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曆史看獸首拍賣風波

從大曆史看獸首拍賣風波


來源：新華網 時間：2009-3-4


　　 1840年的倫敦是一個怪獸般的城市：街上汙水橫流，肮髒不堪；金錢欲在人很年輕的時候就腐蝕掉一個人，讓他的心變得冷酷；賣淫相當流行。1840年的巴黎也同樣是被悲慘籠罩的城市：法國大革命剛剛過去50年，恐怖政治和暴民的影子在巴黎處處隻容一人通行的小巷裏群聚，醞釀下一次鎮壓和暴動。

　但是，在社會大眾層麵的墮落和悲慘之外，歐洲擁有中華帝國無法比擬的工業，擴展的野心，和比槍炮更有力的、凝聚一心的現代民族主義。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被焚毀的圓明園就成為了曆史的多重隱喻：它的富足和華麗象征著中國的優秀， 而毀滅它的歐洲人，卻在貧瘠、野蠻的同時，又是國際公法和規則的製定者，現代文明形態的先驅。他們是現代民族主義的締造者，卻又在今天呼籲著世界防範中國的民族主義。

　 對中國來說，西方的這一雙重影像從來都是難解之謎，不甘心也就在這裏：“憑什麽？你們本性野蠻，國土貧瘠；若不是靠槍炮和毀滅，又怎能在全球推行你們的規則，以你們的文明標準為主流標準？”對圓明園獸首的爭奪，隻是一則在中國現代工業與經濟發展背景下的政治性的隱喻：這是重申國家的尊嚴，對曆史不公正的判決的上訴。因為每一個中國人，都在心中默默保留了一個被侮辱的祖先。

　 不知是誰，將19世紀英法貧窮、悲慘的貧民、農民與失業者投入了中國；不知是誰，將圓明園擺在了他們麵前。這些昨天城市裏劫掠的流氓、失了土地的農民、往日的被踐踏者，突然發現自己站在圓明園輝煌的皇家園林麵前時，一切都已經注定了。法國史學家布利塞的《1860：圓明園大劫難》是一部關於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細致記述。他提到，士兵們起初按照命令，一切保持原樣。但當第一個人經受不住誘惑開始搶劫時，所有人都突然陷入了欲望帶來的集體瘋狂。沒有人是天生的強盜，沒有人是天生的受害者。那些士兵本是值得可憐的窮苦人，但當誘惑來臨時，一切都被無可挽回地決定了。

　時間前行一百五十年。今天的歐洲早已不是我們在曆史文卷中看到的野蠻的景象，平等與自由的夢想，已經在歐洲繁衍。事實上，曆史仍然做出了判決，而舊歐洲已經被懲罰了兩次：一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民族主義，這把歐洲用來對付中國的利劍，已經將舊歐洲自己砸得粉碎。從德法邊境幾千公裏的戰壕、凡爾登的絞肉機、到將德累斯頓變成火城的火焰風暴，以及完全被炸為廢墟的布雷斯特和舊倫敦，歐洲已經死了一次，又複活了。


　中國也是。中國有了傲視全球的經濟增長，有了國際上的地位。不同的是，經過了多次革命，中國還沒有完全從祖先的陰影中走出。或者說，中國全力發展的心理動機，還是建立在“落後就要挨打”、重新強盛並向曆史討回公正的基礎上。

　但是曆史並不因道德優勢而青睞複仇者。

　我並非鼓吹忘記悲情、忘記曆史；相反，我認為我們可以有一種除了恥辱與複仇之外更深刻地看待曆史的方式，用更深厚的胸懷來容納傷痕。隻記得住仇恨，或隻有非敵即友觀念，都是不成熟的。今天是民主與自由的時代，夾雜著重新繁榮的勝利感的民族主義狂熱並不會帶來掌聲，而隻有驚疑的目光和憤怒的對抗。而這，恰恰是我們被世界所理解的阻礙。

　我們已經在物質上實現了現代化，我們還需要更符合這一時代的現代精神，才能再次成為一個可與我們的祖先的輝煌相提並論的偉大國家。□王晶(留法學生）

[colourless]

誰規定的‘挑戰規則製定者’就是‘民族悲情’的反應？蔡銘超無非是用‘汝之矛攻汝之箭’罷了。是對文化平權的追求和反映，是真正的‘民主主義者’。
西方精英脅‘民主，自由，人權’令天下‘諸侯’。他們對外輸出‘民主，自由樣板戲’對內‘又哄又騙’愚民眾。純粹的欺外瞞內。如果法國人民知道曆史，應該不會認為XXX是合理的。我們不怕民主，我們熱愛‘真正的民主’，我們真在推動更真實的國際民主。
蔡銘超不應當被解讀為是狹隘的‘報複’，因為他‘無仇’與拍賣。他無非是嚐試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去撕一張龐大的精美的虛偽的麵紗。
這是一張無比大的高強度麵紗，撕毀它，需要全世界人民的通力合作，包括西方愛好和平與民主的人民。中國崛起的曆史責任是推動世界文化平權，完善民主製度。當然，這得從質疑文化霸權開始。蔡銘超的拒付，與環球護火炬是同一性質。不是要打倒誰，或是討還啥。我們是在要求-他們廣告的 - ‘天賦人權’- 公平，公正的國際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