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海權與大國興衰 （推薦）

製海權與大國興衰


作者：張文木


製海權[1]，對中國人的現代化實踐來說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事物。本文從對近代以來大國興衰成敗的經驗分析中，提出製海權之於主權國家，尤其對中國這樣一個向現代化轉型中國家的進步所起到的曆史作用。

　　一、資本全球化與製海權理論的產生

　　理論總是應時代需要而生。而催動製海權理論產生的是資本全球化及相應的資本多極化的曆史運動。

　　英國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確立了其在未來必將深刻影響曆史進程的資本全球化運動的源頭地位。資本使一般產品轉變為商品，使一般的生產轉變為商品生產。商品，這個支撐起龐大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微小的和最基本的元素，其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矛盾構成資本運動中的最基本的矛盾。資本追求剩餘價值的本性，迫使它必須以不斷消滅包括作為消費主體的勞動者在內的使用價值以使資本升值；當這種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矛盾在國內市場範圍內達到不可調和的程度時，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就會因消費主體的極度萎縮而發生危機，以致國內勞資矛盾非社會革命不可調和、資本再生產難以為繼。這樣便產生了國內資本向海外擴張和國內市場向海外轉移的需求和傾向。原來存在於國內市場且無法調和的價值與使用價值、資本與勞動的對立便轉化為資本中心國家與資本外圍地區、即宗主國與殖民地及其現代表現即北方國家與南方國家的矛盾；人的世界便異化為資本中心和資本外圍對立的世界。處於資本中心地區的資本擁有者這時已演化為共同對資本外圍地區的其他民族進行剝削的民族，並由此產生了圍繞資本中心國的世界各國資源被納入全球性配置的現象。資本中心國不斷通過與外圍地區不平等和不對稱的掠奪，使自己在高額利潤的不斷回流中始終處於優勢；並迫使外圍地區的國家陷入為崛起既要反對資本霸權，又要利用國際資本的兩難困境之中。這些外圍國家，不管其性質如何，都試圖通過與資本中心國進行交易以加入到舊的資本中心，或打破舊的資本中心後形成以本國資本為主的新的資本中心，這就必然會產生與資本全球化相對立的資本多極化運動及其與資本中心國霸權行為的衝突。結果要麽新崛起的國家為霸權國家打敗，或被資本中心國家接納並成為其中一員；要麽產生霸權更替，新霸權興起。從英國工業革命迄今的世界曆史幾乎沒有逃出這條規律。

　　與資本全球化和多極化凱歌並進的，還有拿破侖失敗後人類經曆的整整一個世紀的和平與發展（或總體緩和與局部衝突並存）的曆史進程。說和平，拿破侖戰爭失敗後，英國和俄國就開始了從歐洲到中亞阿富汗的那場接近一個世紀（從1814年的維也納會議到1907年英俄協約）的“冷戰”，其間，除1853—1856年的克裏米亞戰爭外，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西方世界幾乎就沒發生過像樣的戰爭。說發展，從18世紀60年代開始英國資本主義工業革命，至19世紀30年代前後，西方國家陸續進入大規模的工業化階段。有數據顯示，1918年前50年間，世界經濟年增長2.1%，比19世紀上半葉年均增加一倍。按不變價格計算，1800年至1900年間世界經濟年均增長1.54%。[2]經濟的發展使西方在全球政治中日益居於優勢地位，居於資本中心並控製較多世界貿易和資源的國家，就會在世界財富增長中占據較大的份額，而這些在世界財富增長中占據較多份額的恰恰就是擁有強大海軍和廣泛海權的國家。從近代西班牙、英國到現代美國崛起並成為世界霸權國家的曆史變動中，人們發現：與中世紀不同，全球化時代的國家財富的增長與國家海權而非陸權的擴張是同步上升的。這是因為，海洋是地球體的“血脈”，因而也是將國家力量投送到世界各地並將世界財富送返資本母國的最快捷的載體。於是，控製大海就成了控製世界財富的關鍵。

　　在這樣的曆史大背景下，製海權理論便應運而生。比較成型的製海權理論是由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提出的。主要著作有《製海權對曆史的影響：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海軍戰略》（Naval Strategy）等。馬漢在其論著中分析製海權對軍事、民族、領土和商業各方麵的影響，被西方公認為研討海軍戰略問題的權威。馬漢認為，國家的強大、繁榮和商業貿易與國家製海權息息相關。美國要想成為強國，就必須拋棄“大陸主義”，在世界貿易方麵采取更富於進取性和競爭性的政策。這就要求美國必須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占領海上關鍵島嶼作為海軍基地以保護美國在海外的商業利益。海軍的目標是打垮敵國海上封鎖，奪取製海權。他從英國成功的經驗中認識到製海權對於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他說：“決定著政策能否得到最完善執行的一個最關鍵的因素是軍事力量”；“以戰爭為其表現天地的海軍則是國際事務中有著最大意義的政治因素，它更多地是起著威懾作用而不是引發事端，正是這種背景下，根據時代和國家所處的環境，美國應給予其海軍應有的關注，大力地發展它以使之足以應付未來政治中的種種可能”。[3]馬漢關於製海權的理論提出後，在英國、德國、日本等國廣泛傳播，並成為後起的德、日等新興工業國家製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據。

　　隨著人類活動及其戰爭空間的擴大，製海權內涵及其實現手段也發生相應變化。二戰以前，製海權主要表現為對作戰海麵的控製，二戰期間發展到對作戰海區的低層空間和潛層水域及相應的電磁空間的立體控製；上世紀90年代後，軍事技術發展最快也最見效的是依托於衛星技術的信息革命，其標誌是外層空間、空中預警和海陸空精確遠程打擊力量有機結合。與此相應，製海權覆蓋範圍也就進一步擴大到外層空間和深層水域，其內涵及實現手段也就進一步發展為在外層空間、空中預警兩大技術鏈拉動和引導下，集陸海空遠程精確打擊技術及其被應用於海上作戰的力量結構。[4]盡管如此，百年前馬漢提出的關於製海權的基本原理仍是今天英美國家製定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論基石。與此相應，在全球範圍內平等地享有海事權利，平等地分享海外市場和資源則成了像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向國際社會提出的最重要的，當然這對擁有巨大製海權的資本中心國家來說也是最不情願接受的正當要求。

　　二、製海權與大國興衰

　　政府化解國家內部危機與外部強權壓力的能力是決定國家興衰的關鍵，而製海權在化解近代市場經濟國家內外危機與壓力的過程中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這也許是近代大國興衰史留給我們後人最重要的經驗。下麵我們從近代大國興衰及對製海權在其中所起的關鍵作用，進行個案比較分析。

　　（1）歐洲

　　19世紀的國際關係與20世紀比較確有相似之處。從1814年拿破侖向英國和歐洲挑戰失敗到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世界陷入以英俄為主要對手並曆時整整100年的大國“冷戰”時代。此間，德國、美國、俄國和日本等後發國家工業產值在世界工業中所占的份額快速增長。但與此不相適應的是，這些新興的工業國家在迅速發展的同時卻沒有同步增長的海外市場。

　　海外投資及相應的高額利潤回流不足成了新興的工業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的嚴重障礙，它所產生的直接後果是國內資源價格和生產成本飆升、社會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持續拉大、勞資矛盾以幾何速度增長——有意思的是，這個過程對今天進入市場經濟並經常受到西方指責的亞洲國家來說才剛剛開始。

　　19世紀歐洲市場經濟國家普遍爆發了社會動蕩。在英國有1837年、1842年和1848年著名的人民憲章運動，以及1886年和1889年倫敦發生的大規模工人罷工和遊行；在法國有1831年和1834年裏昂工人的兩次起義，1848年巴黎工人的“二月革命”和“六月起義”以及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在德國有1848年巴登、符登堡、黑森和巴伐利亞爆發的大規模人民暴動。這些罷工示威最後大多遭到本國政府的嚴厲、甚至是極其殘酷的鎮壓。但同時，國內社會壓力也促使這些國家政府將目光投注於海外擴張。隨著這些國家海上力量的增長及相應的海外市場的打開（比如19世紀中葉英國對中國和印度等東方國家的殖民戰爭）和由此產生的高額利潤向本國的回流，這造成“工人貴族階層擴大”的現象，主張革命和暴動的政黨內部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傾向也不斷增長”[5]，國內本已激化的矛盾在高額利潤的回流補償中也逐漸緩和。國內矛盾通過外部市場的擴大和利潤回流而緩和，國內的緩和又強化了國家的外向發展能力。19世紀後期，法德俄等後發市場經濟國家紛紛進入世界大國的行列。

　　（2）美國

　　在美國真正獲得穩定的海外市場之前，它也經曆過國內政治嚴重動蕩、甚至國家分裂的危險。在1833年至1837年間美國共發生罷工173次。19世紀中葉，美國國內又發生南方州要求脫離聯邦的分裂運動及由此引發的以北方勝利為結局的南北戰爭。南北戰爭後，美國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市場經濟快速發展。與此同時，由市場經濟快速發展造成的社會兩極分化和社會矛盾也同步加劇。1890年美國礦山雇用十歲以上的童工達60萬人，十年後增加了兩倍。1870年到1880年間，工人的實際工資每年降低1/10弱。1877年7月美國爆發規模巨大的全國鐵路大罷工。從紐約到加利福尼亞和從加拿大到墨西哥的主要線路全部癱瘓，幾個城市一度被工人占領。為了鎮壓這次罷工，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Rutherford Birchard Hayes, 1877—1881）總統“派遣了2000名正規軍，有些部隊是從印第安地區強行軍趕來的”[6]。至少有50人在政府鎮壓中喪生，幾百人受傷，大批罷工者被捕。80年代，美國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1886年5月1日，全國1萬多個企業35萬工人全部停工並上街遊行示威。單在芝加哥和紐約分別就有4萬和2萬多工人罷工。[7]兩天後罷工遭到政府的鎮壓，除罷工衝突中死傷外，有4名工人被法庭判以絞刑。“實際上，這時陸軍已變成了憲兵隊——國家警察”。[8]為了應付日益嚴重的工人罷工示威活動，美國各州加快了國民警衛隊的建設。1881年到1892年期間，各州修訂了民兵法。到19世紀90年代初，警衛隊人數已超過10萬成員。“它最主要的活動就是在工業糾紛中維持秩序。從1877—1903年，各州共運用警衛隊700次以上，其中半數用於執行罷工治安任務”。[9]這也說明這時美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已發展到因發展而不能再發展的階段，國內分配嚴重不均、貧富差距嚴重分化所導致的國內階級尖銳對立已嚴重阻礙了國家經濟及相應的民主政治的可持續發展。

　　與中國當前的經濟不平衡所引發的矛盾相似，當時美國政府也麵臨著公平還是效率的兩難選擇。若選擇公平，在國內，其代價就是提高累進稅以犧牲部分民族資本精英階層的利益，挫傷其利潤競爭動力；由此，在國外，這將削弱本國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以及相應的打破英國、西班牙在東太平洋主要用於遏製美國的海上霸權的能力，而如果不能衝出英國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權封鎖並獲相應的製海權，美國就不能獲得穩定的海外市場及其相應的國際利潤，這反過來又會加重美國國內由國內市場疲軟、生產過剩及兩極分化帶來的經濟危機，並最終導致總體性國家危機。如果選擇效率，其代價要麽是國內社會鴻溝將持續擴大，以至無法維持現存的政治統治和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最終導致社會革命和政府倒台；要麽就是回避挑戰，走一個依附型買辦道路，依靠國際資本，高額盤剝本國下層勞動者，損害國家利益以保證少數買辦階層的利益，最終走一條聽命於國際資本的發展道路——現在阿根廷、哥倫比亞和巴西等拉美國家走的正是這條道路；要麽就是走開辟穩定的海外市場，獲得高額的國際利潤回流以保障資本精英集團和國內多數勞動者的基本利益，並由此維護國內相對公平，這樣美國就必然要挑戰當時的海上強國即英國和西班牙霸權。

　　最終，早期美國人勇敢地選擇了挑戰的道路。美國政府采用馬漢的製海權理論並使之迅速轉化為國家對外政策。[10]美國軍事曆史學者阿倫·米利特（Allan R. Millett）、彼得·馬斯洛斯金(Peter Maslowski)在其著作《美國軍事史》中對美國選擇製海權政策的目的作了明白的解釋：

　　“決策者們在尋找新的邊疆，主要是為了擴展商業而非擴張領土，他們把擴張主義者的能量引向對海外市場進行侵略性搜尋，以便緩和工業生產過剩的局麵，恢複市場繁榮，維持國內安定。然而，美國並不具備通向海外市場的自由通道，歐洲各國控製著亞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市場，一些歐洲國家還用貪婪的目光盯住拉丁美洲，切斯特·阿瑟總統確認美國是‘太平洋的盟主’，同時也把加勒比海視為自己的內湖。然而，如果美國不參加帝國主義爭奪，列強們就會剝奪它在這兩個地區進行出口貿易的機會。因此，政策製定者們極力主張捷足先登的帝國主義政策：即在其他對手動手攫取之前，美國就應抓住某個理想的地區。” [11]

　　“越來越多的戰略家對傳統的沿海戰略提出質疑。他們領悟到，電報和快速蒸汽巡洋艦的出現給商業性的襲擊帶來了困難，而且，現代海軍的艦隻不應是單獨航行或滯留在海岸附近來保衛重要的港口，而應該集中成艦隊，在海上采取進攻性行動。正如一位國會議員在1887年所說，我們需要的是這樣一支海軍，‘它能使我們在遠離海岸的地方迎擊來犯之敵’。”[12]

　　1889年3月，本傑明·特雷西向國會提交的報告忠實地反映了馬漢製海權的觀點，指出美國海軍需要一支戰鬥力量。1890年美國國會終於放棄了大陸政策和孤立主義，開始擺脫舊的近海作戰思想，建議發展可以用於深海作戰的和現代化的海軍。到19世紀末，美國的海軍力量已由原來世界海軍的第十二位躍居第五位。[13]1895年英國屬地圭亞那和委內瑞拉發生邊界衝突，美國強行幹涉，英國被迫接受美國的“仲裁”；1898年，美國吞並夏威夷，擊敗西班牙，占領古巴和菲律賓；1903年又策動巴拿馬脫離哥倫比亞獨立，由此一躍成為東太平洋上的海權強國。

　　國際貿易、國內人均收入與美國海軍力量的同步提高和增強，可以說是美國市場經濟由19世紀下半葉的國內動蕩轉入20世紀良性、平穩、健康發展軌道的重要特征，也可以說是美國發展市場經濟的最重要的成功經驗。從19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每年對外貿易順差開始急劇上升。“從1895年到1914年，全國的出口收入超過進口付款的累計數，已達100億美元” 。同期美國製造業翻了一番，工業製成品的出口上升了近5倍；1890年到1914年商業運輸船舶從340萬噸上升到700萬噸，增加了2.06倍；1897年到1914年間，美國在國外的投資增加了5倍。在海外市場及利潤回流擴大與增長的同時，美國政府用於管理機構和社會福利的支出也大幅度增加：美國州政府的經費從1902年的1.88億美元上升到1913年的3.88億美元，到1922年就飆升為14億美元。同時縣政府的經費,特別是用於公路和教育的支出大幅增加。從1902年的9.59億美元上升到1913年的20億美元,到1922年更升至46億美元，州、縣兩級政府的經費加在一起大約相當於1870年到1917年間聯邦政府支出的兩倍。[14]1914年，美國國民收入已達137億美元，比同期英國的110億美元高0.25倍，比同期法國的60億美元高1.28倍，比同期德國的120億美元高0.14倍。該年美國人口為9800萬，遠遠高於英國（4500萬）、法國（3900萬）、日本（5500萬）、德國（6500萬），但美國當年人均收入為377美元，在同期諸強國如英國（244美元）、法國（153美元）德國（184美元）中遙遙領先。[15]隨著國民財富在國內生產力和海外市場的迅猛擴張中激增，各種關注社會公平和向弱勢階層傾斜的立法也相應提出和建立。從1900年到1914年美國出現改良主義運動，其目標之一是促使政府更多地反映消費者利益，包括降低運輸費用，提高公共衛生水平、增加清潔和安全的住宅，使現代政府更多關心社會實際福利和人道主義目標。[16]一戰和二戰後，歐洲英法霸權國家普遍衰落，美國一躍成為世界性海上強國，它在世界財富和資源分配中占據主要份額。1950年到1974年，以1958年美元不變價格計算，美國人口實際家庭消費從1520美元上升到2548美元，增長了67.6%；根據1974年的物價，按人口平均的消費為4139美元，按平均家庭3.48人計，每家每年總消費即為14404美元；[17]1949年到1975年，美國國民總產值從2570億美元增至14990億美元，增長了483.3%；而家庭消費開支從1770億美元增至9630億美元，增長了444.1%；國內私人投資總額從360億美元增至1830億美元，增長了408.3%。[18]經濟發展與家庭消費及私人投資大體平衡發展，這反過來又促使美國國內多數人口進入中產階級以及建立成熟的民主製度成為可能。

　　中產階級和民主製度的成熟發展使美國徹底告別了依附型市場經濟發展道路，從資本中心的外圍躍入國際資本中心集團。而這一切成就的強力保障恰恰就主要是美利堅海軍，而不是美國人的善良願望。對此，馬漢說得簡單明了，“決定著政策能否得到最完美執行的一個最關鍵的因素是軍事力量”，而“以戰爭為其表現天地的海軍則是國際事務中有著最大意義的政治因素”。[19]

　　（3）日本

　　中國衰落與日本崛起是近現代太平洋西岸所發生的最重要、也是最值得研究的現象。

　　日本於16世紀末期由豐臣秀吉初步完成國家統一，與此同時,西方殖民貿易及傳教士也滲入日本。德川幕府時期，在日本民族資本尚未發展起來的情況下，海外商業資本大量湧入日本，導致日本農民大量破產。1637年島原兩萬多農民發動大規模起義，起義鎮壓下去後，德川幕府發布“鎖國令”，禁止與海外貿易，驅逐外國教士。鎖國政策直到1853年在美國海軍的壓力下才結束。鎖國期間，國內商業資本興起，再次造成農民破產，武士階層瓦解。農民暴動1844—1853年45次，1854—1863年72次，1864—1867年59次。1853年和1854年日本被迫向美國東印度洋艦隊司令官準將柏利屈服並與美國簽訂屈辱性的“日美和好條約”，1858年日本又被迫與美國、荷蘭、俄國、英國和法國簽訂了一係列不平等條約，這迫使日本向西方列強開放。開放導致日本成為西方資本外圍市場，日本黃金大量外流，國內物價飛漲，手工業者和農民大量破產，武士階層紛紛瓦解。[20]1866年，就在中國太平天國運動剛剛失敗不久，日本全國爆發空前的市民暴動。加上在1840年和1856年兩次鴉片戰爭中清王朝的慘敗，這不僅對中國人，同時也對日本人產生強烈的刺激——這與今天的海灣戰爭（1991）、科索沃戰爭（1999）、阿富汗戰爭（2001）和伊拉克戰爭（2003）也是對整個第三世界的刺激一樣。內憂外患，迫使日本認真考慮其國家發展道路。

　　1868年，日本國內發生明治維新運動。但這次維新運動在日本建立的並不是所謂“民主製度”，而是日本資產階級精英們效法德國俾斯麥“鐵血政策”建立的“以德國憲法為藍本”[21]的軍國主義體製[22]。1853年和1854年海上的失敗使日本人意識到是海軍而不是陸軍關係到日本未來的命運。此後日本軍事戰略發生了由製陸權向製海權的重大轉變。與此同時，馬漢著作傳入日本，得到天皇的重視和賞識，並對日本國家安全戰略思想的形成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19世紀後半葉，日本海軍戰艦噸位飆升，從1880年的15000噸，上升到1914年的700000噸，增長46.7倍，成為世界第七海上強國。[23]海軍戰力的增強提升了日本的國際地位。1894年7月，日本與英國和美國簽訂條約，並得到英國對日本侵略中國和朝鮮的默許。25日，也就在日英條約簽訂後第九天，日本便發動了甲午戰爭，在海上一舉擊敗中國。根據1895年的中日馬關條約，強割中國的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及台灣，獲進入南中國海的戰略跳板，並在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將福建劃入其勢力範圍；此後，日本開始為用武力將俄國的勢力趕出東北亞做準備，1902年1月30日，日本與英國簽訂同盟條約並獲英對日本向俄發難的默認。1904年2月8日，日本向俄國在中國旅順口的部隊發起攻擊，並在次年5月擊潰俄在東北亞的全部海上力量，日本由此成為獨霸東北亞的地區強國。1910年日本與朝鮮簽訂《日韓合並條約》，宣布“朝鮮國王將朝鮮的統治權永久讓與日本”。

　　日本在東北亞崛起之初，就與美國在遠東的利益，特別是在南海海權利益上發生衝突。19世紀50年代美國部分政客曾建議占領中國台灣，此建議遭美國務院否決。[24]甲午海戰後，日本占領台灣。美國退而求其次，試圖在中國福建三沙灣獲取一個由美國海軍單獨用於貯煤的軍港，結果為日本政府斷然拒絕。[25]日俄戰爭後，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感到日本取得勝利，將意味著有朝一日美日之間發生戰爭。但是，他相信隻要對日本持尊重態度，日美衝突還是可以避免的”。[26]鑒於此，美國對日本讓步日益增多，以至於1908年日本駐美公使高平與美國國務卿魯特達成《魯特—高平協定》，美國竟同意“日本和合眾國在太平洋地區都擁有重要的外國島嶼，兩國政府都為在該地區有一種共同目的，共同政策和共同意圖所鼓舞”。[27]這實際上表明美國已默認日本可以與美國分享太平洋的利益。歐洲爆發大戰後，日本進一步攫取德國在中國山東的利益，1915年日本駐華公使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美國再次退讓，在同年3月13日美國國務卿布賴恩發表聲明，表示“合眾國坦率地承認，版圖的接近造成日本和這些地區之間的特殊關係”。1917年11月美國與日本秘密簽訂《蘭辛—石井協定》，承認日本“在中國，特別是在它的領土與之接近的部分，有特殊的利益”。[28]

　　日本的崛起和軍事上的勝利，迫使美國在亞太地區節節退讓。1905年日本打敗俄國之後，“羅斯福政府在亞洲最為關注的是，避免和日本發生衝突”。[29]這種退讓政策，從西奧多·羅斯福到富蘭克林·羅斯福，即從20世紀初一直延續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朝鮮和中國東北三省已淪為日本殖民地，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已被日本分裂為數個傀儡政權。不妨假設日本當時到此止步，並將其力量僅收縮在東北亞地區，而不是擴充到東南亞乃至整個太平洋地區，日本就有可能在美國國內中立情緒高漲的情況下獲得美國對日本勢力擴張的認可，並成為惟一可以與美國分享亞太地緣政治利益並以東方門羅主義的姿態壟斷亞洲利益的地區霸權國家。[30]所有這一切又都仰仗以日本強大的海上作戰力量——在太平洋戰爭中還結合空中打擊力量——為基礎的製海權實現的。而日本，——連同整個軸心國——的失敗，如果僅從純軍事的角度考慮，也正是從其製海權在太平洋上（和大西洋）的失敗開始的。

　　（4）中國和印度

　　應該說，製陸權是決定古代大國興衰的關鍵因素之一，中國的“武經七書”[31]，無不以製陸權為主題。由於古代國家的興衰更多地是建立在以自然經濟的農業為基礎的稅賦貢奉及藩屬朝貢製度之上，[32]耕地而非海洋，是提供大規模稅賦收入主要來源。因此，這一時期稅賦來源豐富的王朝國家，往往也就是強大的陸上王朝帝國；而獲得豐富稅賦來源的前提是擁有廣大領地和眾多的農耕人口。因此，盡可能擴大和占有土地（和人口規模）而不是擴大海洋就成了中世紀帝國崛起的普遍方式。要做到這一點，軍事上就要求擁有強大的製陸權。由於中國和印度在製陸權方麵做得比較好，所以它們才在古代世界中獲得較好的發展，並成為古代世界的超級王朝大國；由於古代埃及、巴比倫在製陸權方麵做得比較好，這才有了在古代世界與中國和印度並立的四大文明古國。如上所述，製海權是決定近現代大國興衰的關鍵之一，由於中國和印度及其他東方古國在這方麵做得不太好，所以古代東方文明在近現代世界中衰落了。

　　卡爾·馬克思所稱的“亞細亞”生產方式[33]是東方經濟的重要特征。它在中國的表現就是從井田製中解放出來的小農業生產方式。與原始部落及西方的莊園經濟相比，中國小農業生產方式在短期內更能解放個體勞動者的積極性。由於戰國時期的秦國率先采用小農業生產方式，它才比中國境內的其他城邦有更充分的人力條件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也正基於此，從中國秦王朝建立到明王朝，盡管有規模遠比西方巨大的社會動亂頻繁發生，中國還是獲得了遠比西方快得多的發展。即使到清朝道光年間（1821—1851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仍居世界之首，高於整個歐洲的總和，而1700—1820年間的經濟增長也高於日本和歐洲。1820年中國GNP是歐洲的1.22倍,1890年中國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國的GNP增長率從1700至1820年間一直領先於歐洲和日本。[34]但在1820年後的20年即1840年，中國卻被英國在鴉片戰爭中打敗，1895年在甲午戰爭中又被日本打敗，中國因此失去香港、澳門和台灣並被迫簽訂了一係列喪權辱國的條約。

　　由此可以說明中國近現代的失敗並不在於GNP及其增長速度不夠或不如西方，與一百多年前的俄國彼得大帝（1672—1725）以及同時代的日本明治天皇（1852—1912）、美國西奧多·羅斯福總統（1901—1919）相比，清政府缺少的就是像他們那樣將製海權思想轉化為堅定不移和具有攻勢的國家戰略的國家意誌。

　　鴉片戰爭失敗和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下去後，清政府開始注意海軍建設問題。甲午戰爭前，清政府造艦47艘，購艦59艘；從1867年至1911年，清政府官辦海軍各類學校共培養各種骨幹人才1799人。[35] 1885年，清政府設立總理海軍衙門。在其存在的十年間，先後共有十位海軍總理大臣、會辦大臣和幫辦大臣任職，但無一人出身於海軍或受過海軍專業訓練。至於該衙門的總辦，幫辦和章京們，則幾乎都是八旗出身，他們不僅沒有海軍知識，還千方百計地謀取私利。而十幾歲就考入福州海軍學堂（1866年）、二十幾歲畢業（1879年）於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院（Greenwich Naval College）並擔任北洋水師學堂校長的嚴複（1854—1921）,竟也無奈為“實現自己平日的報複”和“提高自己言論的社會影響”，[36]於1885、1888和1889年，三次參加“結果都沒有錄取”[37]的鄉試。就在晚年的馬漢為美國的擴張運籌帷幄的時候，嚴複卻鬱鬱於病榻之上。

　　至於清政府的海軍作戰理論，更是一副老態龍鍾和無所作為的守勢，與日本已表現出的咄咄逼人的攻勢，形成鮮明對比。甲午戰爭前，中日兩國海軍實力相當，但清政府依據“海守陸攻”作戰原則準備對日作戰，而日本戰時大本營則製訂了一個以海軍爭奪製海權為核心的“作戰大方針”，把海軍的海上作戰問題放在整個戰略的高度優先考慮，使整個戰略帶有明顯的海軍製勝的特色。[38]1895年中國在甲午海戰中的失敗，自鴉片戰爭後進一步剌激了中國青年知識分子關於製海權與國家興衰問題的討論。[39]1910年，中國留日學生創辦《海軍》雜誌載文痛陳“所謂帝國主義者，語其實則商國主義也。商業勢力之消長，實與海上權力興敗為緣，故欲伸國力於世界，必以爭海權為第一義”；“立國之道，國防而巳，處此弱肉強食之秋，立國之元素在軍備，軍備之擷要在海軍”。[40]

　　1913年至1933年中國經濟更是獲得了長足發展，[41]但從1931年起，中國東北三省就不斷遭到日本的吞並，1933年日本軍隊又直逼平津並迫使國民黨政府同日本簽訂《塘沽協定》。1937年中日戰爭全麵爆發，到太平洋戰爭前夕，整個中國東部地區已淪陷日本之手。而此間中國在製海權和製空權上無力反製日本入侵，則是中國抗戰初期失利的關鍵原因。[42]

　　我們再來看印度。中國和印度可能是除俄羅斯之外世界上最大的陸軍大國，但這兩個在中世紀文明中贏得光榮和輝煌的國家卻在近現代戰爭中，由於沒有製海權而幾遭滅頂之災。盡管這兩個國家都在二戰中因搭上同盟國的“順風車”而成為勝利國。但二戰後，中國人對近現代失敗的總結，卻遠不及印度人來的深刻。

　　就在印度在北方與中國發生邊境衝突的1962年，印度首任駐華大使潘尼迦（P.M.Panikkar）發表《印度和印度洋》（Indian and Indian Ocean），[43]對印度近代以來幾乎所有重大失敗都作了深刻的分析。他以明確無誤的口氣寫道：

　　考察一下印度防務的各種因素，我們就會知道，從十六世紀起，印度洋就成為爭奪製海權的戰場，印度的前途不決定於陸地的邊境，而決定於從三麵圍繞印度的廣闊海洋。（pp.1—2）從近三百年的曆史來看，任何強國，隻要掌握住絕對製海權，又有力量打得起陸戰，就可以控製印度帝國，獨占其貿易，剝削其無窮資源。（p.81）而今天的情形可不一樣了。印度已經自由了，如果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權利不能由印度自己來維護，這個自由可說一文不值。（pp.87—88）今後，如果印度再搞純粹大陸觀點的國防政策，那是瞎了眼。（p.87）

　　潘尼迦最後得出結論：

　　印度如果自己沒有一個深謀遠慮、行之有效的海洋政策，它在世界上的地位總不免是寄人籬下而軟弱無力；誰控製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隻能聽命於誰。因此，印度的前途如何，是同它會逐漸發展成為強大到何等程度的海權國，有密切聯係的。（p.89）

　　無獨有偶，37年後，印度人民黨資深要員，印度前外長賈斯旺·辛格（Jaswant Singh）在1999年發表的《印度的防務》(Defending India)一書中再次強調印度洋對印度國防的極端重要性。他認為，失去對印度洋的控製是印度近代亡國的重要“分水嶺”。他說，“印度曆史的轉折點並不是最終發生在陸地上的衝突”，“我們隻需思考一下17和18世紀的一個重要失誤，就可正確地評價印度洋和通向印度海路的重要性。這個失誤導致外國勢力到達印度洋沿岸，最初是為了貿易，發展到後來就是為了征服”；“在這裏，陸地上的勝利是緊隨著海上的征服而來的”，“因此有必要承認，已經出現了一個意義重大的戰略轉移，即陸路被海路所取代”。[44]

　　現在，人們常常嘲諷印度海軍的快速發展，但從筆者的觀點看，他們這種從亡國經驗中痛定思痛的精神恰恰是讓人，特別是讓與印度人有過同樣慘痛經曆的中國人敬佩和學習的地方。

　　以史為鑒，可知得失。從以上大國興衰成敗的曆史經驗中，我們不能不認識到，從某種意義上說，強大的海軍和製海權是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火車頭。沒有製海權，就很難有穩定和安全的海外市場和資源以及由此產生的海外利潤回流，及由回流利潤滋養的社會穩定和民主政治的平穩發展。大國，特別是已進入市場經濟快車道的中國，其GNP或GDP如不與製海權相結合，就不能保證自身持續增長及由其支撐的市場經濟國家的可持續性發展，這與中世紀王朝國家的財富如不與製陸權結合，就不能自保並支撐其國家走向繁榮與強大的道理一樣。

　　三、製海權擴展的限度

　　如前所述，資本全球化將製海權推入主權國家發展的曆史進程之中，並作為現代主權國家的權利之一而出現，但是，曆史經驗還表明，製海權的擴展並不是無限的，它同時也受國情國力的製約與規定。適度，則國興；過度，則國亡。美國與日本、德國在近代是以製海權為軍事先鋒而崛起的國家，其興衰成敗的曆史後果卻判若雲泥。

　　如上所述，近代日本和德國，是以發展製海權為先導的而非單純的GNP積累而崛起的地區大國。但是，資料顯示：日本經過從19世紀末的軍事擴張，到1937年全麵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時，其製海權的擴展潛力已接近國力的極限，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國力已開始萎縮。1937年日本國民收入在七大國中位居末位，而國防開支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卻居第二位。同年日本在七國中的戰爭潛力為第六位，美國是日本戰爭潛力的11.92倍。[45]麵對懸殊如此巨大的國力差距，日本不僅沒有意識到收縮戰線、鞏固和消化已掠奪到手的地緣政治利益的迫切性，相反，它卻在德國、意大利初期勝利的鼓動下，於1937年和1941年重複了拿破侖向歐洲兩個大國即英國和俄國挑戰的戰略性錯誤，全麵發動致其死命的侵華戰爭和對美的太平洋戰爭。[46]結果，日本及其殖民地的戰爭潛力在亞洲大陸和太平洋兩向分別為擴張製陸權和製海權的目標所消耗殆盡，並於1945年8月在美國、蘇聯和中國的合擊下，遭到滅頂之災。至此日本明治以來所取得的全部政治經濟成就和地緣戰略利益灰飛煙滅。在歐洲戰場，希特勒德國也在海陸兩向過度擴張本國國力不足以支撐的龐大的作戰目標，並於1945年在盟國的打擊下敗亡。至此，俾斯麥為德國強盛奠定的基礎在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海陸兩向的過度擴張中元氣大傷。[47]從19世紀60年代日本（明治時期）和德國（俾斯麥時期）崛起到20世紀40年代戰敗，耗空了兩國百年奮鬥及其成就。

　　現在讓我們將目光投向太平洋東岸的美國。

　　美國是與日本、德國幾乎是同時崛起卻不僅沒有在百年後毀滅，而且還在21世紀成為繼17世紀英國之後“第一個全球性大國”[48]。美國曾在其處於弱勢但卻是萬分必要時，勇於直麵挑戰，突破英國西班牙等海上霸權封鎖，一躍成為東太平洋上的海權強國。盡管如此，二戰前的美國仍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在海外過度擴張海權。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雖然經濟實力雄厚，但它都是在不得已的時候才向海外派兵。二戰後，美國在世界大戰的廢墟中反而成為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國家。

　　但美國戰後絕對優越的經濟實力也曾使美國在其海權擴張中表現出“威廉二世”式的輕率——今天的小布什似乎正在重蹈覆轍，為控製整個太平洋，1946年，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曾製定“邊疆”西移計劃，根據這項計劃，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開進日本，占領了琉球群島和小笠原群島，並把衝繩建成它在亞洲的最大海軍基地。1947年，美國海軍占領了馬利亞納群島、加羅林群島、馬紹爾群島等。但美國的這種擴張勢頭在朝鮮半島和中南半島卻受到嚴重挫傷。1950年美國出兵朝鮮並與中國交手，損失慘重；上世紀60年代中葉，法國從越南退出後，美國貿然獨擔“拯救民主世界”的重任，結果又被拖在越戰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國力開始在海權擴張中透支。1960年美國在世界生產總值中所占的百分比為25.9%，到1970年下降為23%，1980年繼續下降到21.5%。而與此同時，日本、中國等在世界生產總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則快速上升，1960年至1980年間，日本在世界生產總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從4.5%增長到9%；中國從3.1%增長為4.5%; 到1980年“世界銀行關於人口、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以及國民生產總值的統計數字，實際上已經非常明顯地顯示出全球經濟力量的多極分配趨勢”。[49]尼克鬆看到美國國力因其海外過度擴張而下降的現實，果斷調整美國外交政策，結束越南戰爭、恢複與中國的關係。至此，美國國力開始回升，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自我解體，但美國並未停步，於1991、1999及2001年，與北約一起連續通過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和阿富汗戰爭在海灣地區、巴爾幹地區及中亞地區插入其軍事力量，全麵回收蘇聯地緣政治遺產並於2002年退出《反導條約》，打破原有的戰略武器平衡。“在僅僅一個世紀的時間裏，美國既改造了自己也受國際動態的改造——從一個相對孤立於西半球的國家，變成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和控製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國”。[50]

　　以史為鑒，古為今用。從鴉片戰爭迄今160多年，中國經濟已從自然經濟轉入市場經濟。進入市場經濟後的中國，不得不再次麵對海洋之於市場經濟發展的邏輯聯係，以及製海權之於國民財富的增長及國家安全所具有的生死意義。1820年中國的經濟水平及GNP曾居世界第一，但在20年後中國卻在東海慘敗於英國的“堅船利炮”，1890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是日本的5.28倍，但5年後中國又為日本在海上打敗並為此遭受險被徹底肢解的厄運。今天,中國經濟增長率和國民生產總值再次躍入世界前列，[51]那麽，在新世紀之初，如何避免重蹈前朝覆轍，及時製定麵向海洋、注重製海權的國家安全戰略，保衛已取得的經濟成果，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這的確是值得中國學人在讀史中認真思考的問題。

　　

　　注釋：

　　[1] 製海權（command of the sea），是指交戰雙方依靠海上優勢，在一定時間內對一定海洋區域所取得的控製權。張序三主編：《海軍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8頁。

　　[2] 轉引自張躍發、劉養潔：《民族國家與世界經濟1500-1900》，時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頁。

　　[3] [美]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6頁。

　　[4]自上世紀40年代，航空母艦就成為實現製海權的最重要工具。它是製空權、製海權，從某種意義上還包含一部分製陸權的作戰力量三位一體的高度統一；航空母艦可以比陸地運輸更快的速度，根據戰爭需要，將集海陸空一體的作戰力量及時推進到作戰海區。目前有人認為，隨著導彈遠程精確打擊技術出現，航母就成了海上毫無自衛能力的活靶子，因此發展航母應為發展遠程精確打擊武器所代替。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因為遠程精確打擊技術並不是導彈技術的產物，而是外層空間衛星及以此為載體的信息技術發展的結果。而現代航母本身就已與現代衛星信息技術緊密結合並據此擁有遠程精確打擊能力。陸上遠程精確打擊僅具有本土防禦的意義，它對於世界範圍的製海權而言，則意義不大，它解決不了關於海外商業爭執、資源進口線受阻及海外商人和僑民保護問題。因此，航母不是簡單的戰艦，它也不僅僅屬於海軍，它是一個集海陸空及一切最先進軍事技術為一身並在全球範圍最具機動性質的作戰平台。它本質上是國家作戰力量而不僅僅是海軍作戰力量的標誌。其次，航空母艦是與經濟發展概念相聯係的因而具有攻勢性的軍事工具，而發展本身就是一種攻勢社會運動。沒有航母，任何國家在當代國際任何重大事件中，就不會有實質性的發言權力，對日益卷入世界的巨大的國家海外利益也不會有實質性的保護。

　　[5] 周一良、吳於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58頁。

　　[6] [美] 阿倫·米利特、彼得 ·馬斯洛斯金：《美國軍事史》，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頁。

　　[7] 為記念這次大罷工，1889年，第二國際成立大會上正式通過決議，規定“五一”為國際勞動節。

　　[8] [美] 阿倫·米利特、彼得 ·馬斯洛斯金：《美國軍事史》，第251頁。

　　[9] [美] 阿倫·米利特、彼得 ·馬斯洛斯金：《美國軍事史》，第251－252頁。

　　[10] 1901年西奧多·羅斯福在寫給馬漢的信中說：“我親愛的戰略家，務必不要談論你的活動的結束！我們必須依賴你這位在社會思想方麵的第一流的教育家之一，在今後許多年裏我必須依賴你。”見閻廣耀、方生：《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7頁。

　　[11]阿倫·米利特（Allan R. Millett）、彼得·馬斯洛斯金(Peter Maslowski)：《美國軍事史》（For the Common Defense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頁。

　　[12]美國軍事曆史學者阿倫·米利特（Allan R. Millett）、彼得·馬斯洛斯金(Peter Maslowski)：《美國軍事史》第253-254頁。

　　[13] 王連元：《美國海軍爭霸史》，甘肅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0頁。

　　[14] [美]H·N ·沙伊貝、H·G·瓦特、H·U·福克納：《近百年美國經濟史》，彭鬆建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216、220、238、216、220、238、257、258頁。

　　[15] 轉引自張躍發、劉養潔：《民族國家與世界經濟：1500－1900》，第369頁。

　　[16]美]H·N ·沙伊貝、H·G·瓦特、H·U·福克納：《近百年美國經濟史》，第258－259頁。

　　[17]美]H·N ·沙伊貝、H·G·瓦特、H·U·福克納：《近百年美國經濟史》，第570頁。

　　[18]美]H·N ·沙伊貝、H·G·瓦特、H·U·福克納：《近百年美國經濟史》，第501頁。

　　[19][美]馬漢：《海權論》，第396頁。

　　[20] 1853年開港以後，日本對外貿易劇增。1860年輸出為470餘萬美元，輸入為160餘萬美元；1867年輸出為1200餘萬美元，輸入為2160餘萬美元。八年間輸出入貿易總值增加五倍多，其中輸出隻增加了兩倍半，而輸入增加了十三倍，輸出多為原料而輸入則為工業品。1859年至1867，日本三都物價上漲了二至七倍。參見周一良、吳於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冊），第419頁。

　　[21] 1868年起開始明治維新。政府“製定了一部以普魯士德國的憲法為藍本的憲法，對法製進行了改革”，並“從英國皇家海軍請來的專家為日本建立一支現代化的海軍出謀劃策，從普魯士總參謀部請來的專家幫助他們實現陸軍現代化。日本軍官被派往西方國家的陸軍和海軍學院學習，盡管本國已建立起軍火工業，但仍從國外購買現代化武器”。“在所有這一切的背後，有著引人注目的政治義務，即實現國家‘富國強兵’的號召。對於日本人來說，經濟實力和陸軍實力是同步發展的”。詳見[美]保羅·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頁。

　　[22] 明治維新後“軍事工業和紡織業是日本大工業的重點，軍事工業的發展尤其迅速”。 詳見周一良、吳於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冊），第89頁。

　　[23]詳見[美]保羅·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7頁。

　　[24] 參見閻廣耀、方生：《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第180頁。

　　[25] 1900年11月19日，美國國務卿海約翰給駐華公使康格的密碼電報，全文如下：“絕密。補充最近的電報。鑒於將來一旦發生戰爭在中國海岸上有一個海軍貯煤站的重要性，海軍部長迫切要求你抓住第一個有利機會為合眾國獲得三沙灣作為自由和單獨使用的軍港，並附加這樣的保證：將來不得把以克拉基島的東端為圓心，半徑為20海裏的一個圓形地區轉讓給任何其他強國，或由任何其他強國控製或使用，也不得由中國政府在該地設防。”12月7日，美國國務卿海約翰為此要求美國駐日公使“非正式而又謹慎地了解清楚”日本政府對美國獲得福建三沙灣作為海軍基地的態度。12月7日，日本駐美公使致函美國務卿海約翰，對美國的要求予以拒絕。參見閻廣耀、方生：《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第183－184頁。

　　[26] [美]孔華潤著，張靜爾譯：《美國對中國的反應》，複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頁。

　　[27] 參見閻廣耀、方生：《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第497－498頁。

　　[28] 參見閻廣耀、方生：《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第500-506頁。

　　[29] [美]孔華潤著，張靜爾譯：《美國對中國的反應》，第64頁、71頁。

　　[30] 參閱[美]羅伯特· 達賽克著，伊偉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第三部分：外交政策內幕1939-1941”，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246－450頁。及[日]重光葵著，齊福霖等譯：《日本侵華內幕》，第七章日美談判部分，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

　　[31] “武經七書”是宋神宗元豐年間（1078－1085年）選編頒行的武學必讀的七部兵書，它包括《孫子》、《司馬法》、《尉繚子》、《六韜》、《吳子》、《三略》和《唐李問對》。南宋高宗時，“武經七書”為選拔將領考試內容之一。

　　[32] 可參考黃枝連：《亞洲的華夏秩序——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形態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33]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頁。

　　[34]安格斯·麥迪森：《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楚序平、吳湘鬆譯，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8頁。

　　[35] 張墨、程嘉禾：《中國近代海軍史略》，海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174頁。

　　[36] 王栻：《嚴複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頁。

　　[37] 王栻：《嚴複傳》，第16頁

　　[38] 參見皮明勇：《關注與超越——中國近代軍事變革論》，第10、366、367頁

　　[39] 19世紀70年代，隨著南北洋海軍建設的迅速發展，中國舊有的海戰理論已明顯落後，發展近代海軍學術，確立新的海戰理論勢在必行。為此江南機器製造局、天津水師學堂和一部分駐外使節開始翻譯西方有關著作，如《海戰新義》、《各國水師操戰法》《海軍調度要言》等。參見皮明勇：《關注與超越——中國近代軍事變革論》，第357頁

　　[40] 轉引自皮明勇：《關注與超越——中國近代軍事變革論》，第380-381頁。

　　[41]參見安格斯·麥迪森：《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第260頁。

　　[42]1937年5月29日，陳納德踏上了中國的土地。6月3日，蔣介石、宋美齡接見了他。宋美齡曾在美國喬治亞州讀書。陳納德與她一見如故。此時，宋美齡任航空委員會的秘書長，實際上領導著中國空軍。宋要他擔任她的專業顧問，並給他兩架T-13式教練機，以便他視察中國空軍的現狀。通過考察，陳納德得知國民政府名義上有500架飛機，但實際上隻有91架能起飛戰鬥。“空中飛虎陳納德”， 抗戰前中日海空力量比較的詳實資料可參見吳敬安著：《世界空軍》，中華書局1936年版；歐陽格著：《世界海軍軍備》，正中書局1937年版。

　　[43]詳見潘尼迦著，德隆等譯：《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曆史的影響》，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版。

　　[44] Jaswant Singh,Defending India .Bangalore, Macmillan Press Ltd.﹐1999, pp. 265-267.

　　[45]參見[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第408頁。

　　[46] 1941年7月31日，日本軍令部總長永野軍司令總長將7月2日禦前會議做出進攻越南南部，“不惜對英美一戰”的決定麵呈天皇，當被天皇問及日本對美作戰能力時，永野回答：“對美戰爭不能維持一年半以上，勝利就無把握。”[日]重光葵：《日本侵華內幕》，第271頁。

　　[47] 筆者認為，俾斯麥是19世紀60年代湧現出的和林肯、明治天皇等同樣齊名的大政治家。他深知德國處於法俄兩麵夾擊的不利困境，並小心翼翼地通過交叉結盟的方式和低調外交以防止俄法結盟的策略，在位期間發動對丹麥戰爭、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改變了法國黎塞留（1585-1642）締造的不利於德國的歐洲大陸地緣政治形勢。通過王朝戰爭統一了德意誌，為德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奠定了統一的民族市場。俾斯麥外交思想的精華在於不懼挑戰，敢於果斷使用武力，但決不透支國力；在他看來國力隻能用於國家可承受的並且是對國家利益最重要的地方。俾斯麥因此與威廉二世分道揚鑣。正是由於威廉二世及其顧問們“急於表明其氣概”的“性格弱點”（ [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第259頁。），造成德國超度使用國力並導致德國毀滅的後果。基辛格博士認為：“由於他（俾斯麥）了不起的建樹，使得他所締造的德國經曆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兩度遭到外國占領及國家分裂達兩個世代之久，卻仍巍峨屹立。”[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顧淑馨、林添貴譯，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頁。

　　[48] Zbigniew Brzezinski,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ry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eatives, BasicBooks a division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1997, p. 10

　　[49] 詳見[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第532－533頁。

　　[50]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r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Basicbooks, a division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1997, p. 3.

　　[51]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相關資料，199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居世界第七位。2000年，則達到8.9萬億元人民幣，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1995年增長41%。“九五”期間經濟年均增長率達到8.3%，大大高於3.8%的世界平均水平。資料來源：“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的國際比較”，國家統計局《“九五”期間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係列分析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