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組織的複興和重構

“基地”組織的複興和重構


● 汪舒明

美國發動並主導的反恐戰爭迄今已達6年。一時曾遭到摧毀性打擊的“基地”組織乘美國伊戰錯誤獲得喘息之機，逐漸東山再起。它進行了戰略布局的調整和擴展，在更廣泛的地域加大了對美國及其反恐盟友的打擊。現在“基地”組織不僅未被削弱，反而越打越強。國際反恐鬥爭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

一、“基地”組織的戰略新布局

“9·11”事件前，“基地”組織的重心在於打擊世界各地、包括美國本土的美國目標，矛頭集中指向“遠敵”，即本·拉登所說的“蛇頭”。“9·11”事件後，隨著美國加強了對本土和海外美國目標的安全防範，以及“基地”組織自身趨於分散化、本土化，它及其分支在更廣泛的地域開展恐怖襲擊活動，在打擊美國目標的同時，加大了對伊斯蘭世界溫和派政府即拉登所說的“近敵”和美國反恐盟友的打擊，以從戰略上孤立美國。種種跡象表明,“基地”組織並不是像美國總統布什所說的那樣在“逃竄”，而是在主動發起進攻。
“基地”組織積極介入印巴、巴以、黎以、伊拉克等國際衝突熱點問題，加劇了這些地區的緊張局勢。2004—2005年，與“基地”組織有緊密聯係的克什米爾伊斯蘭武裝組織在印度製造多起重大恐怖襲擊，導致印巴在各自邊境大舉陳兵，雙方劍拔弩張，一度走到了戰爭邊緣。它一再利用阿以衝突在阿拉伯世界產生的悲情以獲得更大的支持，竭力卷入阿以衝突。2005年12月，“伊拉克基地組織”從黎巴嫩向以色列發射火箭，挑動黎以衝突。2007年夏，當哈馬斯和法塔赫之間在加沙發生激烈衝突時，“基地”組織二號人物紮瓦赫裏就公開支持哈馬斯，並呼籲全球穆斯林向哈馬斯提供援助。伊拉克和阿富汗成了“基地”組織兩大相互聯動的前沿陣地。“伊拉克基地組織”襲擊對象廣泛，包括了美國及其盟國駐伊人員、伊拉克政府職員和軍警、什葉派以及相對溫和的遜尼派。2007年是該組織製造嚴重恐怖襲擊事件較多的一年。3月27 日，伊北部泰勒阿費爾鎮發生卡車炸彈襲擊事件，造成150 多人死亡; 4月18 日，巴格達市中心發生汽車炸彈爆炸事件，造成140 多人喪生;7月7 日，伊北部一個露天市場遭到汽車炸彈襲擊，造成156 人喪生; 8月14 日，伊北部尼尼微省“雅茲迪”教派聚居地發生連環爆炸襲擊，至少500 人死亡。為了達到破壞美國主導的政治進程、使伊拉克成為一個神權國家的目標，該組織不惜利用伊拉克尖銳複雜的教派矛盾挑起伊拉克內戰，頻頻襲擊什葉派目標。同時，該組織將什葉派國家伊朗在伊拉克的影響看作與美國對伊占領同樣嚴重的問題，有可能采取“以敵製敵”的策略，即在美伊局勢高度緊張的情況下，假冒伊朗襲擊美軍，以挑起美伊戰爭，實現一箭雙雕、漁翁得利的目的。
“基地”組織支持下的塔利班武裝則利用美國反恐行動重心西移並陷入伊拉克之機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邊境地區東山再起。從2006年開始，塔利班武裝開始大規模對駐阿聯軍和阿富汗卡爾紮伊政府發動大規模的襲擊。根據美國軍方統計，2006年塔利班發動的襲擊從前一年的1632 次增長到了5388 次，而自殺式襲擊從27次增長到了139次。[1]其中11月6 日發生的自殺式炸彈襲擊，造成6 名議員、59 名兒童死亡，這是自塔利班政權倒台以來傷亡最嚴重的一起恐怖襲擊事件。現在塔利班的控製區又重新擴大了。許多阿富汗人相信，塔利班正在走向勝利，而反塔利班行動已經失敗。他們覺得美國又一次拋棄了他們。他們對重新塔利班化已經習以為常。[2] 巴阿邊境的普什圖部族區再次成為世界恐怖主義的核心地帶，本·拉登等“基地”組織領導人可以安然無恙地在那裏策劃、煽動、支持恐怖襲擊行動。
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的重要歐洲盟友，如西班牙、英國等均受重創。英國成了“基地”組織在西方活動的焦點，成了國際恐怖主義的重災區。英國有長期應對恐怖主義的機製和經驗豐富的反恐專業人員，但是，2005年“7·7”慘案還是發生了。這說明即使在嚴密的防範下，恐怖分子仍有能力突破防線，製造嚴重傷亡。自2005年倫敦地鐵爆炸案以來，平均每六周即發現或挫敗一起恐怖襲擊。[3]英國受到了國際恐怖主義幾乎無孔不入的滲透，本土伊斯蘭激進分子與國外“基地”分子結成一個跨國恐怖行動網絡。2006年夏，“基地”組織還陰謀劫持10 架從英國起飛的航班去撞擊美國目標。若不是英國當局防範嚴密，美國可能又一次遭遇“9·11”事件那樣的恐怖災難和浩劫。
美國在伊斯蘭世界的重要反恐盟國，如巴基斯坦、沙特等，也成了重點打擊對象。“基地”組織除將阿富汗和伊拉克政府視為美國代理人而必欲推翻外，還積極推動激進伊斯蘭勢力起來推翻沙特、埃及、約旦、巴基斯坦等國受美國支持的溫和伊斯蘭國家政府。“基地”組織主要頭目本·拉登和紮瓦赫裏近年來發布的錄像和錄音中，關於打擊伊斯蘭叛徒的內容占據了前所未有的篇幅。受他們影響和煽動的極端分子連續對沙特境內的西方人、西方公司、煉油廠和油氣管道、沙特內務部等發起了嚴重恐怖襲擊。埃及、約旦也受到了多次嚴重恐怖襲擊。在巴基斯坦恐怖襲擊事件頻發。舉其大者: 10月19 日，卡拉奇發生針對前總理、人民黨主席貝·布托的爆炸襲擊，造成140 多人死亡，500 多人受傷。12月21 日，巴西北邊境省一座清真寺遭到爆炸襲擊，造成55 人死亡，35 人受傷。巴基斯坦政府高層人物包括穆沙拉夫總統也不時遭遇“基地”組織分支及其同情者的暗殺陰謀。2007年7月,“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的同情者甚至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公然武裝對抗政府，挑起了“紅色清真寺”事件，製造了一場嚴重的政治危機。12月底,“基地”組織成員刺殺了貝·布托，使美國喪失了一個極為重要和可靠的反恐盟友，也使穆沙拉夫失去了一個可能重新穩定巴基斯坦局勢的最重要的潛在合作者。這是“基地”組織在“9·11”事件之後製造震驚世界的最嚴重的恐怖襲擊事件之一。
此外，“基地”組織也加強了對美滲透。盡管美國在“9·11”事件後加強了本土安全防範和出入境管理，“基地”組織仍然能夠在美國積聚力量,伺機進行大規模的恐怖襲擊。2007年7月，美國情報部門分析認為，“基地”組織的力量已經恢複到“9·11”事件前的水平，並獲得在美國發動襲擊所需要的大部分能力。[4]

二、“基地”組織形態的新變化

“9·11”事件後國際合作反恐的新現實改變了“基地”組織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環境，迫使“基地”組織在組織形態方麵進行調整和重構。
第一，進一步趨向分散化、網絡化和本土化。“9·11”事件前的“基地”組織在結構上存在一個相對集中的權力中心，以拉登為首的舒拉委員會處於權力金字塔的頂端，整個組織基本呈現為軸心輻射結構，核心領導層能對眾多行動團隊提供人力、物力支持和直接的指導、監督。其成員絕大多數為參與阿富汗抗蘇以及其他地區“聖戰”的阿拉伯“聖戰”者。他們以阿富汗為大本營，聚集在阿眾多的訓練營地。

阿富汗戰爭使“基地”組織喪失了阿富汗的大部分訓練營，迫使匯聚在那裏的成員逃向全球各地。“基地”組織還喪失了相當部分核心領導和骨幹成員，其組織、指揮體係受到嚴重破壞。阿富汗戰爭後的新現實以及國際社會的反恐高壓推動“基地”組織形態向著分散化、網絡化的趨勢轉變。網絡化組織不同於金字塔式組織，它的等級較少，呈現扁平化結構，決策權分散下放。最高領導集團的職責主要在於製定和提供戰略和原則，下屬機構對具體的行動有很大的自主權和決策權。網絡化組織往往由若幹分散小組和個人組成，彼此之間保持鬆散靈活的橫向聯係，並根據具體任務組成行動團隊。其有效運作有賴於成員之間高度的信任和協調。事實上，“所有使網絡有效的因素‘基地’組織都擁有並得到強化”。[5] 現在，作為“基地”組織代表的“聖戰國際”由“基地”核心、“基地”分支、本土化“基地”和“基地”網絡組成。[6]
“基地”分支則包括了正式建立的暴亂和恐怖組織，它們多年來受到了本·拉登的大力支持和精神導引。“基地”分支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種是以前與“基地”組織存在合作關係的獨立恐怖組織或極端組織。“9·11”事件後它們在人事、意識形態等方麵受到“基地”組織更大控製，與“基地”組織核心建立起更緊密關係。印尼的伊斯蘭祈禱團、克什米爾的一些武裝團體就屬於這種類型。第二種是以前與“基地”組織存在合作關係的獨立恐怖組織，後來升格成為有很大自主權的“基地”分支。在伊拉克由紮卡維領導的“統一與聖戰組織”和阿爾及利亞的“薩拉非斯呼告與戰鬥團”，就相繼在2004年10月和2006年9月宣布歸附“基地”組織，分別成為“伊拉克基地組織”和“馬格裏布基地組織”。第三種是“9·11”事件前“基地”就已經建立的分支。如在倫敦的分支、伊拉克的“伊斯蘭安薩爾”等。
本土化“基地”則由分散的、與“基地”有或曾有直接聯係的小團體組成，其某些成員曾參加聖戰運動或曾在“基地”訓練營受訓，然後回到居住地招納本土成員，建立有很大獨立性的組織。本土化“基地”網絡則由與“基地”沒有任何直接聯係，但在支持“基地”的激進“聖戰”事業上理念相似，完全土生土長的伊斯蘭激進分子構成。英國情報部門在全英國追蹤的恐怖組織近220 個，[7] 其中絕大多數就屬於後兩類。2002年在巴基斯坦卡拉奇、伊斯蘭堡等地開展針對西方人的恐怖襲擊的未知名組織很可能就是本土化“基地”組織。這些結構鬆散的組織在“聖戰國際”內部往往以自下而上的路徑策劃和製造恐怖襲擊，它們集中代表了“基地”組織分散化、本土化和網絡化的新發展。它們的專業水平可能不高，但其數量眾多、不可測性大，因此同樣構成巨大的威脅。對於這些眾多地區性的恐怖組織來說，“基地”組織是其意識形態的共同核心。
結構的變化也影響了“基地”組織行動方式。“9·11”事件以及此前“基地”組織製造的恐怖襲擊往往由“基地”組織選派的特遣隊穿越國界潛入目標國完成，而“9·11”事件後“基地”組織發起的許多恐怖襲擊由其在目標國吸納當地成員建立的行動小組完成。行動團隊的建立、資源的匯聚、計劃與行動目標的形成和執行等任務基本上都由本土化的下屬分支機構承擔。
“基地”組織形態的變化並不意味著“基地”核心組織作用的削弱，相反，“基地”核心機構的地位和作用在一定意義上還有所增強。在反恐戰爭中幸存下來的、位於巴阿邊境地區的“基地”核心組織及其領導人成了“聖戰國際”運動的旗幟和精神中心，並且繼續保持了等級製的、金字塔式的組織結構。一方麵它繼續以自上而下的路徑借助其核心組織成員及其分支機構策劃、實施針對美國及其盟友的大規模恐怖襲擊，如2005年倫敦地鐵爆炸案、2006年未遂的劫持10 個英國航班撞擊美國的陰謀等。另一方麵，它比以前更加重視為全球各地的聖戰者提供意識形態激勵、戰略和戰術指導、資金和專家援助，更注重於承擔一種全球恐怖主義的發動機作用，鼓勵、指導和支持全球各地的恐怖主義基地。宣傳戰和意識形態戰成了新“基地”核心組織首要的任務和工作重心，其中本·拉登“作為一種形象的威力要比作為一個人物要大的多”。[8]顯然，“基地”組織已經成為“一個試圖激勵和協調其他組織和個人的‘運動’”。[9] 2006年，本·拉登及其副手紮瓦西裏就通過錄像和錄音的方式在媒體出現了21 次，其中拉登6 次，紮瓦西裏15 次。2006年9月2 日紮瓦赫裏在錄像講話中還帶了一名美籍翻譯。[10] 這對以“基地”組織為中心的全球恐怖主義組織和恐怖主義分子無疑是一種極大的振奮和激勵。
第二、吸納大量更年輕、有著豐富聖戰經驗的成員充實其領導核心。
典型的如穆斯塔法·阿布·耶齊德、紮卡維、穆格林、杜爾馬丁等人，他們擁有在阿富汗或者車臣的作戰經驗，都已經成為“基地”組織的重要頭目。他們的國別和民族來源也更為廣泛，不像早期的“基地”組織領導人那樣來自幾個主要的阿拉伯國家。另外，“基地”組織進一步加強了在西歐( 尤其英國) 的招募工作，特別重視招納和培養西方大學裏那些有技術和專業素質的穆斯林激進青年為其骨幹成員。2007年6月底7月初參與格拉斯哥和倫敦未遂的係列恐怖襲擊的恐怖分子中，就有許多是受過良好技術訓練的醫生和醫學院學生。第三、日益與世界各地的跨國犯罪組織相互關聯、學習和轉化，雙方結成便利聯盟，融合共生。在“9·11”事件前，“基地”組織可以從伊斯蘭世界( 尤其沙特) 眾多合法的慈善組織獲得大量資助，還在蘇丹、阿富汗等地建立規模可觀的企業從事合法經營來獲得資金。隨著“9·11”事件後全球合作開展反恐鬥爭，恐怖主義在資金、人員、物資的獲取和流動方麵均受到嚴密監控，利用公開合法的渠道和取得某些國家政府的支持變得極其困難，甚至寸步難行。在這種情況下，“基地”組織進一步同販毒、非法偷渡、海盜等國際犯罪組織相勾連，大力尋求它們的幫助。在阿富汗，“基地”組織和塔利班就通過參與毒品交易、人體器官販賣等犯罪活動獲取了大量資金。阿富汗的毒販每周都向據稱躲在巴基斯坦境內的本·拉登的手下提供2噸價值2800 萬美元的海洛因。“基地”組織及其分支還參與馬六甲的海盜、比利時的鑽石交易、歐洲和日本的洗錢、摩洛哥的汽車和人口走私等犯罪活動。其在比利時的鑽石交易直接通過黎巴嫩人阿齊茲·納索控製的犯罪組織進行。


三、“基地”組織襲擊目標、方式和手段的變化

“9·11”事件以來的六年中，“基地”組織在其恐怖襲擊的目標、方式和手段方麵進一步呈現出以下趨勢:
第一、襲擊目標“軟化”，濫殺無辜的現象變得更加嚴重。
“基地”組織代表的國際恐怖主義所選擇的具體襲擊目標進一步“軟化”，更傾向於攻擊缺少防衛的民用目標，如商業、文化目標和平民，進一步顯示出濫殺無辜的特征。2005年，針對宗教和教育機構的恐怖活動分別比2000—2004年間的平均值上升了174%和343%。[11] 其進行恐怖打擊的對象包括巴米揚大佛、土耳其等國的猶太會堂、巴基斯坦、伊拉克的清真寺等宗教場所和蒙巴薩和巴厘島的酒店、伊斯坦布爾的英資銀行、伊拉克的輸油管道、沙特的石油公司以及馬六甲的油輪等純民間經濟單位。英國公交係統中的大量無辜平民、世界各地旅遊區的遊客、集市和征兵站的伊拉克平民，以及幫助伊拉克和阿富汗穩定和重建的國際組織、外國派駐這些國家的機構和人員也頻頻成為它們恐怖襲擊的目標。2007年7月，塔利班武裝就將韓國基督教義工團的23 名成員劫為人質，作為向阿富汗和韓國政府討價還價、施加壓力的籌碼。當然,恐怖分子並不會認為這些平民是無辜的，在他們看來，異教徒以及與美國合作的穆斯林“叛徒”都是邪惡的。當然，他們濫殺無辜也並非全然沒有限度。從韓國義工團事件最後得到和平解決，可見“基地”組織也需要注意自身形象以獲得更大的支持或同情。
第二、襲擊方式和技術手段日益複雜化和高效化，以尋求恐怖效益最大化。
在所有的恐怖襲擊方式中，爆炸仍然是“基地”組織最常用、造成傷亡最大的方式，自殺性爆炸的運用變得空前頻繁。當今“基地”組織製造的傷亡最嚴重的恐怖襲擊，包括“9·11”事件本身,運用的多為自殺性襲擊。在伊拉克的許多地方，它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的常事。在2006年，自殺性爆炸開始在阿富汗盛行，大約700 人死於80 多起自殺性爆炸。而這種襲擊方式在蘇聯入侵阿富汗以來的27年內幾乎聞所未聞。[12]
隨著恐怖手段趨於高技術化，“基地”恐怖分子運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危險不斷增加。網絡等現代信息手段的廣泛運用旨在提高恐怖活動的效率、減少己方損失，它使人員招募、資金籌集、技戰術培訓以及行動協調變得更加隱蔽、便捷。挪威專家托馬斯·黑格博哥指出，因特網已經取代阿富汗成為“基地”組織策劃恐怖襲擊並開展煽動行動的主要場所。網絡化組織的形成和有效運作高度依賴網絡，它將全球各地的恐怖“聖戰者”聯結起來，成為“聖戰國際”的載體。當今“基地”組織招納新成員、尋求新幫助、探討襲擊計劃的常用媒介就是網絡聊天室。它尤其有利於在西方國家的激進穆斯林青年中發展受過良好教育的新成員。對於許多這類激進青年來說，通過互聯網散布極端思想，實行電子“聖戰” 已經成了他們的新使命。2004年，自稱為“伊哈比007”的“基地”黑客還成功入侵美國阿肯色州公路與運輸部網站，大麵積傳播“斬首”視頻的下載鏈接。當然，恐怖組織並不總是依賴現代通訊技術，出於安全考慮，他們也創造性的運用口耳相傳這樣古老的方式來傳送信息。

“基地”恐怖分子使用武器的技術水準也在提升。“基地”組織、塔利班已經在肯尼亞、阿富汗等地使用了肩扛式地—空導彈或尋熱導彈襲擊過往飛機。“基地”組織一直有獲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興趣和努力。技術上比較容易實現的有毒化學物質襲擊實際上已經為其所用。2004年，“伊拉克基地組織”成員用卡車裝載了約20 噸烈性化學物質，企圖襲擊約旦首都安曼的首相府、情報部門及美國駐約旦大使館。恐怖分子的陰謀如果得逞，將會造成至少8 萬人死亡、16 萬人受傷的慘劇。“9·11”事件後發生的美國炭疽病毒事件、巴基斯坦核科學家擴散核技術事件、雷爾邪教掌握克隆人技術等事件和“基地”組織強大的經濟、人才及技術資源，都向全世界提出了如何防止恐怖分子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嚴峻問題。
第三，更加重視利用高度發達的媒體。
使許多人死，讓更多人看，“基地”組織的目標是恐怖。其領導人深諳無處不在的媒體的巨大威力，非常善於運用“媒體杠杆”開展對穆斯林和西方受眾的“公共外交”，以在以小搏大、以弱敵強的非對稱戰爭中贏取主動，實現對主流國際社會的“軟殺傷”。“基地”組織建立起了一個有很高專業素養的媒體中心，甚至也聘用來自西方的成員使用英語來加強對西方的宣傳。“9·11” 事件以來,“基地”組織的領導高層維持了很高的出境率。他們製作的錄像和錄音在議題和內容上非常廣泛，幾乎涉及西方和伊斯蘭世界衝突的所有問題。其選擇播出的時機也總是帶有很強的政治考量，經常契合廣大穆斯林世界的輿論適時地發出“基地”組織領導層的聲音。其形象的塑造和提供也傾向於選擇“聖戰戰士”正義、勇敢、自我犧牲的內容。

從曆史來看，任何一場社會政治運動都有其生命周期。從伊斯蘭世界的困境、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影響、“基地”組織自身的調整能力，特別是美國堅持推行錯誤的中東政策和以暴易暴與反共謀霸的反恐政策等因素來觀察，作為“聖戰國際”代表的“基地”組織將成為長期現象。但激進烏托邦終究會趨於破滅。它濫殺無辜和與國際犯罪合流更會加速其衰敗過程。國際社會包括美國在內也會總結反恐鬥爭的經驗教訓，不斷加強反恐合作、提高反恐效能。因此，以“基地”組織為代表的國際恐怖主義隻能猖獗於一時，不能橫行於永遠，將最終走向覆亡。特別是美國堅持推行支扶以色列、欺壓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及以暴易暴與反恐謀霸的錯誤政策，為“基地”組織的存在與發展提供了適宜的氣候和土壤。“基地”組織的活躍仍將持續一個相當長時期。

注釋:

[1] Bruce Riedel，“Al Queda Strikes Back”，in 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07.
[2] Ahmed Rashid，“Letter from Afghanistan: Are the TalibanWinning? ”，in Current History，January 2007.
[3] “針對英國恐怖襲擊陰謀增加一倍，平均每六周一起”，2007年2月4 日，中國新聞網,http://news.sohu.com/20070204/n24 8033387.shtml。 ( http://www.tecn.cn )
[4] “美情報說‘基地’組織已獲得襲擊美國的大部分能力”,2007年7月13 日，人民網，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5/5984261.html。 ( http://www.tecn.cn )
[5] Barry Cooper，New Political Religions，or An Analysis ofModern Terrorism，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4，p.171. ( http://www.tecn.cn )
[6] Bruce Hoffman，“From the War on Terror to Global Counterinsurgency”,in Current History，December 2006.

[7] “英國情報部門稱恐怖組織‘如病毒般’ 滲透全國”,2007年7月9 日，搜狐網http://news.sohu.com/20070709/n25099684. shtml。
[8] Daniel L. Byman，“Al- Qaeda as an Adversary: Do We UnderstandOur Enemy?”in World Politics 56 (October 2003) .
[9] Daniel L. Byman，“Scoring the War on terrorism” ，in TheNational Interest，Summer 2003.
[10] 李偉: “當前國際恐怖與反恐鬥爭的特點與趨勢”，《現代國際關係》，2007年第2 期。
[11] 參見張家棟: “2005年世界恐怖活動評析”，《國際問題研究》，2006年第2 期。
[12] Ahmed Rashid，“Letter from Afghanistan: Are the TalibanWinning?” in Current History，January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