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關係變化的新趨勢及其影響

大國關係變化的新趨勢及其影響


● 金燦榮   戴維來  


    內容提要：當前，國際格局正處於“一超多強”向多極化的巨大轉變之中，大國關係也顯露出明顯的變化，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勢。實踐中，各大國不斷因時因勢就其對外政策進行戰略性調整，深刻影響了國際關係和國際格局的重新塑造。美日歐等傳統大國力量此消彼長，以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為代表的非西方新興力量迅速崛起，越來越成為影響大國關係和世界力量格局演變的重要因素。總體來看，大國關係在變化中基本保持穩定，在競爭與合作中富有彈性，但同時大國間關係的複雜程度也是史無前例，相互競爭也更加激烈，國際局勢的不確定性也在增加。中國麵臨著這一曆史性變化，機遇和挑戰並存，所以，如何靈活應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也成為中國對外政策和戰略的新課題。                  準確把握大國關係變化及其趨勢是科學判斷當前國際局勢的重要尺度和關鍵因素之一。對於當前大國關係和國際形勢，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指出：[1]“當今世界正處於大變革大調整之中。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的主題，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國際形勢總體穩定。同時，世界仍然很不安寧。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局部衝突和熱點問題此起彼伏……世界和平與發展麵臨諸多難題和挑戰。”          國際形勢變化的新特點          冷戰結束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國際格局最主要的特點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占據全麵優勢，特別是美國一家獨大，同時多強並列，形成“一超多強”的局麵。“西”主導了“東西關係”，“北”主導了“南北關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的超強實力地位和突出作用。當時國際形勢大有美國一極化的趨勢，但是進入 21世紀特別是伊拉克戰爭以後，這種美國一極化趨勢的國際格局逐漸出現轉變，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麵：          (一) 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興起          近代以來非西方國家第一次在實質意義上的興起，使國際關係正經曆巨大變化。非西方國家的興起並參與到國際機製和國際體係中，正漸漸改變著國際決策機製和西方主要的國際社會的主導話語權。      2003年10月，高盛公司提出了一個“金磚四國”(BRICs) 的概念，指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等四國正成為最具潛力的經濟增長國，並在報告中指出，在未來 50年時間內，金磚四國將成長為世界主要的強大經濟體。[2]這四國都屬於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政治體製不同，在西方看來，俄羅斯是典型的威權主義國家，中國是共產黨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巴西與印度則是實行西方民主政治但民主質量並不高的資本主義國家。從文明屬性的角度來看，中國和印度屬於東方文明，而俄羅斯和巴西則是西方文明的邊緣。但是，這四國的經濟具有同一性，都是典型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這些國家利用全球化的曆史機遇，積極推進內部改革，取得了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和不斷上升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成為衝擊美國霸權的主要力量。所以，全球化提供的機會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內部改革是這些國家崛起的兩大原因。2005年底，高盛公司又推出“新鑽11國”——成長潛力僅次於金磚四國的11個新興市場，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亞、伊朗、韓國、菲律賓、墨西哥、孟加拉國、尼日利亞、土耳其和越南[3]。2007年，日本學者又提出“VISTA”五國的概念，代指越南、印度尼西亞、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      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興起的直接後果，就是導致美國領導下的西方世界主導地位的下降，其中最明顯的體現就是G8會議向“G8+5”會議的演變。很多全球政治、經貿和環境問題已經不能在G8體製中得到解決，而必須邀請這些新興經濟體參與決策，發達國家主導國際體係和國際議題、發號施令的時代一去不複返了。 
         (二)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與俄羅斯和伊斯蘭世界的矛盾出現尖銳化和長期化的趨勢          美國與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對立以及在安全上的矛盾由來已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冷戰時期美蘇矛盾的延續。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矛盾更是根深蒂固，是根植於文明、信仰和價值觀的衝突。現在出現的新趨勢就是俄羅斯與伊斯蘭極端勢力有可能結合，某種程度上形成對抗美國的合力。如果這一結合出現，必然導致美國與外部世界的矛盾進一步擴大，美國的國際環境將更加惡劣。 
    這種趨勢的出現應該部分歸結於冷戰後美國對外政策的曆史性錯誤認知。冷戰的結束並不是美國以戰勝國姿態戰勝蘇聯的結果，而是蘇聯由於國內外矛盾主動放棄共產主義的結果，是從內部實現政權的更迭和國家性質的轉變，美國隻是無戰而勝之。但是美國卻將蘇聯的失敗等同於美國的勝利，把原因和結果混為一談。於是，美國的盲目自信導致對俄決策失誤，在冷戰後像對待戰敗國一樣對待俄羅斯。俄羅斯民族有根深蒂固的大國主義思維，隨著經濟的恢複和國力的增加，加上普京的強硬個性，對西方的反擊是必然的。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矛盾根源更深，既與文明差異有關，又與冷戰後美國的中東政策有關。美國在冷戰後不僅不努力緩解伊斯蘭世界的不安全感，反而極力袒護以色列，對伊斯蘭世界的國家動輒采取各種壓製和製裁手段，羞辱式地對待巴勒斯坦精神領袖阿拉法特，造成了整個伊斯蘭世界對美國的極端仇恨。 
         (三)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同盟內部關係發生微妙變化，表現出逆向演變的趨勢          所謂逆向演變不是說雙方將從盟友關係演變為敵對關係，而是指歐美加速漸行漸遠、日漸鬆散。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有兩大支柱，即強大國力和聯盟體係。美國聯盟體係中歐洲是最重要的部分，北約一體化組織是最主要的機製。冷戰結束後，由於外部共同對手蘇聯的解體，歐洲對美安全合作的願望下降，在主要的威脅認知上與美國的差異越來越大。特別是伊拉克戰爭後，美國與被布什稱為“老歐洲”的矛盾更加尖銳。另外，隨著歐洲一體化的進展，歐盟成為歐洲政治、經濟、外交和安全的主導力量，對美獨立性增強。歐盟正麵臨著東擴後的內部協調和其他複雜問題，歐洲國家將主要精力放在自身事務解決和加強歐盟內部團結上，而不願意過多地承擔北約責任，受美國調遣。另外，美歐經貿矛盾有激化的趨勢，歐元的崛起勢必衝擊美國霸權的基石——美元霸權，影響美國利益。          (四) 整個世界的思想界精英和普通民眾對於美國運用其實力在世界範圍內推進民主的態度都在發生變化，而且這一現象在美國表現得最為明顯 
         冷戰結束後，美國乘勢全力在世界推進美國式民主。21世紀特別是九一一事件以來，這種高漲的勢頭漸漸麵臨許多問題，如“哈馬斯困境”。伊拉克戰爭後，美國的大中東民主化政策遇到種種挑戰，措施難以施行，許多知識精英對美國這樣強勢並一意孤行地推行民主表示反思。2001年12月，《大西洋月刊》發表了對哈佛大學亨廷頓的訪談——《睜眼看世界》[4]，其主旨思想是世界需要有效的公共權威。亨廷頓在此次訪談中批評了20世紀90年代存在於美國和西方世界中的“民主浪漫主義”，並認為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現在更需要的不是什麽美好的民主，而是有效的公共權威。曾經令美國感到高興與自豪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現在看來絕大多數是失敗的，至少是不成功的，美國需要對推進民主的方式進行反思。2006年1月，巴勒斯坦在美國大力推動之下，進行民主選舉，結果以消滅以色列為己任的極端組織哈馬斯獲勝，以色列對美國天真盲目地推進民主也產生了疑問。總之，美國的知識界和思想界以及整個世界對美國四處盲目推進民主的質疑聲音正在增加，相應的，美國推進民主的動力正在減弱。民眾對民主的激情也在降低。      總體上看，國際格局正經曆“一超多強”向多極化轉變的趨勢，國際形勢在朝著複雜的方向發展，其不確定性也在增加。          變化的國際形勢下的大國外交政策調整          大國在變化的國際形勢下，都正努力尋找自身的定位，進行外交政策調整，協調各方關係，試圖使國際形勢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          (一) 美國外交政策的調整          第一，近來美國外交政策調整的顯著表現就是全方位推進“轉型外交”，以美國的模式來改造世界。2006年1月18日，美國國務卿賴斯在喬治敦大學發表演講，正式提出“轉型外交”學說，被稱為美國的“外交新戰略”。[5]美國外交的新前沿包括非洲、拉美和中東地區處於轉型期的國家，以及印度、中國、巴西、埃及、印度尼西亞和南非等正在崛起的地區性主導國家。轉型外交包括三層含義：第一層是促進國家類型的轉型。美國要通過外交推廣其界定的民主，從而促成非民主國家向民主國家的轉型，建立民主國家聯合體。從布什第二任期起，美國的國際戰略開始從極端保守主義向較為傳統的現實主義傾斜，但推行民主仍然是主軸。第二層是美國推行民主政治的手段和工具的轉型。[6]用軍事手段甚至是單邊軍事手段促成其他國家的政體轉型對美國來說代價極高，並且用這種方式促成的民主政體很難穩定下來。所以，美國開始使用“轉型外交”，推動民主的手段開始從外力強加向內部催生轉型，就是通過非軍事的各種手段如依靠所在國的反對黨或者非政府組織從內部來催生所在國的民主化。第三層是美國外交更加重視外交形式的有效性。公眾外交在美國外交日程中逐漸占據重要地位。轉型外交將重點領域從歐洲轉向亞非拉，將外交對象擴展到民間，援助與民主掛鉤。布什政府提出“轉型外交”是與其政治處境密切相關的，是美國基於國外困境和國內反對而做出的姿態轉變，表明美國政府確有調整對外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想法。但是這一提法出台以後，美國由於注意力被一係列問題牽製，疲於應對，根本無暇顧及這種轉型外交的真正實施。所以，“轉型”外交更多的是布什政府麵對國內外困境所做出的一種看似“積極”的姿態表示，而沒有成為美國全球戰略調整的指導方針。 
    第二，推動民主價值共同體建設。推進民主是美國外交核心任務之一，美國的目標就是建立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民主大家庭。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要建立一個民主價值共同體。美國朝野關於以民主價值共同體為核心建構國際秩序的理念正日益成為主流觀念。民主是美國的核心價值觀，在對外關係上美國曆來有傳播民主自由的傳統。20世紀 80年代以來，無論是右派還是左派都開始接受有必要擴展民主的觀念。冷戰結束後，新保守主義逐漸占據決策上風。他們強調，美國不僅有能力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推動民主變革，而且這種變革可以在短期內實現。自由派人士則相信民主價值共同體是美國主導國際秩序的核心基礎。在處理與盟友的關係時，美國會更加注重強調共同擁有的民主價值觀，並以此作為維護相互關係的重要紐帶和溝通彼此認同的契合點。      第三，重視地緣政治合作，加強與歐洲關係特別是與法德的關係。雖然美國2003年拋出了“新老歐洲”之說，把反對美國對伊戰爭的法德等國稱為“過時”的“老歐洲”，然而，實力和影響力強大的“老歐洲”卻是美國無法回避的現實。西歐是美國在整個西方世界中最主要的夥伴，其地緣戰略地位對於美國來說有如生命線一樣寶貴。盡管雙方存在著諸多分歧和矛盾，但是合作與發展是美歐關係未來走向的主要脈絡，所以美國會加強與法德等歐洲國家的關係，推進地緣政治合作的進一步開展，這是美國全球戰略安排的一大依靠，因為單憑美國的力量是難以維持全球霸主地位的。      第四，安撫俄羅斯，防止俄羅斯的強力反彈，擠壓安全空間的同時采取安撫策略。九一一事件以來，美國從“顏色革命”到建立反導係統，不斷在俄羅斯的“前院”和“後院”“放火”，已經惹怒俄羅斯，雙方矛盾尖銳，主要集中在導彈防禦、科索沃地位、伊朗問題這三個焦點上。俄羅斯強烈反對美國在波蘭和捷克建立導彈防禦係統的提議；美國支持科索沃獨立，而俄羅斯則表示反對並要求繼續談判；在伊朗問題上，兩國圍繞是否應該對伊製裁爭執不下，互不相讓。所以，為防止俄羅斯反彈，美國需要及時滅火。2007年 5月，賴斯對俄羅斯展開安撫之旅，試圖緩解兩國不斷加劇的緊張氣氛。7月，普京訪美，布什總統精心安排訪美行程，並將元首會談地點放在老布什位於東北部緬因州的莊園內舉行，試圖以特殊安排挽救俄美關係。可見，美國在擠壓俄羅斯戰略和安全空間的同時，還時刻提防俄羅斯的戰略反彈和過度反應，避免擦槍走火。 
    第五，試圖將北約功能全球化，服務美國戰略利益。同時加強美、日、印、澳合作，傾力打造亞洲版北約。冷戰後，美國基於北約極其重要的戰略價值，將其從一個“冷戰時代的地區性軍事集團”，轉型為 21世紀“全球性的政治和軍事同盟”。2006年11月底，美國在北約首腦會議上，信心十足地提出“北約全球夥伴關係計劃”。主張北約“將由區域性走向全球化”。主張北約成員國的大門應“對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國家敞開”，以及建立“全球夥伴關係理事會”，使北約的合作夥伴“遍及全球”。[7]美國之所以熱衷於北約全球化，主要由於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的全球戰略目標雙重化，既要反恐和防核擴散，又要遏製其他大國，這就造成了美國的全球戰略資源耗散。伊拉克戰爭以來，美國更是明顯地感覺到了自己的全球行動資源嚴重不足。在後來的伊朗核問題和朝鮮核問題上，美國事實上都受到了行動能力有限的製約。美國希望借助北約的招牌來勾起所謂“民主”國家的認同感，並希望在尋找共同點的過程中恢複美國原有的影響力，也希望北約能夠多分攤軍事費用，還想引誘北約國家安裝導彈防禦係統，以此來拉動美國經濟。因此，美國需要更多的能夠行動一致的全球合作夥伴。然而，黎以衝突的後期，美國曾試圖仿效阿富汗模式，授權北約派遣部隊負責黎南部的安全，監督停火決議的執行情況，但遭到其他北約成員國的反對。看來，北約要從歐洲走向“全球化”，還麵臨許多掣肘和挑戰。同時，“全球夥伴關係”計劃加強與日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非北約成員國的合作，[8]“讓日本、澳大利亞等有著共同價值觀”的國家參與到北約聯合軍事演習及製訂共同防務計劃等事務中去。同時謀求與印度等國擴大合作範圍。日本對美國竭力加強美日印澳合作以及打造“亞太版北約”的舉措甘之如飴。美國積極促成澳大利亞與日本的安全合作，形成了美、日、澳三角亞太安全合作機製的兩翼。美、日積極向印度招手，促印度加入其推動建構的“亞洲民主軸心”。印度並未明言參加這一具有軍事性的聯盟，但在行動上早已站在“亞洲民主軸心”隊列。美國的目的是想把大西洋、太平洋兩大方向上自己可以調動的戰略行動資源納入同一個多邊軍事條約體係。這樣，在應對世界各地的戰略危機時，美國可以依托這個全球性的軍事聯盟體係來指揮更多的力量，更快地部署行動。      第六，進一步增加超強軍事實力，力圖保持軍事絕對領先地位。操縱全球反恐議題，謀求戰略話語權。美國當前的軍事力量無可匹敵，實力超群。2006年美國國防預算為4393億美元，與2005年國防預算相比，增加了200多億美元，增長4.8%，超過2005年美國經濟3.3%的增長率，而這其中還不包括用於伊拉克與阿富汗的500多億美元戰爭費用，在2007年更是創下曆史新高，達到 4480億美元。[9]美軍在水下、陸上、空中和太空都占據絕對優勢。第四代戰機已經開始裝備，第五代戰機也開始生產；太空技術更是遙遙領先，軍事基地遍布全球。美國不容許任何潛在的挑戰者威脅其軍事地位，竭力保持軍力的絕對領先。為了在全球行動的方便，繼續主導國際主要議題，美國將反恐作為世界的主流話語。在美國和其他國家合作以及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事務的中心議程中，反恐都是熱門話題。      第七，加強與中國的溝通與協調，接觸與遏製並存。近來，美國雖然絕對實力在上升，但處境並不好。全球很多問題的出現使得美國更倚重中國，因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與中國“接觸”，期望中國扮演“利益攸關方”角色。所以，在朝鮮核問題、伊朗核問題、非洲問題和全球氣候問題上，美國都積極與中國接觸，期盼中國發揮積極作用，替美國分憂。但同時，美國對中國的戒備心理也在加強。“中國威脅論”和“中國責任論”兩個聲音都十分響亮。美國調整在亞洲的軍事部署，加強與日、澳關係，組建“亞洲版北約”，拉攏印度、越南等國對中國形成戰略合圍。美國的“轉型外交”也有中國因素，宣稱要“在中國內部尋求可能的任何因素來推動中國社會政治的變革”。[10]在國際上，將一些問題歸咎於中國，對“中國製造”進行抹黑等。          (二) 歐盟外交政策的變化          當前，歐盟的對外政策也正經曆著變化，這一變化在內部和外部兩個層麵都表現出較為明顯的特征。 
    1. 內部層麵     政治上，《歐盟憲法條約》在2005年先後遭到法國和荷蘭的否決，歐盟陷入長達兩年的製憲危機，體製改革成為“成長的煩惱”，一體化進程受到挫折，暴露出民眾對歐盟的信任危機和歐洲聯合後政策整體實施的不滿，歐洲政治精英們不得不將主要精力放在內部以解決歐洲聯盟建設中出現的問題，相應的，對外政策不是重點。另外，歐盟擴大後的內部協調問題顯現，由於每個成員國在外交、防務、稅收、司法和社會事務等敏感問題方麵都擁有否決權，15國尚難達成一致，而27國就更難發出一個聲音。因此，歐盟的決策機製有可能陷於癱瘓。歐盟有待加強自身能力，加強成員國內部協調，保持一體化趨勢的發展，並在歐盟機構體製、共同農業政策、地區結構政策和宏觀經濟政策等方麵進行協調。[11]2007年10月，歐盟裏斯本峰會的27 國領導人終於就取代《歐盟憲法條約》的新條約達成一致意見，是為取代《歐盟憲法條約》的《裏斯本條約》。各成員國可以通過議會審批方式核準條約，而無需舉行可能導致條約遭否決的全民公決。新條約將於2009年1月生效。[12]《裏斯本條約》保留了《歐盟憲法條約》中改善歐盟決策機製、擴大歐盟負責外交的高級代表的權限等重大舉措，體現了歐憲的初衷，即提高歐盟的決策效率，進而使歐盟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作用。它的出現對於結束歐盟憲法危機、促進一體化有重要的意義。歐洲某種意義上說也是美俄矛盾的犧牲品。美俄兩大強國在較量，而歐洲則受氣。美國加強在東歐地區部署反導係統，導致俄歐關係緊張。      經濟上，以福利化為特征的歐洲經濟弊端不斷，過高的福利保障不僅對促進就業造成阻礙，而且造成了巨額的財政赤字，增加了國家的財政負擔。福利國家製度本身存在結構性缺陷，高福利、高稅收所帶來的弊端日益突出。例如，增長率低迷、福利體製改革進展緩慢、人口老齡化造成的財政壓力巨大等，而歐洲民眾最迫切的願望就是，歐盟能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創造就業，造福於民。歐洲許多國家出現了經濟停滯、失業增加、通貨膨脹並存的局麵，在此情況下，歐洲福利國家紛紛陷入福利製度的危機當中。歐盟會投入更多的精力關注民生嗎？這是普通民眾問得最多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歐盟成員國內部都加強市場化改革，經濟發展模式逐漸向美國靠攏。美國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強調個人主義，注重自主抉擇、自由創新；經濟活動主要由市場機製自動調節，推行政府不幹預經濟的原則。歐洲的市場化主要是減稅和推進國有企業私有化，凸顯自由經濟的色彩。但是在高福利社會保障製度方麵也都處於“改革難、不改也難”的兩難境地。2006年，德國的社會福利改革就遭到成千上萬人的抗議，而英國則出現百萬市政工人舉行的全國性大罷工，這是英國 80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全國性罷工。[13] 
    2. 外部層麵     首先是協調美歐關係。美國始終是歐盟最重要的夥伴，歐美有共同的社會政治製度，在價值觀方麵有共同的信念，在安全問題上有共同的利益，經濟上相互滲透、利益交織，兩極格局時期建立起來的多種聯盟體係仍起作用。雖然雙方在伊拉克戰爭這個問題上曾一度關係緊張，矛盾激化，但是根本利益還是毫無動搖的。雙方的分歧隻是用什麽方式和手段解決國際爭端而已。“三駕馬車”新領導人上台，由於共同應對重大的地區和全球問題的需要，開始彌合對美政策的裂痕。最值得注意的是德國總理默克爾提出的“跨大西洋經濟一體化計劃”。2007年4月，美歐峰會簽署了《跨大西洋經濟一體化計劃》，不僅意味著美歐之間舊有經濟矛盾的進一步舒緩和消解，而且為今後雙方實現經濟一體化和構建單一市場打下了基礎。同時，會議決定成立“跨大西洋經濟理事會”。[14]另外，歐美兩大經濟體忽略政治分歧來謀求經濟合作，一定程度上是將中國等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發展視為挑戰，旨在應對潛在的競爭壓力。總之，雙方都在整合經濟合作和貿易區的有關資源，推進經濟一體化。但是，由於美歐經濟的複雜性和各自可能麵臨的國內保護主義壓力，默克爾的設想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實施還不得而知。     其次是貿易保護主義色彩較重，經濟民族主義抬頭，有較強的對華因素。[15]麵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崛起以及自身經濟競爭力下降，歐盟想依靠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來應付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競爭。特別是對中國實施反傾銷稅，限製中國產品進入，對中國進口紡織品設限，貿易保護增強，“進攻性政策”增多。從前反全球化的主要是發展中國家，抱怨遭受不公平的待遇。現在發達國家不再是經濟全球化的完全贏家，也開始嚐到全球化的苦痛。經濟民族主義抬頭正是歐洲競爭力下降所導致的必然結果，此前處於強勢地位的某個權勢一旦麵對危機時都有一種內斂化的趨勢，20世紀 30年代大危機就是各國在危機麵前都築起貿易保護的高牆，采取“以鄰為壑”的政策。西方國家的政治、安全與經濟的結合在增強，將純粹的經濟問題政治化，則會增添問題的複雜性，損害包括自己在內的各方利益。      再次是積極主導全球氣候變化議題，試圖維持其國際話語權。近年來，各國不斷認識到全球氣候變暖帶來的嚴重後果。氣候變化不僅成為重要的政治話題，更是大國角力的重要領域。氣候問題嚴重性愈明顯，歐洲也就愈積極主動，主張發達國家在對抗全球變暖問題上應該扮演關鍵性的角色，甚至不惜與美國抗爭，同時也呼籲，發展中國家對此也應做出“公平的貢獻”。究其動機不難發現：其一，顯示其道德優越性，贏得聲譽，試圖在對抗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取得領導地位以便提升全球影響力，彌補“軟實力”的不足。德國總理默克爾稱歐盟必須在全球氣候保護方麵充當先鋒。其二，製約新興市場經濟體發展。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正處於工業化階段，也就是溫室氣體排放量較大的時期，歐盟通過強調發展中國家也要“公平”承擔氣候問題責任，就是要限製這些國家工業的發展，從根本上製約其經濟。隨著亞洲工業技術水平的提高，歐洲工業的遠景堪憂。但如果能夠成功地將環保確立為國際經貿談判中的核心規則，那麽就可以借此對全球經濟進行重新洗牌。其三，不排除歐洲對全球日益變暖及其影響的關注。當前，全球變暖已成為必須重視的問題，南極和北極的冰川正在加速融化，海平麵上升。“拯救地球”的呼聲越來越高，所以氣候問題將來必是國際政治的重大課題。          (三)日本的外交政策調整          外交政策是國內政策的反映，考察外交政策的變化和調整，就需要對國內政策進行探究。首先，日本在小泉時代就開始了以“郵政民營化改革”為標誌的市場化改革，其實質是將市場競爭機製引入到日本特殊的市場經濟當中。日本的經濟主要建立在大財團和大企業的基礎上，而這些大財團與政府的關係極其密切，是特殊的國有企業。其次，日本經濟的複蘇。2005年日本GDP 增長高達 2.8%，在 G7 國家中表現僅次於美國，而2005年第四季度日本 GDP 增長更是飆升至 4.2%，甚至讓同期的美國也相形失色，2006年經濟增長率達 2.2%。[16] 經濟的高增長預示著日本最終走出了多年的經濟停滯階段。“中國牽引論”、“中國特需論”認為日本經濟複蘇是托“中國特需”的福。以往日本的出口大多依賴美國，然而，在2003年日本向中國的出口總額近14 萬億日元，同比增加 33.2%，創曆史新高，並首次超過了對美出口額。中國因素對日本經濟複蘇的確是有作用，但起主要作用的是事物發展的內因。日本經濟在經曆了十餘年的衰退後，基本上也到了複蘇的周期，也就是說泡沫經濟的周期性即將度過，經濟的複蘇已經來臨。再次，法律的調整，即修改憲法第九條，從而為其海外軍事行動提供便利。政治大國是日本尋求與經濟大國地位相匹配的目標。雖然憲法第九條還沒有修改，但九一一事件、阿富汗戰爭以及伊拉克戰爭等事件發生後，日本憑借有利的國際條件，實現了“海外軍事行動自由”。2001年10月，日本通過一項反恐法案——《海外派兵法》，允許政府向國外派遣戰艦，以支持美國領導的對阿富汗軍事行動，從而首開日本自二戰以來向海外戰場派兵的先例。同時，日本又迅速通過了《反恐怖特別措施法案》、《自衛隊法修改案》和《海上保安廳修改案》。《反恐怖特別措施法案》成為二戰後允許日本自衛隊在戰爭時期開赴外國領土的第一個法律，開辟了戰爭期間日本向海外派遣自衛隊的道路，這是日本戰後安全保障政策上的重要轉折點。所有這些都是與日本憲法精神相悖的，所以說憲法第九條實際上已經架空。日本加速向海外派兵的事實表明，日本已初步實現了由“內”到“外”的戰略轉型，這必將對世界安全、特別是亞太地區的安全產生深遠的影響。日本在進一步靠攏美國的過程中獲得海外派兵的好處，但是並未處理好與亞洲鄰國的關係，所以2006年9月安倍上台後隨即調整亞洲政策，提出“亞洲門戶計劃”。2006年11月，麻生提出“價值觀外交”，明確表示將美、韓、澳、印作為“亞太民主國家群”的核心，推動“民主共同體”建設，建立所謂“大亞洲”夥伴關係，呼籲印度、澳大利亞、美國與日本組成新的四國戰略與經濟聯盟，在歐亞大陸外圍形成一個“自由與繁榮之弧”[17]，推動亞洲合作。2007年9月，福田上台後也表現出“新福田主義”的亞洲外交政策傾向。日本加強美日同盟，同時，對美日印澳大同盟構建的熱情並不亞於美國，但是其亞洲外交的目標和方向經常發生變化，缺乏根本的指導思想。總體來看，日本外交的戰略方向並不明確，處於目標“漂移”狀態。          (四) 俄羅斯對外政策的新變化          俄羅斯最近一段時間外交姿態顯示出強硬勢頭，進攻性鋒芒畢露。2007年8月，俄羅斯恢複了中斷長達 15年之久的遠程戰略轟炸機例行戰鬥值班飛行，以應付“其他軍事強權的威脅”。8月2日，俄羅斯在 4000 多米深的北冰洋洋底插上了一麵鈦合金製造的俄羅斯國旗，宣示對北極的領土要求。俄羅斯這些咄咄逼人的舉動正是其國內政治和經濟結構變化的反映。      政治出現穩定局麵。普京推行強人政治，強化總統權力，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製，“使國家政權體係高度一致，利用政權的力量解決複雜的社會經濟問題”。[18] 普京主持的聯邦製改革初見成效，聯邦主體合並穩步推進。同時，普京修改相關法律，致力於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政權黨”，促進政黨體製發展。另外，普京提出的“主權民主”更壓縮了反對派的活動空間，回應了西方的批評。 
    俄羅斯經濟走勢良好，崛起勢頭強勁。2000年以來，其經濟連續保持了7年的高速增長，2005年GDP達7658億美元，2006年超8600億美元。[19]以油價上漲為代表的能源因素成為其經濟複蘇的強大驅動力。能源產業是俄羅斯的支柱產業，占其工業總產值的30%，[20]為政府創造了54%的預算收入和45%的外匯收入，對GDP貢獻率達30%。 俄羅斯實施以能源為重點的外交新戰略，金融實力顯著恢複，財政盈餘增加，外債水平逐步降低，2006年外匯收入達3000億美元，僅次於日本和中國。 
    對外政策方麵，俄羅斯精英階層和普通民眾對西方的積怨正在爆發。以2007年2月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為起點，普京狠批美國濫用武力，展現出咄咄逼人的外交態勢。隨後在東歐部署反導係統問題上，俄羅斯態度強硬，與美國激烈交鋒。但這種進攻性的外交態勢究竟能夠持續多久，還是疑問。是否憑借對美國的強硬態度來迫使美國與之進行某種交易，打美國牌？還是基於國內選舉的需要，在臨近選舉時通過這種方式來調動選民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以贏得支持？還是真正作為一種戰略來實施？這都有待於進一步觀察。          (五) 印度對外政策的調整與變化          當前的國際局勢對印度來說是一個真正的“戰略機遇期”。印度由於政策調整和實施得當，經濟發展迅猛。媒體和輿論更是普遍看好印度，並且預言在不遠的將來印度會超過中國，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和經濟大國。另外印度的國際環境很好，與大國關係和諧，沒有敵對的大國。大國都看重印度的戰略地位，爭相與印度發展關係，利用其地位來平衡大國力量對比。同時，印度的戰術性回應也非常好，在大國中搞平衡，全方位維持同各大國的友好關係。 
    但是，印度也有戰略目標不明確的問題。外交上的得勢容易使決策者產生自大的心理幻覺，導致忽視國力的限製而去爭取同國力不相稱的地位。這一點在軍事上有明顯體現。印度試圖大力發展軍事實力，一方麵發展海權，實施三艘航母戰略，欲取得印度洋的控製權，這已經觸動了美國的神經；另一方麵又大力發展陸權。這樣，海權與陸權的同時推進使得軍事力量的發展大大超過其國力的承受能力。 
         (六) 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          伴隨著正在崛起的過程，中國本身已經成為改變國際格局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對於國際格局變化來說，中國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的中國。中國與世界關係極其複雜，其中存在著四大變量：世界在變；中國也在變；中國正在影響世界；世界也在影響中國。由於世界時刻變化，這也就要求中國應緊緊把握當前局勢，同時也麵臨著外部的新壓力，中國外交也需要一個適時適勢的改革。中國外交總體上是有效的、穩定的和富有成效的，為改革開放的成功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值得指出的是，中國人自己在觀察中國實力時與外國人存在著集體心理差距。中國人往往隻看個體或局部，受害主義思想仍然存在，所以我們個體所感受到的中國實力並不強大；外國人看中國往往是看整體，如 GDP 的快速增長和巨額總量，客觀上的總體實力在心理層麵得到反映，所以認為中國非常強大。          未來一段時間大國關係的關注點          未來一段時間裏，以美國為中心的大國關係將是世界關注的焦點。主要涉及美國未來政策的調整，美俄、美歐和美國與新興經濟體的關係。大國關係可望繼續向著重視相互協調與合作的方向互動和發展。大國互動的手段和架構將繼續保持多樣性和多層次性，並保持動態均衡。          (一) 美國未來政策的調整          美國對外戰略和政策的調整，將繼續對大國關係產生重要影響。其他大國出於不同考慮，對美國展開製衡、互動與合作，但側重點和程度不同。受自身困難處境的製約，美國在重大國際和熱點問題上與其他大國加強磋商與尋求合作的多邊趨向繼續回升，並做出必要妥協。尤其美國與日本、歐洲和澳大利亞等傳統盟友之間的戰略合作繼續穩步推進，合作多於競爭。 
    美國外交政策的調整主要受以下問題的牽製：     首先，伊拉克嚴峻局勢是美國當前麵臨的最棘手的問題。伊拉克在近一年來，局勢沒有出現明顯改觀，仍然難以控製，暴力事件接連發生，平民死傷嚴重。美軍傷亡人數不斷攀升，軍費開支巨大。美國麵對著國內外要求撤軍的強大壓力，要求美軍撤離已經成為整個世界的呼聲。美國國內要求撤軍的呼聲也很高，2007年7月12日眾議院通過決議，要求美軍在2008年4月1日前從伊拉克撤出所有作戰部隊。美國的一些盟友正從伊拉克撤軍，盟軍隊伍日漸冷清。但是就目前局勢來看，美國撤軍是不現實也是不可能的，美國決不能喪失對伊拉克的控製力和影響力，決不能讓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成果付諸東流，所以這個問題是困擾美國政府的夢魘。 
    其次，全球反美主義情緒不斷高漲。俄羅斯、非洲、拉美有強烈的反美情緒，伊斯蘭世界有更多的仇恨情緒，“老歐洲”也不斷抱怨。美國國際形象存在問題，海外形象大大下降，所以公眾外交也越來越受到美國政府重視，成為其外交戰略重要組成部分。[21]      再次，核擴散方麵美國是憂喜並存。一方麵，朝核問題取得重大進展，最終解決的可能性在增加；另一方麵，伊朗核問題的熱度還會持續上升，布什政府發動軍事打擊的可能性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如何處理好伊朗核問題將是布什執政後期對外事務的關鍵環節，對於美國外交政策的調整具有指導意義。          (二) 美俄關係          傳統地緣大國俄羅斯的複蘇向美國提出了挑戰。從2006年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天然氣糾紛開始，俄對獨聯體中親美國家采取越來越強硬的態度，在一係列重大問題上直接和間接挑戰美國。從海底到陸地、天空，甚至延伸到外太空，俄羅斯都采取進攻性的姿態。特別是2007年10月普京高調訪問伊朗，成為 1943年以來首位訪問伊朗的俄羅斯領導人。俄羅斯公開支持伊朗和平利用核能，堅決反對美國對伊朗動武，並進一步加強與伊朗的能源戰略合作，還簽署了向伊朗空軍供應50台渦輪噴氣發動機的協議。[22]普京在伊朗核問題上與西方大唱“反調”，不僅顯現出俄羅斯最大限度地維護本國戰略利益的意圖，也充分反映出俄羅斯強化與美國單邊主義政策相抗衡的原則立場。布什宣稱伊朗如果擁有核武器，可能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正是對當下形勢的擔憂，若伊斯蘭極端勢力與俄羅斯聯手對抗美國，對美國而言無疑是一場噩夢。所以，美國麵對雙方全球領域的競爭或將持續升溫的趨勢，可能不得不適當考慮和照顧到俄羅斯的強烈反應和地緣利益。          (三) 美歐關係          美歐關係是同處西方陣營裏的兄弟關係，雙方有著共同的利益和價值觀，整體上看是比較團結。雙方雖然由於伊拉克戰爭產生了很大的分歧，但歐洲還是參與到戰後的重建和維持秩序中。隨著法、德新領導人的上台，在伊拉克戰爭、全球氣候變暖等問題上產生分歧而疏遠了的跨大西洋關係，正走出低迷，回歸正常。 
    2003年，圍繞伊拉克戰爭，美國與傳統盟友法、德產生了嚴重分歧。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將法、德等反戰國家劃歸為已經“過時”的“老歐洲”，美歐關係也因此經曆了一場嚴重的危機。美國將恐怖主義與伊斯蘭教相聯係，歐洲認為這是危險的做法，並警告美國不要把反恐引向“文明衝突”。美國一味強調使用軍事手段反恐，歐洲主張使用政治、經濟、外交等綜合手段。歐洲還批評美國在巴以衝突中過於偏袒以色列，指出美國激化熱點衝突隻能導致更多的恐怖主義。伊朗核問題也是美歐之間分歧所在。在反對伊朗發展核武器這一戰略目標上，美歐雙方並無分歧，但在達到這一目標的戰術方法上，美歐有著明顯差異。美國對伊朗的態度日趨強硬，以接近戰爭的口吻警告伊朗。在伊朗和中東有重要利益的法德兩國領導人均主張運用外交手段解決爭端，強調軍事行動的後果是“災難性的”，但是基於共同利益，歐盟正在向美國立場靠攏。另外，美國和歐洲在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上，分歧也非常大。 
    2005年和2007年，德、法兩國新領導人先後上台，為改善美歐關係提供了契機。默克爾上台後與美修好，法國總統薩科奇更是稱美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主國家”。這些歐洲新一代政治家相繼表現出對美國的新姿態，預示著更多的合作而非衝突將成為下一階段跨大西洋關係的主導。2007年11月，法國總統薩科齊和德國總理默克爾先後訪美。與此同時，“跨大西洋經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華盛頓舉行，對推動跨大西洋合作具有重要意義。美歐的對俄政策和對華政策分歧逐步縮小，盡量強調步伐一致。美國與法、德等國關係改善的真正原因還是雙方共同應對重大的地區和全球問題的需要。雖然共同的戰略目標和利益把美國與法、德等國緊密聯係在一起，但是，這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動美歐合作，仍然還不能確定。所以美歐關係的未來發展將是大國關係關注的焦點之一。          (四) 美國與新興國家特別是與中國的關係          21世紀初國際關係最大的特點就是以中國、印度等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興起。新興市場國家正在成為全球經濟新的重要力量，促使世界經濟力量結構發生巨大的變遷，同時也影響政治格局的麵貌。對於印度，美國十分重視其經濟潛力、地緣政治地位和在亞太安全中的作用，稱印度為美國的“天然盟友”。近幾年印美關係不斷升溫，經濟、政治、軍事等領域的合作不斷加深。      美中關係的複雜性超過以往任何大國之間的關係。麵對中國正在崛起的趨勢，美國存在著對中國的國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調適問題，尤其是容易導致非理性的反應，如軍力對比變化、食品和玩具不安全等，心理土壤極其脆弱，容易受到外界評論的左右。國際關係史告訴我們，新崛起的大國與現存的大國之間的關係總是十分複雜，涉及經濟、文化和軍事戰略層麵。這些問題如何解決，事關美中關係能否長期穩定。美中關係遏製與接觸的兩麵性繼續存在，但關係互動發展相對穩定。鑒於中國在諸如反恐、朝核、伊核等一係列國際問題上的重要性，避免對抗、與中國進行接觸與合作也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美中之間建立戰略經濟對話機製，2007年11月兩國國防部首次建立軍事熱線電話，在台灣問題上的合作等都是理性的反應。總之，一方麵期望中美關係很好是不現實的，另一方麵中美關係全麵惡化也不容易，安全、貿易、金融及人權等領域將是分析美中關係未來發展的關注點。          中國外交新變化與外交調整的重點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經曆過兩次“外交革命”。     第一次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外交理念和實踐出現巨大轉變，由文革時期的意識形態驅動轉變為國家利益驅動，國際形勢的定位也從“戰爭與革命”轉向“和平與發展”。中國外交從意識形態因素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開始真正地為國家利益服務。這是一個具有深遠戰略意義的轉變和“外交革命”。      第二次是20世紀90年代起，中國由被動外交向積極主動地參與國際機製的外交轉變。這是外交方式的轉變，具有深遠意義，也被普遍稱為“新外交”。中國在1971年恢複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後，一直對參與多邊機製和維和行動諱莫如深，隨著中國自身實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上升以及中國利益的全球化，中國逐步認識到多邊機製的重要作用，中國外交開始自信地走向世界，參與國際多邊機製規則的製定。這個時期的標誌就是提名香港前衛生署長陳馮富珍參選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她的當選是中國人首次在重要國際組織擔任領導職務，表明中國在國際舞台上不再沉默，而是要積極發出自己的聲音，為自己的國家利益服務。      所以，中國外交調整的最大變化就是“新外交” 的出現。[23]這表現在：中國致力於塑造和維護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在重大國際問題上，不急於行動，而是深思熟慮後再做決策；倡導和堅持多邊主義，更加積極地參與多邊合作；經濟優先，在處理國與國之間關係時不以意識形態劃線；強調周邊關係、也重視大國關係、與發展中國家關係及多邊外交，“以鄰為伴，與鄰為善”成為中國處理與鄰國關係的準則；將“以人為本”引入中國外交，隨著中國公民越來越多地走向海外，近年來中國公民個人利益在海外受損的情況增多，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外交開始向領事事務傾斜，把更多的外交資源放到公民個人利益的保護上。中國在外交實踐中也表現出三個新特點：首先是自信，中國從領導人到老百姓都更加自信；其次是能力，中國官員都經曆了長期學習過程，多數官員在海外學習或培訓過，能夠以西方的方式應對西方的遊戲；再次是示範效應，將其他地區發展模式的經驗拿來供中國學習借鑒。中國因素在國際事務中進一步凸顯，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第一是中國的力量，包括外交、經濟、文化等方麵的影響力增強；第二是中國的模式力量開始具有影響力；第三是中國的具體外交成就。這也帶來了兩方麵的政治後果，一是其他大國對中國的防範心理增強，二是“中國責任論”的呼聲高漲。      中國“新外交”由五大部分組成：周邊外交、大國外交、第三世界外交、多邊外交和新興的“軟實力外交”。中國外交指導方針從以往的大國外交優先轉向“周邊是首要，大國是關鍵，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台”。呈現“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總體格局。以2005年國家教育部提出的將在2010年前在全球建成 100 所孔子學院為標誌，“軟實力”外交正式登上中國外交舞台，成為中國外交的獨立組成部分。溫家寶總理在2007年 2月26日發表的署名文章中強調，應擴大對外文化交流，加強和改進對外宣傳工作。溫總理指出，“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許多精華，例如‘和而不同’的哲學思想，‘民為邦本’的民本思想，‘尊師重教’的教育思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社會倫理思想，等等。我們要運用各種形式和手段，包括巡演巡展、漢語教學、學術交流和互辦文化年等，進一步推動中華優秀文化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增強國際影響力。”“善於運用靈活多樣的對外宣傳和交往方式，盡量使用國際社會聽得懂、易理解的語言和喜聞樂見的方式進行交流，增強宣傳的有效性，努力引導各方麵客觀理性地看待中國的發展和國際作用，營造友善的國際輿論環境。”[24]十七大報告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將“軟實力”建設作為國家的重要戰略。“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25]應當在新形勢下，推進中國的文化外交戰略、公眾外交政策、突出中國的“軟實力”建設，在和諧世界語境背景下促進中國外交的更好發展。      新時期，在大方向不變的前提下，中國外交在穩定的基礎上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進行微調。大國關係上，希望改變傳統的大國關係模式，探索新的夥伴關係，實施新的大國戰略。大國關係是中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同世界主要力量進行戰略對話。發揮五大戰略對話機製——中歐、中俄、中日、中美、中印的功能。戰略對話並不著力於解決具體問題，這是一種為了談而談的對話，消除對方那種模模糊糊的擔心、疑慮。當前，中國外交要謹慎處理好以下關係。      首先是推進與美國的合作。中美關係極其複雜，有利益共同點，也有利益衝突點。中國在處理對美關係上越來越主動，中美關係逐漸不再由美國單方麵定義，而是中美雙方共同定義，也就是說中國塑造中美關係的能力正在加強。中美關係目前存在的問題是台灣問題、貿易問題以及美國對華存在戰略疑慮的問題。因此，要加強與美國的對話與協作，拓展利益匯合點，發展建設性關係，保持高層和各級別的交往，擴大各國在反恐、防擴散、聯合國改革、亞太事務、能源、促進全球經濟增長等重要領域的對話與合作。      對日關係方麵，應不失時機地尋求穩定，借助新領導人的上台和現有的戰略對話機製，構築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從2005年中日首次戰略對話的 15小時發展到2007年第七次戰略對話的三天時間，表明中日兩國正利用戰略對話機製保持探討改善和發展關係的重要渠道的暢通，對穩定當前中日關係起到了較大的作用。由於雙方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和曆史性問題，雙方關係隻要不惡化就是進步，所以，穩住當前正在改善的關係就是關鍵。      對於印度，主要采用拉住戰略，使之在大國利益間保持平衡。印度作為新興大國的崛起，戰略價值極其重要，也是各大國拉攏的對象。美、日、歐、澳等國競相發展同印度的關係，甚至將印度視為自己的民主大家庭中的盟友。發展對印關係，很大程度上都有對華因素，都想通過印度來牽製中國。所以，怎樣使印度不出現較大程度的倒向西方是中國外交的一大課題。麵對這樣的情形，中國要伸出橄欖枝，以和平、合作和發展的姿態發展對印關係。      處理與歐盟的關係是中國未來外交政策調整的重點和難點。中歐關係在度過一段友好期之後，隨著歐洲新領導人的上台，雙邊關係正在下滑，麻煩才剛開始，所以需要認真對待。以下領域亟需認真對待：  
    其一是貿易問題。中歐貿易間存在著貿易逆差、人民幣匯率等問題。2006年，歐盟對華貿易逆差為 1280億歐元，而且缺口還在繼續擴大。歐盟對華交替使用行政、技術、法律等手段，利用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知識產權保護、非市場經濟地位等解決巨額貿易逆差，中國已成為主要反傾銷對象。鑒於2005年初國際紡織品貿易實現自由化以及歐盟開始高度關注中國高科技產品的低成本競爭優勢等新情況，中歐貿易摩擦有可能進一步加劇，存在“貿易戰”的危險。另外，為解決逆差問題，歐盟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這些都是矛盾的焦點。      其二是人權問題。人權問題一直是製約中歐雙邊關係發展的重要問題之一，雙方在人權標準以及一些具體問題上存在著明顯的觀念差異。歐盟經常把軍售解禁和經貿問題與人權問題掛鉤，並指責中國宗教不自由等。      其三是西藏問題。2007年9月23日，德國總理默克爾不顧中國強烈反對在總理官邸與達賴喇嘛進行“私人會晤”，挑戰中國的底線。這與三年前達賴訪歐時屢吃閉門羹形成鮮明對比。所以針對當前歐洲新領導人的政治傾向，中國在處理對歐關係時需要更大的智慧。      其四是台灣問題。台灣問題是影響中歐關係的政治因素之一，而歐洲議會則總是扮演麻煩製造者角色。歐洲議會曾數次通過決議，要求歐盟委員會及歐盟成員國支持台灣作為觀察員“加入”世界衛生組織。2007年7月10日歐洲議會播放陳水扁大放厥辭的錄像。經常出現一些歐洲議會的“親台幫”為“曲線援台”搖旗呐喊。台灣“立法院”也經常以各種名義組織“立法院歐洲議會訪問團”赴歐活動，邀請歐洲議會的一些議員赴台觀光旅遊。      其五是國際行為。中國的興起最引人關注，這也直接導致“中國責任論”的提出。在一係列國際問題上，歐洲對中國國際行為的不滿越來越多。如在達爾富爾問題、津巴布韋問題、緬甸問題上指責中國，誣蔑中國對非洲搞“新殖民主義”。歐洲一向視非洲為後院，屬於自己的勢力範圍。達爾富爾等問題的指責表明歐洲對中國進入非洲非常不滿。國際行為是雙方需要認真溝通、消除疑慮的重要問題。 
    其六是氣候變暖。在氣候變化方麵，歐洲一直擔當著全球“領頭羊”的角色。隨著中國工業實力的迅速發展，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自然也在增加。西方認為，中國和印度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將在2015年前超過美國。默克爾也稱，沒有中國和印度等國的合作，“就沒有氣候保護”。雙方在氣候問題上的較量還將繼續。 
    對俄關係要謹慎處理。最近持續較長時間的美俄矛盾對中國來說既是機遇，亦是挑戰，中國應該避免在美俄雙方選邊站，基本態度是不介入。同時，中國要大力推進對俄關係。中俄兩國政府間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中俄關係的主要問題是隱憂，政治關係發展得好，但經濟跟不上。所以，怎樣使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相協調是處理中俄關係的新課題。         注釋：          [1]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麵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頁。      [2]“金磚四國”是指巴西 (Brazil) 、俄羅斯 (Russia) 、印度 (India) 和中國 (China)，將它們的英文首字母組合起來為BRICs (發音類似英文的“磚塊”) 。最早提出“金磚四國”這一概念的是高盛公司。2003年10月1日，高盛公司發表了一份題為“與BRICs一起夢想”的全球經濟報告。高盛估計，巴西經濟將於2025年取代意大利的位置，並於2031年超越法國; 俄羅斯經濟將於2027年超過英國，並於2028年超越德國。到2050年，世界經濟格局將會劇烈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經濟體將變成中國、美國、印度、日本、巴西和俄羅斯。屆時，現有的六大工業國將隻剩下美國與日本。Dreaming with BRICs ：The Path to2050，Global Economics Paper No. 99，Goldman Sachs，October1st，2003.      [3]Jim O’Neill，How Solid are the BRICs？Global Economics Paper No. 134，Goldman Sachs，December 1，2005.      [4]Robert D. Kaplan，“Looking the World in the Eye”，The Atlantic Monthly，Dec12001，Vol.288，Iss. 5，pp. 68-80.      [5]Condoleezza Rice，Transf ormational Diplomacy，Georgetown University，Washington，D.C.，January 18，2006. ( http://www.tecn.cn )     [6]Kennon H. Nakamura and Susan B. Epstei，Diplomacy f or the 21st Century ：Transf orma2tional Diplomacy，CRS Report for Congress，RL34141，August 23，2007，p. 5.      [7]Ivo Daalder and James Goldgeier，“Global NATO”，Foreign A f f airs，Sep1/ Oct12006，Vol.85，Iss. 5，p. 105.     [8]Knight Ridder，Building a global NA TO，Washington，Nov1 29，2006，p. 1.     [9]National Def ense Budget Estimates f or FY2007，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COMPTROLLER)，March2006，pp. 8-12.     [10]Condoleezza Rice，Transf ormational Diplomacy。     [11]成新軒：《歐盟經濟政策協調製度的變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年版，第8頁。     [12]李永群：《歐盟非正式首腦會議通過〈裏斯本條約〉》，載《人民日報》2007年10月20日。     [13]王芳：《進退兩難的福利改革》，載《人民日報》2006年3月31日。     [14]升平：《跨大西洋自由貿易區構想由來》，載《人民日報》2007年6月1日。     [15]需要指出的是，對貿易的態度主要由國家競爭力來決定，而不是國家文化。歐洲人首倡自由貿易，並且用堅船利炮開放東方國家封閉的大門，使得這些閉關鎖國的國家被迫納入西方市場體係之中。然而，自由貿易並不是西方的專利，當自由貿易在競爭中對其不利的時候，其心理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甚至是虛弱的。自亞當·斯密首倡自由貿易以來，人們對文化因素在貿易和開放程度上關注較多，如西方文化的開放性等。20世紀初，中國文人主導了民眾對中國文化以及思想和世界觀的認識，而這一進程應該主要由政治家、國際政治學者、經濟學家、哲學家、思想家等在諸多領域共同來主導。      [16]World Economic Outlook ：Spillovers and Cycles in the Global Economy，International Mone2tary Fund，April2007，p. 212.     [17][日本]麻生太郎：《打造“自由與繁榮之弧”——開創日本外交新天地》。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freepros/index     [18]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時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頁。     [19]同上書，第28頁。     [20]李慎明、王逸舟：《2007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 134頁。     [21]See U. S. Public Diplomacy，State Department Efforts to Engage Muslim Audiences LackCertain Communication Elements and Face Significant Challenges，Report to the Chairman，Subcommittee on Science，the Departmentsof State，Justice，and Commerce，and Related Agencies，Committee on Appropriation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Charles Wolf and Brian Rosen Jr.，Public Diplomacy ：How to Think about and Improve It，RAND Corporation，2004；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Alumni Association，“What Is Public Diplomacy?”Washington，D. C.，updated September 1st，2002.     [22]於宏建：《普京訪問伊朗受關注》，載《人民日報》2007年10月18日。     [23]2003年，美國學者埃溫·麥德羅斯和泰勒·弗萊沃明確提出中國“新外交”概念，指出中國不再以受害者心理來麵對世界，而是積極、自信地參與國際事務，融入現存的美國中心國際體係中。Evan S. Medeiros and M. Taylor Fravel，“China’s New Diplomacy”，Foreign A f f airs，November/December2003，pp. 22223.     [24]溫家寶：《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曆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新華社2007年2月26日電。     [25]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麵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第 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