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塞尼特：西方應走社會主義道路

理查德·塞尼特：西方應走社會主義道路


● 理查德·塞尼特

我們正進入金融社會主義(financial socialism)時期，我的意思是說，政府正在收購無法在自由市場上無法生存的企業——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美國7000億美元貸款救市、英國的北岩銀行(Northern Rock)和Bradford and Bingley。多數觀察人士將此類金融社會主義視為應急措施——並認為這是一件壞事。而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實際上，公有製需要從金融行業擴大到製造業和服務業。

其原因在於，歐洲和美國有很多產業和服務性企業不能在全球經濟中存活。上世紀80年代，人們常常會認為，發展中國家將得到低質量的下等工作，而西方國家會把更高質量的技術工作留給自己。事實證明，過去20年的情況並非如此。印度、巴西、中國和東南亞國家不僅僅是廉價勞動力市場；它們日益成為能夠提供高技能高質量工作的地區。

在歐美，過去15年新增的許多職位都是低技能的服務性工作。這些職位受到當地消費者不斷波動的信用卡債務的製約。在發達國家，失業已成為生活中的嚴酷現實，而且失業率還會上升。我自己的估算是，到2015年，英國和美國的結構性失業率將升至約7%，不充分就業率將上升30%。這是保守的估計；我的一些同事（例如美國前勞工部長羅伯特•裏奇(Robert Reich)）預測的失業係數更高。即便根據我相對低的估計，這些數字也將給失業和殘疾補助帶來巨大壓力。在歐洲，隨著老年人數量的上升和勞動力人口的下滑，失業率每上升一點都意味著更多不幸。讓我們從政治層麵考慮一下吧：失業的人是憤怒暴躁的公民。讓我們也從基本的人性考慮一下吧：人們有生產能力才會自尊。

我們是如何進入這種亂糟糟的危險局麵的呢？歐洲和美國表現不佳，沒有為創造新的可持續工作投入必要資金。恰如其分地以科技發明而聞名的英國未能發展風力渦輪等綠色產業——這種創新已得到長足發展。美國減少了對技術手工業者的職業教育，麵對高質量技術手工勞動隻能外包或進口的局麵卻表示驚訝。

公司的全球經營模式也削弱了它們的生存能力。管理者被迫密切關注股價波動，不斷通過並購調整公司結構，而非進行長線管理。在汽車業，人們常常把豐田(Toyota)和克萊斯勒(Chrysler)作為經營良好與經營糟糕的典範相比較；二者根本區別在於，外部股東要求對豐田的影響遠遠小於克萊斯勒。

那麽，公有製為何是件好事？畢竟，克萊斯勒曾經接受過救援。我們曾經看到過的聯合航空(United Airlines)的員工持股方式也沒有取得成功。在我看來，公有製之所以是個好主意了，是因為我們現在吞下一顆大大的苦果。在當前形勢下，西方經濟無法自我維係；就我們所知，私營企業是一台製作粗糙的笨拙機器，如果我們不采取措施，它就會減少機遇，降低員工的生活水平。不過，為什麽是公有製呢？

麵對不斷上升的失業潮，一些顧問向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倡導的那種保護主義，似乎隻是一種軟弱的回應。你不能通過閉關鎖國來保護就業。按比例計算，受保護產業——在美國有很多——增加的就業機會不比自由市場產業多。類似於金融行業目前所受到的那種監管基本上與擴大就業無關。關鍵不是限製冒險行為，而是要鼓勵投資和創新。這一過程需要資金，需要比嚴格市場估算認為合理的數目更多的資金。這些額外的資金就是公共投資的切入點。

如果這好像很難接受，那就想想印度。按照西方的算法，印度受到政府資金支持的建築、信息科技(IT)和醫療行業大多人員過剩，效率低下。然而，公共投資促進了這些行業的發展，隨著它們的壯大，對政府援助的需求已經下降。許多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也通過公共投資促進了本國的增長，而沒有擔心會幹擾自由市場。享受這種資助的行業得到了蓬勃發展。

就英國和美國而言，盡管我希望，但卻預見不到這樣的幸福結局。為了讓人們有工作，我們隻能接受這樣的觀點，即政府必須對境況不佳的生產性行業提供永久性支持。相對於有效盈利能力，完全就業對我們的社會更為重要。如果這看上去難以接受，那就考慮一下以下的選擇吧：政府可以將資金投放在失業補助或就業方麵——那些從純粹的商業角度考慮並不合理的工作。

從更樂觀的角度來說，在大蕭條期間，美國社會最終受益於新政(New Deal)的大規模公共建設工程計劃，在較短時間內，美國員工找到了支付賬單和保留自尊的方法。今天，新政的效果將會有所不同，但目標是一樣的——為了員工，向境況不佳的私營企業提供資金，讓它們生存下去。

本文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SE)社會學教授理查德·塞尼特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譯者/梁豔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