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主播捷克受辱突顯價值觀衝突

北京女主播捷克受辱突顯價值觀衝突



● 施衛江



據國內媒體大量報道：10月8日上午，北京廣播電台交通廣播台知名主持人李洋、李莉與同事一起到布拉格城堡附近一家外匯兌換店用100歐元兌換捷克貨幣克朗。當她們拿到錢之後發現那兒的價格明顯不合理便提出交涉，要求店員退回歐元。但店員對她們的要求置之不理。主持人們用手敲擊櫃台前的玻璃，大聲呼叫，讓他過來退錢，情急中更有人順手拿起放在台麵上的銀行卡密碼輸入器拍打。不久，八名男警察走進店裏，他們指責中國遊客弄壞了銀行卡密碼輸入器，要求她們賠錢。主持人們拒絕出示自己的護照，也拒絕跟他們一起去警察局。李洋說：“警察後來就拿出手銬，兩個人對付我們一個，把我們當中兩位摁在門上，銬上手銬，拉到門外，要推進警車帶走。”——於是中國的名主播深感恥辱不已。

以雲團碰撞來形象比喻這次事件，從中顯示出異質文明的猛烈碰撞：天空中有東、西方二塊雲團，各自帶上了異質電荷，走上了各自漫長的漂浮路程，在路上二塊雲團的電荷量越積越多而成大電荷雲團，結果在某個地點，它們終於相碰了，於是人們都看到了猛烈的電火花並聽到雷暴聲。

為什麽說，二塊雲團各自帶上的電荷是異質的呢？


先看來自東方的雲團（中國）帶上的是女性特質的價值觀：中國傳統的群體（家屬）主義，等級主義，平均主義，麵子（炫耀）觀等等呈現的是女性的秉性，而近世來又補充進來馬克思主義：集體主義、平均主義、公有製等也同樣具有東方色彩的女性秉性，二個傳統相迭加，又進一步強化了女性特質，所以稱為“陰性電荷”；而捷克的雲團帶上西方的價值觀是：個人主義、自由、平等、博愛、人權、民主、公平、正義、私有製等等，聲張個人獨立、創新、進取、利益交往、市民社會、超越現世等等，具有男性氣質，所以稱為“陽性電荷”。

為什麽說，二塊雲團的電荷量都“越積越多而成大電荷雲團”？須知，在中國的某些職場，如官場、壟斷性質的媒體等，是既不對外開放的，也不搞什麽改革創新之類的，因此特別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就是說進入這些領域的事業奮鬥途徑及方式需要特別具有陰性特質的價值觀體現，成功者，莫不辛賴有婦人（庸人）之長：合群，柔順，圓滑，賴皮，張公百忍，循規蹈矩，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唯上是從，搞關係，……，總之，婦人得勢！庸者發達！ 在陰性電場中混日子，越是得勢者，陰性電荷積聚得越多，反之亦然。所以說，能獲得公派出國機會去西方，有機會與陽性大電荷相碰的必定是個積聚了很多陰性電量的電荷！

有人天真地以為：這次在捷克之所以發生了這樣尷尬的事情，是由於出國門的中國人不懂得西方的法律、禮儀和習俗等文明要素，隻要懂得了就可以避免之。但是我得說，假如有人懂得了很多西方的知識，那麽這樣的人在中國特色的職場中就容易受到淘汰，不大可能混日子出頭，能獲得公派出國的機會，反之亦然。

須知，人類駕馭外部客體世界的技能、知識與操作人際交往中的勢利之術是分屬於不同領域和層次的認知係統。若作生物人類學規律的數理統計分析，則可得知，這兩者之間呈負相關關係（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原理）。亦即賦予前者秉性強的人，後者秉性就往往弱；前者越強，後者往往越弱；反之亦然。再說，對某一特定的人來說，因其畢生精力是個恒數，如何分配精力於這兩者上以獲得後天的社會實踐鍛煉，則存在著此長彼消的關係，凡本土傳統環境中成長的人士，莫不逃脫宗法人論環境之熏陶錘煉。這裏，“中庸調適”原則乃功名利祿的篩子，篩選社會各成員的成功之道。


再看西方的“雲團”：捷克共和國位於歐洲的心髒地帶，在地理上三麵處於德意誌民族國土的包圍，在曆史上長期處於神聖羅馬帝國以及奧匈帝國版圖內的波希米亞地區西斯拉夫人，與占統治地位的操德語的日爾曼民族交往得特別多，其價值觀和民族秉性與德意誌民族比較接近。二戰結束後捷克和斯洛瓦克一起受蘇聯的控製並操縱，飽受蘇聯欺侮和壓迫，因此懷著憎恨心情，其價值觀並未被來自東方的蘇聯人所攜帶的具有東方色彩的價值觀所同化掉，反而強烈抵觸之，甚至反彈，也就是說，當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國家政治體製轉型後，受曆史怨恨情結的大量積聚，捷克人原本操持的西方價值觀反而被激勵了起來。好比有一個持續原生產著的帶有大量陰性靜電荷的導體，在它的電力場作用下的周邊其他導體，隻要沒有與之直接接觸的被感應出陽性靜電荷來，或曰陽性靜電荷量的數值被感應而增加了。

所以難怪，捷克現今在人權和西藏等問題上，與西方強國完全站在一條戰壕裏，與中國嚴重對持起來，如強烈支持達賴喇嘛等事項，這樣就可以解釋：捷克警察為什麽會給輕微犯法的來自中國的女節目主持人帶上手銬這個情節。正如德國東部地區戰後曾飽受蘇聯淩辱，所以出生於前東德的默克爾出任德國總理後，其外交政策不同於她的前任，在與東方國家打交道時總是大力推行“價值外交”政策一樣。

再分析具體的價值觀衝突。

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婦女解放價值觀認為，女性本是“弱勢群體”，為了達到與男人相平衡（其本質是絕對平均主義的變種），“婦女解放”無非就是男人多多讓步與女人而已①，甚至連男人讓了女人這個行為的本身，也還得讓出，說“讓”正是由於男人看不起女人，而根本不顧邏輯上的悖論②，在中國大城市裏流行得多的是，女人在大街上可以任意大聲喧嘩、發生爭執時候可以放肆行為③，應容許女人有輕微的違反規則和法律行為，特別是在由男人警察來執法的場合，更加理應網開一麵。正如上海媒體說：“在上海的街上，中年婦女常違章而又抗拒執法，總是令交警頭疼。”④這些行經種種無非就是炫示麵子：女人在陰性環境中的所獲得的優越感和得勢狀。

而正是本土場合的優越感和得勢狀塑造成了中國女人的思維定勢和路徑依賴，以為：普天之下也都是如此價值觀罷了！豈不知，在西方的價值體係裏，正義（公正）有著極重的份量：“讓”的行為與男女獲得平等的事實以及與婦女解放的榮耀是不可並行同時放在一起的！正如一個馬路乞丐既想得到路人的憐憫而獲贈送，又想獲得與常人一樣的榮耀和人格尊嚴，這兩者在公正意義上是不可並行的。

但是當一個陰性特濃的中國女性在本土混日子出了頭，當上了“名人”——成為知名主持人，又會加重在壟斷性權勢庇護下塑造成的思維習慣，挺自然地會用小人得誌般的氣概，希冀宏楊中國的國粹，用陰性特質加上權勢一並兒，想去“征服”西方社會，於是就釀成了事端爭執。

還算幸運的是，最終在當地的中式飯店裏湊巧遇上捷克警察總長馬蒂努，他聞悉此事後馬上道歉於國人。更稱奇的是，還在現場拍攝了一張合影照片，於是中國名人的麵子上不僅挽回了許多，還增添了些額外的光彩，那就是中國的名人與捷克當地的“領導”沾光了光，攀上了緣！似乎顯示出多多少少，中國的文化在西方還是有點“價值”的。

不過最後我得申明，我寫此稿所利用的材料僅是中國方麵報道的、帶有中國價值觀的文字，至於捷克方麵如何報道，我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