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原子彈爆炸的背後故事：一根鞋帶的陰影

中國原子彈爆炸的背後故事：一根鞋帶的陰影


來源：文匯讀書周報

　　今年是中國核基地建設50周年紀念，關於核基地建設的種種，由於當年保密的需要，至今所透露出來的仍然是冰山之一角。《解放軍畫報》高級攝影記者孟昭瑞不僅是那段曆史的見證者，而且是那段曆史的記錄者。《中國蘑菇雲》通過他的鏡頭並輔以他的敘述，實現了資料性與直觀性、知識性與趣味性的有機結合，在帶給讀者視覺衝擊的同時，提升讀者對中國核事業的認知。

　　上馬與下馬，中央分成了兩派

　　1960年的11月，張愛萍在西北導彈試驗基地，成功組織指揮了我國第一枚國產地對地導彈的發射。轉年，“大躍進”的惡果赫然顯現。吃飯都成了問題，不能為多打糧有所貢獻，反要花大量人力物力的原子彈，是不是要搞下去引起了不小的爭議。這種爭論不僅表現在國防科研內部，而且中央的一些部門在製訂計劃時也有所表現。到這一年的夏天，國防工業委員會工作會議在北戴河召開的時候，兩種意見已經尖銳對立，形成了兩軍對壘的陣勢。反對者的意見，理由似乎更充分，蘇聯公開宣布停止援助，技術上有很多困難，中國自己現有的工業基礎太過薄弱，不足以保證原材料的供應，研製原子彈的困難太大。國家整個經濟形勢困難重重，各方麵都要錢，而搞“兩彈”花錢多，實在拿不出那麽多錢來。如果硬拿，不僅影響常規武器的研製生產，而且會拖累國民經濟的發展。最好的辦法是暫時下馬，等國家經濟好轉後再上，各方麵的條件和準備也可以更充分。形象的說法是，不能為了一頭牛，而餓死一群羊。這樣的意見，在當時的實際情況下，為多數人所讚同。但讚成“上馬”的人的意見，是從戰略上看問題，認為值得為長遠的核盾牌多些投入。暫停隻會使已經建立的基礎廢棄，隊伍解散，再上馬等於從頭再來，這並非解決問題的辦法。

　　張愛萍回憶說，政治局開會，有些人提出上馬，也有些人提出下馬。有一部分人說，蘇聯專家撤走以後，我們的科學技術不行，再加上建國剛開始不久，我們的工業還落後，沒有蘇聯的技術援助幹不成，所以要下馬。又不能不搞，又說等我們國家初步建設起來後再搞。另一部分就主張上馬，主要是陳毅、聶榮臻、葉劍英、賀龍等幾個元帥。

　　如果將爭論的雙方劃成陣營的話，軍方的態度是鮮明的。陳毅元帥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的話很具有代表性：“中國人就是要把褲子當了，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這句話雖然廣為人知，但與陳毅針鋒相對的接下來的一句話卻不為人所知：“老總啊，你還是把褲子提上吧，光著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彈的。”這樣的話在沒飯吃的年代，並不難理解，更不能說是完全錯誤，但在原子彈成功後，似乎被有意掩蓋了。

　　劉少奇則建議把原子能工業的基本情況搞清楚了再確定。據張愛萍回憶，他在華東軍區的老上級陳毅專門找他交代調查任務。張愛萍的態度也很明確，“再窮也要有一根嚇人的打狗棍”。但他對陳老總說，自己隻知道皮蛋、雞蛋、山藥蛋，不懂原子彈。這就是張愛萍的性格，實話實說。張愛萍當時主抓的是核基地建設，核研究的事有人在抓，他不願意摻和。再說畢竟知根知底，說話也隨便些。陳毅的話說出來也很直接，不懂你不會學啊？誰一生下來就會？言下之意，你不能光為原子彈研製搞後勤，該你出頭的事，你得出頭啊。說歸說，下級服從上級是部隊的傳統，張愛萍不能拒絕。再說了，陳毅也不僅代表他個人，他是代表中央在點將。也許，事先就考慮到張愛萍有可能拒絕，所以才由他的老上級陳毅出馬點將？

　　張愛萍接受任務後，先找了第二機械工業部(即原子能工業部)副部長、國防科委副主任的劉西堯、劉傑等人，後來又找了核物理學家、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長朱光亞等組成了調查班子。

　　這次調查回來之後，張愛萍當然要向國防部長林彪匯報，林彪的態度同其他幾位老帥的意見完全一致，同樣很堅決。他說：“原子彈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響，就是用柴火燒也要把它燒響了。”

　　這份名為《原子能工業建設的基本情況和亟待解決的幾個問題》的長達五千言的報告得出如下結論：關鍵不在於投入，而在於組織協同；不在於再投入多少，而在於如何挖掘各部門的潛力；不在於爭論上馬下馬之利弊，而在於如何行動，才能搞成。

　　這項重大工程，看起來盤子很大，但實際上很多東西都蘊含在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之中。這也是之所以得出關鍵不在投入多少，而在於挖掘各部門潛力判斷的原因。這也就是說，在對各部門的投入之外，並不需要增加太多的投入。報告說，共需人民幣787萬元，折合為110萬盧布、120萬美金。報告的效率為原子能工業的高效定下了一個基調。這對於平息上馬、下馬之爭，無疑是一個好消息，更令人振奮的是，有了一個兼顧各方的新途徑。

　　張愛萍親自坐飛機，升至8500米高空試驗

　　調查報告在11月份由二機部的秘書劉正威起草。報告遞上去之後，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沒有動靜，張愛萍備受煎熬。1962年10月19日，劉少奇主持政治局會議，聽取羅瑞卿關於國防工業的匯報。劉少奇表示，中央要有專門的機構來抓。十天後，羅瑞卿提交了《關於加強原子能工業領導問題的報告》。這就有了11月3日“專門委員會”的成立。也就是從這一天開始，原子彈不再由國防科委牽頭，而成為全國性的大戰略。國防科委成為主要的組織協調機構。可能考慮到自己任副總長事務繁忙，國防科委是兼職，張愛萍在羅瑞卿的報告上提出：“軍隊方麵已有賀、聶和你參加，我不必再參加了，至於屬我們要辦的具體工作仍照辦。供考慮。”

　　羅瑞卿自然不會同意，研發的任務雖然有趙爾陸負責，但跑基地、盯製造、搞試驗這一係列需要協調的事，都要張愛萍出麵才行！首要的問題就是，張愛萍要跑各個大區傳達專委會議的精神。精神傳達下去，各大區都表示積極支持。

　　中央專委成立後，核試驗的步伐大大加快。1963年5月至11月，已成功進行了七次分解爆炸試驗。

　　1964年，是預定原子彈爆炸的年份。同年6月，張愛萍又成功組織了我國自行研製的中近程導彈首次飛行試驗，並創造了“連中三元”的佳績。這些佳績的取得的背後，是超乎常人的付出和努力。

　　張勁夫回憶說：“愛萍生病了，身體不好，帶著氧氣瓶子，也要下去檢查，一個一個焊點，一個一個螺絲釘，一個一個零部件，都要檢查到。所以他的工作成績很牢靠，事故很少。”

　　另外一件事恐怕很少有人知道，空軍剛開始運送原子彈部件的時候，張愛萍帶著他們跑過好多地方。因為保密的原因，隻有他知道所有的部件生產工廠在哪裏。

　　負責核爆取樣的伊爾-12飛機當時的正常飛行高度是6000米，而穿雲取樣要求飛8000到10000米。飛機改裝後，才飛到8500米。張愛萍接到報告說，那好，我也去坐坐那架飛機。向他匯報的北京空軍作戰部副部長惲前程就說，“你不能上去。”因為總參的副總長、核試驗委員會的主任上飛機試驗，要報軍委批準。張愛萍說：“我不上去，我怎麽知道你們究竟行不行啊？”張愛萍叫惲前程不要上報，但惲前程不敢做主，還是上報了。吳法憲說：“他要上去，你就陪他上去吧。要好好檢查飛機，保證安全。”就這樣，他穿了一件棉軍大衣，坐在了領航員的位置上，要飛行員指給他看高度表。在8500米高度上飛了一圈，飛行員問：“還要不要再轉一圈？”他說：“你們需要轉就轉吧。”在這個時候，他把自己放在了普通一兵的位置，一切從工作出發，一點也不擺什麽臭架子。這次飛下來，他對惲前程說，我心裏踏實了。

　　他自己親臨一線，對別人也就相當嚴格。“東風-5號”發射前，檢驗部門說，油路上像是有個陰影。這是要負責任的，於是起了爭執。張愛萍說先去搞清楚。結果，七機部的一位副部長親自爬進發動機艙裏，折騰了好幾天，檢查出一根鞋帶。不要小看一根鞋帶，如果堵住油路，後果是什麽不堪設想。鞋帶怎麽進去的，接著查。原來是有個裝配人員丟了鞋帶。張愛萍發話，以後進裝配車間，統統把鞋帶解下來。這樣的規定，據說到現在還在執行。

　　到了1964年9月，中央開始考慮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時機了。當時有為國慶獻禮的說法，周恩來說等送走參加國慶慶典的外賓之後再說。

　　1964年9月25日上午，張愛萍、劉西堯等向聶帥匯報了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準備工作進展情況，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決策。9月27日，張愛萍和劉西堯返回基地，當天下午即向基地全體參試人員傳達了中央專委第九次會議精神。也就在當天晚上，張愛萍在他帳篷門上，寫了一個大大的“響”字。

　　10月4日，正式試驗用的“596-1”原子彈裝置全部運至馬蘭試驗基地的主控站裝配工房，作為備份的“596-2”原子彈裝置，則放在烏魯木齊的專列上待命。張愛萍考慮到羅布泊試驗場區的早期規劃是蘇聯幫著搞的，對這個地區相當熟悉，便命令運輸組當即想辦法隱蔽核彈專列。當時，試驗場區人來車往，晝夜不停地布置著各種效應物，一百米高的鐵塔已經樹起來了，明擺著要有重大的行動。所以，臨試驗之前，專列又從烏魯木齊轉移到了內蒙古額濟納的東風基地，也就是現在所說的酒泉基地。專列在基地東部的古日乃蘇木(堿廠)掩蔽起來。

　　10月9日，原子彈試驗委員會根據試驗場區的天氣預報，建議將正式試驗的時間定在10月15日至20日之間。10日淩晨3點，張愛萍簽署了一份試驗準備工作情況及試驗時間建議的書麵報告，僅派李旭閣一個人飛往北京，呈送給周恩來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