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與製度的較量，看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的差距

從文化與製度的較量，看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的差距

by dr.bear



19世紀末，李鴻章與伊藤博文，一個是中國的首輔大臣，一個是日本的首任首相，他們地位相當，所處時代和大環境也相同，風雲際會，砥柱中流。麵對共同的“千年未有之變局”，曆史發令槍猛然打響，在中日近代化大比拚的賽道上，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幾乎同時起跑。懷著富國強兵的同樣夢想，李鴻章和伊藤博文作為領軍人物，帶領各自的國家一路追趕。盡管日本起步比中國還遲，然而最終的結局卻大相徑庭，一悲一喜：大清王朝愈加搖搖欲墜，日本帝國則一飛衝天。

世事流雲，人生飛絮，同樣是經世之才，一個身背罵名，抑鬱而終；一個大功告成，奇勳蓋世。這樣懸殊的結果，難道真的是南橘北枳、水土不服？還是真如李鴻章所抱怨的，隻怪“君臣朝野人心不齊”？

1901年12月26日，即李鴻章死後50天，一代大家梁啟超便寫出皇皇大作《李鴻章傳》。該書敘述評價了李鴻章的風雲一生，並率先把李鴻章與伊藤博文作了比較分析。梁啟超認為：“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曆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為19世紀世界曆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在早年的“櫛風沐雨之閱曆”方麵，“伊非李之匹”，而李在政治識見和客觀環境方麵，難比伊藤。梁還把李鴻章放在近代“國民國家”的政治理念下進行評判，指出“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而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體之本原”、“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認為李鴻章是時勢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時勢之英雄。

梁啟超不愧目光如炬，巨筆如椽，其學貫中西，識見犀利，一劍封喉。千載而下，恐怕對李客觀全麵的認識和評判，無出其右者。

不過，筆者以為，梁任公隻見樹木，未見森林；隻見其果，未證其因。蘋果埋進肥沃的土壤就會生根發芽，投進五色醬缸隻會腐爛變質。讓我們試著從文化文化與製度的較量上找找原因吧。

據李鴻章的幕僚範當世說，李在直隸總督任內，喜看《管子》，甲午戰爭後喜看《莊子》。李鴻章在給一代大儒吳廷棟寫信的時候，自己也說“鴻章少年，有誌於學，不得已為事情所累”。因此人們通常認為，李鴻章是沿著傳統的科舉道路進身的，他的知識結構是中國傳統儒家文化，這種知識結構本身的弱點與缺陷，決定了他不可能走得更遠。著名科學家周光召指出:“中國古代大多數知識分子不善於做定量的數學分析和形式邏輯的推理……所以對自然界的理解常常是一種猜測，缺少科學根據。”已故學者馮建輝在其《命運與使命——中國知識分子問題世紀回眸》中進一步闡明，歐洲的自然科學知識伴隨著“文藝複興”而迅猛發展，促進了整個生產力和社會經濟的飛速進步；而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盡管不乏深刻的見解與合理的成分，但總體上，其基本主張、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與現代化發展趨勢是不相適應的。就連被稱為“東方聖哲”、終生致力於弘揚儒家文化的著名學者梁漱溟，晚年也曾深刻反思說:“儒學開不出新天地來。”

伊藤博文的知識結構和文化觀念，顯然要比李鴻章開闊新穎得多。梁啟超說：“伊有優於李者一事焉，則曾遊學歐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伊藤學過漢語，在倒幕運動（日本明治維新時期，以中下級武士為主體的改革派發起的旨在推翻幕府統治的運動）中又學會了英語，不斷從洋學中獲得啟益。1863至1864年間，他曾留學英國，時日雖短，見識卻頗豐。他在日本政要中向以“勤學家”和“讀書癖”著稱。據記載，他不斷讀書研究，直至做了總理大臣後，依然驅車至丸善書店看書，連外國的新聞雜誌都期期必看。

然而，在幾乎沒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機的大清國裏，頭上是頂戴花翎、腦後依然拖著辮子的李鴻章，練淮軍、興北洋；開招商局、置機器局，製造兵器、倡修鐵路……如果沒有點兒真功夫，能辦出47個中國“第一”？僅僅從自身文化結構上找原因，顯然是不夠的。伊藤博文照樣精通儒學，樂此不疲（他的名字就來源於《論語·雍也》中的“君子博學於文”），甚至他的治國名言就是“一手拿《論語》，一手拿算盤”。他為什麽沒有“中毒”呢？

追根溯源，假若我們從製度結構上找原因。那麽，不難得出：李鴻章的腳跨進了新時代，而腦袋卻還留在舊時代。這點，正如梁啟超所說：“伊藤博文能製定憲法為日本長治久安之計，李鴻章則惟彌縫補苴，畫虎效顰，而終無成就也。”盡管他受了鴉片戰爭後“經世之學”的影響，但他對西學的了解，始終停留在比較淺薄的“器物”層麵上。他作為大清重臣，迫於滿朝清流非議之壓力，變革隻敢觸及器物層麵，絕不敢越“中體西用”雷池半步，抱殘守缺，膠柱鼓瑟，“未嚐有立百年大計以遺後人之誌”。如他自己所言，隻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鍾”。

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如何正確對待“西化”和西方文化，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對此，台灣學者柏楊比喻得好，大清朝就像一個被晚期癌症擊敗的老拳師，在觀察強大對手的優點時，不歸功於對手的強壯如牛，反而歸功於對手有一副漂亮的拳擊手套，認為自己隻要也有這麽一副漂亮手套，就可發生同等威力。李鴻章並非沒有接受外來文化，但作為士大夫的主流意識，他一方麵固守中華文化天下第一，另一方麵也羨慕西洋文明的巨大威力。中西文化的矛盾與不調，妨礙了他在深層次上吸取西方現代文化，這也成為他難於擺脫悲劇命運的致命弱點。他培養的西學人才，要麽為軍事人才，要麽為翻譯人才。比如他在19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所奏派的200餘名正式留學歐美的學生，全是學習軍事和工程技術等，沒有學習西方哲學、政治和文史等學科的。
在事關國計民生的大政方針上，他也未能突破中國曆代封建王朝重農抑商的弊政，重軍事工業，輕基礎工業，害怕商民壯大，隻為清政府謀財，不重視為老百姓謀利。這種推行缺乏近代經濟靈魂的錯誤產業政策的結果是中國不僅沒有豪商，也沒有勁卒。
整個近代百年曆史，所謂的中國現代化，都是在畸形的軌道上爬行。當天朝上下羞羞答答舉步維艱地撩開西洋的神秘麵紗時，日本舉國喊響了全麵“脫亞入歐”的口號，掀起了一浪又一浪“文明開化”的狂潮。無怪當時的日本外相井上馨認為：日本隻有成為“歐化新帝國”，才能獲得西方列強好感，繼而修改不平等條約。於是一場狂飆突進的全麵“西化”運動開展起來，在政府的帶領下，日本舉國上下刮起了鋪天蓋地的“歐風美雨”：吃西餐、穿洋服、說英語、理分頭、跳交誼舞，甚至嫁洋人，這些都被視作是上流生活。有一首打油詩說：“敲敲短發蓬鬆的天靈蓋，文明開化的聲音就響起來。”

伊藤博文是個“中國通”，卻審時度勢喜好洋風，是“歐化政策”的積極倡導者。但當他看到彼時用力過猛、矯枉過正後，就及時調整政策，順應大勢，照顧國情，恢複傳統文化，扭轉了淺薄庸俗、極端西化的傾向。使日本出現了西服與和服並存、酒吧與茶室共處、西洋歌劇和日本浮士繪競相奪目的奇觀。在此基礎上，伊藤博文大力勸獎百工，扶持私營企業，使日本經濟欣欣向榮。耐人尋味的是，盡管強調富國強兵，但伊藤博文卻沒有推行片麵的唯軍事的產業政策，始終把資產興業作為富國強兵的基礎。伊藤博文既重視勁卒，更重視豪商，結果日本豪商遍地，勁卒無敵。

按現代文化標準，伊藤博文要比李鴻章“文明開化”得多。1896年李鴻章訪俄時，俄國財政大臣維特評論對李的印象說：“從中國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從我們歐洲的觀點看，他是沒有享受什麽教育，也並不文明的。”

在維特評價李鴻章五年之後，伊藤博文於1901年9月獲贈美國耶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而李鴻章，卻在維特評價李鴻章的同一年訪美途中試著喝過一次洋咖啡，還因隨地吐痰被責令擦掉和罰款。



附：明治維新前夜的日本

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統治，長達二百六十年。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時代，建立幕藩體製。幕府之下，全國分為各藩，全國號稱有“三百諸侯”。與中國相似，全國分為士農工商四級，不過此士非中國士，而是武士。德川幕府對天皇的控製超過前代幕府，包括經濟上也控製很嚴，民間常說天皇是“欲做詩，卻無紙”。 　

十六世紀，葡萄牙人來到日本，向日本人民傳天主教，飽受壓迫的日本農民很快接受了天主教。幕府很快察覺天主教對統治者的嚴重威脅，遂大肆鎮壓。殺害天主教徒達二十八萬之眾。但這樣還不能禁止人民信教，幕府一不做二不休，幹脆全麵鎖國，自1633年到1639年連發五道鎖國令，規定全國檢舉天主教徒，不給天主教在日本有一點立足之地。並禁止一切西方人來日貿易，同時規定日本人在海外者不許回國，日本人不得出海。這些命令的一個副作用是，中國沿海的倭寇從此絕跡。在日西方人被隔離到一個名叫出島的小島，與日本人隔絕。幕府的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自此國內表麵上平安無事，局麵穩定。不過，實際上，幕府以表麵穩定為代價拒絕外來文明的鎖國政策，使得日本民族的發展陷於停滯，十七世紀初日本出現的變革活力被窒息了。此後二百餘年的德川幕府統治被後來的日本人認為是日本落後時期的代名詞。 　

形勢的穩定使得武士階層馬放南山，沉淪於遊樂之中，而商人階層崛起，大名武士皆拜在商人腳下，日本民謠說，“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諸侯驚懼”。而且商人還花錢買來武士刀，搖身一變成為武士。 　

日本鎖國後，獨有兩國可以繼續對日貿易，一是荷蘭，因為荷蘭是新教國家，對傳教不感興趣，隻注重貿易，另一國就是中國。 　

同時，荷蘭的實用性書籍也漸漸傳入日本，在日本形成蘭學，蘭學與儒學在日本同作為“國學”並立。 　

1754年，山脅東洋發表人體解剖報告，揭開了日本“啟蒙運動”的序幕。蘭學對日本思想文化和生活造成全麵衝擊。幕府發現了蘭學對其統治的威脅，即行鎮壓，但蘭學已經完成了對日本近代文化的啟蒙，動搖了人們對幕府統治的信念。有識之士開始思考如何使日本接受西方先進文化的影響。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日本舉國震驚，中國的“天朝”形象開始崩潰。但幕府仍沉緬於表麵上的穩定，采取駝鳥政策，不知大難將至。 　

1853年，美國將軍佩利的四艘黑船駛近江戶，日本上下一片恐慌。次年，佩利再進日本，強迫幕府簽定不平等條約《日美親善條約》，此後，歐洲各國紛紛與日本簽定不平等條約，日本閉關鎖國時代被打破。 　

其間，日本唯一的歐洲友邦荷蘭多次致信幕府，善意勸告其盡快開放，以免如中國般遭受大禍，但幕府雖表示感謝，卻拒絕開放。但日本憂國憂民的有識之士們卻認識到，隻有解禁，才是日本唯一的出路，而幕府堅持鎖國。 　
在此期間，佐久間象山和橫井小楠是開國論者的代表，他們從魏源的《海國圖誌》得到啟發，提出“東洋道德，西洋技術”。 　

同時，日本傳統的文化體係也遭到衝擊，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發生懷疑。山鹿素行說，日本才應該是中國，因為中國戰亂頻仍，而日本正統相繼。還有國學家抨擊清代中國人虛偽，而日本的大和心與古中國人那樣有活生生的思想感情。日本人本居宣戰認為，中華世界虛偽狡詐，政治不修，而日本則“春日明淨”。他們將那些“妄自眩目於支那學說”的日本人斥為“腐儒庸醫”，總之，認為中華文化與上古時相比已失去活力，趨於死亡。日本思想界急於向西方先進思潮學習。 　

麵對西方列強的侵略，日本人感到國難當頭，幕府則成為日本進步的障礙。武士大鹽平八郎發動起義，打響了倒幕第一炮。大鹽平八郎是一警官，對幕府統治的黑暗極為不滿。有一年過年，他身穿新衣吃年夜飯，思及許多窮人，無心下咽，賦詩一首： 　
著得新衣祝新年，羹餅味濃易下咽。忽思城中多菜色，一身溫飽愧於天。 　
大鹽平八郎起義被幕府鎮壓，兵敗身死，而幕府的腐朽統治也到了滅亡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