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昌達對尼泊爾十年人民戰爭的總結

普拉昌達對尼泊爾十年人民戰爭的總結



作者：常建剛　何朝榮




　　《普拉昌達選集》第1卷收入了普拉昌達2006年4月左右的談話文章《尼泊爾十年人民戰爭的總結》，當時尼泊爾4月人民大起義正日益高漲，尼共(毛)奪取全國勝利在望，普拉昌達該談話具有較大的理論意義。該文涉及尼共(毛)對意識形態、國際形勢和共產主義運動、尼泊爾人民戰爭的戰略和戰術、黨和組織等許多重大主題，對了解尼共(毛)基本的思想理論觀點有參考意義，現將其主要內容摘譯如下。
　　
　　緒論
　　
　　十年深入徹底的人民戰爭背後肯定有許多重要的主觀和客觀的因素，但我們黨認為，馬列毛主義的世界觀使我們的政策、計劃和綱領建立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和“群眾路線”的基礎上，這是最重要的。20世紀的曆史證明了當革命路線與馬克思主義科學的精髓“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和“群眾路線”一致時，就會取得偉大的勝利；20世紀的曆史也證明了當革命偏離上述路線，陷入了“左”的或右的主觀主義時，就會遭受嚴重的失敗。在準備人民戰爭的過程中，我們黨甚至在同“左”傾教條主義(以同右的偏向作鬥爭的名義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嚴重發展起來)的偏向進行鬥爭時，就把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和群眾路線作為出發點。正因為此，尼泊爾人民戰爭獲得了新的動力，達到了新的高度。我的第一個最深感受就是我們能夠把社會革命的科學從主觀唯心主義下解放出來使人民群眾也能掌握，這是尼泊爾人民戰爭達到如此強度和高度的原因。
　　在具有曆史意義的1990年運動之後，從總體上來說，一切革命運動的兩極化進程，具體來說就是改良主義和革命路線的兩極化進程加劇了。通過運動攫取了權力的主要政治勢力不但沒有滿足人民要求切實變革的渴望，反而同腐敗的官員和國王相勾結，不顧一切地把持他們的位置——這就是他們“表現”的所做所為。期待著經濟、政治和社會變革的廣大人民群眾對議會政黨領導人的不滿日益增加，這就導致人民群眾圍繞民族主義、民主和人民生活等基本問題開展軍事鬥爭的客觀基礎在不斷地發展著。同時，曆史性的1990年運動也為尼泊爾共產主義運動中長期以來的意識形態鬥爭最終分化形成兩大派即改良派和革命派創造了有利形勢。因此，代表著改良主義和調和主義路線的聯合馬列在精神領袖莫漢·班德拉的領導下形成了，而在普拉昌達同誌的領導下代表著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的團結中心也誕生了。聯合馬列鼓吹多黨民主，深陷議會道路，而團結中心在團結大會上采取了與尼泊爾具體國情相適應的持久人民戰爭的路線，它對右的議會主義從理論上和政治上進行了深入揭露，走上了準備人民戰爭的道路。在這一過程中，我黨揭露了拉馬和比什瓦卡爾馬及其追隨者——他們懷著改良主義目的混入了團結中心——的右傾取消主義，並在第一次全國大會上把他們開除出黨，全黨團結一致地沿著準備人民戰爭的道路前進。同時，黨通過聯合人民陣線繼續推進著合法的鬥爭，反對執政的議會政黨反國家、反人民的政策和行為。
　　城市的人民運動和農村——主要是尼泊爾西部地區羅爾帕和魯孔——的階級鬥爭為人民戰爭的發動準備了客觀基礎。在對國家的具體政治形勢進行評估的基礎上，黨製定了通過合法和公開的陣線有限地利用第一次議會選舉的政策。值得一提的是，那一階段的議會鬥爭，在當時尼泊爾的形勢下，對於傳播和形成黨的革命理論發揮了重要作用。
　　正是在這樣的階級鬥爭和意識形態鬥爭的背景下，黨的第三次擴大會議閉幕了。這次擴大會議對我黨和尼泊爾人民戰爭具有深遠的意義，在具體分析尼泊爾社會過去和當前情況的基礎上，草擬了人民戰爭最初的戰略和戰術。就這樣，1996年2月13日發動的曆史性的人民戰爭就與階級鬥爭和思想鬥爭發展明顯融合聯係在一起。
　　
　　理論、意識形態、哲學
　　
　　沒有鮮明的思想政治路線和堅定的信念，曆史上的任何革命運動都不可能前進並取得勝利。尼泊爾人民戰爭不會，也不可能例外。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想特別強調的是把馬列毛主義當作一門科學來正確把握是最重要的工作。因為辯證唯物主義是科學，它就要求不斷的周而複始的堅持、應用和發展。我黨一直非常認真地把握住了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實行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重要性，它發現真理，又堅持群眾路線把真理轉變為群眾的力量。由於我們的正確理解，我們的運動與真理和群眾就密不可分，這樣，敵人就不能像對待“恐怖主義”那樣小瞧我們，無論他們多麽想那樣做。在我看來，這是最根本的。在這一思想定位的基礎上，我黨發展出了能夠一個一個打敗敵人的政治路線，通過戰略的堅定性和戰術的靈活性的合理配合使人民不斷取得跨越性的勝利。我們把對敵人的思想政治進攻轉變為軍事進攻，反之亦然，並保持了兩者的平衡。這個特點顯然粉碎了敵人對我們的一切指責。
　　如果不能適當地從20世紀的重大革命和反革命的經曆中吸取教訓，就不能把21世紀的革命推向前進。從這點出發，我黨對捍衛、應用和發展馬列毛主義基本原理的問題一直給予了足夠的重視。在這樣做的同時，我們非常認真地研究和分析了20世紀下半葉主要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之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的經驗主義、教條主義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之間的路線鬥爭，並力圖得出正確的結論。總體上我們把同赫魯曉夫反革命修正主義的鬥爭放在首要地位，同時，黨還必要地強調了同霍查教條修正主義的鬥爭，霍查教條修正主義甚至歌頌斯大林同誌某些形而上學的缺點及其帶來的負麵影響。這一基本思想在曆史性的黨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上開始形成，那次會議是為了討論尼泊爾人民戰爭的思想、戰略和戰術而召開的。在第二次全國會議上，我黨得出結論認為人民戰爭的曆史性發動和五年來成功的深入進展發展出了一係列的思想，並把它歸納為普拉昌達路線。從第二次全國大會，到21世紀的民主，再到最近召開的中央委員會會議所作出的決議，人們發現在理論領域又不斷形成了新的發展。然而，我認為現在還不是立即就對“思想”或“主義”等術語展開論戰或討論的時候。主要問題是勇往直前地麵對21世紀帝國主義所帶來的挑戰。
　　十年來革命的勝利發展就是最可靠和最恰當的證據，它證明了我黨力圖發展的意識形態就是馬克思主義本身的意識形態。我認為一場鮮活的革命是最可靠和最合適的證據。
　　法蘭克福學派的“將軍”們的理論完全基於辯論，而與階級鬥爭的革命實踐相脫節，他們急不可耐地批判偉大的革命家斯大林同誌，最終卻走向反動。他們不可避免地同甚至頌揚斯大林缺點、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從而失去生命力的霍查派一樣墮落。隻有一個馬克思主義革命者才能擔當起從另一個馬克思主義革命者的缺點中吸取教訓並糾正它們的任務。這對於那些或左或右的偏離者來說是不可能做到的。
　　站在階級鬥爭革命實踐的基礎上，我黨努力從革命曆史上的正反兩方麵的經驗中吸取教訓，並在此基礎上前進。在當今世界形勢下，我們說把革命科學提高到一個新高度的曆史性的偉大責任落到了我們肩上，原因就在於十年來人民戰爭的勝利進展。這是不可忘記的。活生生的革命客觀現實清楚地表明我們努力發展的理論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的基礎之上，沒有陷入“左”的或右的偏向。
　　我黨明確反對把像羅莎和切那樣的偉大革命家同主流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相分離而列入另一個陣營。我們寧願尊敬他們，並學習他們作出的貢獻。然而，談到必然和自由的時候，一定不能認為更多地強調自由必然就是更科學的。列寧同誌有一個正確結論：雖然羅莎有時在把握認識必然和爭取自由兩者之間的科學關係時會陷入主觀，但她仍是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隻雄鷹。我黨認為列寧對羅莎的評價是正確的。我黨毫無疑義地認為在必然和自由的關係問題上列寧比羅莎作出了更好的科學總結。
　　
　　國際形勢和共產主義運動
　　
　　發展無產階級革命科學的問題同客觀分析帝國主義的發展和形式直接聯係在一起。在研究自由競爭階段資本主義特征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得到了發展。通過分析壟斷資本主義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偉大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才成為可能，隨著對官僚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分析及在與之鬥爭的過程中，這一發展又前進到馬列毛主義。因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及其戰略戰術的發展隻有在具體分析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及其特征的基礎上才能取得。自從毛澤東同誌逝世後，右的修正主義正如所預料的那樣向帝國主義投降，因此，右的修正主義不可能以革命科學的視角分析帝國主義。另一方麵，打著捍衛馬列毛主義基本原理反對右的修正主義旗幟的毛主義革命運動又受到教條修正主義的影響，它隻會重複舊的東西而忽視了對客觀事物的發展的分析。很明確，我黨自發動曆史性的人民戰爭以來就一直對外主要同右的修正主義，對內同“左”傾教條主義進行著鬥爭。這樣做的同時，我黨牢牢地把握住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並在群眾路線的基礎上運用具體分析所得出的結論。中央委員會的文件特別講了這一進程，並強調要對當今全球化的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進行研究和分析。
　　上述文件還闡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得出的革命會在歐洲發達國家同時爆發的戰略結論，但後來，當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時，列寧發現上述分析滯後於時代，並在此基礎上得出了關於戰爭與革命的新的戰略結論。今天，總體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具體是在冷戰後，全球帝國主義一直發展著的許多特點出現了新的形式。黨對之開始了令人鼓舞的深入研究和分析，並在文件中強調了上述問題。
　　我黨提出必須建立人民新世界聯盟，這絲毫不意味著革命現在不能在單獨一個國家發生。它意味著承認這一事實：由於信息技術的空前革命和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對全球進行剝削和壓迫的獨特性質，全世界正轉變為一個小的整體；它還有強調根據這一事實確立革命戰略的意思。今天，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發生在尼泊爾或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的革命與反革命的世界影響同列寧時代和毛澤東時代都是不能相比的。因此，在當今世界形勢下，某一國家無論發動還是捍衛革命，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國際運動的支持。正是因為這個，我們一直在說要把某一國家的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基地。為了表達這一建立在客觀現實基礎上的思想，我黨最近的中央委員會會議提出了人民新世界聯盟的思想。這並不意味著正在成為人民革命堅強核心的南亞聯盟的思想是不必要的。
　　在一定程度上捍衛馬列毛主義，反擊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進攻，在這些方麵革命國際運動組織的建立和發動無疑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在應用和發展馬列毛主義方麵，革命國際運動組織沒有能夠取得大的飛躍。革命國際運動組織隻有在同問題作鬥爭的過程中才能發展，它似乎更傾向於對過去無產階級革命的經驗進行分析和頌揚，但在以群眾路線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為基礎大膽地發展戰略戰術方麵卻止步不前。
　　為了推動無產階級同全球化的帝國主義和全球化的修正主義進行鬥爭，建立新的共產國際無疑至關重要，尤其是在當今世界形勢的背景下。建立共產國際的過程中所麵臨的主要挑戰是如何在捍衛、應用和發展馬列毛主義的問題上保持思想一致。這一挑戰在思想鬥爭和階級鬥爭的過程中會遇到。至於可能性的問題，“全球化”已為建立共產國際打下了良好基礎。
　　在20世紀的最後20年秘魯革命經曆了迅猛的發展又遭受到嚴重挫折，其經驗對於正在領導2l世紀革命的人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在準備發動人民戰爭的過程中，秘魯革命對於我們發揮了重要鼓舞作用，在這個意義上，從這場革命正反兩方麵的經驗中吸取教訓對我們尤其具有重要意義。我們認為低估秘魯人民戰爭對於世界革命的貢獻將是一個大錯。它的發動建立在馬列毛主義的基礎上。然而，這場迅速發展了12年的人民戰爭由於領導人的被捕及隨之而來的挫折，現在陷入了生存危機。這無論如何都不能，也不會讓人輕鬆。貢薩羅主席被捕後，右傾機會主義鼓吹放棄戰爭，同敵人實現和解，這些跡象充分表明了形勢的嚴峻性。
　　馬列毛主義要求我們正確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同各種機械的、主觀的和片麵的思想作不斷的無情的鬥爭。在同一種傾向作鬥爭時必須注意不要陷入另一種極端。共產主義運動一度一方麵陷入支持階級調和的右的極端，另一方麵又陷入隻管向前走也不前後左右看看的“左”的極端。發動了遊擊戰爭的尼加拉瓜桑地諾運動陷入前者，即右的極端，而偉大的秘魯革命運動從思想上陷入後者，即“左”的宗派主義。我們的理解和評價是，由於機械和片麵的思想，諸如：完全否定必要的調整與妥協或同次要反動派及中產階級結成聯盟反對主要敵人，不能保持戰略的堅定性和戰術的靈活性的適當平衡，機械地理解持久人民戰爭而不根據當今世界形勢發展出新的軍事戰略，把貢薩羅主席理想化為一個從不犯錯誤的天才領導人並把他置於全黨和中央委員會之上，不能也不準備在真正意義上從斯大林同誌形而上學的錯誤中吸取教訓，等等，該黨雖然付出六萬多人的犧牲，還是在那麽短的時間內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機。雖然一個人精神上是革命的，但結果仍可能是致命的，如果他——從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視角來看——陷入了機械主義和形而上學的錯誤。這就是我黨從偉大的秘魯人民戰爭和千千萬萬革命者的鮮血中吸取的教訓。我黨堅持的一切方針，例如關於“發展21世紀民主”的思想、軍事路線與政治路線的“結合”、與敵人鬥爭的一係列戰術等等，都包含了從秘魯正反兩麵的經驗中所吸取的教訓。
　　由於尼泊爾特殊的地緣政治條件，處理同兩大鄰國印度和中國的關係肯定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同印度政府的關係是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加強兩國人民相互關係的獨立自主的外交關係。這一關係應當以互利的外交關係的形式來認識和處理，而不能在意識形態和信仰的基礎上來處理。我們通過南亞毛主義政黨組織協調委員會(CCOMPOSA)和南亞革命者建立起來的關係，主要是意識形態的關係，它應當在自由選擇任何思想和信仰的背景下來看待和處理。處理這一關係並不那麽困難，因為思想和信仰是一回事，而同兩大鄰國的關係是另一回事。盡管如此，考慮到印度壟斷資本主義擴張主義的本質是尼泊爾和南亞革命運動的主要障礙，保持兩者平衡的問題是非常敏感的。無論它有多麽敏感，隻要不跨越意識形態關係和外交關係的界限，它們還是能夠向前推進的。
　　自從美帝國主義以“9·11”事件為借口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發動了赤裸裸的軍事入侵後，世界輿論對它進行了迅猛的抨擊。在與“世界社會論壇”有關係的拉美國家，人民支持左翼的浪潮表現了人民的不屈不撓。這一正好發生在美帝國主義鼻子底下的反帝浪潮清楚地表明世界革命的新高潮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從這點出發，發生在拉美國家的群眾運動的浪潮具有戰略上的重大意義。
　　
　　政治：戰略和戰術
　　
　　每一個認真研究我們運動——從我黨成立之日到人民戰爭的準備、發動直至今天的發展——的人，都會看到它不同於過去共產主義運動中許多一般的傳統的模式。在基本確立了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的思想和政治方向後，我們的獨特性可以從以下事實中看到：我們把我們的思想鬥爭和政治鬥爭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並通過打造黨的團結——甚至是同右派，把它們在人民群眾中確立起來。我們甚至利用議會準備人民戰爭，強調把握政治和軍事幹預兩者之間的平衡和配合，我們以新的方式利用和平談判和停火同敵人作鬥爭。但在這一過程中，有一件事是不變的，那就是，把革命的政治路線放在中心位置，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采取群眾路線。從人民戰爭的準備、發動和發展過程來看，它就是在政治和軍事路線的正確配合中發展起來的。這一平衡和配合在通過建立政治基礎，從公開陣線以40點要求的方式提出國家和人民的基本問題從而贏得人民戰爭的主動權的過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和第二次和平談判可以看作是這一配合的新的發展。我黨已經作出分析並認為，兩次談判對於在人民群眾中更廣泛地確立我黨的政治路線，對於表明我黨對實現和平(反映人民需求和渴望的具有遠見的政治解決)的誠意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甚至我們最強大的敵人也被迫屈服於我黨戰略的堅定性和戰術的靈活性所產生的巨大力量。我們認為戰術的靈活性離開了戰略的堅定性就會陷入改良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泥潭，而戰略的堅定性離開了戰術的靈活性則會陷入機械傾向和教條主義的泥潭。隻有合理地把握戰略的堅定性和戰術的靈活性的辯證關係，才能以合理的、有力的方式把革命推向前進。這一結論已經在黨和人民戰爭的發展中得到了很好證實。如果隻有戰術的靈活性，我黨將會走上與右的修正主義聯合的邪路，就會在對議會進行特殊利用的過程中走上讚成議會的道路，就會在同敵人進行和談後再也不會重返戰爭。從這些和其他許多例子，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我黨所有戰術的計劃和觀點都與戰略的計劃和觀點密不可分。同樣，如果我們隻表現出戰略的堅定性，黨就會變成一個脫離群眾的狹隘團體，這隻會使人民群眾在革命中的無限激情和主動性衰竭。今天我們的實際行動已經表明我們戰略上的堅定性通過戰術上的靈活性得到了有效的實行。實際上，革命一方麵是被隻講戰略的保守派，另一方麵是被隻講戰術的改良派破壞的。人民戰爭的迅速發展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我們黨在同各種偏向作鬥爭的同時，理解並正確把握了戰略與戰術的關係。為了推動革命不斷前進，就必須一直保持著戰略的堅定性和戰術的靈活性。我們必須清楚，那些用改良主義眼光來看待事物的人認為我們的戰略是危險的，總是對它進行抗議，而用“左的”宗派主義眼光來看待事物的人則認為我們戰術上的靈活性是危險的，總是對它進行抗議。然而，他們已被證明是不科學的，我們黨是實行辯證唯物主義的黨，它一直朝著，將來會繼續朝著革命的方向前進。
　　總的來說，從戰略的堅定性與戰術的靈活性的相互關聯方麵來理解新人民民主、製憲會議和民主共和國才是合適的。每當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在思想、政治、組織和物質力量方麵還弱小的時候，它就強調，也應當強調通過戰略口號進行多方麵的政治揭露，以形成自己的思想和積聚力量。當黨強大並接近戰略目標的時候，它就擔負起，也理應擔負起負責任的領導的角色，通過團結盡可能多的力量和強調政治口號以確保政治出路。人們應當清楚一件事，我們黨在吸取了20世紀革命與反革命的經驗教訓後談到要發展21世紀的民主，並相應地接受了反帝反封建憲法框架下的多黨競爭。然而在這裏，製憲會議、民主共和國應該從戰略的堅定性和戰術的靈活性方麵來理解。當到了領導國家的階段，而要求鬥爭仍采取發動初期的形式，或處於鬥爭發動初期的階段卻要求領導國家階段的特點，兩者都不代表辯證唯物主義。
　　聯合馬列的多黨人民民主表現的是資產階級議會主義的階級調和和改良主義，而我們民主共和國的口號是在力量平衡的情況下借以推進階級鬥爭的過渡性的革命口號。在這個意義上，聯合馬列的多黨人民民主同我們的民主共和國在本質上有著巨大區別。最近，聯合馬列也談到要朝著民主共和國前進，我們之間一直在這些關鍵共識方麵進行著討論。我們希望通過遵守民主共和國的口號，聯合馬列也會從階級調和的改良主義路線轉變到階級鬥爭的革命路線。
　　我們黨非常認真地對待同議會政黨達成的12點共識。我們沒有把它視為兒戲，而是把它看作是為了滿足人民對和平和民主的渴望、反對獨裁的封建君主專製所必需的具有曆史意義的實際的共識。隨後的反對君主專製的抗議活動不僅證明了它的重大意義，而且也是對它的認可。作為通過製憲會議選舉實現徹底民主(即我們所理解的民主共和國)進程中的第一個裏程碑，12點共識具有長遠的重要意義。
　　隻有在決心推動革命前進，運用馬克思主義科學的時候不陷入左或右的教條，才會站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立場上。我們黨在建黨初期，通過對外反對右的修正主義，對內反對莫漢’比克拉姆教條修正主義的鬥爭不斷前進著。這些鬥爭鼓舞著我們遠離尼泊爾共產主義運動中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公式來理解的一貫偏向，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門科學來運用。這一認識使我們能夠決定利用議會教育尼泊爾社會認識到議會的無用和人民戰爭的必要。“左的”保守者們把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看作是一成不變的公式，他們認為我們陷入了右的泥潭，而當我們揭露議會的時候，右派把我們視為教條主義者。實際上，我們既不是右派也不是教條主義者，我們隻是馬列毛主義者，這一點曆史已經證明。事實上，我們努力所做的不是新東西，而隻是試圖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壯大添加新的動力，在列寧逝世後，由於斯大林同誌的缺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受到破壞，而毛澤東同誌又努力把它推向前進。
　　我們不會說由於我們在利用議會後又走上了人民戰爭，那麽世界上其他人也必須這樣做。我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當今世界，利用議會的戰術，其作用幾乎已經窮盡。然而不考慮國家和人民的具體情況而一味地抵製一項製度不是馬克思主義。忽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和群眾路線僅僅意味著使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主義失去意義，使其降低到宗教教義的水平。我們利用議會的經曆，重要性不在於利用議會，而在於把馬克思主義理解為一門科學。
　　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類思想的一切發展過程都受到對立麵的絕對鬥爭和相對統一的推動和製約。毛澤東同誌把這解釋為矛盾的絕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推動黨和革命前進的過程中，會有無數的矛盾必須去解決。換句話說，黨總是麵臨著大量工作要做。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我們理順意見、計劃和方針的亟需重視的方麵與那些雖然處於次要地位但仍需不斷注意的方麵，就能夠以科學的方法達到自己的目標。
　　在以科學方法處理好內部不同方麵的原則的基礎上，黨的具有曆史意義的第三次擴大會議提出了一係列在整個人民戰爭的發展過程中需要重視和注意的戰略和戰術。黨在決定每一項方針、計劃和綱領時，也總是遵循著這一科學原則。
　　
　　黨、組織
　　
　　1、思想與組織的關係
　　隨著尼泊爾革命思想和戰略戰術的發展，我們黨也經常按照新的思想和戰略建立新的組織。思想和組織機構與工作作風之間有著辯證的關係。如果不能正確地處理和協調這種關係，思想和組織之間的矛盾就會產生。回顧我們黨的曆史可以看出，黨的領導產生了新的思想，那麽黨就會勇敢地建立新的組織。從團結中心的組建到毛主義黨的成立，經曆了團結——鬥爭——轉變，以及在新的基礎上實現新的團結的係列發展過程。隨著思想的發展和革命的需要，必須要打破舊的組織建立新的組織，並不斷地進行轉變並產生活力。一直以來我們黨主要就是這麽做的，剛剛發生的中央委員會的解體就是很好的證明。但是，許多情況下，黨發展的新思想不能被黨內的許多領導和工作人員很好地吸收領會，結果就又轉向舊的組織和工作作風上去。我們黨在中央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上作出建立根據地和軍隊的決定後，對於那些畏縮不前的人給予了打擊並頒布了一個名為《組織問題的幾個方麵》的文件，這一文件現在仍有現實意義。21世紀世界革命貢獻的偉大思想，與狹隘的、無政府主義的、幫派的以及極端自我的個人主義的諸多流弊發生著猛烈的衝突。
　　
　　2、黨的團結和鬥爭
　　談到黨的建設，2001年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有如下表述：“普拉昌達同誌領導下組建的尼共(團結中心)，不是尼泊爾共運中某些黨派集團的簡單合並或聯合，而是革命進程中一次偉大的跨越和新的開始。團結中心大會通過的思想和政治路線不是尼共四大和五大後任何黨派集團的自然發展的結果，而是與修正主義長期鬥爭後的徹底決裂。它不是任何內部的簡單融合，而是產生質變的化學反應。”但是，在團結中心組建近十五年後仍然可以看到黨內由於內部鬥爭而發生分裂的幽靈在抬頭，這給黨的內部鬥爭帶來不健康的影響，而且阻礙了黨的核心的發展。我們認為，黨的二大報告中的上述結論是正確的。但後來黨的不健康的內部鬥爭同時也表明，把二大的思想吸收消化並按照其科學思想轉變或改造黨的組織還很難。這背後的客觀原因是尼泊爾社會存在的小資產階級的物質社會基礎，主觀原因是受莫漢·比克拉姆的無政府主義和狹隘宗派主義的餘毒的影響。在黨建問題上，莫漢·比克拉姆一派的主要觀點就是：鬥爭——分裂，再鬥爭——再分裂，而毛主義黨所主張的“團結——鬥爭——轉變”和“在新的基礎上實現新的團結”的思想在他們那裏根本找不到。我們黨中央的大多數成員在一段時期內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莫漢派錯誤思想的影響，以致他們身上流毒不淺，熱衷於搞宗派主義。他們用否定的辯證法(而不是否定之否定)，把鬥爭視為分裂的基礎，而不是轉變的基礎，把黨內鬥爭引向不健康的方向。他們看不見團結中有鬥爭，鬥爭中有團結，不懂得運用“正見、異見和對話”也就是“團結、鬥爭和轉變”的創造性的辯證法。因此，現在我們黨特別強調要反對小資主義和唯物質論，強調思想鬥爭中的轉變。如果不能正確理解鬥爭和轉變的意義和重要性，就很難與宗派主義和分裂主義的莫漢派劃清界線。要黨而不是要宗派，要轉變而不是要分裂，這是我們黨的最新觀點。從領導者到普通黨員，每一個人都要認真思考鬥爭和轉變這一問題，努力提升自己的思想和觀念。
　　
　　3、在革命中革命的思想
　　在半封建半殖民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背景下產生的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伴隨著人民戰爭和新政權的發展在黨內出現的階級變化、官僚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以及由於缺乏足夠的思想和政治教育而產生的形形色色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是我們黨目前的主要問題。這些問題不光是尼泊爾革命運動中我們黨出現的問題，而且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普遍問題。我們黨目前出現的問題隻是冰山一角。為了堅持真理和阻止將來的反革命，我們黨在上次中央全會上作出了在革命中革命的決定。在革命中繼續革命的思想主要來自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那次中央全會上，我們黨經過激烈討論，指出為了防止反革命黨，我們要繼續發展自己的思想和觀念，甚至不惜建立自己的新黨。
　　
　　4、十年來主要的黨內鬥爭
　　在這裏不可能展開來談過去十年來黨內的鬥爭，我隻能簡要地談一下黨內的主要鬥爭。在發動曆史性的人民戰爭的第一個計劃的醞釀過程中，就領導問題產生的爭論是黨內的第一次主要鬥爭。人民戰爭發動後不到一年，針對黨內三名負責同誌所表現出的思想動搖而展開的非常敏感的鬥爭為第二次黨內鬥爭。在敵人所謂的“基洛色拉2號”圍剿行動中召開的黨的第四次擴大會議上為建立黨的領導集中化而展開的鬥爭為第三次重要的內部鬥爭。第四次擴大會議之後反對阿羅克派的廣為談論的鬥爭為第四次主要的內部鬥爭。第五次即最嚴重的一次鬥爭是去年在黨的領導集中化和純潔化問題上發生的甚至已走到了分裂邊緣的鬥爭。簡要地說，這五次鬥爭就是我們黨在過去十年的主要黨內鬥爭。上述五次鬥爭盡管隻是少數不同人的不同錯誤，但黨經過鬥爭最終發展了自己的思想，並通過轉變，在新的基礎上實現了新的團結，成功地使革命到達一個新的高度。這裏，我們黨的領導的科學性已經接受了曆史的檢驗。每一個革命者都要以此為榮，不斷地把革命推向前進。
　　
　　5、革命的領導和繼承問題
　　革命運動的曆史經驗證明，被壓迫階級如果沒有產生自己的領導，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革命的領導問題是關乎黨和革命成敗的關鍵。領導的產生不是某一個人的主觀意願，也不是把某一個人推上位置去就可以的，它是階級鬥爭和思想鬥爭的曆史需要產生的。這樣的領導團隊裏也許會有某某人，他們的主要領導也許會是某某人，這些都是曆史的機遇。馬克思主義一直清楚闡明了這一科學結論。
　　但是，現實問題是，當這些黨成為執政黨後，領導問題就又變得複雜化了。20世紀的革命和反革命的經驗表明，隨著政權的發展，黨內鬥爭中使用暴力的危險性、可能性和必然性在增加，而隨著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強化，國家消亡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具體地講，斯大林同誌在黨內鬥爭中使用暴力，以及在他去世之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前蘇聯的反革命運動，迫使當今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嚴肅地思考這一問題。一直以來，我們黨都在嚴肅地研究和思考領導權這一問題。在此背景下由中央辦公廳向中央全會提交了一份討論報告。報告的主要議題是如何使被革命運動力量賦予領導權的黨的最高領導和領導集體日漸遠離政治事務而專心於思想工作，以及如何創造物質條件訓練下一代成為革命的繼承人。我們黨認為，當黨的主要領導人去世之後要確保黨的繼承人不會有發生反革命的危險並繼續革命。
　　
　　6、人民民主和多黨競爭
　　黨的《發展21世紀民主的決議》主要是在20世紀民主與專政的正反兩方麵經驗的基礎上作出的。按照這一決議，在憲法框架下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多黨競爭，可以使國家政權中人民的監督、管理和幹預具有活力，從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和防止反革命力量的抬頭。隻有在發展民主的基礎上鞏固專政，才能最終為階級、黨和國家的消亡奠定基礎。以多黨競爭的方式來不斷提高人民政治覺悟，像列寧所說的將使社會主義充滿活力。社會主義競爭愈廣泛和生動，國家消亡的力量愈強烈。我們黨的決議的本質就是要把無產階級民主從機械的、工具式的理解中解脫出來，使其具有活力。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黨、思想、軍隊和政權是一個不可分割的體係。黨有思想，並由這種思想建立軍隊，再由軍隊來建立政權。如果明天我們在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或者社會主義中承認多黨競爭的話，那麽是否每一個黨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思想建立自己的軍隊呢?這是—個極其複雜的問題。對此，我們必須弄清的主要問題是國家的階級形態。曆史經驗和馬克思主義的結論認為，沒有階級的國家隻是資產階級理想主義的虛偽幻想。我們設想的新民主義國家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各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建立這樣的國家就必須摧毀舊的國家，在摧毀過程中人民大眾要建立自己的軍事力量和其他國家機器。這樣，當反帝反封建的國家政權建立後，代表各階級人民和思想信仰的政黨就沒有必要建立各自的軍隊了，因為他們的利益之間沒有某種敵對的矛盾存在。實行人民民主專政之下的民主競爭，能使人民的國家更強大。到那時，隻有在兩種非常情況下，才可能提出建立軍隊的事情。一種情況是，領導民主國家的黨轉變為對人民實行剝削、壓迫和鎮壓的反革命的黨，這時任何一個政黨都可以利用人民暴動的權利，建立自己的軍隊，而且也必須建立軍隊。另一種情況是，以人民的名義參與競爭的任何政黨蛻變為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代言人，並有可能以武裝暴力的形式出現時，人民就必須要對他們實行專政。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忘記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憲法框架。
　　
　　人民戰爭和人民軍隊
　　
　　1、人民戰爭的準備和發動
　　在尼共(四大)的阿逾陀決議中莫漢·比克拉姆提交了有關武裝鬥爭的報告，之後至1990年曆史性人民運動的前夜，當時的尼共(火炬黨)一直扮演著領導準備和發動武裝鬥爭的積極角色。回顧這一初期的準備工作和1990年的人民運動，我們感到人民戰爭在思想、政治和組織上的準備還很不充分。為了彌補這種不足，在人民運動之後的國內新形勢下，散布在各個黨派集團中的革命者開始聯手合作，結果成立了尼共(團結中心)。在1991年團結中心的成立大會上，團結中心黨內以絕對多數通過了反對各種改良主義和按照尼泊爾的特點開展持久人民戰爭的軍事路線。大會之後人民戰爭四個方麵的準備(思想與政治準備、組織準備、技術準備和武裝鬥爭準備)開始了。在武裝鬥爭準備上，黨一方麵強調加強農村階級鬥爭，另一方麵努力通過公開陣線(當時的聯合人民陣線)向人民宣傳民族、民主與民生的急迫問題，並教育他們通過包括“關閉尼泊爾”(大罷工)的人民鬥爭和人民大會的形式來解決問題。這一過程中黨內改良主義代表人物尼爾莫勒·拉馬、魯帕拉爾·比什瓦卡爾馬等人對我們的準備工作感到很害怕。尼爾莫勒·喇嘛甚至公開說，要在發動人民戰爭之前十五天告訴他，好讓他選擇自己的路。在那種情況下，團結中心黨內兩種路線的鬥爭很自然地表現為敵對形式。最終，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把右傾機會主義的拉馬和比什瓦卡爾馬開除出黨，為人民戰爭的具體的技術準備掃清了道路。
　　幾個月之後，黨召開了中央全會第三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在尼泊爾人民戰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為，這次會議第一次在權衡尼泊爾社會曆史和現狀特點的情況下，梳理和製定了包括階級鬥爭在內的人民戰爭的具體階段、戰略和戰術原則。這次會議展開的討論和通過的決議使黨內形成了關於人民戰爭的一致理解。回想當時，就在此次會議召開之前黨內還有人認為人民戰爭應該慢慢地、逐漸地、以不打破秩序的方式向前發展，而且還在是否可以把發動人民戰爭的黨和革命的領導權賦予純知識分子的問題上對巴布拉姆·巴特拉伊同誌產生懷疑。這次會議一方麵改變了革命不應該打破常規而慢慢向前推進的觀點，使黨內形成了團結的氣氛，另一方麵也因為在黨的裏程碑式的決議中堅定地寫明了發動人民戰爭，從而消除了對巴布拉姆同誌的疑慮。所以，第三次擴大會議使黨在思想、政治、感情和意識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
　　這樣，在製定了人民戰爭的清晰的路線圖後，黨開始在內部和外部進行有計劃的最後準備工作。在此過程中，敵人針對羅爾帕和魯孔兩地農民鬥爭的羅米約鎮壓行動對人民戰爭的準備工作產生了不利影響。為此黨中央召開了最後一次會議，就兩個重要問題進行辯論。一個是人民戰爭的發展到底是急是緩的問題。在這一問題的辯論上，一些同誌認為不能提“激進”兩個字，而應該是“快速”的發展；另一方麵，包括黨內主要領導在內的大多數同誌認為不管有多少曲折和困難，人民戰爭都要以“激進”的方式推進。討論最後終於在“激進”問題上達成一致。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黨的領導問題。在當時，人民戰爭發動之前就已被清除出黨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四處指責我黨內部存在“平行領導”和“寡頭政治”。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在基仁同誌堅定地為當時的普拉昌達總書記辯護後，達到了激烈和誇張的程度，但最後基本達成了一致意見。這次會議結束時通過了發動人民戰爭的第一個計劃。1996年2月13日，人民戰爭終於揭開了序幕，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
　　
　　2、軍事戰略的發展
　　2001年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按照當時尼泊爾和國際的特殊形勢，提出了在持久人民戰爭和武裝暴動兩種不同的軍事戰略之間進行調和的觀點。近期黨又認為應該發展21世紀新的人民戰爭軍事路線。
　　在談論尼泊爾人民戰爭背後的思想基礎和創新之處時，黨的上述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總結出了“普拉昌達路線”這一特殊的思想體係。此次會議同時還認為，從軍事戰略發展來看，我們黨不應為20世紀兩種不同的戰略(武裝暴動和持久人民戰爭)的固定模式所局限。信息技術的空前革命使世界變小以及全球化帝國主義的集中剝削和壓迫，使我們黨在對20世紀正反兩方麵經驗的深刻分析的基礎上，得出了黨應該作出在持久人民戰爭中有武裝暴動、在武裝暴動的同時又有持久人民戰爭的新的戰略調整。這一結論為尼泊爾人民戰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廣闊空間。威懾性進攻、談判、停火、重新進攻、再重新談判，這是21世紀新軍事戰略發展的前提，也是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軍事總結。
　　發展21世紀新軍事戰略，主要依據黨的《發展21世紀民主的決議》以及剛剛召開的中央委員會通過的曆史性決議的精神。與20世紀30、40年代相比，如今人類已大步向前。生產力處在新的位置，信息與通訊技術處在新的位置，帝國主義處在新的位置，與之鬥爭的人民群眾也處在新的位置，因此無產階級的軍事戰略也必然有新的發展。現在我們黨有一個形象的說法是，“站在敵人的肩上打敵人的頭”，這其中包含了21世紀新軍事戰略的雛形。雖然“站在敵人的肩上打敵人的頭”不是一種純軍事戰略，但它與發展21世紀馬列毛主義思想這一問題相聯係。它代表著在堅決地與右傾修正主義作鬥爭的同時，也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組織內部產生的傳統主義、僵化主義、教條主義和模式主義思想作鬥爭，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一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的代表。目前，在偉大實踐中成功運用的這一軍事戰略對21世紀新思想的總結具有重要作用。
　　我們認為，秘魯人民戰爭受阻的主要原因是沒有依據當今世界形勢作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而在戰略堅定性和戰術靈活性的運用實踐上出現了失衡(單方麵強調戰略)，以及在領導權問題上出現了極端理想主義錯誤。尼泊爾人民戰爭的準備、發動以至發展至今所產生的新的思想、政治和軍事戰略觀點是不會重蹈秘魯的覆轍的，這也是我們取勝的可靠基礎。
　　
　　挑戰與可能
　　
　　如何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發展馬列毛主義以反對21世紀的帝國主義，是尼泊爾人民戰爭的主要挑戰。十年人民戰爭的成功推進，為發展馬列毛主義思想提供了客觀基礎；而馬列毛主義的發展，又使人民戰爭的勝利成為可能。我們不會像占星家那樣去預測未來，但過去十年人民戰爭和尼泊爾社會的變革，將會使尼泊爾革命在下一個十年為世界革命提供新的思想。尼泊爾人民戰爭是必勝的，當尼泊爾轉變為人民共和國後，尼泊爾的和平與進步將在未來十年內大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