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崛起的邏輯

大國崛起的邏輯



作者：張文木



　　“大國崛起”，不僅是一種曆史現象，同時也應當被視作國家理論中的一個特定概念。概念是要有邏輯支撐的，邏輯支撐是要有曆史內容的。

　　孟子曾對“大國”概念及其內在邏輯關係有很好的表述，他說“以仁假力者霸，霸必有大國”。（“孟子?公孫醜上”劉俊田等譯注：《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5頁。）這裏的“霸”講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霸權”，而是有影響力的國家；所謂“仁”，講的是國家製度，而“力”則是一個國家的現實國力。這樣，大國崛起就應具備國力和製度這兩個要素。其中，國力是資源轉換形式，因此，大國首先應是資源占有和控製較多的國家。孟子的話，對現代國家崛起的研究，也同樣適用。

　　人總是要吃飯的，為了經濟利益人們便組成各種社會集團，並以集團的名義展開階級的和民族的鬥爭，這種集團發展的最高形式就是國家。古代國家內外關係以血統皇權維係，近現代國家內外關係則以法權意義上的主權維係。這樣，主權就成了現代“國家崛起”理論的邏輯起點。與人要吃飯的道理一樣，國家更是一個汲取資源的強力係統。國家的崛起需要資源支撐。這樣，國家存在所依賴的資源則成了“大國崛起”邏輯演繹的第一環節。由此便派生出如國家力量、國家權力、國家權利、國家製度和國際民主等概念係列。概念是邏輯演繹的“紐扣”。

　　但是人畢竟與動物不同，人在吃飯的同時，還是要思考的；國家在需要資源的同時，也要有意識形態和相應的社會製度。物質資源，尤其是戰略性物質資源的有限性與極難再生性，決定國家間的關係是一種絕對博弈關係，但是絕對博弈中可能出現的絕對“零和”結果，又使人的絕對博弈關係在許多情況下變為相對博弈關係，在各自國家力量的邊界尋求理性和解。一張世界地圖，告訴我們的就是這樣的道理。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崛起本身並不僅僅是國家為獲得資源釋放國力的物理過程，確切說，它更是一個政治過程。國家政治是國家力量的理性使用。亞理士多德說，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

　　辯證法是邏輯演繹的科學方法，人類自覺運用辯證邏輯的能力是理性的表現。

　　國力是國家崛起的基本條件。國家力量的核心當然是軍事力量，馬克思說：“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819頁。）但是，國家軍事力量是要有邊界的和不可透支的。這是因為國家可控資源是稀缺和絕對有限的；除非這個國家將全世界的資源擁為已有。但這樣就會出現一國與所有國家相對立並不可能取得勝利的悖論。曆史表明，大國崛起於地區性守成，衰落於世界性擴張。對已崛起的大國而言，其衰落速度與擴張程度為正比。德國俾斯麥在主權統一問題上不惜鐵血，但在統一後，盡管德國已有了令整個歐洲望而生畏的武力，但此時德國外交卻表現出少有的溫和並由此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幸的是，德國威廉二世及後來的希特勒放棄了這種與大國交好的溫和外交政策，走世界擴張和無限透支武力的道路，這又使德國在大戰後慘被肢解。二戰結束之初，美國也曾表現出全球武力擴張的傾向，朝鮮和越南戰爭透支了美國的國力，並造成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末衰落。尼克鬆上台後迅速果斷從越南撤兵，收縮國力，此後美國國力再次恢複並持續繼續上升。蘇聯解體後，美國重蹈冷戰時期世界武力擴張的覆轍，繼1991年和1999年的海灣和科索沃戰爭之後，美國在新世紀之初幾乎一年發動一場戰爭。現在美國陷在伊拉克不能自拔，國力出現衰落跡像。

　　這些曆史經驗對正在崛起的中國是有用的。盡管中國經濟已日益與世界融為一體，盡管中國對國際資源的需求日益增加，但中國一定要理性地認識和保持武力的使用限度：在主權統一問題上，中國武裝力量使用是果斷有力而不惜代價的；在國際資源利益問題上，中國的武裝力量使用是自衛性；在國際問題上，中國武裝力量隻用於在聯合國的框架下維持世界和平。與霸權國家不同，服務於中國崛起的國家軍事力量隻是一種自衛性力量，因而隻是一種有限使用的國家力量。如果中國能理性地認識並守成於這個這個限度，中國的崛起就是一個可持續的。為了主權的尊嚴和國家的獨立發展，中國應當敢於使用武力；同樣為了尊嚴，中國也要不輕易使用武力。現在我們再回頭反視毛澤東同誌提出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思想，以及小平同誌為中國未來50年的提出的“中等發達國家”的發展目標，就會理解這是他們那一代領導人，根據自己的政治經驗，所作出的對中國未來崛起邊界的理性限定。對今天中國人而言，最困難的也許不在於中國崛起，而在於中國是否可以理性崛起。理性崛起意味著準確地把握中國崛起的邊界，而規定這個邊界的則是國家資源可支撐的國力邊界。

　　國家崛起的邏輯必須是自主邏輯，依附於他國的國家是不可能崛起。目前拉美國家發展就是這種依附於西方資本的模式。拉美國家放棄了國際上的反霸鬥爭，依附霸權換來的卻是無窮無盡的國內階級鬥爭。拉美模式的要害在於以大量犧牲國內勞動者利益和民族市場為代價，主動向北方國家長期大量“供血”並以此換來與北方國家的“羅馬式的和平”（Pax Romana）即奴隸主與奴隸間的和平。這樣的結果是國家放棄自主發展道路，本國經濟喪失自我內部循環的條件，最終將國家命運交付給西方。曆史上，為了避免依附型發展道路，美國人民發動獨立戰爭；在南北戰爭中，林肯不懼來自英國的壓力，不惜鐵血打敗了一心想依附於英國的“南方同盟”，維護了民族市場，美國由此迅速崛起。上世紀30年代，中國蔣介石政權選擇了依附於國際資本的買辦道路，少數人積累大量財富，國家大規模向國際資本出讓利益，由此造成國內工農大量破產，民族市場嚴重萎縮。1949年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和1956年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使中國脫離了依附於國際資本的發展道路，並在以後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裏，迅速成長為一個令世界尊重的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強國。建國之初，中國外交上提出五項原則，是中國崛起的和平宣誓，由於這個宣誓有堅定的國家意誌和強大的國防力量支撐，達到了很好的效果。朝鮮戰爭的勝利，使中國在萬隆會議上受到東南亞國家的尊重和歡迎，西方人對周恩來也敬意有加。因此，大國崛起的過程也是“以仁假力”和國家威信形成的過程。

　　那麽，中國崛起的邏輯有什麽特點呢？

　　第一、主權是大國崛起的邏輯起點。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但中國又是一個主權尚未完全統一的國家。前者決定中國的崛起應當是一個被國際社會平等地接受，而不是強迫世界接受的過程。在國際法的框架下與國際社會和平互動，按自由貿易原則平等地分享國際資源是貫穿中國崛起始終的原則。此間，中國國力使用是有限的，軍事的性質僅屬於自衛性的。後者決定中國的崛起又是中國完全實現主權統一的過程。與“台獨勢力”鬥爭，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對中國來說，是不容討論和不能妥協的原則。從這兩方麵看，中國崛起的認識邏輯是有限與無限，相對與絕對的統一。

　　第二、資源，是大國崛起的邏輯演繹的第一環節，但對中國而言，它又是一個非常薄弱的環節。據統計，到2010年，國內石油、天然氣、富鐵、富錳、銅等10種礦產已不能保證並需長期進口，鉻、鈷、鉑、鉀鹽、金剛石等嚴重短缺。到2020年，對經濟發展45種礦產資源中可保證經濟發展需求的隻有5種。能源方麵，從1990年起，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保持7%以上的增長的同時，中國能源總消費已大於總供給，能源需求對外依存度迅速增大，中國能源安全形勢已亮起紅燈。2000年淨進口量超過6000萬噸。未來15年內，我國國民經濟將以7%左右的速度發展，原油需求將以4%左右的速度增加；同期國內原油產量增長速度隻有2%左右，低於原油需求增長速度，國內原油供需缺口逐年加大。預計2005年原油需求2.45億噸左右。2003年初，中國地質科學院發表報告指出，除了煤之外，後20年中國實現現代化，石油、天然氣資源累計需求總量至少是目前儲量的2至5倍。報告說,中國的主要油田都已接近生產結束期。到2020年,中國需要進口5億噸原油和1000億立方米天然氣,分別占其國內消費量的70%和50%。中共十六大為未來提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目前看，僅憑國內資源、尤其是水資源和油氣資源的儲產量不足以支撐這個目標，而國際油氣資源進口上遊地區，基本又為美國等西方海權大國所控製，這種控製在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後又進一步強化為經濟壟斷。這對油氣進口依存度日益增大而同時又對油氣上遊地區沒有多少控製力的中國能源消費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尤為嚴重的是，中國資源短缺現實，又與大國間普遍存在能源危機同期出現。新世紀到來之初的頭幾年，美國幾乎一年發動一場戰爭，這些戰爭大都發生在石油貯量豐富的中東地區。中國今天正在崛起，而目前中國可控資源又遠遠不足以保證這種崛起。這將迫使中國產生更迫切的國際民主訴求並向國際社會要求更加民主的資源分配體製。但曆史表明，從來沒有哪個國家的這種訴求是和平實現的，除非這個國家選擇沒有前途的有和平而無崛起的經濟模式。如果再考慮台灣因素，中國在崛起之初，就可能不得不麵臨強力崛起的選擇。

　　第三、政治文明是中國崛起的邏輯主線，也是中國未來可持續崛起的政治保證。中國對政治文明的訴求是國際民主與國家民主的統一。

　　國際體係，本質是一個國際資源分配體係。現存的國際資源短缺是絕對不平等的國際資源分配體係的結果。長時期的經濟高速增長造成的中國國內資源供給日益短缺狀況，使中國對外部國際體係，尤其是資源分配體係有了更迫切的國際民主訴求。自由貿易和國際民主，是近代法國、德國、美國等在反對英國霸權過程中提出並以武力相捍衛的政治訴求，1918年美國總統T.W.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綱領》，便是這種訴求的最集中和最全麵的表述。今天中國也遇到了同樣的需求並意識到了自由貿易權利和國際民主權利對發展中國家的意義。中國已進入市場經濟軌道並與國際貿易和世界資源產生了日益密切的依賴關係。中國發展在對國際經濟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根據責權對等原則，中國也就自然擁有了平等獲得相應的國際市場和資源份額、自由貿易及平等地利用海洋運輸通道等權利。但在目前的國際體係中，這些權利正在受到已崛起並異化為世界霸權的國家的壓迫和無理限製。中國的崛起不可能不對這個不民主的體係提出民主訴求。國際民主，本質是主權國家對國際資源，尤其是極難再生的稀缺資源的平等共享的權利體係。世界上絕少有國家為陽光打仗，因為陽光是充足的。二戰後各國經濟發展造成資源短缺，由此造成日益嚴重的南方國家對國際資源的依賴，這種依賴使南方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共享國際資源的權利。這些權利便是當代國際民主的核心內容。

　　國際民主本質上是反霸的。西班牙、荷蘭曾壓迫英國的崛起；英國強力崛起後，它就壓製美國崛起。美國強力崛起後，它現在就壓迫別的國家比如蘇聯、中國等國家崛起。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等都是在強力應接挑戰中崛起並獲得既定的國際資源份額的。這種份額比例則是在幾次大規模的軍事較量後得到確認的。現在亞洲隨中國崛起而形成一批新興工業國家，與此相應，南方國家改變不平等的國際資源分配體係的民主訴求也日益強烈。南北矛盾進一步激化。在“吃飯”問題上，人類之間的戰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不是國內階級鬥爭，就是國際間的民族鬥爭。曆史上，與暴力相對立的國家理性，從而國際民主隻能在國家力量的邊際發生。過去是這樣，今後也不可能有大改變。即使是今天的聯合國，如果沒有核武器作後盾，五個常任理事國就不有實質性的權力。對中國而言，現階段的中國不僅麵臨資源短缺的問題，同時還麵臨國家主權統一的問題。這都涉及到僅靠口頭宣誓而不能捍衛的安全底線。因此，中國的國際民主權利也必然是一個非強力捍衛而無法保障的權利。

　　中國崛起的過程，也同時是一個踐行國家政治文明和製度創新的過程。曆史上沒有一個國家是在國內工農大量貧困，政治文明日益衰落中崛起。中國崛起不僅需要物質支撐，同時還有精神的支撐。而精神支撐是需要文明的製度保障的。在國體不變和資源條件充分的前提下，在不同的曆史階段的國家發展目標的實現，需要用不同政體最大限度地動員民眾參與。目前已崛起的西方大國政體在資產革命勝利之初，都經曆過短期的階級強製即專政階段，在相當的時期中，階級專政甚至成了這些國家推進經濟的手段：英國有克林威爾專政時期；法國有拿破侖專政時期； 德國也依次經曆過俾斯麥、威廉二世，乃至希特勒法西斯專政階段；甚至是19世紀的美國崛起，也不是牧歌般的進程：它對國內階級鎮壓也是出奇的嚴厲。隻是當這些國家走向世界，並從世界獲得更多的利潤和資源回流補償後，國內階級矛盾才因外化為國際民族矛盾而開始緩和：居民的階級身份，逐漸轉向公民身份，國家階級專政政體便轉變為建立在政府與公民契約製度上的法製政製。英國早期的憲法性文件如1679年的《人身保護法》和1689年的《權利法案》、美國1776年的《獨立宣言》和1791年的《憲法修正案》、法國1789年的《人權宣言》等，從立法上確認了公民的基本權利。這裏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國家公民權利從文件真正進入居民生活，是在後來相當長的時期，尤其是這些國家實現海外擴張並由此得到大量利潤回流後才逐步實現的。

　　國家公民身份是“人民自決權”和“民族自決權”自覺讓渡給國家主權後的產物，公民與國家之間的契約關係中具有首要的意義的，是被納入權利-義務體係中的公民在對國家盡其依法納稅和效忠義務的同時，國家也對其公民權利有依法實行保護的責任。在這種互相製約的權利-義務關係中，國家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全體居民的積極性。古代羅馬曾用擴大公民權範圍和數量的方式獲得國內居民對國家目標的更廣泛的支持，西方在通過從專政體製向法製體製的轉變後贏得國內大多數居民的支持。中國革命勝利後，中國也曾經曆過“人民民主專政”時期，其間的國家居民身份曾以階級“成份”來劃分。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開始建立法製國家的探索，依法製國和依憲治國已成為國家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目標，與此相應，國家居民身份自然而然地從以往的 “階級成份”過渡為國家公民身份，國家政體由階級國家轉變為公民國家似乎成了既可與世界現代文明對話又能最大限度調動中國居民活力的必經之路。

　　但是，中國政治文明的邏輯，不僅具有世界文明的共性，也具有中國的個性。與西方英美國家不同，而與小自耕農居多的早期法國相似：早期法國提出“公民權”的概念更側重於保護占人口多數的第三等級的權利。今天的中國仍是工農居於絕對多數而在短期內又不能使之轉化為中產階層的國家；與此相應，在今後相當一段時期內，保護工人和農民的基本權利在中國公民國家製度建設中就具有了基礎性的意義，這不僅是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體對政體改革的絕對要求，而且是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時期工農聯盟的成功實踐在依法製國時期的合理延申。用國家的力量保護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而不是損害他們的利益，是中國未來持續崛起的政治保證。總之，我們要找到一種不僅與人類一般文明而且還與中國特殊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相適應的政治體製和社會管理製度，最終目的是“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