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西方為中心”到“以中國為中心”

從“以西方為中心”到“以中國為中心”



● 曹錦清 李建斌

一

經過三十年的高速發展，中國取得了一種經濟上的自信，進而建立起一種文化上的自信。我們按照西方的標準來做，做得比西方更出色，這使我們開始有越來越多的自信。最近的北京奧運會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奧運會純粹是西方的產物，起源於西方，比賽項目和評判標準都是西方設定的，但是中國辦了一屆不比西方差的奧運會，不僅比賽場館、後勤保障、誌願者服務是世界一流，而且中國獲得的金牌數超過所有的西方國家。中國成為自1920年以來，第四個在奧運會上獲得金牌第一的國家，前三個國家是美國、蘇聯（獨聯體）和德國，這標誌著中國的綜合國力已跨入世界前列。

成功的“西化”強化了我們的民族自信，而這種自信產生了一個相反的結果，那就是在民族的文化認同與文化自覺上回歸到中國的傳統文化。這次奧運會開幕式大量地以中國傳統文化符號來體現民族的文化認同，並且以中國博大精深、曆史久遠的“和”的思想向世界宣示中國的文化職責。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一度遭到唾棄、被批得體無完膚的中國傳統文化第一次受到官方和民眾如此尊重和表彰，並被視為我們民族自豪感的來源之一。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麽“西化”的成功反而促成中國在文化上對傳統的認同與回歸？

二

與今天的情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近代以來以“西化”為內容的中國改革、革命每一次的挫折與失敗，都加重了我們對傳統文化的背離和批判，“西化”的不成功帶來的是要求進一步西方化乃至“全盤西化”。

第一、二次鴉片戰爭中國連遭挫敗，這直接導致了後來的洋務運動，當時洋務官僚實施“師夷長技以製夷”的同時，尚且強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到了1895年甲午戰爭敗於日本，維新派發動了戊戌變法，開始對傳統的政治製度和文化教育進行革新；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後，迫使清政府實行了更為激進的新政：廢科舉、興西學，預備立憲。直到辛亥革命後，議會民主製的受挫激起了更為激烈的“全盤西化”運動。

中國現代化的努力屢屢受挫，造成我們對曆史的否定和對傳統的詆毀不斷升級：從器具詆毀到政體，從政體詆毀到整個文化價值，甚至於詆毀到我們的文字，乃至詆毀到“國民性”本身。1915年前後，中國在內憂外患中衰落到了極點，知識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顛覆也進入新高潮。陳獨秀在其創辦的《新青年》上發文力倡文化的西方化，他斷言：儒教與現代生活絕不相容，東西文化的差異是“奴隸”與“自主”、“保守”與“進步”、“退隱”與“進取”的差異，因此要把儒教徹底打倒。當時，舊學功底深厚的中國文字音韻學家錢玄同還提出了最激進的“廢滅漢文”的主張，錢認為，漢字屬於象形文字而不便識寫，字義含糊文法不精，因此無法表達現代的新事新理，不可能適用於二十世紀，廢除漢字後可以用世界語代之。“全盤西化”論的始作俑者胡適更曾撰文指責中國人為“又愚又懶的民族”，“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長進民族”，胡告誡青年，中國要實現民族複興，唯一的出路在自己認錯而全心全意地學習西方。“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上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製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由此可見，中國知識界對西化改革受挫的反思，從未針對西學本身進行，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將原因歸之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國的國民性甚至於中國的人種。

中華文明數千年來傲立於世界東方，政治上與周邊國家建立了“朝貢體係”，文化上則始終“以夏變夷”。近代在遭遇西方列強侵略後，不斷地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這種古今巨大的落差激起了國人急切的追趕心理，轉而向西方尋求富民強國之路。但西化之努力連連受挫，國人不由產生了深刻的文化自卑心理，進而又對傳統文化發動了更猛烈的批判，以求脫胎換骨。這構成了從“新文化運動”直至今天的一個主流敘事，其指向是傳統文化以及現實政治背後的所謂“封建專製”的陰影。“文革”後的反思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新文化運動”的敘事方式，於是在20世紀的80年代出現了一場以追求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為價值導向的“思想啟蒙”運動。中國知識分子將“西方中心主義”的理念進一步內化，其核心敘事是“中劣——西優”，不但要以西方價值作為認識中國曆史與現實的最高準則，更要以西方價值作為改造當代中國的標準。

三

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發生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共和國成立60周年以及“五四”運動90周年之際。這預示著中華民族已站在一個發展的曆史拐點上——現代化所取得的成果鑄就了我們的民族自信，而這種自信要求我們重新返回傳統，吸收傳統文化的精髓，以此實現民族文化認同與文化自覺，進而帶動中國文化的偉大複興。中國在未來的20年如果能夠順利地完成工業化，尤其是製造業的現代化，那麽這樣的文化複興是完全可以預見的。但是，如果我們再一次遭遇挫折，是否還會再次興起強勁的反傳統浪潮？自由主義的思潮是否會重新成為中國的主流敘事？這樣的可能性是不能被排除的。

當前，思想界對於“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反傳統思潮有三種態度。第一種是“順著講”，這依然是中國目前較強勢的話語，即高舉西方的“民主”與“啟蒙”的大旗，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遇到的一切問題都簡單地歸為政治問題，並在其背後尋找所謂三千年封建專製的餘毒。第二種是“接著講”，“接著講”是馮友蘭曾使用過的詞，他指的是要對“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反傳統思潮進行反思和揚棄，要分別看到其正麵與負麵的效應，尤其是對負麵效應做出評價。也就是說，要正確處理近代以來中國所麵對的兩對主要矛盾：中與外、古與今的矛盾。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主張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即要以中國為中心，來解決中國的現代化問題。第三種態度是“對著講”，這是一種“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這一立場與“新文化運動”的思潮相對立，反對全麵詆毀中國的傳統與曆史，反對“全盤西化”，要求大量恢複傳統文化符號和文化精神，把民族傳統文化與民族自尊結合起來，並按照中國自己的需要來規劃未來的現代化進程。

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在世界結構中的位置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國對西方“仰視”的時代已結束，現在正進入一個中西“平視”，即平等對話的階段。看來，隻有以中國為中心，“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才能重新確立我們民族未來發展的價值目標，才能建立起凝聚民族的價值共識，也才能使近代以來一直困擾中國的中西、古今兩大對立得到和解。

(本文載於《社會觀察》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