在每個案例中，“尼采主義”的支持者都扭曲事實，誇大危險。艾森豪威爾時期的轟炸機和導彈差距是想象力過分活躍而虛構出來的。雖然蘇聯核武庫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有所增加，但它遠遠沒有掌握先發製人的能力。拉姆斯菲爾德委員會的結論也證明這些純屬虛構。但在每種情況下，就像國安會68號文件一樣，這些“智囊”們的叫囂都取得了預期效果。

就像國安會68號文件一樣，這些看似嚴格的分析實際上是為了掩蓋小團體思維，導出事先設定的結論，反映有關人員的偏見、政策議程和職業利益。喬治 W 布什的下屬沒有發明這種為某項政策而篡改事實的想法。他們隻是把這種過去60年在國家安全政治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厚顏無恥的技巧提到了新的高度。

在我們這個時代，這位代表者是保羅 沃爾福威茨。正如尼采是福裏斯特爾的繼承人一樣，沃爾福威茨也可被視為尼采的後繼者。20世紀70年代，沃爾福威茨嶄露頭角，成為“B隊”的初級成員，為尼采效力。20世紀90年代，他作為拉姆斯菲爾德委員會的高級成員再次浮出水麵。在此期間，他在國務院、國防部擔任各種職務，在職務階梯上穩步上升。雖然沃爾福威茨不被公眾所知，但在內部人士中間，他已經獲得後起之秀的美名——有頭腦、有想象力，對剛剛浮現的新威脅極其敏感，對美國既有智慧帶來的限製無法容忍。

對沃爾福威茨來說，國家安全意識形態是一種宗教替代品。他是虔誠的信徒，對曆史的目標和美國在實現這個目標中的天定角色毫無懷疑。沃爾福威茨認為美國實力充足且能自我補給，於是一直急切地想讓這種實力發揮作用。冷戰結束使這種激進傾向更加明顯。沃爾福威茨也認為，這場勝利把美國抬升至絕對優勢位置。“伴隨巨大的影響事態的能力，”他寫道，“需要厘清如何最好地運用這種能力塑造未來。”此外，根據他的判斷，無所作為的風險雖然難以衡量，但有可能超過采取行動的風險。

在沃爾福威茨塑造未來的手段中，軍事力量被賦予核心作用。在老布什總統領導的國防部工作時，他就曾經名噪一時，在一份文件中主張永恒且無疑的全球軍事領先地位應成為冷戰後政策的基石。多數民主黨批評者指責這一主張是軍國主義化的“美國治下的和平”藍圖。然而，當民主黨人1993年入主白宮的時候，他們也開始著手培育一個大膽使用軍事力量的“美國治下的和平”。比爾 克林頓向索馬裏、海地和巴爾幹半島派出軍隊，轟炸塞爾維亞、蘇丹、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時沃爾福威茨抱怨的不是美國政策過於魯莽，而是依然膽小怯懦。他指責“克林頓政府見風使舵而不是直取命脈”。這種見風使舵“會使將來的問題不斷累積”。沃爾福威茨對堆積問題不感興趣，他想消除問題。

2001年9月11日發生襲擊事件時，沃爾福威茨又出現在政府內，這次他是喬治 W 布什麾下國防部的二把手。對沃爾福威茨來說，近3 000名美國人被殺害是一場可怕的悲劇，也提供了眾多機遇。這是一勞永逸終結見風使舵傾向的機會。就像尼采利用蘇聯原子彈、中國革命和後來的朝鮮戰爭為重建美國軍事力量辯護一樣，沃爾福威茨現在利用“基地”組織的襲擊為釋放美國軍事力量而奔走呼號。他認為，直取敵人命脈的時刻顯然已經到來。

伊拉克提供了實現這個目的的手段。所謂的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迫使布什政府采取行動。薩達姆的這些武器有可能落入恐怖分子之手，沃爾福威茨後來評論道，“這是大家都認同的事情”。伊拉克人民在薩達姆鐵蹄之下所遭受的苦難，又賦予了這場衝突一個適當的道義借口，讓布什政府把一場可以選擇的戰爭標榜為解放戰爭。

沃爾福威茨期望這樣一場戰爭具有變革性質。廢黜薩達姆將成為“21世紀西方自我定位的曆史時刻”，當然，這種定位的核心是“自由和民主等價值觀”。推翻薩達姆可能會在伊斯蘭世界掀起政治變革浪潮。沃爾福威茨本人希望依靠“解放世界上這個最重要阿拉伯國家的天才人民”，“為美國人、阿拉伯人和其他善良的人民”創造一個和平與和諧生活的機會。他感覺“很難相信”會有什麽其他結果。

所有這些都隻不過是裝點門麵而已。對沃爾福威茨來說，伊拉克戰爭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使用武力的新規範。從名義上講，這場行動的目標是消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推翻殘暴的獨裁者，排盡恐怖主義“沼澤”的水源。但更為根本的目標是解除對美國使用武裝力量的所有限製。

於是，“911”之後，沃爾福威茨開始大膽闖入尼采本人原先不敢涉足的範圍，鼓吹“預先自我防禦”政策，即預防性戰爭。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遭受襲擊後不到48小時，他已經直截了當地宣稱，作為對“911”事件的反應，美國不願把行動局限在與恐怖陰謀直接相關的人身上。將奧薩馬 本 拉登及其同夥繩之以法是遠遠不夠的。相反，美國計劃對所有構成潛在威脅的國家發動“一場廣泛而持久的戰役”。目標不僅限於未來的恐怖分子本身。美國執行“終結所有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的政策，清除恐怖分子的庇護所和“安全港”。在國安會68號文件中，尼采至少還裝模作樣地提供了幾種選擇以供考慮。而對“911”之後的沃爾福威茨來說，選擇隻有一種：永無休止的全球戰爭。

“911”之後數小時內，沃爾福威茨已經要求采取軍事行動來清除薩達姆了。結果，批評者後來給他貼上了誤入歧途的伊拉克戰爭主要設計師的標簽。更嚴重的指控是，他應為預防性戰爭概念合法化負主要責任。曆史將記住沃爾福威茨，他是杜撰“布什主義”的知識分子型斯文加利①。在國安會68號文件中，尼采斥責預防性戰爭為“令人討厭的”。沃爾福威茨現在則稱其為可以允許、必需的，甚至是有吸引力的。

對1940年前的多數美國人而言，尋求全球永久軍事優勢好像含糊其辭，格格不入。這種前景可能讓普魯士人激動不已，卻不可能讓皮奧利亞人②有所觸動。1950年後，如果有人認為美國不願意成為軍事領先國家，那簡直無法容忍。這是尼采取得的赫赫成果。

2001年前，盡管尼采竭盡全力鼓吹軍營心態，但多數美國人依然聲稱武力是最後的手段。政治家們依然認為戰爭應當避免。至於預防性戰爭，它仍然是不妥當的行為。“911”後，預防性戰爭被推崇為美國政策的核心準則。各派政治家都聲稱支持“全球戰爭”，即使衝突會持續數十年甚至數代人，他們的熱情也不會消減。其實，對美國來說，戰爭已經成為一種永恒狀態。至少在華盛頓，這一顯著進展沒有引起任何人的興趣，去探討這場無限期戰爭的政治、經濟、社會和道德影響。全球戰爭之外或許還有替代方案，但這種可能性無人理會。這是沃爾福威茨取得的成果，並隨著入侵伊拉克而達到頂峰。

尼布爾曾經寫道：“對所有人都有吸引力的虛假安全是權力的安全。”戰後時期的“智囊”們，從福裏
斯特爾到尼采再到沃爾福威茨，都從不動搖地忠誠於這種金玉其外的安全觀。

偉大的帝國夢與永無休止的戰爭

“布什主義”是製造出第一顆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實施以來最重大的國家安全倡議。其意義遠遠超過與之齊名的“杜魯門主義”、“艾森豪威爾主義”、“尼克鬆主義”、“卡特主義”和“裏根主義”。

毋庸諱言，在構建這個學說時，布什政府沒有征求國會的同意。它甚至也沒有征求美國人民的意見。由沃爾福威茨領導的一批“智囊”看到有機會對國家安全政策進行革命性改造，並不失時機地利用這個機會，向總統推銷自己的觀點，然後以法令的形式付諸實施。

“布什主義”為入侵伊拉克提供了基本依據。布什政府的沃爾福威茨等人深信能速戰速決，取得決定性勝利。作為戰爭目標，伊拉克的吸引力不在於它的強大可怕，海灣戰爭和10年的製裁已經使薩達姆的軍隊虛弱無力，而且他基本上沒有了空軍。伊拉克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為它看起來弱不禁風。入侵伊拉克肯定非常容易，理應如“閑庭信步”一般。沃爾福威茨等人期望利用這場勝利來鞏固“布什主義”，展現其效力，並為未來更多實踐鋪平道路。簡言之，有了伊拉克戰爭的勝利，任何對使用美國軍事力量（以及行使帝國總統特權）的限製都會煙消雲散。

重要的是要認識到“911”事件所啟動的這些計劃的範圍。這些計劃一開始就在伊拉克遇上了問題，但這不應讓美國忽視一個事實，即清除薩達姆從來不是最終的較量。入侵伊拉克隻是一個驚人陰謀的組成部分。“911”後給布什提供建議的“智囊”們希望先拿一個弱小對手開刀，以一場輕鬆的勝利為未來更大的勝利搭建舞台。

早在1997年，沃爾福威茨就認為，清除掉薩達姆“將為美國政策開辟新的選擇”。新的選擇指的是創造施展美國力量的新機遇，從而根據美國的利益塑造未來。“現在看來非常困難或不可能的行動，”沃爾福威茨輕鬆地預測道，“在走出最初幾步後將變得更為可行”。這就是“布什主義”的基本目的：它賦予布什政府一個自行生效的授權，讓它在未來采取任何需要的步驟。

雖然未來的步驟還在公眾視線之外，但肯定是宏偉的步驟。“我們現在是帝國了，我們行動的時候，就會創造出自己想要的現實，”布什政府的一位高級官員曾經對記者羅恩8226;薩斯金德（Ron Suskind）說，“我們是創造曆史的演員……你們，所有人，都隻能研究我們做的事情。”“布什主義”為創造那種現實提供了主要工具。依靠軍事力量，白宮將行動起來。其他所有人，包括官僚機構、國會、美國人民和整個世界，都隻能在一旁觀看。

當然結果證明，完成最初幾步的難度已經遠遠超出沃爾福威爾茨的預期。我們習慣於尊重那些秉承國家安全意識形態的“智囊”，但今天的伊拉克卻成了這種尊重的終極表現。“布什主義”第一次應用就翻了船。

從這場災難中吸取教訓的努力隻關注那些操作性問題。有人告訴我們，美國需要更準確的情報。軍隊必須提高反叛亂能力，更好地策劃“下一場戰爭”的“第四階段”，即占領和重建戰敗國所需的一整套行動。士兵需要更好的裝備，既能防止簡易爆炸裝置（IED）的襲擊，又能區分叛亂分子和無辜平民，準確消滅前者而保全後者。

然而，對戰術和行動的關注轉移了人們對政治領域更重要缺陷的思考。在這方麵，如果放在1945年以來國家安全政策的更大背景下，伊拉克戰爭應當給予美國以下教訓。

第一，國家安全意識形態是美國例外論最為有害的表現形式，為製定合理政策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障礙。當實力處於上升狀態時，美國可以裝模作樣地解釋曆史的目的或上帝的意願。今天，美國已經不能繼續放縱這種自負了。

尼布爾曾經寫道：“整個曆史的戲劇是在一個很大的意義框架內上演的，人類無法理解和控製。”接受這一格言中的真理應該是被選舉或任命擔當高級職位的前提。如果決策者依然故我、狂妄自大，他們將會招來更大災難，讓伊拉克遭遇相形見絀。

第二，美國人再也負擔不起一個不起作用的政府。綿延數代人的準危機狀態製造了近乎災難的後果，扭曲了美國的憲法。在這個關頭，認為白宮換一張新麵孔、把國會控製權從一黨交給另一黨、再次努力治理國家安全機構就能改變局麵，等於忘記了美國數十年的經曆。

如果總統聚斂過多權力，如果國會軟弱無能，如果國家安全機構無可挽回地破產了，那麽美國人民隻能責怪自己。他們讓民主任人劫持。而劫持者不會主動歸還他們搶劫的東西。

被人劫持的一個後果是培養出新一批政治精英，他們有既得利益，願意延長這場危機、擴大自己權力的源泉。這些人在尋求和平、推進自由事業的幌子下設計政策，倡導戰爭，製造混亂。

繼續聽從這些精英的意見是不可思議的，這是伊拉克戰爭應該讓人明白的第三個教訓。今天“智囊”們提供的建議正是智慧的反麵。其實，按照“911”以來貫穿美國政策的魯莽誤判來說，如果依靠隨意挑選出來的公民的意見，而不是谘詢練達世故的內部人士，總統們能得到更好的服務。畢竟，到頭來要由普通公民的子子孫孫來打“智囊”們策劃的種種戰爭。

“智囊”們可能表麵上或看起來心腸不壞，指責他們無中生有顯然不太公平。但從福裏斯特爾時代、尼采時代直到現在，他們不斷誤判和誇大存在的威脅，造成了惡劣的後果。

毫無疑問，今天的“智囊”視自己為忠誠的愛國者。毫無疑問，他們甚至初衷良好。但這是不夠的。保羅 沃爾福威茨自己寫道：“如果美國總統的一項政策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僅憑本意的純潔或正直，是不能為這項政策開脫的。”這句話同樣適用於那些為總統提供建議並造成可怕後果的人。他們辜負了人們的信任。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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