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動的地緣政治與中東歐地區

龍靜：變動的地緣政治與中東歐地區



● 龍靜



[內容提要]無論是麥金德的“心髒地帶”說，還是策源東進的德國地緣政治學研究，都將中東歐地區視為控製歐亞大陸，甚至整個世界的關鍵。在冷戰時期美蘇對峙的格局中，這一地區也被視為處於兩極潛在衝突最前沿的重要地帶。冷戰結束後，中東歐地區的地緣戰略意義又發生了新的變化。中東歐地區地緣政治價值不僅充分反映在不同的地緣政治學說中，也在現實的地緣政治格局中得到了印證。


自2007年1月美國正式提出在波蘭和捷克兩國部署反導係統的決定之後，俄羅斯做出了一係列激烈反應。雖然美國一再強調反導係統在波蘭和捷克的部署目的是為了防禦來自中東地區潛在的導彈攻擊，但是，從軍事技術角度來看，波蘭和捷克都並非是攔截中東地區導彈攻擊的最佳地理位置。而且，這一係統一旦建立，它所構成的防禦範圍更是大大地覆蓋了俄羅斯的西部地區，因此，美國在這兩個中東歐國家部署反導基地背後的地緣政治目的昭然若揭，中東歐地區的地緣政治地位又一次成為美俄對峙的關鍵原因，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縱觀曆史，中東歐地區一直是一個極富政治色彩的地理名詞。按照世界地圖冊上嚴格的地理概念來看，中歐指的是波羅的海以南，阿爾卑斯山脈以北的歐洲中部地區，包括有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以及德國、奧地利、瑞士及列支敦士登。而東歐則主要指原蘇聯的歐洲部分。然而，在地緣政治學的研究中，“中東歐”、“中歐”和“東歐”這三個地理名詞的指代卻往往混淆在一起。“有些人將這片土地叫做東歐；有些人管它叫中歐；還有一些人按照更嚴格的地域劃分，將其稱為中東歐……這些稱呼無一例外地指代歐洲大陸的心髒地帶，是存在於西歐和俄羅斯之間的多個國家的家園”[1]。

作為一個與冷戰曆史密不可分的政治名詞，這一地區並不包括德國、奧地利、瑞士等在政治體製、意識形態上始終隸屬於西歐陣營的國家。同時，從地理學角度來看，也並不包括蘇聯解體後獨立了的中亞國家。由此，“中東歐地區”可以限定為位於歐洲中部的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以及位於歐洲東部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白俄羅斯、烏克蘭、摩爾多瓦和立陶宛。雖然無論從經濟實力還是麵積人口上來看，這些國家都稱不上大國，但是卻始終在世界政治格局的動蕩中備受關注，其原因同地緣政治一詞密不可分。

廣義的地緣政治一詞包含了兩個層麵的含義：地緣政治學說和現實世界中的地緣政治關係。不同時期有不同地緣政治理論，每一種地緣政治學說都會打上時代的烙印，“都是相應時代人們對當時地緣政治現實認識的反應，或是在當時技術條件、政治經濟關係現實基礎上，對地緣政治發展作出的預測或判斷”[2]。同時，這些理論又引導著國際舞台上的各大力量在政治與軍事戰略上作出規劃與調整，成為一係列國際行為的內在邏輯之一。在西方觀點各異的地緣政治學說中，尤其是在以“陸權”為立足點的地緣政治理論中，中東歐地區始終是一個無法繞開的重要地帶。同時，中東歐地區所經曆的曆史變遷也如同一麵鏡子，驗證了各種地緣政治學說對這一地區的地緣政治地位做出的判斷。

一　麥金德地緣政治學中的中東歐地區 在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創立的陸權理論中，中東歐地區首次扮演了至關重要的地緣政治角色。在其早期撰寫的《曆史的地理樞紐》一文中，麥金德就較為含糊地闡述和分析了這一地區的重要意義。一方麵，他在該文中引用了《貝格豪斯自然地圖集》和《牛津地圖集》中19 世紀以前、第三次十字軍東征時、查理五世即位時以及當時的歐洲政治地圖來說明這樣一個觀點：中東歐地區始終是歐洲民族與亞洲民族反複爭奪的地區，而整個歐洲文明史都可以看作是在這一地區反複發生的歐亞民族爭鬥導致的結果。另一方麵，通過麥金德對內新月地區和樞紐地區的劃定可以發現，德國、奧地利這些中歐國家都被他歸入了內新月地區，而今天我們所說的中東歐地區則屬於歐亞陸塊的中心內陸這個“世界政治的樞紐”。在1919年發表的《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中，麥金德不僅將1904年理論中的樞紐區重新命名為“心髒地帶”，而且還明確地以三段式警句的形式強調了中東歐的關鍵意義：“誰統治東歐誰便控製心髒地帶；誰統治心髒地帶誰便控製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便控製世界。”[3]

麥金德提出的三段式警句不僅同歐洲曆史，也同當時的時代背景相契合。一戰之後，這片在曆史上幾乎一直是“所有國家的戰場”[4]終於迎來了各個民族國家的獨立。但是，這種獨立卻是由英法幾個大國精心設計的。“為了削弱德國對這個方向的天然擴張，凡爾賽條約在那裏豎起了一道由許多人為的效果組成的屏障，即小國群立的分裂地帶”[5]。這個分裂地帶也兼具了阻隔俄國和德國，防止兩國聯手向西方擴張的功能。而中東歐這幾個剛剛獨立的小國則根本無力抵抗這種作為“緩衝地帶”的命運。可見，正是中東歐地區所處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中東歐地區的各個國家成為了西方強國手中的棋子。

二　德國地緣政治學說中的中東歐地區 20世紀初德國的地緣政治學說被視為納粹德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理論依據。其中，對中東歐地區的重視更是其東進政策直接的理論淵源。

德國地緣政治學對中東歐地區的重視同當時德國學界對地緣政治理論的認識、德國自己所處的地緣位置與中東歐地區的曆史淵源以及當時的時代背景有著密切的聯係。從當時對地緣政治理論的認識來看，德國地緣政治學帶有濃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即把國家看作一個像人一樣有生命的有機體。在它的生存中，國家有很多需要，但沒有比生存空間的需要更為基本和關鍵的。這種對生存空間的強烈要求成為德國這一時期地緣政治理論關注周邊地區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德國所處的中歐位置以及它同中東歐地區的曆史聯係又恰恰為德國的“東進”意圖提供了條件。“德意誌的民族區、語言區和文化區這類概念難以製圖表示[6]。這些概念與尚未定型的中歐羅巴概念有著更深一層的關係，雖然這個概念絕不完全是德國人的，但它被視為在某種意義上注定了德國人的統治”[7]。

從時代背景來看，凡爾賽體係對中東歐的安排激起了德國的強烈不滿。這片在一戰後由英國幫助建立的“第三地帶”(Third Tier) 被德國地緣政治學家們形容為捆在他們國家周圍的一條可惡的魔帶。德國的地緣政治思考和隨後采取的東進政策都始終圍繞著鏟掉這道屏障，確保由德國的控製體係取而代之的目的。 正因為這些原因，在20世紀上半葉，數位德國地緣政治學家都圍繞著中東歐地區展開各自的地緣政治理論框架，將向東延伸的巨大地域視為德國的命定空間。帕奇在1906年就提出中歐各民族應該為自己的生存團結起來。這些成員包括各日耳曼民族和其他種族(大部分為斯拉夫人) ，而德意誌帝國有權利和義務去組織他們。1917年，弗裏德裏希·瑙曼也認識到圍繞著“中歐核心”將有機會建立一個強大而統一的中歐。幾年後，施本格勒也提出這樣的觀念：要建立一個強大的德意誌帝國處在一個強大而統一的中歐之內；德國隻有控製了中歐，才能與真正的世界強國競爭。卡爾·豪斯浩弗可謂是德國地緣政治學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地理空間思想完全接受了麥金德關於陸權和海權的世界衝突的理論。他對由凡爾賽和約加以合法化的新的世界秩序持完全反對的態度，即認為一戰後在中東歐地區產生的一係列小國弱邦無非是同盟國為了束縛德國向東擴張的手腳而建立的防禦線。根據他所提出的泛地區思想，德國應該致力於在“泛歐洲”地區建立起擁有統治地位的新秩序，而這個泛歐洲的東部邊界則一直延伸到俄羅斯的西部邊境上。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一時期德國的地緣政治思想中對中東歐地區的戰略定位與設想極大地影響到德國納粹在二戰中的軍事戰略選擇，但是，德國地緣政治學與納粹分子的主張還是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論基礎。一方麵，軍事入侵並非是德國地緣政治學說在構架德國“向東看”戰略時提供的必然手段。一些學者就曾提出過與這一地區的各個民族建立一種政治—經濟組織的新形式，建立一種“天然與互利的關係”[8]。另一方麵，德國納粹所宣揚的“種族優越論”以及在中東歐地區實施的滅絕人性的民族清洗也是同地緣政治學本源的環境決定論格格不入的。

三　冷戰時期兩極體係中的中東歐地區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蘇聯解體、兩德合並的40多年間，地緣政治學的發展在全新的國際環境中呈現出了幾方麵重大的變革。

首先，傳統地緣政治學經受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以德國地緣政治學為代表的傳統地緣政治學理論之所以會同第三帝國的政策相關聯，發展成為對外侵略擴張的理論武器，同它自身機械地運用生物進化中“自然選擇”、“適者生存”的規律來解釋人類社會的發展邏輯的這一特點有著必然的聯係。這一具有進攻性的特點在二戰後遭到了廣泛的抨擊。

其次，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改變了人類過去狹隘的空間觀念，進而改變了地理空間的政治意義，也顛覆了地緣政治學中的許多傳統概念。例如，在傳統地緣政治學中，歐洲地區始終是世界的中心。但隨著二戰後真正的全球觀的普及，原來的歐洲中心論逐漸被多中心論、多層麵論替代。例如美國地緣政治學家科恩就認為，世界是分裂的、多中心的和按等級排列的。他把世界劃分成海洋貿易區和歐亞大陸區兩個地緣戰略區，在每個地緣戰略區中又包含著多個地緣政治區。被視為“遏製政策之父”的美國學者斯皮克曼也在二戰即將結束之際看到了三大世界實力中心，它們是“北美太平洋沿岸地區、歐洲沿海地區和歐亞大陸的遠東沿海地帶”。又比如，新型武器——戰略轟炸機、洲際導彈和巡航導彈等的出現使地緣政治學突破了傳統的對海權和陸權的研究，拓展到了更為廣闊的“空權”甚至“太空權”範圍。

再次，也是最為關鍵的，傳統地緣政治學強調的“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二元對抗的體係讓位於戰後出現的兩極對抗模式。二戰後冷戰時期的標誌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及其各自領導的東西方兩大陣營之間的對峙。因此，這種兩極對抗和遏製的冷戰模式成為新的世界地緣政治秩序。此時的地緣政治學中很大一部分研究也都成為對這種兩極秩序的解讀和分析。例如，美國的塞韋爾斯基就全麵論證了大西洋主義的思想，把世界劃分成兩個巨大的、以美國和蘇聯兩大工業中心為核心的圓形空域。以美國為中心的圓圈基本涵蓋西半球，而以蘇聯為中心的圓圈基本涵蓋“世界島”。兩個圓圈對北美洲和北歐亞大陸的控製力量大體相當。塞韋爾斯基認為，這恰恰就是世界統治的關鍵[9]。

在這場地緣政治學的新變革中，中東歐地區的地緣政治地位也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度在麥金德的三段式警句中居於世界中心的中東歐地區的戰略地位在上述變化中逐步下降。原因之一正是歐洲中新論的衰弱和世界多中心論的興起。在抨擊麥金德的地緣政治理論輕視了世界的環球性和確定地理位置重要性所需的諸多因素的同時，新興地緣政治學說強調更加綜合與環球的視角。例如，斯皮克曼總結出了確定一個國家地緣政治強大程度的10條標準，包括領土麵積、自然狀況、人口數量、礦產資源、經濟技術發展、財政能力、民族單一性、社會一體化程度、政治穩定性和民族精神[10]。克裏西(Cressey) 也提出了勢力的9 個地理因素，包括麵積、可臨近度、區位、礦產和氣候等[11]。依據這些標準，中東歐被賦予的世界性的戰略優勢受到大大的質疑。正如一些西方學者所認為的，在核時代中，心髒地帶已經失去了大半意義。“在當今世界中大陸腹地還是一種實力基地，但已隻是眾多基地中的一個”[12]。其次，兩極對立的冷戰秩序在歐亞大陸上的布局也降低了中東歐的戰略地位。戰後的歐洲地區已經被涇渭分明地分成了“自由世界”和“鐵幕世界”。中東歐地區被納入了蘇聯的控製之下，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地區。“中部歐洲作為一個地理政治概念全然消失了，取代它的是一道遏製的銅牆鐵壁。”[13]在地緣政治學者們眼中，世界力量的主要中心轉移到了海洋與陸地相接的邊緣地帶，或是美國這個新的世界堡壘和心髒地帶。

在現實中，盡管美蘇兩極對峙的前沿分布在全球多個角落，盡管一道“鐵幕”在東西歐之間垂下，但對中東歐地區的關注和爭奪並未就此淡褪。對蘇聯來說，中東歐各國在二戰後紛紛建立了親蘇的紅色政權，成為它的衛星國或加盟共和國，在軍事安全等方麵又加入了由蘇聯主導的華約組織，可以說，這一地區無論在意識形態還是軍事安全方麵都已經處於蘇聯的實際控製範圍之內。但是對西方陣營威脅的警覺讓蘇聯在東歐四國屯兵31個師，兵力近60萬人，並裝備了蘇聯最先進的武器。對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而言，雖然西德在1972年與波蘭和蘇聯的條約中承認了東歐的現狀，但西德推行的新東方政策和美國倡導的“和平演變”政策的用意都是試圖打破蘇聯對這些國家在意識形態上的壟斷。而在軍事安全上，由美國主導的北約機構也毫不示弱，在歐洲部署了現代化精良部隊和先進的武器裝備，以中東歐地區作為防範的重點。因此，中東歐在冷戰期間依然因其地理位置而顯得重要。所不同的是，這一次，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再是源於傳統地緣政治思維中其所謂的“世界中心”的位置，而還是源於它夾在了東西陣營之間，成為兩方衝突的前沿陣地；兩個大國對這一地區的關注與爭奪的手段也不再是以往曆史上那種直接的軍事入侵，取而代之的是以軍備競賽為手段的互相威懾與遏製以及意識形態領域的影響與滲透。

四　冷戰後的新地緣政治格局和中東歐地區的地緣政治地位 蘇聯及華約解體、兩德統一，中東歐國家紛紛擺脫莫斯科的操控，這些重大的曆史事件意味著兩極對抗的冷戰模式分崩離析，也標誌著在冷戰時期用來衡量地緣政治現實的習慣尺度已經不能適應新的情況，新地緣政治格局應運而生。在新的政治格局中，對中東歐的地緣政治地位出現了許多截然不同的評價。有學者認為中東歐的地緣政治地位隨著冷戰的結束，兩極體製的瓦解、美蘇對抗的消失而下降。也有學者認為隨著冷戰結束，以麥金德的陸權論為代表的傳統地緣政治思維再次回歸，意味著中東歐重又回到了世界的中心。

對此，本文作者認為，冷戰後中東歐地緣政治地位在新興的地緣政治格局中呈現出以下特點。

首先，隨著冷戰的結束，原先以意識形態為出發點的兩極對抗模式不複存在，為謀求更多全球利益而展開的各國實力的抗衡重新成為國際舞台上的主旋律。同時，隨著原蘇聯軍事力量在中東歐國家的撤出[14]，這一地區再次成為“真空地帶”。這些時代背景又一次符合了以麥金德“陸權說”為代表的傳統地緣政治學的基本要素，因此引發了傳統地緣政治思維的回歸。在這場回歸中，中東歐地區不可避免地被再次賦予了重要的地緣政治價值，成為防止蘇聯的首要繼承國——俄羅斯東山再起，勢力西進的關鍵屏障。這一預期功能早在美國堅持北約東擴、影響中東歐各國大選進程等事件中就顯露無遺。近年來，隨著俄羅斯國力的逐漸重振，俄羅斯恢複對歐亞大陸心髒地帶的影響力的意圖也越來越強烈。此次美國部署反導係統的計劃遭到來自莫斯科的強烈反對正是角逐歐亞大陸地緣政治利益的大國之間發生的又一次衝突。

其次，重新回歸的地緣政治思維也明顯帶有新的時代特征。傳統的地緣政治學是世界強國的政治理論，是大國為了擴展自身的利益，對世界其他地區戰略價值的分析。以這種地緣政治思維為基礎的大國外交或軍事行動往往具有明顯的進攻性，忽略甚至犧牲小國、弱國的利益。而小國、弱國則處於無從選擇和反抗的境地。然而，在當前這個提倡國際秩序和國家主權的時代，這種局麵已經大大改變。雖然傳統地緣政治思維中對中東歐地區戰略地位重要性的分析在冷戰後重又適用，但中東歐國家自身的主導性和選擇權也不容忽視。例如，中東歐數國先後積極申請並成功加入北約和歐盟，在此次美國部署反導計劃中波蘭與捷克的主動配合，都充分說明了中東歐國家不願重蹈曆史覆轍，成為刀俎上的魚肉，而是主動地利用自身的地緣政治價值，積極參與到各種國際組織、地區組織或雙邊合作中，以確保自身的安全和穩定。

再次，雖然中東歐依然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但它已不再是世界唯一的“心髒地帶”。在麥金德提出的三段式警句中，中東歐可謂是世界的中心。但這種觀點是建立在歐洲中心論之上的。而今天，世界不再僅僅隻是歐洲一隅。各個地區都有其至關重要的地緣政治中心，尤其是到了本世紀，反恐戰爭的打響、防核擴散問題的加劇、民族間衝突的惡化……這些都使得世界的關注點不僅僅集中在可能引發美俄衝突的中東歐地區。新的時代背景下地緣政治格局的地區化趨勢標誌著中東歐已不再是整個世界的中心，而僅僅可能是歐洲地區的中心。麥金德對中東歐地區的判斷也不再是世界範圍內的地緣政治分析，而僅僅適用於歐亞大陸。

總之，隨著俄羅斯實力的逐漸恢複以及傳統地緣政治思維的回歸，美俄兩國在歐亞大陸上地緣政治利益的爭奪較之冷戰結束之初將可能麵臨著頻繁化的趨勢。盡管這種爭奪在倡導合作與溝通的國際環境和美俄兩國各自克製的基調上並不存在升級為激烈的軍事衝突的可能，也不會引發新的“冷戰”，但中東歐地區的地緣政治意義依然是這些爭奪背後的本質原因。如何運用所處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不再讓它成為民族的劫難，看來是中東歐地區數個國家恒久的重要命題。




注釋： [1]〔美〕耶魯·瑞奇蒙德著， 徐冰、於曉言譯：《解讀東歐人》，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04年版，第2頁。 [2]陸俊元：《地緣政治的本質與規律》，時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頁。 [3]當前達成普遍共識的“中東歐地區”概念形成於冷戰期間，因此，在麥金德提出“樞紐論”和“心髒地帶說”時，尚未有“中東歐”這一概念。根據麥金德的論述，“東歐”所指的範圍基本同當前的“中東歐地區”重合。參見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曆史的地理樞紐》，商務印書館1985 年版；麥金德著，武原譯《民主的理想與現實》，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 [4]〔英〕傑弗裏·帕克著，劉從德譯：《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和未來》，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頁。 [5]〔英〕傑弗裏·帕克著，李亦鳴等譯：《20世紀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頁。 [6]R.E.迪金森：《德國的生存空間》，引自〔英〕傑弗裏·帕克著，李亦鳴等譯《20世紀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頁。 [7]前引書：《20 世紀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67頁。 [8]J.居恩：《關於當前戰爭之意義》，載前引書《20世紀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68頁。 [9]Seversky A.P.Air Power：Key to Survival.3/L.，1952. 轉引自國玉奇、B.П.丘德諾夫《地緣政治學與世界秩序》，重慶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頁。 [10]Nicholas J.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t， Brace and Company，1944. [11]Cressey， George B.， Asia’s Land And Peoples， New York： McGraw-Hill，1951. [12]前引書：《20世紀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34頁。 [13]同上書，第161頁。 [14]1991年6月19日，蘇聯從匈牙利撤出最後一批軍隊；同月25日，撤出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1993年6月17日，獨聯體軍隊撤出波蘭。這些事件代表著中東歐國家作為俄羅斯衛星國的時代結束。同時，蘇聯原有的核力量和導彈也分別由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4國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