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陽：關於中國的軟實力

甘陽：關於中國的軟實力




（記者 吳 銘）
△ 《21世紀》：您在本報2003年特刊專訪中指出，中國要從“民族國家”走向“文明國家”，使現代中國立足於自己的文明源泉之中；2004年特刊專訪又進一步提出新時期的“通三統”，主張融會中國的三種傳統，來建構中國人的曆史文化身份。這些思路是否也與晚近人們談論的“中國的軟實力”有關？

▲ 甘陽：我想首先需要強調，在全球化時代提中國的軟實力，不能隻注重中國的特殊性，而需要同時著眼於人類社會的共同性。也就是說，真正有效的軟實力總是具有某種普世價值意義的，不僅僅隻是某一特定國家的價值取向，而是其它國家的人也能承認的。所以在談中國的軟實力以前，我們需要首先對現代社會共同具有的一些普遍特性作更深入的認識。我們要從現代社會共同具有的某些普遍問題出發，去思考和發展中國的軟實力。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高度複雜的現代社會，但我們現在對“現代社會”這個大問題研究得很不夠，對現代社會的了解非常片麵，這反過來導致我們不能正確認識自己原有的許多正麵價值資源。

△ 《21世紀》：你說的這些好象應該是社會學的任務？

▲ 甘陽：對，我以為中國下一步應該大力發展社會學的研究，尤其是社會學的理論研究。中國最近十多年來經濟學壓倒一切，但經濟學隻是現代社會科學的一個部分，如果完全隻從經濟學角度來理解現代社會，就會以偏概全，甚至在實踐上出很大偏差。我們現在事實上就已經看到這方麵的消極後果。2005年中國社會最突出的現象是對經濟學家的普遍不滿和批評，雖然許多批評對經濟學家不盡公正，但這個現象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而幾乎是必然的，它實際表明，單純依賴經濟學分析是不可能把握現代社會的複雜性的。就像你們現在提問的這個“軟實力”問題，經濟學家可以提供的回答可能就比較有限，更多地需要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文化學家，曆史學家、人文地理學家以及哲學家等等的貢獻。因此，從正麵意義看，2005年批評經濟學的象征意義在於，中國的“簡單經濟學時代”已經結束，中國的發展在呼喚“中國社會學時代”的到來，呼喚“中國整體人文社會科學時代”的到來。

△ 《21世紀》：社會學對於現代社會的複雜性能夠提供什麽樣的看法呢？

▲ 甘陽：晚近二三十年社會學在西方衰落得很厲害，已經失去昔日作為社會科學女王的地位。目前的社會學一部分成為經濟學的附庸，一部分則成為後現代文學理論的附庸，整個學科的狀況說實話很不理想。我想強調，中國社會學的發展，以及中國整體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不能靠簡單的接軌主義的思路，否則就會把西方的時髦課題就當成我們的重要課題，例如西方幾乎所有學科現在最時髦的就是研究性別、種族、同性戀，還有什麽酷兒問題，但這些問題對中國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必須自主地研究對中國最重要的大問題，這就是要研究如何能夠形成一個比較良性的現代社會，如何能夠避免比較劣質或惡性的現代社會。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必須具有宏大的曆史視野和宏觀視野，不要讓雞毛蒜皮的問題來模糊自己的基本方向和主導性問題。對於西方，我們不能隻看人家現在的時髦話題，而需要深入地研究西方從十六和十七世紀以來現代社會出現和形成的整體曆史過程，西方這四五百年的過程充滿了戰爭、革命、內亂，動蕩，中國現在是在極短的時間中經曆西方近五百年遭遇的所有問題，因此我們對現代社會的了解必須拉長曆史的視野。我們需要詳細考察，西方這五百年曆程中哪些因素曾導致劣質和惡性的現代性，哪些努力則促成了比較良性的現代社會。

△ 《21世紀》：能否簡單說明一下你對這些問題的基本看法？

▲ 甘陽：我個人的看法是，單純隻強調資本主義和市場機製隻能導致劣質和惡性的現代社會，隻有同時以社會主義和保守主義來平衡製約資本主義和市場，才能形成比較良性的現代社會。因此，我們現在除了要研究西方的市場機製以外，同時必須深入研究西方的社會主義傳統和保守主義傳統。

△ 《21世紀》：要研究社會主義和保守主義？

▲ 甘陽：對，因為西方的社會主義傳統和保守主義傳統是促成西方現代社會向良性發展的關鍵因素，沒有社會主義和保守主義，資本主義不可能存活。西方的老輩社會學家實際有一個基本看法，即認為一個良性的現代社會取決於三種基本因素的相互平衡和相互製約，這三種因素是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這方麵最有影響的表述是美國社會學元老貝爾（Daniel Bell）提出的，他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這本名著中提出，現代社會的良性運轉有賴於“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政治領域的自由主義、文化領域的保守主義”。這個看法實際是西方老輩學者相當普遍的看法，例如波蘭裔的牛津哲學家柯拉科夫斯基同樣提出與貝爾完全相同的看法。這些看法背後的哲學立場是認為，現代社會是由諸多相互矛盾和相互衝突的因素組成，良性的現代社會不是簡單主張讓某一種因素或價值壓倒其它因素和價值，而是要盡量形成各種因素和價值相互平衡和相互製約的格局。

△ 《21世紀》：但一般好象認為美國是沒有社會主義的？

▲ 甘陽：這是錯誤的看法，是為名詞所障蔽。我的老師，美國另一社會學元老席爾斯 (Edward Shils) 曾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談美國自由主義的雙重性，指出美國雖然沒有歐洲那種社會主義政黨，但社會主義是在美國自由主義的名義下發展的，美國從羅斯福開始的“新政自由主義”主要就是大量采納了歐洲社會主義的因素，例如在羅斯福時代以前，勞工運動和工會在美國是非法的，但美國新政自由主義不但促成勞工運動和工會的合法化，而且本身是以美國勞工和工會為其執政的最主要社會基礎的，因此美國內部反對羅斯福和新政自由主義的人一向批判羅斯福搞的是社會主義，因為新政自由主義的實質就是用國家和社會力量來製約資本，調節市場，避免社會惡性分化和過度不平等。我們不要為名詞所障蔽，回顧20世紀中國，事實上我們知道不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且四十年代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談自由主義都是強調經濟領域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人在20世紀普遍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偶然的，更不是錯誤的，而是正確的選擇。

△ 《21世紀》：你的意思是今天需要重新研究社會主義傳統？

▲ 甘陽：對，尤其我們需要首先檢討，解放以後一段時間我們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是受到極左思潮的扭曲的，把社會主義理解得非常狹隘。例如我們把法國的執政黨名字翻譯成“法國社會黨”，但實際上人家的名字明明是“法國社會主義黨”，英國現在的執政黨英國工黨在黨綱上都明確自己是社會主義政黨，這些歐洲政黨都是屬於歐洲社會主義傳統的政黨，但我們以往不承認這些歐洲國家的實踐也是社會主義實踐，實際限製了我們自己對社會主義的理解，這是今天需要重新檢討的。例如現在所謂的社會福利、勞工保障這些概念在西方是屬於社會主義傳統的，不是資本主義本身具有的。貝爾指出，在“經濟領域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最基本含義就是，現代社會在決定經濟政策的優先性時，必須首先保證“社群”（community）的價值優先於個人價值，社會的各種資源必須優先用來滿足“社會最低需要”（social minumum），以便使所有個人都能過上自尊的生活，成為社群的一個成員。因此社會主義意味著“有一套勞動者優先的雇傭製度，有對付市場危機的一定安全保障，以及足夠的醫療條件和防範疾病的措施”。

△ 《21世紀》：但西方的福利社會這些年來都處於危機之中吧？

▲ 甘陽：是這樣，晚近二十多年來西方所謂新自由主義即經濟放任主義成為主導思潮，對全球包括西方國家本身都形成很大衝擊。但我們同時必須注意，無論美國英國還是德國法國，他們原先的社會福利和勞工保障體製並沒有受到取消或剝奪。我同時也想指出，中國改革25年來的巨大成就，不能簡單理解為僅僅隻是引入了市場機製和國外資本的結果，恰恰相反，中國以往的社會主義福利和社會保障機製例如廉價的住房、醫療和教育以及退休金等製度都曾極大保護了中國普通民眾的“社會最低需要”。但晚近以來社會大眾的不安日益明顯而普遍，其原因恰恰在於近年來的許多宣傳和措施日益無視“社會最低需要”這一社會主義原則，在國企改革、醫療改革、教育改革上的教訓都在提醒我們現在是需要認真重新檢討的時候了。

△ 《21世紀》：你的意思是中國的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原則？

▲ 甘陽：我以為不但中國，而且在全球範圍都需要重新提出社會主義理念和社會主義價值的問題。社會主義是普世價值，社會主義在不同國家的具體表現形式可能各不相同，但其普遍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價值觀念就是要保護大多數普通勞動者的權利和利益。全球都需要用社會主義理念和社會主義價值觀念來調節、規範現在的經濟全球化，否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就可能變成隻能是有利於少數大資本和跨國公司，而不能有利於反而有害於全球的普羅大眾。晚近二十多年來世界各國包括西方國家都普遍出現貧富差異日益擴大的現象，中國社會現在出現的民眾不安感實際也是全球各國普遍的現象，重新思考良性的全球化是全球共同的大課題。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應該積極研究社會主義傳統，同時與全球各國的社會主義政黨和團體交流合作，共同致力於探討全球化時代的社會主義理念和實踐問題。中國的社會主義傳統，正是中國最重要的軟實力資源之一。

△ 《21世紀》：但在貝爾提出的這三種因素中，怎樣理解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意義？你在1989年《讀書》上發表的“自由的理念”一文被公認是國內最早論述自由主義的，但很多人認為90年代以後你放棄了自由主義，你現在還自認是自由主義者嗎？

▲ 甘陽：我認為中國學人最好放棄自我標榜的惡習，不要陷入這個主義那個主義的名詞之爭。重要的是要研究現代社會的複雜構成和機製，以及目前全球化時代不平衡發展和社會失序的問題。貝爾提出三個因素的順序是“社會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這個順序是有其道理的。因為在高度市場化和資本的籠罩力量下，如果不首先堅持社會主義的理念，那麽所謂自由就很可能成為少數人的自由、富人的自由、老板的自由，這就是我在1997年發表的“自由主義：平民的還是貴族的”這篇文章中提出的問題。自由是現代社會最基本的價值，就此而言，每個人都是自由主義者，至少每個人都想要他自己的自由。但自由的問題同時也是現代社會特別困難的問題，困難就是要保障每個公民的自由和權利，特別是絕大多數普通人的自由和權利。中國在保障公民的個人自由和權利方麵有漫長的道路要走。我以為近期內應該特別解決兩個問題，一是目前我國在全國人大代表分配名額上，歧視農村人口，每96萬農村人口選舉一名代表，每26萬城鎮人口選舉一名代表，前者是後者的4倍，這種安排應該加以修正，必須保障農村公民和城鎮公民在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上具有同等的權利。第二是應該研究把目前仍然在村一級的選舉提到縣級的選舉層麵，可以通過試點來摸索實踐經驗。

△ 《21世紀》：所以你同意貝爾的順序，即社會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

▲ 甘陽：不，我個人現在的價值順序是社會主義、保守主義、自由主義。貝爾所謂文化保守主義自然是強調西方人要尊重西方本身的文化傳統，而我的文化保守主義則自然是強調要尊重中國自身的文化傳統，這就是以儒家為主幹的中國古典文明精神和價值。我日益認為，在中國，隻有首先堅持社會主義理念和價值，自由的理念和價值才能真正建立，如果放棄社會主義，自由在中國就很可能成為少數人的自由、富人的自由、老板的自由，而不是最大多數勞動者的自由。同時，隻有在堅持中國文明自主性的前提下，自由才可能真正在中國生根，否則所謂自由很可能隻是買辦主義、半殖民地主義和自我奴化的別名。簡言之，中國必須在堅持中國現代社會主義傳統和中國古典文明傳統的基礎上才能真正發展自由主義。這就是為什麽我現在的價值順序是：社會主義、保守主義、自由主義。

△ 《21世紀》：為什麽順序不是文化保守主義、經濟社會主義、政治自由主義呢？按你的思路，似乎應該是特別強調中國文明傳統的優先性的？

▲ 甘陽：中國古典文明的理念和價值是需要社會政治製度的支撐的，不可能憑空地存在。中國這套文明價值從前是以中國傳統社會政治製度來支撐的，傳統社會秩序在晚清就瓦解了。現在中國的古典文明理念和價值需要依賴中國現代的社會主義製度來支撐和保護。這裏應該同時指出，中國現代社會主義傳統同時也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殖民主義的傳統，是堅持中國文明自主性的傳統，我相信，如果中國放棄了社會主義，實際隻能淪為半殖民地，也就根本不可能再保存中國古典文明傳統。因此，在今天的條件下，堅持中國社會主義傳統是堅持中國古典文明傳統的前提和先決條件。


我現在可以正麵來回答你們提出的關於軟實力的問題了。首先，軟實力必須具有普世價值，社會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都是普世價值，但各國的社會主義內容和保守主義內容則各有不同。什麽是中國的軟實力？我的回答是，中國的古典文明傳統和中國的現代社會主義傳統是中國最基本的軟實力資源。首先需要明確，所謂軟實力，不是你想有就有，也不是你想作就能隨便硬作出來的，而要首先看你自己到底有什麽東西，有什麽傳統。因此，要談中國的軟實力，我們就得首先問自己，我們中國人有什麽自家的東西，自家的傳統？答案實際是非常清楚的，第一，我們有以儒家為主幹的“儒道佛互補”的中國古典文明傳統，第二，我們有現代形成的中國社會主義傳統。但現在的問題是，首先，近百年來我們不斷地否定貶低甚至妖魔化自己的中國古典文明傳統，其次，近年來又有相當強烈的完全否定中國社會主義傳統的傾向。但否定了中國的古典文明傳統，又否定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傳統，那中國還有什麽東西呢？還有什麽中國的軟實力可言呢？否定了這兩個主要傳統，那麽中國的大地上自然就隻有美國的軟實力、日本的軟實力、韓國的軟實力，而沒有什麽中國的軟實力。

△ 《21世紀》：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認為，中國的軟實力的資源主要就在於中國古典文明傳統和中國現代社會主義傳統？

▲ 甘陽：也可以簡單概括為，中國的軟實力在於儒家與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含義是，首先，中華的意思就是中華文明，而中華文明的主幹是儒家為主來包容道家佛教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其次，“人民共和國”的意思表明這共和國不是資本的共和國，而是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為主體的全體人民的共和國，這是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發展中國的軟實力，就是要深入發掘儒家與社會主義的深刻含義，這將是我們時代的最偉大課題。

（甘陽，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