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極限: 實力的終結與深度危機2

美國的極限: 實力的終結與深度危機2

第一章 經濟文化危機

當前與1776年一樣，傑斐遜的“三位一體”——對生命、自由的熱愛和對幸福的追求——依然是美國平民的基本信仰。它總結了美國人的共同特性，確定了美國人的抱負，為美國在世界上的影響提供了試金石。

如果美國人還熱衷於傑斐遜《獨立宣言》中所蘊涵的情感，那麽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已經較大地修改了對那些“不可分割的權利”的理解。今天，美國人運用自由做了許多有價值的事情。有些人閱讀、寫作、作畫、雕刻、作曲和演奏音樂，有些人則從事建造、修複和維護工作，還有一些人參加演出、音樂會和體育活動，光顧當地的多功能影城，不斷地發短信，或加入虛擬世界中日益龐大的誌同道合者“群體”。他們還做禮拜，收什一稅，還有大量的人去照顧弱勢群體。但是，所有這些都無法說明在21世紀做一個美國人意味著什麽。

如果要選擇一個詞來描述這種身份的話，也許隻能是“更多”（more）。對大多數當代美國人來說，生命、自由和幸福的本質是個人堅持不懈地去購買、消費、放縱，並衝破一切幹擾這一努力的藩籬。一張保險杠貼紙、一則諷刺性格言和一句伍德斯托克時期的告誡，用現代語言重塑了傑斐遜的“三位一體”：“最後誰的玩具最多誰就取得勝利”；“拚命逛街，直到倒下”；“感覺好就做”。

當然，如果說每個美國人都已經屈服於自我滿足，那也是誤導讀者了。對這種誘惑的抵製依然以多種形式存在著。反對者試圖遏製美國人的消費和放縱傾向，但他們打的實際上是一場後衛戰（橄欖球術語），也許英勇無比，但不可能扭轉局麵。自我滿足觀念已經根深蒂固，成為美國人生活方式的顯著特征。我這麽說，既非譴責也非讚美這一事實，隻是承認這一事實。

還有人描述、解析並悲歎這一狀況的文化甚至道德影響。但是，沒有人思考美國人需要“更多”如何影響了美國的對外關係。美國當前的消費和放縱傾向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幾乎全部是負麵的。在過去60多年間，不斷滿足日益上升的消費需求導致了美國的極度依賴性。美國可能還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事實是，美國人已不再是自己命運的主人。

自我滿足傾向威脅著美國的福祉。之所以如此，不是因為美國人不再具有清教徒傳奇般的勤勞和自製習慣，而是因為他們背負著越來越多代價高昂的海外承諾，而他們越來越承擔不起這些義務，同時麵對許多現實的威脅，卻不知如何應對。隨著美國生活方式的前提條件越來越多，美國人已經沒有辦法再得到滿足。

上一代美國人擔心轟炸機和導彈方麵的差距，但這兩種擔心都被證明子虛烏有。但當前需求與滿足這些需求的手段之間的差距，既不是杜撰的，也不是想象中的。它真實存在，並仍在不斷擴大。這一差距決定了美國的經濟文化危機。
實力與富足，富足與自由

從曆史的角度看，自我滿足傾向的大行其道算不上什麽意外。努力追求財富以及竭力清除礙事之人（或物）早已成為美國人性格的核心。19世紀30年代，機智的觀察家亞曆克西 德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就發現這個年輕共和國的公民“病態般的熱衷於”積累財富。可是，雖然美國人一般都會“試圖抓住所有東西”，這位法國思想家寫道，“但他們什麽東西也抓不緊，很快又會放開手去追求更新的滿足感去了”。不管已經多麽富足，美國人還是渴求更多，“焦慮、恐懼和遺憾”一直困擾著他們，“讓他們的心靈一直處於惶恐之中”。

甚至在托克維爾所處的時代，滿足這些渴望並緩解由此引起的焦慮和恐懼也有重要的政策意義。為了撲滅這種狂熱，美國人開始放眼世界，延伸美國力量的觸角。對“更新的滿足感”的追求，在領土和商業擴張的衝動上得到了集中表現。托克維爾著名的《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書麵世時，這種擴張工程早已經開始了，最顯著的例子是傑斐遜1803年購買路易斯安那領土以及當時正在進行中的遷移（或清除）土著美國人工程，這一工程貫穿了整個19世紀。

為了讓人以不同的方式記住他們的集體故事，美國人依靠政治人物為過去消毒。在2005年就職演說中，喬治 W 布什把傳播自由說成“締造了美國的使命”。這時，新保守主義者的心髒當然跳得更快了，因為布什接著宣稱美國的“偉大自由傳統”需要美國致力於“終結世界上的暴政”。這一經久不衰的訴求賦予美國人的性格和目的以獨特性，然而，布什隻不過是對這一訴求作出自己的注解罷了。從建國起，美國就通過其行為表達了一種神聖的目的。尊重並更新這個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意味著美國的特權）傳統，早就成為美國總統憲法以外的首要任務了。

許多美國人發現這種情結不可阻擋。但是，如果誇獎美國擁有“自由傳統”，那就等於說好萊塢有“藝術精湛的傳統”一樣。電影業不過如此，隻是一種產業而已，其目的是賺錢。如果一家電影公司拍攝了一部具有美學價值的電影，那當然值得慶賀，但是利潤決定了企業存在的目的，它們不是為了揭示真與美。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1776年7月4日發起的這項事業。那年夏天，精明的律師、商人、農場主和蓄奴種植園主們齊聚費城，但不是為了創建教會，而是創建了一個共和國。他們的目的不是拯救人類，而是確保他們的同胞毫無阻礙地實現傑斐遜的“三位一體”。

在之後的年份裏，美國取得了顯著成功，實現了那些目標。但在從小國轉變為大國的過程中，美國從未致力於解放別人，因為它缺乏一種主導觀念，即美國已經擁有巨大的安全和經濟利益。

雖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多，但世界上還是有些不幸的人成功地逃脫了奴役。例如，南北戰爭帶來了黑奴的解放。可是，把1861~1865年的燎原之火解釋成非裔美國人受奴役的後果，未免過於簡單化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美國大兵的確解放了納粹死亡集中營裏幸存下來的囚犯。可是，對1941~1945年指揮美國軍隊打仗的人來說，關注歐洲猶太人的命運頂多是事後產生的想法。

稱讚美國有“偉大自由傳統”是歪曲曆史，它掩蓋了美國政治和外交政策的真實動機。它把曆史改編成了道德劇，因而為回避道德分析提供了理由。堅持認為解放別人隻不過是美國政策的附屬動機並非玩世不恭，這是自我認識的前提。

如果年輕的美國有某種使命，那也不是解放，而是擴張。“當然，”西奧多 羅斯福1899年如同向愚笨之人解釋淺顯道理一樣宣稱，“我們國家的整個曆史就是一部擴張史。”羅斯福說的是真心話。這些帝國的建設者們視停滯為自殺。美國人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占領土地、擴展商機的強烈衝動。

擴張是如何實現的呢？在這一點上，曆史記錄沒有留下爭論的空間：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根據情況不同，美國使用了外交、城下之約、恫嚇、欺騙、脅迫或赤裸裸的強迫等手段。美國滲入鄰國的土地，然後厚顏無恥地宣稱歸為己有，並發動全麵的入侵。美國也從事過種族清洗。它時常堅持認為條約神聖不可侵犯，但在有些時候，它卻隨意拋棄“神聖”的協議，使之變成廢紙一張。

美國使用的手段多種多樣，用來解釋行為的理由也多種多樣。它把自己吹捧成“上帝的子民”，要建造“山巔之城”，照亮整個世界。美國奉天意行事，或是響應“天命”的號召。美國宣稱有義務傳播耶穌基督的福音，或者“提高棕色小兄弟的思想境界”。伍德羅 威爾遜（Woodrow Wilson）成為美國人的導師之後，美國承擔起責任，“教給世界各國如何在自由道路上前進”。稱之為廢話的批評者得了一些分，但輸掉了辯論。墨西哥戰爭中的年輕林肯是這樣，1898年帝國冒險之後的馬克8226;吐溫是這樣，“終結所有戰爭的戰爭”中的參議員羅伯特 拉 富萊特（Robert La Follette）也是這樣。定期修改和包裝之後，美國例外論更加大行其道。

說到行動而非言辭時，甚至被視為最理想主義的政策製定者也密切關注一個主要目標：增強美國的影響、財富和實力。從最初殖民地時期與土著人遭遇到冷戰結束，美國的對外關係記錄既不是特別高尚，也不是特別虛偽和具有剝削性。從這個意義上講，喬治 W 布什和奧薩馬 本 拉登對美國曆史的解讀都離題萬裏。作為崛起中的大國，美國恪守著國際政治鐵律，讓利他主義毫無用武之地。如果美國擴張的傳說中包含道德主題的話，那麽這個主題也是模糊不清的。

確切地說，美國在崛起過程中並不是沒有失誤，如滑稽劇般入侵加拿大，威廉 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不明智地吞並菲律賓，聯手製造中國的“百年恥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采取災難性經濟政策為大蕭條鋪平道路，哈裏 杜魯門1950年決定派兵到朝鮮半島“三八線”以北，等等。美國人對這些莽撞和失誤早就不在乎了。但是，對於越南戰爭之類的事件，雖然美國人一直努力降低它的影響，但它的確令人難以忘記。

不管多麽令人難堪，與美國總統治國的“大手筆”相比，這些失誤的影響都微不足道。從法國人手中購買路易斯安那時，托馬斯 傑斐遜可能逾越了權力界線；從墨西哥人手中奪取加利福尼亞時，詹姆斯 波爾克（James Polk）可能打了一場侵略戰爭。但他們的行動確保了美國有朝一日成為大國。為了確保巴拿馬地峽的安全，西奧多 羅斯福策劃了一場令人無法容忍的騙局，但他在那裏建造的運河確立了美國在西半球的領導地位。

這些著名美國政治家締造的成就不是源於他們共同致力於自由傳統，而是源於他們無所顧忌的魄力。無論白宮和國務院發出的例行聲明多麽言過其實，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征一直不是理想主義，而是實用主義，且經常受到實用主義的近親——機會主義的約束。

揚揚自得的教科書上美國所謂的“崛起為大國”的過程，並沒有按照某些事先設想的全球領先戰略來展開，它從來就沒有什麽秘密圖紙或巧妙計劃。指導政策的是善於捕捉機會的銳利眼光，不是固守什麽原則。如果說它使用的手段並不總是漂亮的話，取得的結果卻經常令人瞠目，給美國人民帶來了巨大利益。

擴張使美國成了“機會的樂土”。擴張帶來了富足，富足帶來了真正自由。在費城簽署的文件許諾了自由。實現這些承諾需要有利於大規模創造財富的政治經濟。

弗雷德裏克 傑克遜（Frederick Jackson）在一個世紀前寫下的話指出了這一點。他寫道，“不是憲法，而是自由的土地和富饒的自然資源向一群合適的人開放”,才使美國民主成為可能。半個世紀之後，曆史學家戴維 波特（David Potter）也發現了富足與自由之間類似的共生關係。“富足之下的政治”，他聲稱，創造了美國生活方式，“這種政治既對著那些認為富足是保障自由的手段的人微笑，也對著那些認為自由有助於確保富足的人微笑”。另外一位曆史學家威廉 阿普爾曼 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發現了一種更為緊密的相關性。對美國人來說，他認為：“富足就是自由，自由就是富足。”

簡言之，擴張促進了繁榮，從而創造了美國人追求自由之夢的環境，雖然他們一直相互爭論誰應該分享這個夢想。物質富裕程度不斷增加的承諾和現實，使這一爭論維持在美國邊界之內。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美國人開始依靠更大的經濟蛋糕來欺騙難以統治的人們，緩和階級、種族、宗教和民族之間的緊張局麵。金錢成為潤滑劑，使社會和政治摩擦一直處於可容忍的範圍之內。萊因霍爾德8226;尼布爾曾經說過，美國人“總是用量化的辦法解決生活中的幾乎所有問題”，確信更多就是更好。

擴張、富足和自由之間的相互關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不久達到了極點。兩次世界大戰中歐洲列強兄弟鬩牆的行為，日本魯莽的政策導致珍珠港被襲，這些都極大地幫助美國崛起為全球超級大國，美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讓全世界羨慕不已。到1945年，《時代》周刊、《生活》雜誌出版商亨利 盧斯（Henry Luce）在四年前預言的“美國世紀”好像已經奇跡般成為現實。在占人口多數的白人看來，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最富裕、最自由的國家。

曆史上沒有哪個民族曾經達到過這一高度。後來，擴張、富足和自由之間的相關性逐漸降低。為了評估接下來的滑坡，有必要回顧一下美國所獲取的優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擁有世界近2/3的黃金儲備，一半以上的製造能力。1947年，美國自己就占世界出口總額的1/3，穩穩地處於外貿順差地位。按照價值衡量，出口額幾乎是進口額的兩倍。美元已經取代英鎊成為全球儲備貨幣。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係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立，美國成了世界的資本經營者。當然，美國也是淨債權國。在世界石油、鋼鐵、飛機、汽車和電子產品生產國中，美國穩居首位。“從經濟上說，”曆史學家保羅 肯尼迪（Paul Kennedy）寫道，“這是它最為得意的時刻。”

而且這僅僅是開始。軍事上，美國擁有不容置疑的海上和空中優勢，1949年8月又占據了絕對核壟斷地位，之後擁有了長期且毫無爭議的軍事技術優勢。美國的鄰國都很弱小，不具威脅。它的對手都很遙遠，戰略影響力有限。

對普通美國家庭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結束了大蕭條年代。那些害怕戰時繁榮會隨戰爭煙消雲散的想法，被證明毫無理由。相反，向和平過渡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景氣。1948年，美國的人均收入比英國、法國、聯邦德國和意大利人均收入總和還高1/4。1939～1945年間，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60%。戰時經濟擴張實際上降低了經濟不平等。更多的收入與噴薄湧出的需求一起創造了龐大的國內市場，使美國的工廠忙個不停，創造了充足的就業機會。結果，戰後一段時期成了美國中產階級的黃金年代。
戰後美國不是烏托邦，遠遠不是。即使處於慷慨的時代，很多人，首先是非裔美國人，也不知道自由和富足是什麽。緊隨美國海外擴張的是擴張的又一版本，它在國內展開。這個故事講的是一部分美國人爭取獲得完全公民權並最終達到目的，於是隨著時間推進，自由不再是少數人的特權，而是多數人與生俱來的權利。這也是一部充滿歧義的戲劇性傳說。

誰應該享有公民特權？1776年流行的答案（白人男性世襲權所有者）從來就不讓人滿意。通過傑斐遜的筆端，《獨立宣言》讓這一狹隘的定義再也站不住腳。要求修改公民權概念的壓力幾乎馬上就浮現了。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在這個方麵取得的進步雖然真實，但是斷斷續續。在戰後經濟景氣年份，尤其是在20世紀60年代，水閘打開了，障礙消除了。自由的範圍大幅拓寬。被邊緣化為“二等公民”的美國人比例顯著降低。

許多美國人懷念20世紀60年代，認為那是“自由10年”（Freedom Decade），這是有充分理由的。雖然現代民權運動的發端早於那個時間，但正是在那個時候，種族平等運動實現了巨大突破，1963年開始了“華盛頓行進”（March on Washington），馬丁8226;路德8226;金發表了《我有一個夢》的演說。婦女和同性戀者也開始效仿。1966年成立的全國婦女組織標誌著女權鬥爭再次興起。1969年，紐約市的“石牆風暴”（Stonewall Uprising）掀起了同性戀者權利運動。

這些成就的政治功勞應當歸於左派。富足在不小的程度上也是依靠戰後美國“全球領導地位”來維持的，並使自由在國內擴展成為可能。為了反擊蘇聯有關美國種族主義和虛偽的指控，在美國國內推進自由成了一個戰略方向。可是，因為有了進步的政治激進主義，可能才變為現實。

以黑人、猶太人、婦女、亞裔、西班牙裔、普通上班族、同性戀者、殘疾人等群體為例，平等享有憲法權利的推動力來自左翼人士、自由派和軟心腸的支持者。說到確保每個美國人享有同等待遇，現代保守主義的貢獻幾乎為零。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如果馬丁8226;路德8226;金依靠威廉 F 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和《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與種族隔離現象鬥爭的話，那麽吉姆 克勞①（Jim Crow）現在依然會活得好好的。

給予傳統上處於邊緣地位的人自由，構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政治的核心主題。麵對這些成就，有些人認為成功部分來源於美國正在同時尋求全球領先地位，但這不會降低促成這一成就的人的功績。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20世紀60年代，海外實力更強意味著國內更加富裕，反過來會為更大自由鋪平道路。推動種族平等、婦女權利的改革派，負責德國、日本戰後複興的官員，要求把波斯灣納入美國勢力範圍的石油高管，以及敦促采購昂貴新武器的國防項目承包商們，結成了默契聯盟。

20世紀50年代，非正式美利堅全球帝國的形成，不是為了造福少數人的陰謀的結果。戰後外交政策的合法性，源於一種被廣泛接受的看法，即在海外運用實力是為了促進國內形成更為完美的團結。在這種意義上，柯蒂斯8226;勒梅（Curtis LeMay）將軍的核打擊部隊戰略空軍司令部（既是美國實力的象征，也是戰後軍事工業聯合體的核心部分）幫助創造了條件，貝蒂8226;弗裏丹（Betty Friedan）的全國婦女組織才得以出現。
正確理解當代曆史，意味著承認勒梅將軍等頑強的冷戰鬥士與弗裏丹等女權主義者之間奇怪的血緣關係。戰略空軍司令部成就了女權主義運動的神秘。
自我放縱的“消費帝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兩個10年，標誌著曆史學家查爾斯8226;梅爾（Charles Maier）所謂的“生產帝國”達到昌盛的頂峰。在這些年中，不容置疑的經濟優勢賦予美國很高程度的戰略自給自足，因而轉化成顯著的行動自由。在告別演說中，喬治8226;華盛頓夢想有一天美國可以獲得足夠力量——“從人的角度講，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這位首任總統認為，實力使這個國家可以實現真正的獨立，讓美國人“在公正的指引下，按照自己的利益，選擇戰爭或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個時刻顯然已經到來。

但這個時刻很快就過去了。甚至在1950年前，美國就已經開始進口外國石油。起初，數量微不足道。時間一久，數量逐漸增加。這是經濟礦井裏的金絲雀。①可是在這20多年裏，沒人注意這件事情。
生產帝國繼續永無休止地製造商品，其優勢地位好像恒久不變，無法挑戰。在歐洲和東亞，美國表現出令人讚歎的精明，將經濟優勢轉化成了戰略優勢。在對日作戰勝利日之後的20年中，梅爾寫道，“美國人用財富換取優勢”，向歐洲和東亞百廢待興的經濟提供重建援助，為它們的產品開放美國市場。美國戰後作為自由世界領袖的地位是在華盛頓通過買賣實現的。

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這個生產帝國開始走上沒落之路。在又一個20年間，美國貿易逆差一直未變、在越南遭受慘敗、石油危機、“滯脹”、道德共識破碎、無法承受“貓王”埃爾維斯 普裏斯萊（Elvis Presley）的接連攻擊、“避孕藥”、反文化，還有關於“上帝死亡”的新聞報道，這一切都表明生產帝國不存在了。梅爾稱，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全新的“消費帝國”。正如手提午餐飯盒的工人是生產帝國輝煌時期的象征一樣，少年在藍色牛仔褲裏裝著爸爸的信用卡，直奔購物中心而去，現在成了消費帝國的標誌性形象。生產帝國的天才是亨利8226;福特。在消費帝國裏，福特的對手是沃爾特 迪士尼。

我們可以精確地找到失衡點。這是1965～1973年間的事情。1965年，林登 約翰遜總統命令美國作戰部隊開赴南越，1973年，理查德8226;尼克鬆總統最終停止直接參與那場戰爭。越戰之前，為提高美國富裕程度而擴大美國實力的努力都對美國自由有好處。越戰之後，擴大美國實力的努力仍在繼續，但談到富足或自由，結果越來越成問題了。

回想起來，表明優勢地位消失的經濟指標已經非常明顯。越戰的成本動搖了經濟，赤字、通脹和弱勢美元都是例證。但約翰遜總統仍試圖掩蓋這些跡象，追求自己提出的“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1971年8月，尼克鬆默認經濟已經陷入混亂，讓美元貶值，中止用美元兌換黃金。

這當然隻是開始。20世紀70年代之前，因為美國早已成為世界第一石油生產國，石油公司決定著全球石油價格。1972年，國內石油產量達到頂峰，然後便開始了不可逆轉的下滑。就在前一年，製定原油價格的特權轉手讓給了新的產油國集團歐佩克，即石油輸出國組織。

隨著美國的石油需求穩步增加，總體上美國對進口的依賴也在增強。同時，貿易條件也出現了變化。1971年，在數十年貿易順差之後，美國的貿易開始出現赤字。1973年，後來是1975年，出口額被進口額超過。從那時起，一直都是赤字當頭，美國出口再也沒有達到進口的水平。實際上，兩者之間的差距逐年拉大，其速度也越來越快。對美國民眾來說，國家經濟突然出現問題最明顯、最痛苦的證明就是1973年的“石油衝擊”，當時石油價格暴漲40%，加油站前排起長隊，石油麵臨嚴重短缺。

20世紀70年代末期是一個增長緩慢、通脹高企的時期，正在醞釀中的經濟文化危機已經對美國家庭造成了實際困擾。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一次漫長的經濟滑坡讓美國人麵臨一個根本選擇。他們要麽抑製胃口，學會量入為出地生活；要麽動用美國不斷減少的實力儲備，希望別人適應美國人揮霍浪費的習性。1979年7月到1983年3月是一段至關重要的間歇期，其間有兩次關鍵的總統演說，但是顯然，美國人毅然選擇了後者。

這就是當代美國曆史的真正支點，與美國當前的困境息息相關，而與柏林牆倒塌、蘇聯崩潰等所謂的決定性事件關係不大。1979年夏到1983年春，“全球領導地位”——美國外交政策的標誌性主張，經曆了微妙的轉變。雖然美國依然虛偽地聲稱世界離開它的指導和保護就無法運轉，但其領導地位已經變為一種需要，而非選擇。行使全球領導作用成為補償經濟地位惡化的一個手段。但是，不管有多少人唯華盛頓馬首是瞻，都不能掩蓋美國越來越看別人臉色行事的事實。領導現在也含有了依賴的意思。

1979年7月15日，吉米 卡特發表了重要演說。雖然卡特今天被公認是一位失敗的甚至是倒黴的總統，但至少這一次，卡特展現了非凡的遠見卓識。他不僅意識到依賴性的潛在影響，也預見到了任由這種狀況惡化所帶來的影響。

卡特發表演說時的氣氛算不上適宜。1979年夏，民眾對他的不滿情緒以令人驚訝的速度日益強烈。經濟狀況非常糟糕。通貨膨脹率達到11%；7%的美國人失去工作；優惠貸款利率高居15%，而且仍在上升。按照戰後的標準，所有這些數據都高得即使不是史無前例，也是不可接受。更糟糕的是，1979年1月，伊朗革命者推翻了美國的長期盟友伊朗國王，導致又一次“石油衝擊”。美國油價飛漲，不是因為真正短缺，而是由於恐慌性購買。總統大選年就要到了，如果卡特希望贏得連任，他需要迅速扭轉局麵。

這位總統原想在7月5日發表演說，專門講能源問題。在最後一分鍾，他決定推遲演講。他在戴維營隱居了10天，他解釋說是“利用這段時間接觸和傾聽美國的聲音”。受他之邀，一群政治家、學者、商人、工人領袖、牧師和普通公民聚集在這個總統休養的地方，發表他們的觀點，分析美國出了什麽問題以及卡特需要對此做些什麽。結果卻隻是開了一場馬馬虎虎的研討會，外加留下的一些自責。

返回白宮後，卡特發表了演說，但內容與10天前計劃的演說已經完全不一樣了。一開始，他解釋說，他之所以決定放棄能源問題，是因為“我們國家的問題深刻得多”。1979年的能源危機，他聲稱，隻不過是一場更大危機的症狀而已。“所以，今天晚上，我要首先給你們講的是一個比能源、通貨膨脹更為嚴肅的話題。我現在想講的是美國民主麵臨的一個根本威脅。”

卡特緊接著扼殺了任何確保連任的機會。在美國政治語言中，根本威脅從定義上講是來自外部的，納粹德國、軍國主義日本或國際共產主義才可能威脅美國。就在那一年，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者成為又一個此類威脅。說美國人的日常行為構成了類似威脅，這簡直就是異端邪說。可是，卡特現在大膽地指出，美國民主的真正危險來自內部。

整個國家正在經曆“信心危機”，他宣稱，“這是一場衝擊國家意誌的心髒、靈魂和精神的危機。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危機正在加劇，讓我們懷疑生活的意義，喪失了國家目標的統一性”。這種信心的侵蝕有可能“破壞美國的社會和政治框架”。

美國人已經偏離了正義的道路，“在一個為勤奮工作、家庭和美、社區和諧、信仰上帝而自豪的國度裏”，這位總統繼續說道，

我們太多人轉而崇拜自我放縱和消費。人的身份不再由他的所作所為來確定，而由他擁有的東西來區別。但是我們早已發現，擁有商品、消費商品無法滿足對意義的渴望。我們早就知道，堆積有形物質無法填補生活中沒有信心和目標所帶來的空虛。

換言之，美國信心危機的蔓延是價值觀危機的外在表現。通過使用“我們早已發現”和“我們早就知道”等說法，卡特暗示他隻不過是道出了聽眾早就懷有的憂慮：普通美國人認為生活是空虛的、不令人滿意的購物行為，他們期望得到更有意義的東西。

他澄清道，期望華盛頓消除這些憂慮是異想天開。這位總統稱，聯邦政府已經成為“孤島”，與人民相互隔絕。政府主要機構都已癱瘓腐化。這是“一個無法做事的政府體製”。卡特談道，“國會被數以百計有錢有勢的特殊利益集團扭曲和撕裂了”，黨派意見總能戰勝對公共利益的關切。他說：“你可以看到，絕不妥協的團體極力維護自己的極端立場，直到最後一票，直到最後一口氣。”

卡特宣稱：
我們正處在曆史的轉折點，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一條是我今天晚上已經警告過的，通向分裂錯亂和自我利益的道路。這條路的盡頭是錯誤的自由觀念，是損人利己、超越他人的權利。這條道路充滿狹隘利益之間的永恒衝突，最終將導致混亂和停滯。

繼續追求這種錯誤的自由觀念“必定是一條通向失敗的道路”。另外一種選擇則與“我們以往的所有傳統、所有教訓”一致，指向“另外一條道路，一條堅持共同目標、恢複美國價值觀的道路”。這位總統聲稱，這條道路的盡頭，是“真正的自由，對國家、對自己都是如此”。
如卡特所描述的，這種錯誤的自由觀念是數量上的：它的核心是激發狹隘的個人利益，永遠追求“更多”。而真正自由的概念是質量上的：它意味著按照永恒價值觀生活。至少從一定意義上講，它意味著滿足於“更少”。

這位總統認為，美國人民如何處理能源問題，極可能決定哪種自由觀念獲得勝利。“能源是對當前我們國家團結能力的測試，也是我們同舟共濟的標準”。卡特堅稱，樹立起這個標準，“我們可以再次掌控我們的共同命運”。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卡特提出一個“六點計劃”，旨在結束他所謂的“對外國石油不可容忍的依賴”。他承諾采取行動，在10年內削減一半石油進口。不久後，他發誓建立配額製度，確定石油流入數量的上限。他呼籲全國一起努力，開發替代能源。他提議進行立法，強製削減發電所需的石油數量。他倡議建立新的聯邦機構，“消除繁文縟節，避免拖拉延誤，清除建設重要能源工程進程中的所有路障”。最後，他號召美國人民厲行節約：“不進行不必要的旅行，合用汽車或使用公共交通，每周少開一天車，遵守速度限製，設定恒溫器節約燃油。”

雖然卡特表現出信心，認為美國有朝一日能夠重新實現能源獨立，但他也承認，近期“還沒有辦法避免作出犧牲”。其實，卡特演說中暗示，犧牲可能是一件好事。對罪人而言，得到救贖之前必須承受某種懲罰。

他的演說得到的反應頂多算不冷不熱，且很快被貼上“委靡不振”演說的標簽，雖然卡特從未使用這個詞。卡特的演說以令人不悅的方式將宗教狂熱和民粹主義糅合在一起。弗朗西斯8 X 克萊因斯（Francis X. Clines）在《紐約時報》上稱之為“委靡十字架”演說，並與幾十年前把威廉 詹寧斯 布賴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推向政治前台的著名“黃金十字架”演講進行了對比。其他人則批評他們看到的是痛苦的道德說教嗜好和一種（除了白宮）到處吹毛求疵的傾向。尤金 肯尼迪（Eugene Kennedy）教授在《紐約時報雜誌》中諷刺了“卡特興奮劑”，把這位總統描繪成“哀傷的天使，對我們大家品頭論足，不去嚴肅地談論血汗，卻談論什麽石油和罪惡”。

作為一項調整公共政策的努力，卡特的呼籲徹底失敗了。美國人對卡特總統帶有厲行節約意味的自由毫無熱情。對於替代數量型解決方案（即追求“更多”）的建議，他們一概拒絕。美國人不喜歡這封信，便把“信使”打死了。如果可以選擇，“更多”依然看起來更好。

卡特的信心危機演講壽命不長，也沒有產生什麽效果，卻給政治對手提供了彈藥。其中最難以對付的是加利福尼亞州前州長羅納德 裏根，他在1980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中已經遙遙領先。裏根把自己打扮成保守主義者。實際上，他是揮霍浪費的現代倡導者，是給予消費帝國道德認可的政治家。除了用“美國的早晨”說法欺騙同胞之外，這位偽保守主義者又給美國的市民宗教增加了兩條重要信仰：信貸無限製、賬單永遠不會到期。裏根對“量入為出”、“現購現付”、“未雨綢繆”等古代民間智慧的顛覆，如同性、毒品和搖滾樂對美國道德憲法的再造一樣。

1979年11月13日，即裏根正式宣布競選總統的那一天，他對卡特首次作出反應。談到信心，這位加州前州長想讓人們知道他信心滿滿。他猛烈攻擊卡特，說他“試圖讓我們相信美國像以往的其他偉大文明一樣，達到了昌盛的頂點”，“告訴我們必須學會靠更少的東西生活”。裏根嚴詞拒絕這些主張。在他設想的未來中，美國會獲得更強的實力，同時美國人會享有更大的繁榮，兩者相互促進。所有這些的唯一障礙是聯邦政府，他稱之為無能、傲慢和掠奪成性的政府。他提出的辦法是裁減官僚機構、削減聯邦支出和降低稅收。

如果有能源危機，他指出，那也是政府的錯誤。但至少在一點上，裏根同意卡特的說法：“從歐佩克壟斷性定價權中解放出來的唯一辦法，是減少對外部燃料來源的依賴。”但是，裏根對通過削減消費來實現能源獨立沒有什麽興趣。“除了對政府裏的那些人，答案非常明顯，那就是增加國內油氣產量。”談到能源，他堅持自己的意見：“我們必須認定‘更少’是不夠的。”

曆史會記住裏根這個狂熱的冷戰鬥士。但是，在宣布參加總統競選時，他幾乎沒有想到蘇聯。提到克裏姆林宮時，他的語言是慎重的，並非那麽好戰。他沒有譴責蘇聯人“邪惡”。他對擊退共產主義隻字未提。他未向保衛“自由邊疆”的美國士兵致敬。他也沒有提到急需重建美國的國防。在闡述外交政策觀點時，他主要談的是他對“北美協定”（North American Accord）的看法，即把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聯結起來的經濟同盟。“是時候了，我們不能再把我們的近鄰看成外國人了。”他宣稱。
和往常一樣，裏根撒上許多糖霜，掩蓋蛋糕本身的缺陷。在演說結尾時，他充滿讚許地引用了湯姆 潘恩（Tom Paine）的話，說美國人有能力“重新開始建設世界”。他讚同約翰 溫思羅普（John Winthrop）的說法，認為上帝命令美國人建造“山巔之城”。他還引用了富蘭克林 D 羅斯福的話，乞求當代美國人履行“與命運之約”。對裏根來說，美國的未來之弧與美國的過去之弧一樣，都是永遠向上的。總之，這是一次勇敢的嚐試。

而且這一手段的確奏效了。毫無疑問，裏根的話發自內心，但他真正的天賦在於精明而巧妙地講一些多數美國人願意聽的話。作為白宮的候選人，裏根沒有號召美國人勒緊腰帶，厲行節約。他認為沒有必要作出犧牲或自我否定。他認為卡特的數量與質量二分法是錯誤的。首要的是，他向同胞們保證，他們能夠擁有“更多”。在整個競選過程中，這一直是一個重要主題。

這場競賽發生時的背景是正在進行中的人質危機，幾十名美國外交官和士兵被伊朗扣為人質。這就是毫無疑問的證據，當美國為在世界這個地區維護自己的權益而猶豫不定時，就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教訓似乎非常明確：如果波斯灣發生的事情對美國的生活水平有不利影響，那麽美國之外的任何國家控製這個地區都是不可容忍的。卡特本人是第一個闡明這一點的人，他在1980年1月闡明了“卡特主義”，發誓要運用“任何必要手段，包括使用軍事力量”，阻止敵對國家控製這個地區。

卡特最後一刻的鬥爭來得太晚，已無法挽救他的總統寶座。1980年的選舉表明，美國人依然喜歡數量型的解決方案。盡管有現任總統的優勢，卡特依然遭受了大潰敗。裏根在除4個州之外所有各州獲勝，贏得的普選票超出800多萬張。這是一個壓倒性勝利，也是一個預兆。

1981年1月20日，羅納德 裏根就任總統。他的就職演說成為各種保守主義陳詞濫調的集合。裏根擺出了公開譴責揮霍浪費習慣的樣子。“幾十年來，我們的赤字越堆越高，為了現在暫時的方便，我們抵押了我們的未來和兒女的未來。繼續這個長期以來的傾向，肯定會造成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動蕩。”他發誓要把美國的經濟房屋打掃幹淨。“你和我，作為個人，通過借貸，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但隻能維持有限的一段時間。如果那樣的話，我們集合起來，作為一個國家，怎麽可能不會受到這個限製的約束呢？”裏根重申了那個經常許下的諾言——“遏止和扭轉政府的膨脹。”

這些事情他一件也不會做。其實，在每件事情上，他正好背道而馳。卡特時期，聯邦赤字每年平均為545億美元。裏根時期，赤字迅猛增長，兩任期間平均每年為2 106億美元。聯邦總支出從1980年的5 909億美元增加到1989年的1.14萬億美元，接近翻番。聯邦政府機構並未縮減，而是在擴大。裏根主政白宮期間，官僚機構膨脹了近5%。雖然他的支持者曾許諾關閉無關的項目和機構，但事實證明這些都是吹牛。

把裏根稱做騙子或偽君子顯然沒有切中問題的要害。他所主持的“裏根革命”從來與財政責任或小政府無關。這場運動的目的是給予美國人民想要的東西，從而成為1984年裏根連選連任的基本前提，鞏固了共和黨對華盛頓的控製力。裏根比吉米 卡特更為準確地了解什麽能讓美國人惱火：他們想要自我滿足，不要自我否定。雖然他總是用啟發心靈的布道和證明舊式美德的東西來潤色演講，但他主要是在縱容美國人的自我放縱。

裏根的兩個任期成為虛假繁華和毫無節製的時期。減稅、和平時期軍事支出大幅增長成為裏根經濟政策的兩部傑作，前者從供應經濟學理論那裏得到了合理解釋，後者聲稱是為了回應蘇聯的軍備建設和冒險主義。裏根宣稱“國防不是預算問題”，惡化了軍事支出與其他財政或政治考慮的關係。2001年9月之後，喬治 W 布什又複活了這個主張。

所有這些都不表明“裏根革命”的主張是欺騙性的。裏根在任時期的確發生了一場革命，但與他公開宣揚的保守主義信條毫無關係。這場革命的真正本質隻有在回顧時才顯現出來。1983年3月23日，裏根的講話闡明了自己不同於卡特的道路選擇，揭示了這場革命的麵目。

曆史記住了這個場合，他宣布了“戰略防禦倡議”，一種讓核武器“無效和過時”的新式“無法穿透的”反導彈盾牌。批評者們譏諷這個提議是又一個“星球大戰計劃”，總統最後也采用了這個標簽。然而，裏根的講話蘊涵兩個激進的主張：第一，美國安全的最低要求現在需要美國達到接近刀槍不入的狀態；第二，現代技術使這個看似空想的目標可以實現了。簡言之，“星球大戰”把他的主張引入了主流政治，即隻有在美國享有全球性永久軍事優勢時，美國人才能真正安全。對於吉米 卡特1979年7月提出的危機，裏根喜歡用這種方式來應對。從這裏也能看出喬治 W 布什“911”之後全球反恐戰爭的戰略支撐點。“戰略防禦倡議”是全球反恐戰爭的前身，兩者都建立在類似的想法之上，即生活在這個並非完全按照美國喜好運轉的世界上，軍事力量是消除不確定性和焦慮的有效方式。

卡特總統號召美國人改弦易轍，這意味著需要具有深刻的自覺性，而裏根總統則回避任何自我反省，隻是邀請同胞繼續前進。對卡特來說，終結美國人對外國石油的依賴，意味著倡導國內的道德複興。裏根及其繼任者也模仿卡特，抱怨美國越來越依賴能源。然而，在降低這種依賴性方麵，他們實際上幾乎無所作為。相反，他們動用美國軍事力量，確保石油供應，從而賦予這個消費帝國新的生命活力。卡特認為數量（美國人沉迷於他所謂的“堆積有形商品”）和質量（他所說的真正自由）是矛盾的。而裏根將卡特感覺日益無法調和的矛盾協調一致起來。裏根認為，質量（天才的、高度熟練的士兵把先進技術轉化為軍事用途）能夠維持數量（建立在廉價信貸和廉價石油基礎上的消費型經濟）。

公開宣示的善意掩蓋了“星球大戰”的全麵影響。一些核戰略家擔心追求戰略防禦可能最終帶來不穩定。對於這些懷疑者，裏根給他們吃下了定心丸。

“美國的國防政策建立在一個簡單的前提之上，即美國不挑起戰爭。我們永遠不當侵略者。我們保持實力，是為了遏製和防範侵略，保護自由與和平。”裏根稱，除了防禦目的，使用美國軍隊是不可想象的。“我們防禦計劃中的任何東西，軍艦、坦克、飛機、訓練和零部件資金，隻用於一個最重要的目的：維護和平。”

萊因霍爾德 尼布爾曾經評論道：“國家最突出的道德特征是虛偽。”在國際政治中，虛偽的主要危險是它不利於自我了解。虛偽者最終愚弄的主要是他自己。

羅納德 裏根1983年時是不是真的相信“美國不挑起戰爭”，而且從其本性上不可能采取侵略行為，這很難說。他並不是第一個相信最初不相信之事的政治家。我們可以確信的是，當前這個時代發生的事情，尤其是伊拉克戰爭，已經推翻了裏根的承諾，帶來了致命的後果。

裏根最初培養的軍事力量幻想在其任後仍然存在。明確的全球軍事優勢成為永恒的追求目標。
對五角大樓來說，除了毫無疑問的主導權，任何事情都是危險的、不充分的。到20世紀90年代，多數先進技術是釋放軍事能力的關鍵，訴求從天上轉移到了地上。

有人認為，就像裏根提出的主導外部空間一樣，美國軍隊可以主導整個地球。

基於這個信念，美國形成了一種新的國家安全共識。華盛頓非常自信地認為，高質量的軍隊建製，隻要巧妙運用，就能讓美國懷著高尚的目的、按照自己的喜好組織這個世界。這好像成了一個不言自明的道理。這種危險的期待就是裏根遺產的精髓，而不是那些回過頭來發現的他所信奉的保守主義理想。
一項注定要犧牲上萬人生命的事業

在裏根時代的光輝之下，美國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卻持續下滑。盡管總統承諾恢複能源獨立性，但對進口石油的依賴性急劇增加。到裏根總統任期末，美國國內消費石油的41%來自國外。在他第一任期內，美國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不斷增加，導致對中國第一次出現貿易逆差。同期，華盛頓以及美國人民開始求助於借貸。到20世紀70年代，經濟增長使美國降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增加的國債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到裏根執政初期，這個比例處於相對溫和的31.5%，為1931年來最低。但是，裏根時期龐大的赤字逆轉了這一趨勢。

美國一直吹噓自己債權國的地位是經濟綜合實力的象征。這也在裏根時期畫上了句號。1986年，由於外國人擁有的美國資產超過了美國人擁有的外國資產，美國的國際投資淨頭寸變為負數。這一不平衡局麵從此一直加劇。美國已經積累了幾萬億美元債務，但美國人的儲蓄意願卻消失了。在戰後大部分時間，個人儲蓄平均約為可支配收入的8%～10%。1985年，這個數字開始逐漸下滑為零。同時，消費者債務不斷增加，到20世紀末時，家庭債務已經超過家庭收入。

20世紀80年代，美國人的揮霍浪費習慣對外交政策產生了巨大影響。這種影響有兩種表現方式。一方麵，裏根願意無限製消費，以幫助冷戰實現和平結束。另一方麵，在裏根的鼓勵下，美國人的炫耀性消費習慣使美國更深地陷入伊斯蘭世界的旋渦，讓這個日益依賴債務和能源的國家背上了既不能擺脫又不能承受的承諾。裏根在高科技武器裝備上一擲千金，讓克裏姆林宮逐漸意識到蘇聯不能再與西方競爭了；裏根不去遏止美國對外國石油的依賴，反而給其繼任者留下了一個陷阱。如果裏根因為前者值得稱讚，那麽他也應該因後者而承擔責任。

可是，如果說有兩個裏根，一個是贏得冷戰的富有遠見的政治家，另一個是把美國與伊斯蘭世界關係搞得一團糟的傻瓜，這也是不正確的。美國的冷戰政策和中東政策並非完全隔絕，它們緊密相連。按照諾 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等新保守主義者的說法，冷戰和全球反恐戰爭是兩次世界大戰的後繼者，那麽裏根時期獲得“第三次世界大戰”勝利的努力，則在無意間為“第四次世界大戰”鋪平了道路，而美國在這場戰爭中的地位將顯著降低。

回憶一下裏根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策，“第三次世界大戰”與“第四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關係就很清楚了。他的阿富汗政策看似一場輝煌成功，可不到10年就造就了一個泥潭；伊拉克政策則是一場引火燒身的陰謀詭計，引發了一係列事件，最後以驚人災難而告終。

正如“‘911’事件調查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最終報告指出，“阿富汗1979～1989年長達10年的衝突給予恐怖分子一個聚集地和訓練場”。這些委員們過於輕描淡寫了。在阿富汗，聖戰者與超級大國蘇聯展開了較量，並取得勝利。他們在信心和野心方麵都大有收獲，而他們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國納稅人支持的。

裏根政府花費數十億美元，為阿富汗當地遊擊隊提供武器、彈藥和其他支持，但與花在美軍現代化上的1.2萬億美元相比，算不上什麽。不過，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阿富汗政策清晰地闡釋了“裏根主義”。在裏根的崇拜者眼裏，大膽而成功地擊退蘇聯是其傑作。阿富汗“抵抗運動”的事跡激發了這位總統的想象，他為聖戰者提供了慷慨而熱情的支持。例如，裏根指定1982年3月21日為“阿富汗日”，並宣
稱“阿富汗的自由戰士是在捍衛獨立和自由，這是全球安全和穩定的基礎”。

實際上，這些“自由戰士”對全球安全和穩定毫無興趣。裏根對他們的目標的表述顛倒了事實，事態的發展很快證明了這一點。蘇聯人一離開阿富汗，殘酷的內戰便接踵而至，塔利班隨之取得了勝利。後來，塔利班為“基地”組織提供了庇護所。 “911”襲擊事件之後，美國重新發現了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然後繼續駐軍，試圖建立一個以西方為盟友的國家。克裏姆林宮才退出十幾年，美國軍隊又陷入與蘇聯在20世紀80年代毫無二致的境地。阿富汗人民對外國占領者懷有莫名的厭惡，而這些外來人卻要向這些難以駕馭的人們強加政治秩序。

隻要還在克裏姆林宮的勢力範圍內，阿富汗就不會對美國造成威脅，就像1980年之前，分布在阿富汗北部的蘇聯五個中亞共和國，幾乎算不上五角大樓的戰略重點，美國人甚至意識不到它們的存在。1989年，蘇聯人撤出阿富汗，蘇聯本身也於兩年後解體，這種情況馬上發生了變化。在“911”襲擊之後，整個“中亞突然變成了美國的寶貴不動產”。根據某種逆向多米諾骨牌理論，賦予阿富汗的重要性提高了整個地區的重要性。2001年9月之後，提到中亞時，美國官員和分析家開始使用“戰略性的”、“重要的”、“關鍵的”等詞匯。這裏成了美國人的利益範疇，驅使美國必須加以關照。所以，裏根的阿富汗政策導致的漣漪還在擴散。

伊拉克的“大規模戰爭”和阿富汗的“小規模戰爭”吸引了美國人的注意力，他們幾乎無暇關注這件事情。但是，與前蘇聯這幾個“斯坦”有關的軍事政策的演變很好地說明：在它不再可行之後很久，反射性擴張主義的外交政策傳統依然非常活躍。

在克林頓時代，五角大樓已經開始表現出對中亞的興趣，在前蘇聯共和國進行“維和演習”，建立軍隊交流項目。2001年，為了配合美軍入侵阿富汗，布什政府發起了更為密集的努力，在整個中亞為美國尋找立足之地。

五角大樓在這個地區的積極活動依然屬於“接觸”（engagement）政策這個官方用詞範疇之內。這個四平八穩的術語後麵是各種各樣的活動。2001年以來，這些活動包括頻繁的培訓、演習和戰爭模擬，高級軍官和國防部文官例行性地訪問這個地區，提供慷慨的“安全援助”補貼來訓練和裝備當地軍隊。接觸的目的是增強美國的影響力，特別是在地區安全架構上的影響力，從而有利於美國軍隊進入該地區，為未來的幹預行動奠定基礎。為了達到後一個目的，五角大樓已就領空飛越權進行了談判，並拿到了使用幾個中亞國家當地設施的許可。在吉爾吉斯斯坦的馬納斯，美國擁有一個建於2001年12月的永久性空軍基地。

美國在中亞駐軍是一項正在進行中的工作，有成功，也有一些挫折，包括被趕出烏茲別克斯坦。在分析家們討論未來步驟時，爭論的內容很能說明問題。對美國在該地區“腳印”的理想大小可能有分歧，但華盛頓已經形成共識，認為長期駐軍是必要的。觀察家們爭論永久性基地和“半熱型”設施哪個更好，但他們都理所當然地認為美國軍隊需要在整個地區行動的能力。

美國曾經走過這樣的道路。1898年“解放”古巴並將它變成保護國之後，美國開始著手將整個加勒比地區變成“美國湖”。就好像一個世紀之前，美國高級官員聲稱關心海地人、多米尼加人和尼加拉瓜人的福祉一樣，現在的美國高級官員也堅守對所有中亞人“經濟改革、民主改革和人權”的承諾。
但這隻不過是個幌子而已。事實是美國正致力於將中亞並入“美國治下的和平”。盡管一個世紀之前向加勒比地區擴張帶來了經濟收益，強化了美國的安全，但現在向中亞擴張不可能帶來類似的利益。其成本將遠遠超過收益。

美國官員可能再也不會將阿富汗軍閥和叛亂者稱為“自由戰士”，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美國和北約部隊在今天阿富汗所打擊的，正是裏根在20世紀80年代傾力支持的聖戰者的後代。

美國人喜歡把曆史分成“911前”和“911後”時期，依然無視羅納德 裏根與那些聖戰者合作所帶來的後果。很少有這麽一個看似成功的夥伴關係迅速結出有毒的果子。回頭看來，1989年“解放”阿富汗所實現的成果，再次證明了萊因霍爾德 尼布爾的整個世界觀。對於蘇聯撤軍之後的阿富汗，正如他很早之前寫的那樣，可以這麽說，“進步的道路……比曆史的假定管理者理解的更為曲折、更加不可預測”。

至於在波斯灣，裏根的揮霍浪費則表現為不同的形式。裏根比其前任更加激進，把美國帶入波斯灣毀滅之路。曆史將就2003年災難性的伊拉克戰爭讓喬治 W 布什承擔首要責任。但是如果那場戰爭有一位教父的話，那麽他就是羅納德 裏根。

裏根致力於數量型解決方式，從未質疑過美國生活方式需要更多能源尤其是石油這個主張。擴大國內石油生產規模來滿足美國人的需求從來就是一種妄想，於是裏根精心設計政策，努力消除依賴性所帶來的風險。為了防止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衝擊再次出現，他加大努力鞏固美國對波斯灣的控製。過度炒作實際上不斷消退的蘇聯威脅，為裏根20世紀80年代的軍備建設提供了依據。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裏根幫助創立的輝煌軍隊不是用來保護西方、對抗極權主義的，而是用來在波斯灣徒勞地推行美國帝權的。

稱讚裏根構想出了完整的波斯灣戰略未免有些言過其實。其實，裏根政府對該地區各種危機的直接反應缺乏連貫性。1983年在黎巴嫩，在一次至今難以解釋的行動中，他葬送了241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的生命。一枚自殺性汽車炸彈將海軍陸戰隊軍營夷為平地。他異常敏捷地將美軍撤出貝魯特，表明那裏根本沒有什麽任務。

與他在伊朗和伊拉克政策上麵的矛盾相比，裏根幹預黎巴嫩失敗好像還有些道理。薩達姆入侵伊朗引發的殘酷戰爭，貫穿了裏根的整個任期。當伊朗這個伊斯蘭共和國有可能贏得這場衝突時，裏根倒向伊拉克一邊，向它提供情報、貸款擔保和其他支持，而對薩達姆的“罪行”視而不見。美國對伊拉克的援助沒有幫助薩達姆擊敗伊朗，隻是讓戰爭延續了下去。大約與此同時，在著名的“伊朗門事件”中，白宮的特工秘密且非法地向薩達姆的敵人提供武器。如果不是因為這件事情，這些統治伊朗的領導者們將被說成是美國國家安全的極大威脅。

這些時運不濟的冒險事件最終引起了各方的注意，讓人們忽視了裏根政府波斯灣政策的核心主題。新聞標題背後的故事是戰略調整：在20世紀80年代，五角大樓已經開始準備在該地區開展大規模、持久性的軍事行動。

這一調整實際上開始於卡特政府末期，當時卡特總統公開宣稱控製波斯灣是至關重要的利益。自《東京灣決議》簽署以來，還沒有哪項重要政策聲明最後成為更大鬧劇的源泉。可是，對裏根及其繼任者來說，“卡特主義”一直是神聖的文本，毋庸置疑，也無須重新評估。如此這般，它為波斯灣近30年日益強化的軍事激進主義提供了重要理由。

即便如此，裏根1981年1月接替卡特時，美國軍隊隻初步擁有幹預海灣局勢的能力。到8年後離任時，他已經使美國軍隊在該地區占據了數量上的優勢地位，表現為：戰爭計劃與演習，創建新的指揮架構，開發關鍵基礎設施，軍事準備的預置，基地以及領空飛越權的獲得。1981年之前，在五角大樓的戰略次序中，波斯灣遠遠落在西歐和東北亞後麵。到1989年，它們的地位已經基本拉平。之後不久，它則成為重中之重。

裏根主導的戰略調整，促使人們認為軍事力量可以無限延長美國揮霍性的能源支出。簡言之，美國將依靠軍事力量維護海灣的秩序，確保石油供應源源不斷，從而緩和美國能源依賴導致的負麵後果。到裏根離開白宮之時，這已經成為該地區國家安全戰略的基礎。

裏根本人曾經試運行過這一新戰略。美國參與所謂的“油輪戰”（Tanker War）現在已被人們遺忘，但這卻是後來一些事情的先兆。作為伊朗和伊拉克消耗戰的一部分，它們已經開始瞄準對方在海灣的航運。隨著雙方都下定決心徹底封鎖對方出口石油的能力，襲擊目標很快擴大到中立船隻。
裏根為了確保石油供應不中斷，加強了美國海軍在該地區的力量。海灣水域變得日益擁擠。1987年5月，一枚伊拉克導彈擊中了美國“斯塔克”號護衛艦，炸死37名水手。薩達姆8226;侯賽因說這次襲擊是一個意外，表示道歉。裏根大度地接受了薩達姆的解釋，但指責伊朗使暴力升級。

同年，華盛頓對科威特請美國海軍保護其油輪船隊的請求給予積極回應。在1988年4月的護航行動中，美國軍艦“塞繆爾 羅伯茨”號撞上了伊朗設置的水雷，遭受慘重損失。這次裏根提高了價碼。美國軍隊開始襲擊伊朗戰艦、海軍設施和用於發動軍事行動的石油平台。伊朗在海灣的行動馬上停止了，雖然美國戰艦最後時刻曾錯誤地擊落了一架伊朗客機，導致近300名平民喪生。

裏根政府暗自慶幸取得了體麵的勝利。美國隻用少量投資，就好像擁有了確保石油生命線暢通的能力。“斯塔克”號上的那37名水手和伊朗航空公司655航班上的乘客一樣，很快被人忘記了。但是，這種表象掩蓋了更為複雜的現實。從一開始，薩達姆就是“油輪戰”的始作俑者。裏根的主要成就是助薩達姆一臂之力，而美國的道德成本巨大。

這位總統在波斯灣的真正成就，是為一項注定會吞噬上萬人生命的事業提供了首付。在這些生命中，許多是美國人，許多不是，此外還耗費了數千億美元。這至少是美國揮霍浪費習性的終極表現。

不管公開的意識形態立場或黨派傾向如何，裏根的繼任者都恪守著這一空洞的傳統，譴責美國的能源依賴習慣。2006年，這一慣例達到了極點，喬治 W 布什宣稱“美國患了石油癮”。可是，裏根的繼任者都沒有采取有意義的行動來解決這個問題。每位總統都暗中延續這種習慣，從本質上承認這種依賴已經成為美國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像裏根一樣，其繼任者都不去問依賴性導致的成本有多少。

在今天，依然很少有人願意嚴肅考慮美國人能否擺脫這種習慣，而選擇一條不同的道路。從根本上說，正如喬治 H W 布什1992年宣稱的那樣，“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是不容討價還價的。”既然不能討價還價，那麽依賴性會滋生更強的依賴性，並表現為新的危險形式。裏根的繼任者日益依靠軍事力量來維持這種生活方式。秘而不宣的共識是：在政治家們所說的“國防”上揮霍浪費，可以維持國內揮霍浪費能源和進口產品。前所未有的軍事實力能夠無限推遲清算日的到來，至少希望如此。

20世紀80年代，裏根在軍事支出上大把花錢，創造了無數機會來檢驗這一論點。先是老布什，接著是比爾8226;克林頓，最後是小布什，都毫不猶豫地利用這些機會，即便是越來越難以為以“防禦”為名而發動的軍事行動尋找恰當的理由。

到1989年1月老布什接替裏根時，薩達姆對美國的用處已經大大降低。當1990年8月薩達姆派軍進入科威特，攫取其石油財富時，他已經失去了在華盛頓看來僅有的一點價值。

結果是“沙漠風暴行動”的實施。自從1898年喬治8226;杜威（George Dewey）準將的艦隊擊潰了停泊在馬尼拉灣的西班牙艦隊以來，美國軍隊還沒有取得過這樣的曆史性勝利。它表麵上戰果輝煌，實際後果卻具有諷刺意義。

杜威將軍的大獲全勝給他贏得了暫時的名聲，但除了美國吞並菲律賓這個頭等戰略失敗之外，沒有其他實際成果。“沙漠風暴”指揮官 H 諾曼 施瓦茨科普夫（H. Norman Schwarzkopf）將軍在“戰爭之母（Mother of All Battles）”中聲名遠揚，但隻不過是重複杜威的成就。他也贏得了片刻名聲。然而，如果仔細分析，他的豐功偉績遠不如外界宣揚的那樣光芒四射。“沙漠風暴行動”不是美國軍事優勢的表現形式，即告訴別人誰是老板，隻是帶來新的複雜情況和更多承諾。

“勝利”的一個後果是美國在波斯灣大規模、永久性駐軍，把薩達姆困在“籠子”裏，讓地區盟國放心。在“沙漠風暴行動”之前，美國在海灣地區很少駐軍，而是喜歡讓軍隊“留在視線之內”。至少在許多穆斯林看來，“沙漠風暴行動”之後，美國成了占領軍。美國在伊斯蘭聖地沙特阿拉伯駐軍，尤其令人感到驚愕。就像杜威準將的情況一樣，施瓦茨科普夫的勝利與最初看起來非常不一樣，既非勝敗分明，也非代價低廉。從表麵上看，美國在“沙漠風暴行動”之後的地位好像牢不可破。實際上，它非常不穩固。

1993年1月，比爾 克林頓總統繼承了這一局麵。值得肯定的是，克林頓是最近幾位總統中唯一至少能夠間或保持聯邦預算平衡的總統。然而，這位美國的第42位總統熱衷於全球化，加劇了美國經濟的基本矛盾。克林頓時代，石油進口增長了50%還多，貿易逆差翻了近兩番，聯邦總債務增加了近1.5萬億美元。然而，在瘋狂的互聯網時代，很少有美國人理會這些事情。

在波斯灣，克林頓同時瞄準伊朗和伊拉克，采用“雙重遏製”政策，維護美國的霸權。對於伊朗，遏製意味著從外交和經濟上更加孤立這個伊斯蘭共和國，防止其重建嚴重受創的軍隊。對於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情況大同小異，隻是外加了聯合國的嚴厲製裁和一項武裝騷擾計劃。

克林頓上任第一年，由於蒙受羞辱的索馬裏“黑鷹墜落”慘敗事件，他對空中轟炸產生了驚人的胃口，同時極其討厭派遣地麵部隊。沒有什麽地方比伊拉克更能滿足克林頓的空戰欲望了，他定期向伊拉克發射精確製導炸彈和巡航導彈。其實，終止“沙漠風暴行動”的停火沒能叫停海灣戰爭。在短暫停頓之後，敵對狀態又恢複了。隨著時間推移，對抗更趨激烈，美國不斷任意進行懲罰性空中打擊。

雖然克林頓在犧牲美軍士兵的生命方麵小心謹慎，但在消耗武器彈藥上一點也不吝惜。在克林頓總統任期內，海軍和空軍共出動數萬架次，在伊拉克空域投下數千枚炸彈，發射數百枚巡航導彈。除了將伊拉克軍隊和政府設施炸成瓦礫之外，這樣如瀑布般傾瀉昂貴軍火幾乎沒產生什麽影響。由於美軍未損失一兵一卒，美國人很少關注這些軍火值多少錢、落在什麽地方。畢竟，不管扔了多少炸彈，總有更多軍火源源不斷，供應好像永不枯竭。

不管作出多大努力，由於這個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希望薩達姆消失，但他還活著，於是許多身居華盛頓的人（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政客和專家）共同努力，形成了一股狂亂的熱潮。對那些狂熱的人來說，薩達姆蔑視美國使他成為一個重大威脅，隻要他還活著，就是令美國無法忍受的侮辱。

1998年，反薩達姆遊說團體操縱國會通過了《伊拉克解放法案》，宣稱它是“美國致力於把薩達姆 侯賽因趕下台並用民主政府取而代之的政策”。這項法案在參議院獲得一致通過，在眾議院以360比38票獲得多數票通過，授權拿出1億美元用於實現這個目標。

10月31日，克林頓總統按時簽署這項法案，使之成為法律，並發表了一篇聲明，支持所有伊拉克人的自由事業。“有些人認為由於伊拉克的曆史、民族和派別構成，這個目標不可能實現，我堅決拒絕這種觀點，”這位總統說，“伊拉克人和其他人一樣向往並且應該得到自由。”

所有這些不必要的空戰和荒謬輕浮的立法，都是在逢場作戲。伊拉克前線的現實情況則是另外一回事兒。

聯合國授權、由美國及其盟國實施的製裁措施讓薩達姆日子不好過，限製了從伊拉克石油中抽取的資金，但其主要效果是讓不幸的普通伊拉克人更加不幸。聯合國兒童基金會1996年的一份報告估計有近50萬伊拉克兒童死於製裁。在被要求作出評論時，國務卿馬德琳8226;奧爾布賴特甚至沒對這個數字表示懷疑。相反，她回答道：“我認為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但是這個代價……我們認為這個代價是值得的。”

無疑，奧爾布賴特後悔講了那麽愚蠢的話。但是，她的話抓住了美國波斯灣政策的本質，尤其是在對美國實力的信心達到極點之時。其實，美國與薩達姆建立了夥伴關係，強加給伊拉克人民巨大的苦難。可是，在克林頓時代，消費者享有低油價，大量使用便宜的亞洲進口商品，美國人民經曆了長達10年的富足，其他人為此付出的代價則無關緊要。

比爾 克林頓的伊拉克政策在戰略上誤導世人，在道義上不可原諒，如同約翰8226;F8226;肯尼迪在20世紀60年代針對古巴的顛覆和破壞活動一樣魯莽，如同理查德 尼克鬆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對老撾和柬埔寨的非法轟炸一樣應受譴責。可是，那些行動都是秘密進行的，而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伊拉克政策是在美國人民眾目睽睽之下執行的。要說這項政策得到了人民熱情支持顯然有些言過其實，但無論是轟炸、國會的姿態，還是殘酷的製裁，美國人的確沒有堅決反對。絕大多數美國人對此不予理會，采取了默認態度，因而也可以說是同謀。

是美國的自由，還是伊拉克的自由

比爾 克林頓的主要批評者認為伊拉克政策的主要問題是投擲的炸彈不夠多。鷹派保守主義者堅持自己的數量型解決方案，想要提升暴力的等級。如果說薩達姆的存在是對美國海灣地區霸權的冒犯的話，那麽清除薩達姆則是必要的矯正手段。“911”之前，在新裏根主義共和黨人中，除掉薩達姆就能萬事大吉的想法幾乎成了迷信。新保守主義主要人物羅伯特 卡根1998年2月在《標準周刊》上敦促進行大規模全麵入侵。他承諾，推翻阿拉伯複興社會黨政權，就能確保“為新的後薩達姆的伊拉克開辟道路，它的意圖肯定是善意的”。

軍事升級可能實際上加劇了美國在波斯灣的困境，但這一點很少有人考慮。美國公民通過改變自身行為就能減輕這一困境，當前的解決辦法可能在於內部而不是世界另一側。這一點也沒有人考慮。

2001年的“911”事件更加強化了這一傾向。對鷹派來說，“911”事件讓他們更加認為在海灣地區占據主導地位絕對必要。國防部長唐納德8226;拉姆斯菲爾德2001年10月準確地總結了這種普遍看法：“我們有兩種選擇。要麽我們改變生活方式，要麽我們必須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我們選擇後者。”今天，這種黑白分明的看法好像有些過於簡單化了，但在2002～2004年間，在國家層麵上，沒有一位政治家擁有足夠智慧，提出相反的觀點。

因為布什政府著力糾正“他們”的生活方式，於是就把美國的軍隊當成了實現變革的工具。布什及其主要顧問認為，通過首先使用高壓政治，美國就能鞏固對波斯灣的控製。這位總統的父親1991年沒做到的事情，總統認為他們現在必須做到：開進巴格達，對薩達姆政權展開“斬首行動”。主要由克林頓當政的那個10年裏，他一直敷衍塞責。但現在美國要真刀真槍地幹了，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是首要目標，但絕不是最終目標。

通過戰爭，美國試圖將伊拉克轉變成常務副國務卿保羅 沃爾福威茨所謂的“第一個阿拉伯民主國家”。然而，就在他們準備與薩達姆最終攤牌的時候，政府中沃爾福威茨等人的眼光已經超越了伊拉克。在他們看來，伊拉克隻是一個過渡目標，是一場宏圖大業中的一個小站。巴格達不是1945年的柏林，而是1939年的華沙。

這項事業的最終目標是改造從摩洛哥一直到巴基斯坦、中亞，再到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南部的廣大伊斯蘭世界。記者馬克 丹納（Mark Danner）在2002年10月9日《紐約時報》上的文章寫得非常到位。為應對“911”事件，布什政府設計的戰略是“全麵的、預言性的、熱衷於傳道的”。它的出發點是，“要想擊潰恐怖惡魔”，伊斯蘭世界大部分地區都需要“改造一新”。這一戰略的最終目標不亞於“改造世界”，或者至少是改造這屆政府所謂的“大中東”。

這是一個真正宏大的帝國夢想，算得上是“天賦使命論”或美國的使命是“讓世界對實施民主更安全”等古老主張的合格繼承者。布什總統的“自由議程”更新並弘揚了這一傳統。

人們可能認為實施這一夢想需要持久且大規模的全國性努力。但是“911”之後不久，美國人民就恢複常態，隻是在總統本人敦促下才會行動。“戰爭需要花錢，”富蘭克林 羅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後提醒同胞，“這意味著稅收和債券，債券和稅收。這意味著削減奢侈品和其他非必需品。”在反恐戰爭開始時，布什政府的看法有所不同。即使美國走上了持續數十年的全球衝突之路，這位總統依然認為減稅是可行的。他沒有要求美國人降低對奢侈品的胃口，反而呼籲他們繼續消費，好像什麽事情也沒有發生。世界貿易中心倒塌後不到兩個星期，總統就催促同胞們“恢複工作，在全國範圍內做生意，坐飛機去瀏覽美國的美麗景點，去佛羅裏達的迪士尼吧”。

“911”事件短暫地打亂了美國人的消費模式：“911”剛過去，人們不願去迪士尼，航空公司正在滑向破產。這種突然的消停有可能讓這個消費帝國崩潰瓦解。因此，總統緊急呼籲“帶上家人，享受生活，想怎麽玩就怎麽玩”。這成了總統經常提及的話題。2006年12月，伊拉克形勢看似不妙，這位戰時總統還在勸告同胞不要抑製胃口，而要任意放縱。布什滿意地注意到美國一年一度的假日消費熱潮“起步很好”。於是，這位總統號召美國人作出更大努力：“我鼓勵大家更多購物。”

以前，戰爭意味著需要將就度日，或者至少勒緊腰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配給製造成了一些不便，但不是真正的困難，可是後方的美國人至少每天都會提醒自己國家還在打仗。在布什總統的戰爭中，分配給美國人的這個角色是假裝衝突根本不存在。盡管聲稱這是一場幾代人的鬥爭，但這位總統從未考慮過恢複征兵製。他甚至懶得考慮擴大軍隊規模。這就注定了組成美國誌願兵部隊（AVF）的0.5%人口要承擔主要犧牲。除了幾個意見不同的人，剩下的99.5%美國人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這種勞動分工。

可以預測的是，隨著軍事行動範圍的擴大，尤其是在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之後，軍事支出也會增加。布什在任期間，五角大樓的年度預算翻了一番，2008年達到7 000億美元。美國發動“沙漠風暴行動”時，德國、日本和對美友好的海灣國家拿出數百億美元，支付美軍行動的成本，但這一次不同，戰爭支出的負擔全部落到了華盛頓的頭上。

可能不太意外但不好預測的是，“911”之後，花在“權利”上的錢也在增長。在國會的教唆下，布什政府打了一場“大炮與黃油”戰爭，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障費用大幅增長。聯邦預算再次陷入赤字，未再改善。

布什總統及其下屬以維護美國生活方式的名義，把美國帶入一項激動人心的宏偉工程，爭取全球主導權。他們堅持傑斐遜以來的傳統，試圖擴大美國實力，推進美國自由事業。自由表現為富足，富足需要擁有大量廉價石油。得到這些石油要求美國消除一切疑慮，確保自己能在波斯灣發號施令。它要求進行石油戰爭。

但是，這種生活方式至少讓兩代人遵循自我滿足和揮霍浪費的道德準則，反而大大削減了這項無所不包的帝國事業所需的資源。在布什總統的鼓勵下，美國人隻關注自己的事情，不失時機地從這場戰爭中解脫出來。多數人成了看客，連外圍參與者都算不上。布什及其政府成員不斷聲稱美國是“處於戰爭中的國家”。華盛頓自命不凡，認為自己正在打仗，而整個國家非常安心，就像沒有發生什麽戰爭一樣。
士兵們在打仗，人們卻在消費。美國隻擁有世界探明石油儲量的不到3%，但是全世界每生產4桶石油，美國就要用掉1桶，進口石油占全美國每日需求的60%，而且還在增加。個人儲蓄率一直下滑，2005年，它降至零以下，且未見改觀。總體來說，美國人現在的支出多於收入。到2006年，年度貿易赤字達到驚人的8 180億美元。第二年，公共債務總額超過了9萬億美元，或者說占國民生產總值的70%。
許多美國人的確在盡情享受生活，至少21世紀初是這樣的。2006年2月，《紐約時報雜誌》發表了一篇措辭尖銳的文章，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自由是買更多東西的代名詞嗎？”通過“911”前後的行動，數千萬美國人給出了肯定的答案。

鑒於消費傾向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傳動軸，布什政府非常歡迎普通公民忽視戰爭、返回購物中心。可是，一旦伊拉克戰爭顯示出“震撼與威懾”的不足，就沒有顯而易見的方法把這個消費帝國轉型為全球解放帝國了。“98226;11”之後的美國，青年男女的愛國集會隻不過是涓涓細流而已。沒有父母願意獻出兒女為布什打仗。對於“98226;11”事件帶來的恐怖，多數美國人選擇了一種“有限責任”版的愛國主義，即熱衷於在車貼中宣揚自己的愛國心，而不願背起行軍背包。

如果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速戰速決的話，也許能夠暫時緩解揮霍浪費造成的危機。但是，說得委婉些，這場戰爭沒有按照預定劇本進行。

在2003年4月28日到2006年2月22日之間，伊拉克戰爭出現了破綻。在這個時間段內，美國人揮霍浪費帶來的外交政策負麵影響變得無可爭議。此前，輕率的美軍士兵在費盧傑朝著示威人群開火，打死十幾個伊拉克人。如果說伊拉克這場混亂有開關的話，這個事件就是。此後，恐怖分子炸毀了薩瑪拉金頂清真寺，引燃了即將爆發的遜尼派、什葉派內戰。在費盧傑事件之前，布什政府還能讓自己相信其大戰略依然可行。甚至一個月之後，傲慢的白宮官員還在自吹自擂：“人人都能去巴格達，真正的男人去德黑蘭。”到薩瑪拉爆炸事件發生的時候，事態的發展未給這種幻想留一點情麵。“真正的男人”隻好躲藏在了巴格達壁壘森嚴的“綠區”裏。

隨著伊拉克局勢的惡化，虛偽與能力之間的差距變得非常明顯，讓人痛心。一代人的揮霍浪費帶來了戰略上的破產。布什政府本指望依靠美軍的高質量優勢彌補數量不足。可是，敵人並不合作。

雖然美國是一個擁有3億人口的富裕國家，但縮小手段與目的的差距依然是艱巨的任務。2005年2月，《洛杉磯時報》專欄作者邁克斯 布特（Max Boot）建議軍隊“從布達佩斯到曼穀、從開普敦到開羅、從蒙特利爾到墨西哥城廣泛開設征兵站”。布特建議布什政府組建外國雇傭兵“自由軍團”，這並非故意地表明了問題之深。如果五角大樓需要在開普敦和開羅的大街上搜尋兵源，局麵顯然已經非常可怕。
美國缺少士兵，也缺少資金。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拖延越久，成本就越為高昂。2007年，為了維持軍事行動，美軍駐巴格達司令部每周要花掉30億美元。同年，伊拉克戰爭總成本達到5 000億美元，有人已經估計最終賬單可能至少達到2萬億美元。

雖然這些數字廣為報道，但它們對華盛頓幾乎沒有任何政治影響，表明揮霍浪費習性已多麽病入膏肓。國會對預算不平衡的反應不是開源節流，而是不斷悄悄地提高債務上限，2002~2006年達到3.015萬億美元。不知道未來幾代人能否搞清如何支付這些賬單。

所有這些赤字使人惴惴不安地猜測可能會出現類似於“大蕭條”的經濟崩潰。不管這些擔憂有什麽必要，這裏的問題不是會對美國經濟產生什麽影響，而是外交政策已經出現了什麽情況。

2007年，美國軍隊和資金都已經入不敷出。根據傳統的想法，在伊拉克問題上，的確“沒有好的選擇”。但是，美國人頑固地認為，解決這個國家在波斯灣的問題的辦法隻在波斯灣而不在國內，從而限製了可能選擇的範圍。如果有人建議美國少擔心國外事務，多關注如何整頓好自己的家園，馬上就會被民主黨、共和黨等政治精英們厲聲指責為“孤立主義”，這是假想中美國人最有可能犯下的罪惡。然而，要開始整頓家園，就必須提供一係列全新的選擇，讓美國再次“在正義的指引下，依照自己的利益，在和平和戰爭問題上作出自己的抉擇”。

美國人已經習慣於認為美國是超級大國，尚未意識到他們已經失去了對自己命運的主導權。擴張、富足和自由三者之間相互促進的關係已經不複存在。事實正好相反：擴張浪費了美國的財富和實力，也使自由麵臨風險。結果，傑斐遜、波爾克、林肯、麥金萊、西奧多8226;羅斯福和富蘭克林8226;羅斯福都讚成的戰略傳統不僅變得過時，而且有害。

自羅納德 裏根時期以來，尤其是喬治 W 布什時期，美國大戰略的特征是希望現實主動消失，而不是直麵現實。決策者實際上已經陷入一種龐氏騙局，期望無限擴大美國的信用限額。如果美國人揮霍浪費帶來的危機有增無減的話，伊拉克戰爭的慘敗和近乎永久地占領阿富汗就是現實例證，並且預示著未來。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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