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 從中國大閱兵引發的海外雜音說起

[宋魯鄭] 從中國大閱兵引發的海外雜音說起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按照中國慣例，將舉行國慶大閱兵。國慶閱兵，是國際慣例，更是展示國家形象和力量、凝聚國家和民族共識、提高全民自豪感 的有益有效方式。況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甲子，徹底終結了百年屈辱史，重建了國家獨立和主權完整，曆史性地扭轉了近代史以來國力下滑的趨勢，走向了現 代化和重新崛起之路，居功至偉。

然而，就是這樣一件在其他國家十分普通和常見的國家行為，居然在海外引起部分學者的批評，甚至提議由人大進行阻止。其理由是閱兵炫耀武力屬於陋習，認為“大 閱兵是極權和獨裁政府鍾愛的遊戲，是一種與現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陋習”。大閱兵炫耀武力，傳達的訊息是傲慢，隱含著對和平的蔑視，易引發國際社會對中國 “和平崛起”誠意的懷疑。

顯然，這些海外知識分子如果不是無視事實的話，就是項莊舞劍了。法國，每年國慶都要舉行閱兵，展示國威。似乎在這些人眼裏就不是陋習，就不是極權和獨裁政府鍾愛的遊戲，傳達的訊息就不是傲慢，就沒有隱含著對和平的蔑視。就是我們亞洲的鄰國、尚有4.5億 人處於貧困線以下的印度，也是每年都舉行一次國慶閱兵，而且每次都要將最新式的武器拿出來炫耀一番。還有巴基斯坦、韓國、俄羅斯、捷克、羅馬尼亞、西班牙 等等，不一而足。不錯，美國是很少在國慶節進行閱兵，而且軍費開支也很透明。然而，美國卻是世界發動戰爭最多的國家。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對外用兵30多次，其頻率遠高於冷戰時期，大規模的就有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一直到2007年，美國在全球的調查中，都是穩坐威脅世界和平的頭把交椅。顯然，閱不閱兵和威脅世界和平並無關係。

我相信在海外的這些學者，不會無知到這種程度，顯然是另有他因。其實這種類似西方雙重標準的做法，在海內外某些華人屢見不鮮。中國著名的劇作家沙葉新，在“ 三鹿”奶粉事件後，發出這樣的評論：“是我們的製度出了問題，我們的民族出了問題，我們的文化出了問題，是我們的血脈、我們的根基出了問題，而且病入膏 肓，難以救藥”。而事實是，中國各級官員紛紛道歉，對肇事者、包庇者嚴懲不貸，對受害者全力搶救，並迅速在法律上尋求解決之道。當沙葉新麵對帶給全球百年 一遇的經濟危機的美國，這個既不道歉、也不懲治責任者、也不救助受害者、反而全力救助肇事者的美國時，這位中國著名劇作家卻保持了沉默。就在同一時刻，日本發生毒大米事件，而且官員態度極度傲慢，拒不承認任何責任。這個時候，哪些海外知識精英卻再次耐人尋味的消聲。

當全球經濟危機波及中國時，這部分海外精英高喊，中國的政治經濟不協調發展，導致中國不能順暢地走向市場經濟的健康軌道，指責中國過度依賴出口的經濟增長模 式，並以此質疑中國的四萬億救市政策：體製不改，光拿鈔票就能度過危機？可是，誰都知道，這場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就是來自於他們眼裏政治經濟協調發展、市場經濟十分健康的美國！中國一方麵是受害者，另一方麵還不得不與其他國家一起承擔救助全球的責任。難道你們要中國政治經濟協調後重現美國的悲劇？至於中國 的出口模式，我們知道，僅有八千萬人口的德國，是全球第一貿易大國，經濟總量還在中國之後，每四個人中更有一個人依靠出口就業。顯然，德國的出口對外界的 依賴不知要比中國嚴重多少倍。可是為何單單放過德國，卻把矛頭指向中國？

國內著名學者秦暉認為，中國之所以成功有兩條，一是全球化。二是低人權成本，進而得出中國的發展模式是對人類好不容易形成的文明的威脅。並把中國做如下描述：“拒絕民主、壓抑參與、漠視思想、鄙視信仰、 蔑視公正、刺激物欲來促使人的能量集中於海市蜃樓式的單純求富衝動”。在他的眼裏，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中國一片漆黑，四億人口這一人類曆史上最大規模的脫貧 紀錄是進入不到他的視野。改革三十年導致“人權成本上升”以致跨國企業紛紛撤離中國，向“人權成本”更低的“印度”等國轉移，更是不會被秦先生所認可。更不可思議的是，秦先生對遠遠落後於中國、腐敗也比中國嚴重的多的印度大加讚歎。並對印度的落後做如下辯護：雖然1949年時印度比中國略先進，但過去一百年間，印度是一直比中國落後的，所以現在落後並不足奇。可是和西方比，這些精英就換了思維：日本二戰後和中國起點差不多，為什麽日本就比中國領先這麽大？

2008年，當海外留學生和華人出於義憤對西方不實的報道進行抗議時，這些海外知識精英再次把“極端民族主義”的帽子扣在了中國的頭上。可是，當美國共和黨候選人麥凱 恩把“國家至上”做為競選口號的時候，當美國總統布布什告別演說中一語道破天機：“我始終是以我們國家的利益為考慮標準”時，當新任總統奧巴馬就職演說絕 口不提“民主”，張口閉口都是“國家、美國”時，沒有人送給美國“極端民族主義”的帽子。

當汶川發生百年一遇地震，中國總理溫家寶第一時間乘機奔赴災區，整個黃金搶救七十二小時中一直處於指揮第一線。中國以三十年改革開放積累起來的雄厚基礎，在 極短的時間動員了龐大的人力、物力、軍力全速救援。其動員能力舉世震驚。然而，這些海外知識精英視而不見，卻大談何以未能成功預測。可是當日本發生神戶大 地震、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以及巴基斯坦、俄羅斯等國發生強烈地震造成重大傷亡時，他們何不提出同樣的疑問？還有2003年8月初，當法國遭受罕見高溫襲擊造成上萬人死亡時，這些民選官員依然故我沉浸於度假之中。甚至法國總統希拉克直到三周假期結束後的8月20日才悠然返回巴黎。2005年美國發生傷亡慘重的卡特琳娜颶風時，無所不知的布什正在度假，災難發生後的第三天下午才中止度假，前往災區視察。當天美國國務卿賴斯正心無旁騖的在紐約以奢侈品牌雲集著稱的第五大道上試穿各式高跟鞋，第二天則在看音樂劇，第三天在災區情況惡化到頂點的時候，“黑人的女兒”賴斯“卻在網球俱樂部裏和美國前世界冠軍塞萊斯切磋技藝”。當今天美國正處於百年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一刻，美國總統奧巴馬依然斥資1.5億美元----這一曆史最高記錄----舉行規模空前勝大的就職儀式。請問，這些海外精英，你們的批判精神哪裏去了？

中國著名詩人流沙河在成都草堂讀書會“紀念抗戰勝利一甲子”討論會上發表演講，引用“庚子賠款”等一係列美國對華“友好”事件，慷慨激昂的喊道：“美國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中國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國人。”眾所周知，庚子賠款。明明是中國被掠奪的財富，後來被中國人發現多要了，向他們索賠，他們認賬 了，歸還了，於是我們就要感恩戴德了？抗戰勝利時，中國直接放棄戰爭賠款，日本可否出現過流沙河這樣的人士呢？中共做錯了事，承認錯誤，並做了賠償，可為 什麽仍然總有人不肯接受呢？不但沒有象對待美國這樣對待中共，更反而天天掛在嘴上聲討。這樣的知識精英，令人歎息。

最近，舉世矚目的美國總統大選爆出假演事件。不僅組織方、表演者毫無愧色，理直氣壯，認為“氣候讓這變得不可能。沒有人要欺騙任何人。這個場合必須完美，你不能有一絲錯誤。” 然而，我們聽不到這些海內外精英的強烈而正義的反響。相反同樣的事件，隻要是發生在中國，國內外的一些知識群體往往義憤填膺，大加撻伐。如著名的南方報係、著名的媒體人長平先生，就為此專門寫過一篇文章《春晚何苦要真唱》，對假唱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還有這些群體對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的假唱事件的強烈批評。

最後，再來看看一位海外知名度甚高、成長於香港現旅居挪威的異議政論家鍾祖康先生，此君向以公開支持台獨著稱。然而，更令人震驚的是他的如下觀點：“我們中國的祖先特別是自先秦以後這兩千年基本上都是胡混過來的，走一步錯一步，走一百步就錯了九十九步……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文明未必比猴子的高出多少，並未發展到人道主義的高度，夏蟲不可語冰。這個文明層次的鴻溝，本來是自命文明優越過人的中國人的極大悲哀……象中國這樣的文明早就應該滅亡，但奄奄一息的中國文明卻拒絕適時而死，一個文明該死而不死，不肯適時而死，強行以極昂貴的儀器和活人的鮮血去延長其性命，這 就是今天中國問題老大難的一大根源。”並借劍橋一教授之口說出“餘深歎支那人種是天生在應行淘汰之列的”。然後，他進而提出：“這個永遠長不大的中國老頭子真的隻有遇上優質的全麵殖民統治才能得救”。為此他不遺餘力的為西方殖民主義大唱讚歌，直歎鴉片戰爭發生的太晚，把英國譽之為不請自來的文明導師。為此 強烈反對中國收回香港，令其繼續被殖民，並誣蔑即使連香港民主派都無不肯定的《中英聯合聲明》為《養狗基本法》。他說：“中國有幸得到英國人的侵略，令香港做了英國殖民地150年， 才進化為半開化狀態。但中國卻由於成功避過被列強全麵殖民而依然停留在野蠻狀態。如果我們真的要怪罪於西方列強，那就是這些西方列強沒有經更強硬果斷的手 法管治中國。若列強當時能一鼓作氣將中國全麵殖民，或將中國瓜分，後果都很難比今天的情況更壞”。他進而歎息：“中國最後一次機會也許是二次大戰侵華，要 是日本戰勝中國而占領中國一段時間，迫使中國改革，中國尚有起死回升的一線生機。”當然最異想天開的是下麵這一段：“假如二次大戰日本真的戰勝而占領中 國，我又擔心日本會被中國這樣龐然大物大傷元氣甚至同化，假如是，將不僅是日本人的災難，也是整個亞洲甚至全人類的大不幸，因為日本大抵不能象現在那樣造 福世界了”。然而，最令人拍案稱奇的是以民主人士自居的鍾祖康卻從前人所未見的角度反對中國的民主：他在引用二十世紀初著名的人文地理學大師HUNTINGTON的巨著《種族的性格》論證了中國由於荒年過多，因此導致中國人逆勢淘汰，兩千多年下來，隻剩下完全自私自利之人。因為沒有畸形發展極端的自私自利心，也就抵擋不住這樣的饑荒。HUNTINGTON斷言：“鑒於中國完全沒有責任心，中國根本絕對不宜建立共和國這樣的政體，但相對冒進的南方人卻硬要把這種製度帶來了”。然而，就是這樣的知識分子，居然被台灣和海外異議人士視為至寶，歎為觀止。當然鍾祖康先生並不孤單，有人寫信這樣支持鍾先 生：“好在香港被英倫強暴了一百五十年，否則香港隻會是深圳之類的搞笑城市”。

再請看遇羅克（知名文革受難者）的妹妹遇羅錦（文革時聞名的《出身論》作 者）在海外的公開言論：“壯哉鍾祖康！漢人有什麽可驕傲？吃人、殺人、整人、破壞中國文化、破壞中國傳統道德、將人變成惡和犬儒……種種惡事，都是漢人做的，都不是少數民族。不但台灣應獨立，西藏應獨立，新疆應獨立，連漢的省份也應各個獨立自成一國，將大漢族、大中國、大一統、大一黨的‘大’變成‘小’……不把‘大’和‘統’打倒，人們的生活、人們的道德休想能好起來。”

曾有無數博友留言質疑為何我在西方卻批判西方、批判民主、肯定中國。本文就算是一個回複吧。另外，本文也可以回答一個問題，何以中國的“民主派”、“自由派”群體如此的孤立和不成氣候。2008年， 一向以人民代言人自居的《南方周末》卻遭到做為一份媒體最難堪的空前否定：在大學校園裏發生大學生自發火燒《南方周末》的事件。關於這些“自由派”人士的 處境，體製內的學者謝韜一席話可謂淋漓盡致：“現在中國出現老的打先鋒，中年保守，青年漠然的態度”。而所謂保守與漠然，不過是對他們的主張和表現保守和 漠然而已。當汶川地震發生時，中年人，青年人漠然了嗎？保守了嗎？當西方對西藏事件歪曲報道，中年人，青年人保守了嗎？漠然了嗎？當奧運會舉辦時，中年 人，青年人漠然了嗎？保守了嗎？謝韜先生所謂“中年人看重現實利益和青年人隻知追求金錢”的分析何以就行不通了？與其為自己的被冷落尋找各種外部理由，還不如多多反思自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