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人之談 欲蓋彌彰－美國主流媒體“黨派性”表現剖析

欺人之談 欲蓋彌彰－－美國主流媒體“黨派性”表現剖析


徐人仲　

　　當前西方媒體大都“違避”說自己有黨性，而大肆攻擊社會主義國家的媒體“有黨性”。他們提出自己沒有黨派性大體有四大理由：1，西方主流媒體都不是什麽黨的機關報，這個名稱早已消失了，它們也不是什麽的“喉舌”；2，西方媒體的經費大都不是從黨派、政府那裏來，是“獨立的”；3，西方媒體都標榜他們有“西方新聞自由”，說他們的采訪、編輯、編排、發表新聞，都是“超黨派的”，媒體的活動都“獨立在黨派之外”；4，西方媒體在人員的使用和撤換上，不受各黨派和政府的安排。看起來是這樣，但，這僅是“表麵而違避了實質”。

　　美國國務院的美國新聞文化處在中國發行的《交流》雜誌2001年第二、三期合刊發表的《美國新聞界》一文說：“美國新聞界是一個企業。這一行業依靠公眾的信賴獲得財政能力。美國新聞業基本上不受約束。”“20世紀中，美國的主流媒體基本上不被意識形態所左右，發行量較大的報紙、雜誌和廣播電台幾乎都與政治組織、政黨或政治運動無密切聯係。……新聞報道通常是不帶黨派色彩，編輯的評論經常是就事論事。”這篇《美國新聞界》是“隻看表麵，而不談實質”的典型說法，掩耳盜鈴，欺人之談，欲蓋彌彰。

　　美國主流媒體的資產階級黨派性至少有十種表現，現在讓我們來剖析它們的真麵目：

一，“雙重標準”：美國政府、政黨及媒體的黨派性表現

　　“雙重標準”，是美國政黨及其新聞黨性的突出表現和鮮明標誌之一。這種“雙重標準”幾乎到處都有表演，真是“五彩斑斕”。

　　2008年3月11日，美國國務院發表《2007年國別人權報告》，這是第9次發表美國人權報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190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權狀況進行指責，卻對美國自身的人權問題隻字未提。繼續堅持這種“雙重標準”的做法。

　　在世界上，好像美國沒有什麽人權問題，而其他國家和地區則都是人權“記錄不佳”，因此要美國專門發表一個報告。美國把自己裝扮成一朵花，把別人說成是豆腐渣。這種做既不公道，也不公平，完全為資產階級政黨、政府的私利服務的，對此，中國理所當然要出來說話。

　　2008年3月13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向世界發表了《2007年美國的人權記錄》。這個報告指出：美國私人擁有槍支2.3億支，每年均有3萬人死於槍擊；2001至2007財政年度，全美執法人員侵犯公民權利的案件增長了25%；在21個富裕國家中，美國兒童福利狀況倒數第一；美國虐囚現象普遍，人均囚犯全球最高；在發動伊拉克戰爭中已造成66萬人喪生；2006年，美國黑人的貧困率為24.3%，西班牙裔為20.6%，而白人的貧困率僅為8.2%；美國是世界上少有幾個對青少年判死刑國家之一……凡此種種事實，對美國的《國別人權報告》進行抨擊。

　　美國發表人權報告，一方麵說他們“沒有人權問題”，這是一種標準；另一方麵，如中國國務院新聞辦所作的《美國人權記錄》，又從同一個美國表明它的人權記錄並不好。像這樣用“雙重標準”來對待國際問題，比比皆是；在媒體報道中用這種“雙重標準”廣泛宣傳和傳播，也是比比皆是。

　　2007年4月16日，美國得克薩斯州聯邦法官裁決，釋放路易斯·波薩達·卡裏萊斯這個西半球的著名恐怖分子。1976年，他涉嫌策劃炸毀了一架古巴航空公司的客機，造成73人死亡。他還在巴拿馬等地參與了多次暗殺卡斯特羅等的恐怖活動。2005年3月，波薩達從墨西哥偷渡進入美國，4月申請避難。就這樣在美國呆下來。2007年1月，美國以“違反移民法”指控波薩達入獄，但到2007年4月，即釋放波薩達，沒有說明理由。

　　為什麽美國對“雙重標準”死抱住不放呢？

　　1，美國政府和政黨在許多事情上不“堅持原則”，為他們的一時私利所左右，看問題和處理事情經常不是一種“標準”，而是“兩種標準”或“多種標準”，自相矛盾。

　　2，他們認為，美國在世界上隻要喋喋不休地重複它的“雙重標準”老調，就能哄騙人。

　　他們信奉“隻許州官放火，不準百姓點燈”的真理，用美麗言詞掩蓋可恥的行徑。如若不搞他們不從“雙重標準”中吸取教訓，想在“迷惑”中“欺騙”，在“恐嚇”中“把水攪渾”，但是，世界人民是有認別力的。

　　3，“雙重標準”是在長期實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結果。他們趾高氣揚，頤指氣使，搖唇鼓舌，以黑當白，以錯當對，以對抗代替合作……這樣就以“雙重標準”作為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工具之一。

二，炮製“中國威脅論”等“議程老湯”

　　在西方報道中，有一類報道是事先經過“控製者”的設計，從資產階級政黨的根本利益出發，製造由頭，組織力量，在世界輿論市場中，鋪天蓋地，造成誤導。

　　“中國威脅論”，是美國媒體製造的、並進行歪曲宣傳的一個主題，是美國媒體的新聞黨派性的一種突出表現。

　　2008年3月3日，美國五角大樓發表“中國軍力報告”，渲染、誇大中國的軍事力量，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這是美國鼓吹“中國威脅論”的繼續。

　　從1990年起，美國就挖空心思捏造了這麽一個“中國威脅論”，成為它的“國策”，根據情況變化，不斷製造“話題”。

　　1996年由美國《紐約時報》駐聯合國分社社長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美國《時代》雜誌駐香港分社社長羅斯·芒羅合著一本關於中美的書，杜撰謊言，大肆攻擊中國，散布“中國威脅論”。1997年3月，又發表《“黃禍”幽靈再現》。1999年又由《紐約時報》帶頭，製造“李文和案件”，《考克斯報告》，捏造所謂“中國間諜”……。到現在，總要擺出一副“對中國可怕”的樣子，始終不斷……

　　一般來說，由政府製造“中國威脅論”，美國主流媒體即緊隨其後，有的用所謂“客觀報道”的手法，但傾向明顯；有的則“赤膊上陣”，肆意歪曲捏造。這類花樣翻新的宣傳，把一鍋“中國威脅論的老湯”，不斷加些佐料，搞得紛紛揚揚，聳人聽聞。

　　這不由得要問：這種報道難度是“不受意識形態所左右”，難道是美國媒體“與政治組織、政黨或政治運動”沒有聯係，難道是他們的媒體“不帶有黨派色彩”，難道他們“寫報道經常就事論事”。通通不是這樣的。

　　由“政府官員精心‘烹製事實’，或者政府和報紙記者共同‘烹製事實’，”通過媒體廣為發表，在製造這鍋“老湯”上他們是不遺餘力的。

三，捏造世界級的謠言

　　捏造世界級的謠言，在全球擴散，例證之一：2002年到2003年，美國政府、政黨冒天下之大不韙，憑空捏造了“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世界級謠言。這成為美國打這場侵略伊拉克戰爭的理由。美國同時還造了“伊拉克與基地組織有聯係”的謠言。美國的總統、副總統、國務卿等政要，多次發表談話、搞錄像，喋喋不休地說明，他們的造謠都是“真實的”，用各種“證據”，像騙一個小孩那樣千方百計製造陷阱。結果，他們造謠成功了。全世界人民都“落入了那個湯姆遜的小屋”，竟一時受騙了。

　　曆經幾年時間，造謠者“臉不改色心不跳”，還厚著麵皮把那個“天大的謊言”，尋找各種理由把它“圓”了。

　　世界級謠言之二：美國“自由歐洲電台”製造羅馬尼亞的“大屠殺”的謠言。美國國務院下屬的“自由歐洲電台”在1989年12月20日 廣播一則“消息”，說是羅馬尼亞保安部隊領導人向總統夫人埃莉娜·齊奧塞司庫呈交了代號“E2”的一份秘密報告，統計了蒂米什瓦拉市暴亂中的傷亡人數，計有4630人死亡，1282人受傷，13214人被捕，1282人被判死刑。這個數字是由一名流亡柏林的作家托托克提供的，托托克說是蒂市一位作家告訴他的，他記不清這位作家的姓名了。

　　“自由歐洲電台”杜撰的“E2”報告，立即在羅曼尼亞到處“發酵”，說“蒂米什瓦拉市（羅馬尼亞西北部的一個30萬人的城市）屠殺了4630人”，煽動點火，把人們的激憤情緒極大地挑動。為了增加這一事件的“真實性”，他們還在蒂市搞了一個“展覽會”，把醫院剛死的屬於自然死亡的屍體找了十多具（沒有槍傷），說是保安部隊“殺害”的“罪證”。

　　事實上這個市沒有發生“大屠殺”，殺死4650人更是荒謬。但是，許多人被煽動起來，卷入暴亂之中，齊奧塞斯庫夫婦被亂槍打死，“自由歐洲電台”等終於實現了它的“希望”，他們要推翻羅馬尼亞共產黨政權的目的達到了。

　　世界級謠言之三：美國捏造越南的“北部灣事件”，挑起越南戰爭。2008年1月8日 ，美國家安全局解密一批情報檔案中透露，1964年8月，所謂的越南“北部灣事件”是美國捏造的戰爭挑釁事件，而不是越南製造的。美國捏造的這一事件，成為美國侵越戰爭逐步升級、把戰火擴大到越南北方的重要標誌。

　　從2008年1月8日 解密的檔案，記錄有當時美軍軍艦之間的通話，這些“通話”，沒有越南人民軍向美國軍隊挑釁的記錄。美國曆史學家史蒂汶·阿福特古德說：“越南曆史將因此而改寫。”

　　製造如此彌天大謊，而且竟是“世界級”的！

四，預製新聞、潛伏“鼴鼠”、搞“托兒”

　　《美國十大記者成為政府的“托兒”》，這是2006年9月8日 美國有些報紙透露的內容：佛羅裏達州至少有10名記者被收買當了政府的“托兒”，給古巴“抹黑兒”。這10位記者從2001年到2006年，收受了美國政府的“報酬”分布有1550美元到17.5萬美元不等。他們在對古巴廣播的“馬蒂電台和電視台”擔任“嘉賓主持”，公開批評古巴政府。對古巴廣播處負責人佩德羅·羅伊格承認付給這些記者報酬，他說：“雇傭這些記者是為了提高報道的質量。”

　　《布什當政，一個預製新聞的新時代》，這條新聞在2005年3月15日 在美國報紙上披露，消息說：近四年來，共有20家聯邦機構（包括國防部和人口普查局）製作並發布了數百條電視新聞，在全國電視台播出。政府與媒體“共謀”，在這些“新聞”中，傳統新聞播音員和“公關專家”之間的界限已經含糊不清。比如，公關人士卡倫·瑞安（一個非記者充當了一個記者），就在政府製作的“預製新聞”中當了“女記者”。這種“預製新聞”，淹沒在衛星傳送、辛迪加經營、網絡提供的新聞節目之中，這也是“一個令所有參與者受益的世界”。但是，卻“向電視觀眾隱瞞或不清楚說明聯邦機構是消息的來源。”據美國眾議院政府改革委員會的統計：聯邦政府的“公共關係”合同所涉及的經濟費用從克林頓時期的每年3900美元，增加到布什時代的2004年的8820美元。除了炮製新聞，布什政府收買了多位“名嘴”，著名評論員、黑人阿姆斯朗·威姆斯以每年24.1萬美元，當了政府的“脫口秀”節目的主持。著名專欄作家瑪姬·蓋樂格收受2.1萬美元，為政府寫專欄。

　　在美國白宮團在新聞界中，經過精心安排，安插了的“臥底”，這被稱為“鼴鼠記者”。2003年以來，以“塔隆新聞通訊社的獨立派”記者的麵目出現的傑夫·坎農，就是和白宮“密切配合”的“鼴鼠”。這個共和黨下屬一個組織的雇員，真名叫詹姆斯·古克特，既為美國政府政黨“做”了許多不光彩的事，而且還和一個同性戀賣淫網站相關，他本人甚至就是一名同性戀妓男。從2003年到3005年2月，這是“坎農”活躍時期。到2005年2月，“坎農事件”被揭露，才被迫丟掉了“鼴鼠”的職業。

五，“髒雪堆砌”——歪曲，再歪曲——一條道走到黑

　　“髒雪堆砌”這種現象在美國政黨和媒體中是經常發生的，他們以“自己的傲慢與偏見”，不斷對自己的所謂“敵手”進行“描繪”。盡管情況已大白天下，可是，他們總是“頑固”堅持己見。這裏僅以西藏報道作為一個例子。

　　中國的西藏先是英國製造了歪曲的輿論，它增經企圖作把西藏作為“殖民地”，後來，英國勢力衰落，美國插進來大肆進行“歪曲、誣蔑”西藏的報道。這就像“雪髒了，黑黑的”，可是，他們繼續製造這種“髒雪”。對西藏的歪曲，西方報道多如牛毛，已延續了半個多世紀，但仍在製造，他們要一條道走到黑。

　　下麵是收集他們的報道一部分：

　　美國合眾國際社1985年8月24日 報道：達賴喇嘛希望1985年訪問“中國人占領的有爭議”的西藏，並說，“西藏人在共產黨統治下根本不幸福”，“非常悲慘”。中國人要“暗殺或綁架他”，就像菲律賓的阿基諾在馬尼拉被暗殺那樣。

　　這樣的事實根本沒有發生，是完全不符合實際。

　　1993年5月12日，合眾國際社又報道說，“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要“對中國施加壓力，爭取西藏獨立”。這一天，法新社報道說，西藏“沒有人權”。路透社報道說，“西藏住著漢人700多萬，藏民隻有600多萬，向西藏移民是一大悲劇”。報道還說，“滅絕”西藏文化，“掠奪”西藏資資源。

　　這樣的報道也是誣蔑，西藏文化沒有“滅絕”，在西藏也不是漢族多餘藏族。

　　法新社1995年4月4日 報道說，“鄧小平百年之後，中國將麵臨分裂”，“三年之內，達賴就可能通向拉薩。”像這樣說“要三年之內”“獨立”的說法很多，完全是為了“壯聲勢”。這種“老調子”到了21世紀還是繼續。

　　2003年8月25日，法國《費加羅報》報道：達賴要中國“尊重我們的文化，尊重我們的基本權利”。說他的分裂活動又將在“兩三年時間取得成功”。

　　這真奇了，怎麽西方主流媒體對“三年內中國麵臨分裂”這種空穴來風極為感興趣，這不是為了他們的“分化”、“西化”中國的目的嗎？

　　2003年9月10日，美國總統在白宮接見達賴“重申對達賴的支持，並作出承諾”。胡說中國正在“滅絕西藏文化”。

　　2007年美國總統又接見達賴，支持他的分裂中國的主張，西方媒體立即加以報道。

　　2007年夏，德國總理不僅接見達賴，而且大肆為達賴分裂祖國幫腔……，西方主流媒體也大力宣傳。

　　2008年3月14日，在達賴策劃和挑動下，拉薩發生打砸搶燒的事件，美國有線電視新聞國際公司（CNN）2008年3月17日 刊登一張照片：軍車在街上行駛，旁邊有一輛汽車在焚燒，前方在有人在奔跑。這張CNN發的照片原來是經過“精心剪輯”的，把向軍車擲石塊、搞打砸搶燒的不法分子“剪”掉了，細看這照片，還可以看到“石頭”在空中飛舞的痕跡。 “記者無國界組織”的成員在3月24日 希臘奧運點火儀式搗亂，他們的經費來源與美國政府的國際民主基金會、紹羅申基金會以及自由古巴中心，美國國務院特使奧托·賴克是自由古巴中心的理事，他們是在履行與美國政府的協議。這說明了美國等的“機構”“出錢”和一手策劃的，充分反映了“黨派性”。

　　2008年4月9日，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了議長佩洛西提出涉藏反華決議案，不顧事實，對中國西藏自治區政府依法處理拉薩嚴重暴力犯罪事件進行無端指責，粗暴幹涉中國內政。西方的一些政黨和政府的“黨性”或“黨派性”在這次西藏達賴集團操縱的打砸搶燒事件中暴露無遺。這種“黨派性”是顛倒黑白，用心叵測，幾十年來都是這樣，西方一些反對中國的勢力要“一條道走到黑”。

六，“隱性黨性”——從補貼、製裁到封鎖

　　“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自由歐洲電台，一切費用完全由政府“供給”，據法新社1998年1月17日 電：美國“國會兩院17日批準在1998財政年度為自由亞洲電台撥款2410萬美元，以擴大對中國的廣播，上財政年度僅為930萬美元。”（1998年1月18日法新社電）以後，它的撥款逐年增加，現在一年約3-4億美元。其他一些主流媒體也在財政、稅收、廣告等方麵有多種優惠。

　　美國政府、政黨和媒體之間，它們內部接受“補貼”有什麽“默契”和“奧秘”？那是不公開的。

　　1，美國執政黨以及政府，對本國媒體總是有親有疏的，表麵上對所有媒體“一視同仁”，不分親疏，實際上不是。有的媒體在骨節眼上，在響應西方官方輿論上，“用得上，很得力、出大力”的，為執政黨“巧妙地、高明地唱了讚歌”，這樣的媒體是要在經濟上予以“保證”，給以優厚的“報酬”的。

　　2，美國政黨對媒體的“補貼”，一般通過國家的法律、法規等形式，加以“固定化、合法化”，在這方麵已經“總結”了幾百年的經驗，做得相當“隱蔽”，使人們和整個社會便於“接受”，有的在參議院討論某些法規時已經明顯表現出來。

　　3，美國政黨與媒體的關係，有很多媒體對政府是又捧又罵”，看起來媒體具有“獨立性”。但是，要看它罵什麽，捧什麽，是大有文章的。政治與經濟是密切相關，政黨與媒體的經濟關係，也是不斷“調整”的，並不斷提出新的“補貼”和優惠措施，甚至讓人感覺不到這是在“補貼”和優惠。

　　美國的補貼——所謂“黃箱政策”

　　美國對棉農的補貼超過中國的400倍，體現了它的“黨派性”。

　　2007年11月13日，美國媒體報道：“美國鋼鐵企業7年來已經從美國政府獲得了170億美元的補助。”這樣，使這些企業獲得了“不公正的利益”。

　　在補貼之外，還有一種武器叫做“製裁”。

　　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99年9月15日文章，題目為：《美國的製裁：多一些精確，少一些笨拙》，它說，在1933年至1996年間，美國對35個國家實施了單邊貿易或援助製裁不下60次，受製裁人數占世界總人口的40%。幾乎所有製裁與其說是推動了美國的目標，不如說是使這些目標受挫。自1996年以來的十多年間，美國繼續大肆采用“製裁”手段，對付其他國家。

　　另外，又一種重武器——“封鎖”

　　美國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對許多國家進行了“封鎖”，不應該忘記，美國曾對中國進行了長達22年的“封鎖”。另外，對越南、老撾、朝鮮、以及非洲、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和地區進行了“封鎖”。現在，古巴就是繼續被“封鎖”的國家之一。對古巴的“赫爾姆斯——伯頓法”（1995年），對一些伊斯蘭國家的“達馬托法”，《對古巴的電視法》、《對古巴的廣播法》等等都包括著美國對別國“封鎖”的內容。

　　古巴已經經受了40多年的封鎖，至今仍被美國封鎖著。

　　封鎖，是一種強權的典型表現，根本不講道理。

　　2007年11月24日，美國總統發表講話：要進一步要求美國國會對古巴實施經濟封鎖，加緊對古巴進行“和平演變”。由賴斯和美國商業部長負責西方對古巴流亡分子、持不同政見者“趕快推翻古巴政府”。有一批媒體執行著這種“封鎖”，強烈地表現為正當的國家主權被侵犯，表現為資產階級的“黨派性。

七，用淹沒來操縱：“玩記者於股掌之上”

　　用淹沒來操縱，“玩記者於股掌之上”。這種情況當然對西方某些記者有些“不尊重”，但事實確實發生了。

　　這一篇報道是在台灣《新新聞》周刊上發表的，它說：

　　美國白宮采取了“策劃新聞，控製新聞流向，決定公共議題……，用泛濫的消息來淹沒記者，用淹沒來操縱’。”文章又說：‘前白宮辦公廳副主任……是所有三家電視台新聞的幕後製作人’。”“使新聞界變成為白宮政治圈的‘人質’，新聞界無形中變成為宮廷記者。”“白宮用泛濫的消息來淹沒、來操縱，以這種技巧，把新聞自由的方向扭曲了，充斥著誤導和隱瞞。他的新聞操縱技巧，幾乎到了難以察覺的程度”。

　　西方記者自己承認：他們的很多報道是受製於“政治家”

　　德國一篇調查提出，“關於每天的報道內容由誰決定的問題。有40%的德國記者說是政治家；有33.3%的美國記者認為是由政治家決定的”

　　西方的“政治家”都屬於政黨、政府執政的和在野的人，他們能夠決定“每天的新聞報道”，這也表明他們的報道反映了資產階級黨性。

　　這一調查又提出：“美國記者的稿件經常送交編輯部編審，37%的人說，他們的稿件經常或問或被改動，為的是提高‘讀者的興趣’。”在美國編輯部中有三類人：收集信息的記者、作修改工作的編輯。從中可以感到，美國媒體受他們的“政治家”的左右是顯然的，他們的稿件要經過“修改”，裏邊就包括了觀點的“修改”。這表明，美國新聞界不受政府、政黨的約束，事實要大打“折扣”的。

八，拋出情報變為新聞，或使新聞變為情報

　　使新聞變成了情報，或使情報變成新聞，她們交替運用。

　　在一些國家“顏色革命”如火如荼之時，人們發現，美國支持的“非政府組織”於一地一點大肆宣傳他們如何“得勢”，參加的人民是如何眾多……這個新聞立即被“顏色革命”指揮部“擴大”而變為一種“情報”，通過電視、手機等傳播到更多地方，成為“製造氣氛，擴大勢力”的武器。新聞變成情報，這是其一。

　　美國對我國“銀河”號輪船進行長達近二個月的圍攻，這是“情報變成新聞”。

　　再有：播送“喬治亞民歌”也是把情報變成新聞。

　　“美國之音”經常給被廣播的“目的國”播放“特別歌曲”，以對“不同政見者”轉發“暗號”。當時有一首特殊的“喬治亞民歌”要按時向目的國播放，並說：這是總統下的命令。由於有的編輯抵製了“有目的廣播這種民歌”的活動，他被解雇了。

九，開除、解雇反對“資產階級某些觀點”的人

　　西方新聞媒體認為，它們的“人士變動”，和政黨、政府沒有什麽關係，報社、電台、電視台在“用什麽人、不用什麽人”方麵是完全不受政府、政黨的幹預的，是獨立進行的。

　　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他們的“暗箱操作”的情況很多，有許多可能永遠不會“公之與眾”。

　　西方的主要新聞媒體，新聞骨幹經過嚴格挑選，他們認為“不聽話”的人，對統治集團“不能使用”的人，從來不客氣。《紐約時報》、美國廣播公司或“美國之音”絕不能讓“不同政見者”在媒體上鼓吹他們的“不同政見”的——即不能為推翻資本主義製度而報道，甚至連有一點對資本主義不利的語言也不能。

　　2003年伊拉克戰爭中，美國就解雇了曾獲得普利策獎的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大牌記者彼得·阿內特，不管阿內特多麽能幹，多麽善於寫稿，曾獲得美國最高新聞獎，但他在“政見”上表現出和美國政府、美國軍方的不同，那怕這“不同意見”還不算多麽“厲害”，但這就不能為美國政府、政黨所容忍了。

　　像這樣的事不少，從已經透露的情況還有：

　　一位美國女記者安妮特·洛佩斯·穆諾斯因在一次總統記者招待會上“不識時務”地提問：“美國會不會同尼加拉瓜斷絕外交關係，以向尼政府施加壓力？”這個問題一提出，立即觸怒了白宮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她被上司告知，白宮不喜歡她提出的問題，說她“是找麻煩”，勒令她再也不得進白宮的大門，並認為她“不稱職”，要解雇她。安妮特原屬美國新聞署下的美國之音電台管轄的馬蒂電台（專門對古巴廣播），她提的問題是當時美國幹涉尼加拉瓜這一敏感的問題，就因為一句話，她被開除了。

　　美國爭取新聞自由記者委員會在1989年度報告中說，老布什共發生340項“扼殺新聞”的行為。譬如美國某電視記者“因為提問不對”而“解職”。科莫爾電視台記者卡雷姆因為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激怒”布什而被解職。他參加一家藝術博物館外麵舉行的布什的記者招待會。布什和5位拉美國家領導人和一名部長舉行兩天的掃毒會議，卡雷姆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他同掃毒人員談過話，他們不相信會打贏這場“掃毒戰”，說這次會議是“開玩笑”。布什說：“我們不習慣你這樣提問。”卡雷姆說：“好，我來自聖安東尼奧。”這話激怒了布什。卡雷姆的老板說他“粗魯”，就解雇了他。

　　美國爭取新聞自由記者委員會說：“一位被指定去調查海灣戰爭中伊拉克平民死亡的人口學者在向美聯社提供調查細節後一個月被解職。”

　　1999年，一個記者在南聯盟采訪，講了一些與政府“口徑”不一致的話，立即受到政府的“嚴厲批評”，說他沒有達到“一個老記者應有的標準。”這個記者後來就不能幹了。

　　2001年10月，“美國之音”的代理台長因播出對塔利班領導人的專訪，使美國政府十分惱火，立即把那個代理台長“撤職”了。這件事被稱為“美國之音的新聞自由”。

　　2003年3月以後，在伊拉克戰爭中，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女記者阿什麗·班菲爾德隨著一支美軍進入了伊拉克，在巴格達做每日要聞，很受歡迎。在第一階段取勝三個月後，她到堪薩斯某大學作演講。有人問她，每天怎樣報道？感受如何？她說：“我見識了美軍的勇猛，他們在坦克開炮的時候，端著M-16開火的時候，，我就在他們的旁邊，但我從來不知道他們打的是誰，我從來沒有到戰場的另一邊去過。”就為這些話，這個女記者被開除了，直到三年後才找到工作。

　　還有，許多記者因為不讚成政府的意見，或者反其道而行之，或者以行動“幹擾”了政府和政黨的“戰爭政策”，竟然遭到“殺身”之禍。

　　在巴拿馬戰爭中，西班牙記者等被殺於美軍的槍口之下。

　　在南聯盟戰爭中，有幾十名記者被美國為首的北約軍隊“槍殺”了。中國的邵雲環等三名新聞工作者就死於美國的“精確導彈”。

　　而且，全世界記者“被殺”的情況越來越嚴重，2007年9月28日 。埃菲社日內瓦報道：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披露：近十年來，全球共有1200名新聞記者遇難，還有其他數千名工作在衝突地區遭到襲擊和恐嚇。僅2007年就有130名記者遇難，他們大部分在伊拉克從事報道工作，其中被美國的軍隊“殺害”的就占相當比例。

　　2008年3月19日中央社從紐約報道，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統計，從2003年3月到2008年3月的五年間，在伊拉克殉職的媒體記者共127人，遠比英阿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二次世界大戰及越戰死亡的記者要多。另外有50名媒體從業助理人員也因伊拉克戰爭喪命。美國“自由論壇”基金會統計：曆年死於大型戰役的媒體記者，伊拉克戰爭仍屬最慘烈，記者死亡人數高於中美洲內戰的89人，阿根廷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的98人，越南戰爭的66人，以及二次世界大戰的68人。

　　在當時，美國挑起的越南戰爭、中美洲的戰爭、馬島戰爭中英國和阿根廷的記者死亡情況，都不清楚，現在終於有了一個“說法”，這表明他們的“黨派性”是血淋淋的。

十，寫“沒有黨性的黨性”的新聞

　　美國一些媒體要求記者寫“沒有黨派性的黨性”的新聞。

　　2007年12月31日，《華盛頓郵報》記者Edward cody采寫了一篇題為《新聞檢查是中國新聞學院學生的核心內容》的報道，就把“西方黨派性隱藏起來”，進行“沒有黨性的黨性”宣傳。

　　這篇報道說，清華大學新聞學院院長範敬宜和其他副院長“拒絕”接受采訪（這就含沙射影的對他的采訪打伏筆，當時範敬宜得了腦梗塞，當然不能接受采訪）。

　　但這位記者仍然寫到“用”範敬宜來“說明”這個記者要說的“新聞檢查”他這樣寫：“說到新聞檢查，範敬宜告訴學生，政府必須‘引導輿論’。”把“引導輿論”與“新聞檢查”混同起來，那是根本不對，清華學習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是用正確的理念、實事求是地對待新聞，以新聞自由和自律及他律相結合的方法，怎麽是“新聞檢查”呢？西方記者強辭奪理，用所謂的“巧妙”手法，寫了他的一篇“沒有寫黨性卻寫了黨性”的新聞。新聞中到處寫道：“他們在教唆”，說清華教授在“課堂上教唆”。卻根本沒有任何事實來證明“究竟怎樣教唆的？”。消息反複說“新聞檢查”，但僅是重複這樣的“字眼”，也沒有什麽事實來說明，是完全以一個西方記者的所謂“一貫的觀點”——偏見來寫的，亂扣帽子，含沙射影。

　　通過以上剖析，可以看出，西方新聞中“黨派性”是嚴重存在的。他們時時采用這種或那種的手法，體現新聞“黨派性”把事實扭曲，來表達他們想講的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一，要分清是非；二，西方新聞“黨派性”中，對於誣蔑歪曲中國的要堅決揭露；三，西方新聞“黨派性”中關於阻礙世界和平發展和和諧建設等等重大的問題的，也要堅決批駁，以主持公道。（2008年7月16日）


(《環球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