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脆弱的超級大國》看美國怎樣認識中國

王玉主：脆弱的超級大國？——從《中國：脆弱的超級大國》看美國怎樣認識中國

標簽： 超級大國

● 王玉主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007年4月，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全球衝突與合作研究所所長謝淑麗（Susan Shirk）教授的新作——《中國：脆弱的超級大國》（China: Fragile Superpower）一書。 (      作為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又曾在克林頓執政期間擔任過負責中美關係的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教授是美國學者中對中國政治有較深入認識的人士之一。目前，中美關係正經曆比較微妙的時期，美國國內對中國經濟迅速崛起的擔心不斷增加。加深相互了解、尤其是充分認識對方的決策環境是中美雙方避免衝突、保持合作的關鍵。正因如此，她的這本新書被認為是解讀中國內政外交的“適時的重要著作”（奧爾布賴特語）。正因如此，包括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前國防部長佩裏在內的諸多前政要，以及資深中國問題專家斯坦福大學教授Andrew Walder、哈佛大學教授江憶恩等都給與了此書很高的評價。     憑借多年對中國問題研究的功底以及作為外交官的獨特經曆，謝教授在本書中力圖從中國領導人麵對的決策環境角度出發，來分析中國一些重大外交決策的出台背景。其基本的分析邏輯為：由於製度及其它一些曆史原因，盡管中國經濟的發展使中國國際地位大大提高，已經具備超級大國的實力，但國內長期積累的一些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隨時都有演變成大規模危機的可能，威脅政治穩定。這就是其所說的“脆弱的超級大國”的含義。受國內這種環境的約束，中國領導人在麵臨國際危機時往往更擔心這種危機會引發國內的不穩定。對國內政治穩定的過度關注則使其不能靈活應對國際危機，這使危機更容易升級。說得更直白一點就是：作為唯一的霸權，美國希望中國在處理國際關係、尤其是處理與美國的利益衝突時，可以有無窮的忍受力，但由於中國國內矛盾的存在與激化、民族主義勢力的發展壓縮了中國在外交中的妥協空間，因此中美衝突的可能大大增加。     循著這一邏輯，本書共分為九章，前三章主要闡述其關於中國外強內弱的觀點，第四章主要從媒體和互聯網角度來探討民族主義發展對中國政治穩定的影響。第六、七、八三章分析了中國外強內弱對中日關係、台海問題的處理以及中美關係的影響。在她看來，中日關係、台海問題都是可能與內部危機發生反應引起衝突的不穩定因素。具有結論性質的第九章認為，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加，中國內部的脆弱性對美國是一種威脅。      為了論證國內政治考量對中國領導人外交決策的影響，謝教授分析了其任內經曆的中美之間發生的一些危機（如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中美撞機等事件）。她認為，即使在麵臨國際危機時，中國領導人關注的仍是首先保持國內政治的穩定。例如，在分析美國轟炸中國使館這一外交危機問題上，她認為正是因為當時中國國內有法輪功問題、事件又發生在距離6月4日不遠的5月底，中國領導人由於擔心這一事件會引起國內的不穩定，才在克林頓總統正式道歉後仍允許學生到美國駐華使館示威。      當然，謝是從一個美國人的角度來看問題的，試圖把中美關係中的一些問題歸咎於中國國內的政治。但實際上，即使排除對國內政治穩定的考慮，作為維護民族尊嚴的必要舉動，示威也是必然要進行的。諾貝爾獲得者謝林教授在60年代的著作中就曾說過，攻擊別國使館已經意味著宣戰。因此，盡管事後美方解釋是由於失誤造成了悲劇並道歉，但學生示威仍是合情合理的舉動。謝教授把問題歸咎於中國內政的潛台詞在於，因為美國是超級大國，因此即使“誤炸”了中國的使館，由總統出麵道個歉也就足夠了。如果僅從外交上著眼，中國政府不該再有更多期待。這顯然是霸權思想在作祟。      盡管對其所持觀點我們還有很多可討論之處，但閱讀此書更重要的一點在於，我們要通過作者的分析來了解美國是如何認識中國的。在這方麵，我們可以看到如下兩點： (     第一，美國更多從中國內部的問題來推斷中國的外交政策走向。哈佛大學教授普特南認為政府在處理國內、國際問題時傾向於依靠國內問題向別國施壓或依靠國際環境在國內獲得優勢，被稱為“雙重博弈”理論。在本書中，謝淑麗教授表達了前述博弈的一種逆向效應，即用國際問題來衝淡國內矛盾。具體來說，謝教授認為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媒體、互聯網使任何問題的擴散速度都達到空前的速度，因此中國領導人對於穩定的擔心與日俱增，在發生國際衝突時具有向外轉移矛盾以維護內部穩定的傾向。而中國內部不穩定事件的突發性、不確定性則使中國的外交決策不可預測。例如在未來處理台灣問題上，可能會由於大陸民主主義不斷高漲的壓力而將中美關係放在第二位，采取美方不願看到的措施。      第二，美國重視案例分析，往往以幾個案例推斷大的趨向。盡管一些經濟學家（比如伯克利教授Eichengreen）很早就對國際政治研究中的案例分析方法提出質疑，認為建立在案例基礎上的結論不具有普遍適用性，而且計量分析方法在國際關係領域也已廣泛應用，但我們看到本書中談到的分析方法仍然是解剖一些案例。從目前的情況看，案例分析在雙邊關係分析中還是很重要的。盡管在中國人看來，她這種依靠案例分析得出的結論忽略了中國幾千年曆史、文化傳統對於中國政治、外交理念的影響，但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就是美國認識世界的方法，這並不是針對中國的。 ( http://www.tecn.cn )     雖說作者寫作此書的目的是要告訴美國人中國的外交決策背景，所謂打開“中國政治的黑匣子”，但它對中國人了解美國的中國認知形成過程也有重要幫助。      最後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就是本書對中國崛起問題的討論。在目前美國有關中國崛起的辯論中，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的看法是有一定影響的。他認為中國經濟的崛起必然導致中國擴張，像美國那樣行動，從而引起中美的利益衝突。謝教授看來並不完全同意米爾斯海默的觀點。她認為，盡管中國內部存在的脆弱性使其具有向外轉移危機的傾向，但這隻增加了衝突的可能。而中國崛起造成的綜合國力提高則一方麵使中國更容易向外轉移危機，另一方麵使潛在衝突的成本大大提高。因此，其他國家在處理與中國的衝突時采取的措施如果不恰當，就可能引發大的危機。中美之間因為中日、台灣等問題尤其具有衝突的危險。     然而，她雖不認為中國具有更大的攻擊性傾向，但有一點卻是與米爾斯海默教授相同，即都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加劇衝突的可能，看來這就是美國人的基本立場。

本文責編：linguanbao 文章來源：本文轉自《當代亞太》2007年第5期，轉載請注明原始出處，並遵守該處的版權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