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被打出來的“海軍司令部”

雷頤：被打出來的“海軍司令部”



“船堅炮利”，可說是近代國人對西方列強的最初印象。但清政府建造近代海軍的過程卻一波三折，極不順利。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直接與英國侵略軍交戰的林則徐深刻感受到近代海軍的威力，提出“師夷長技以製夷”的主張，最早提出了建立近代海軍的構想。但當時朝野卻 仍昧於世界大勢，還認為中國是位於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國”，外國仍是遠遜於中國的“蠻夷之邦”，“師夷造船”有失“天朝”體製，所以不僅安於現狀，而且反 對買船造船。林則徐提出購買、仿造近代軍艦的想法和實踐遭到朝野上下的激烈反對，道光帝甚至在林則徐建議造船的奏折上硃批道：“一片胡言”。

林則徐建立近代海軍的方案被否定，有名無實、落後腐敗、早就不堪一擊的綠營水師仍是當時中國唯一的水軍。雖然後來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運動中，湘軍在江南多次 與太平軍進行水戰，不得不建設水師，但仍然都是舊式水軍。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英法侵略軍從海上進攻，最後直入都城，使朝野深受震動，一些人開始認識到近 代海軍的厲害。從19世紀60年代初清廷開始考慮仿造或向西方購買軍艦，這時，距林則徐提出的建立近代海軍的的建議已整整20年矣！而就在這20年間，西 方的海軍發生了飛躍性發展，蒸汽艦已逐步取代帆艦成為海軍主要艦隻。

1874年末，李鴻章曾上洋洋萬言的《籌議海防折》，使清廷開始較以往重視海軍建設，開始北洋海軍的初創。但與中國漫長的海岸線和麵臨的險惡的國際形勢相 比，清廷對海軍的重視顯然不夠，所以十年來，海軍發展很不理想，除北洋海軍外，其餘南洋、福建、廣東三支水師發展極其緩慢。更重要、現在看來也更難理解的 是，全國竟然沒有一個統一的海軍指揮機關，各支水師皆由當地督撫管轄，本就很難協同作戰，而各督撫更將水師看作是自己的私產，更難調遣。例如，福建屬南洋 管轄，南洋大臣名義上有對福建水師的節製權，但1879年5月兩江總督兼南洋海防大臣沈葆楨曾奏請將南洋各省兵輪每兩月調至吳淞口會操一次，以便彼此協 調，遇到緊急情況才能更好互相支援作戰，對此，福州將軍慶春、閩浙總督竟以種種理由推托。南海海防大臣的號令都很難在自己所轄的福建水師中貫徹，全國海軍 的整體狀況便可想而知。簡單說，清廷仍是用管理傳統水師方法管理近代海軍，根本未意識到近代海軍裝備技術相當複雜，必須統一、係統管理高度，遠非當年水師 可比。何況，朝野許多人都認為建立一個中國傳統“六部”所沒有、隻有“狄夷”才有的新機構，意味著“以夷變夏”，約略相當於今天可能會被某些人指為“西 化”的罪過。

十年後，1884年8月的中法馬江戰役，是中國近代海軍組建以來對外第一仗，卻以福建水師幾乎全軍覆沒慘告結束。海軍的慘敗，才使清廷開始重視海軍建設， 在1885年6月發布上諭，承認雖然與曾建立造船廠、建有海軍，但“造船不堅、製器不備、選將不精、籌費不廣”是失敗主要原因。表示“當此事定之時，懲前 毖後，自以大治水師為主”，並要沿海各督撫“各抒所見，確切籌議，迅速具奏”。這是十年前曾“切籌海防”後的再次“籌議”海防。

在所有奏折中，左宗棠和李鴻章的奏折最受朝廷重視。
一手創辦福州船政局的左宗棠對沒有全國海軍指揮的危害本就十分清楚，此次福建水師全軍覆沒，更以慘烈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所以他立即上奏朝廷，提出要成立 “海防全政大臣”或“海部大臣”，“凡一切有關海防之政，悉由該大臣統籌全局，奏明辦理。畀以選將練兵、籌餉、造船、製炮之全權，特建衙署駐紮長江，南拱 閩粵，北衛畿輔。該大臣或駐署辦事，或周曆巡閱，因時製宜，不為遙製，另擇副臣，居則讚襄庶務，出則留守督工，權有專屬，責無旁貸，庶成效可立睹矣。惟此 大臣任大責重，必品望素著，深通西學，為中外傾服者，始可當之。”收到此折後，慈禧發布“懿旨”：“海防善後事宜，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會 同李鴻章，妥議具奏，醇親王奕訢著一並與議，所有左宗棠等條奏各折片，均著給與閱看。”

對沒有統一的海軍指揮機關的危害，李鴻章當然也十分清楚，早在1884年2月末，即中法馬江海戰半年前，他就曾向總理衙門建議設立“海部”統管全國海軍。 當時總理衙門想專設一“海防”衙門，沿海七省海軍建設大事由一重臣統籌。但這個機構卻不設在京師，而外設在煙台，說明其級別之低與實權之小，僅是一地方性 大臣。針對對此提議，李鴻章專門給總理衙門寫了“請設海部兼籌海軍”函，認為此議不可取，因為中國海疆遼闊，從旅順、大連到台灣、海南島，僅以一仍是地方 性大臣主管根本行不通。因為此事“非一人之才力精神所能貫注，而形格勢禁”無法“長駕遠馭”。他尤其提醒總理衙門，這樣會使這位重臣的權力過大，削弱中央 權力，“開外重內輕之漸”。而他的意見是，這時應直接在京城設立作為中央機關的“海部”，而不是另建一帶有地方色彩的“海防衙門”。他指出，西方各國“外 部、海部並設衙門於都城，海部體製與他部相埒，一切兵權、餉權與用人之權悉以畀之，不使他部得掣其肘。海部大臣無不兼讚樞密者，令由中出，事不旁撓”。他 知道海軍在近代中國是一個新軍種，建設地方性近代海軍已遇強大阻力，如在“中樞”設立海部，一定會遇到頑固派更強大的反對、指其為“以夷變夏”。所以他特 別強調不能因為海軍是從外夷傳來“而厚非之”，因為“中國議論多不屑步人後塵”，其實我們完全可以“楚材晉用”；他知道總理衙門用“海防”一詞而不用“海 部”一詞也是迫不得已，本意是想“踵其實而避其名”，避開頑固派的反對，但他認為大可不必，應直接用“海部”，因“海防二字顧名思義，不過斤斤自守”，所 以不足以張國威而滅敵人的威風，在外患如此嚴重之時，應該直接在首都設“海部”，才有可能救急。由於清廷對設“海防衙門”本不重視，再加李鴻章的反對，此 事便不了了之。

當然，李鴻章要設立“海部”這一急迫的建議更未得到朝廷讚同。但半年後中國海軍馬江慘敗，朝廷再次“籌議”海防，轉機突現。李鴻章自然不會放過這一等了十 年才來的機會，立即上了個長折，充分展開、論述了建立全國性“海軍衙門”的理由。在這個長長的奏折中，李鴻章並不就事論事，而是詳細、全麵回顧了近十年來 近代海軍建設的艱難曆程，提出了海軍事業的發展藍圖。他把這些年自己的想法與苦水一傾而出，字裏行間隱現出對朝廷對海軍事業重視不夠的不滿和對今後能得到 朝廷的支持的期盼。他分別談了艦船、艦隊、造船、軍港、船塢、炮台、學校等幾個方麵的具體情況。李鴻章的介紹如此之細，確令人驚訝，同時令人不禁想起約二 十年前他對槍炮彈藥、蒸汽機的詳細描述介紹。不能不承認，他是清王朝“近代化”的啟蒙者。在寫到創辦培養海軍人才的各類學校遇到的種種困難、因而成效有限 時，他更是感慨良多，對朝廷的不滿甚至溢於言表：“惟朝廷似不甚重其事，部臣複以尋常勞績苛之，世家有誌上進者皆不肯就學。”包括李鴻章在內的“微臣”很 少敢在奏折中對朝廷表示不滿，然而他之所以在此公開表示不滿之情，因為他認為新式海軍人才的培養是海軍建設的重中之重，必須引起朝廷的足夠重視。他知道， “科舉製”是妨礙新式海軍學校建設的重要原因，人們仍以走科舉之路為“正途”，所以他提出必須給海軍學校學生以“登進之階，令學成者與正途並重”，並提出 了“新文憑”與“舊文憑”之間如何“折換”、進而如何補職升官的具體方案。若真正辦理海軍事業，需要大量資金，所以李鴻章在奏折中還提出了籌集經費的種種 辦法。

最後，他明確提出建立一個統管全國的海軍衙門：“西國設立水師，無不統以海部，即日本亦另設海軍以總理之。”而中國分南、北兩洋，且各省另有疆臣，調遣困 難、意見也不統一，許多規章製度也不同，“任各省曆任疆吏意為變易，操法號令參差不齊，南北洋大臣亦無統轄劃一之權”。這種混亂狀況，怎能打仗？怎能不立 即設立一個全國性的指揮機關？還能恪守“六部”舊製以“從夷”之名反對新設海軍衙門嗎？

收到李鴻章的奏折，清廷認為所言甚有道理，便要他來京，與中樞各位大臣一同商議其事。9月30日，清廷諭令軍機大臣、總理衙門王大臣、會同李鴻章妥議海防 事宜，醇親王奕譞也一並與議。最後由總理衙門複奏，提出設立海部或海防衙門，由特派王大臣綜理其事，考慮到可供海戰之船不多，暫時先從北洋已有船隻精練海 軍一支，等到以後再考慮其他艦隊。由於各地督撫的複奏也大都主張統一海防，盡管具體措施有所不同，所以慈禧太後於10月12日發布懿旨，同意成立“總理海 軍事務衙門”（簡稱“海軍衙門”），由醇親王奕譞為總理，慶郡王奕劻、李鴻章為會辦，曾紀澤為幫辦。海軍衙門成立後，貫徹先精練北洋海軍方針，所以北洋海 軍有較快發展；1888年10月，清廷批準李鴻章具體負責的《北洋海軍章程》，標誌著北洋海軍正式成軍。

然而，雖然成立了海軍衙門，統管全國的海軍事務，但它的總理、會辦、幫辦卻全是兼職，竟無一人在衙專職辦事！由此可見，清廷對海軍的重視程度仍然有限。其 實，海軍衙門早就應該成立，應有專人辦理，但清政府卻長期沒有衝破舊的意識形態的識見與勇氣，不承認現代海軍必須全國統一管理是一種普適的規則，長期堅持 管理傳統水師的“特色”來管理現代海軍，舊機構不敢撤新機構不敢設，隻有在經過巨大失敗、被痛打一番後才被迫設立。從中亦可看出，無論大事小事，清政府很 少事前主動變革、大多是事後被動應變，確已病入膏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