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體用“三色”眼鏡看中國

吳旭 這一個月以來，大部分西方媒體在報道西藏騷亂和奧運火炬傳遞過程中的整體表現，用“顛倒黑白，居心叵測”來形容，一點都不過分。很多曾篤信西方媒體“公正客觀、自由獨立”的中國人，被一篇篇明顯指鹿為馬、張冠李戴的西方報道所震驚，所激怒，進而警醒。試圖惡意醜化中國形象的某些西方媒體，這一次反而是自曝其醜，現了原形。其實一直以來，西方媒體都是戴著有色眼鏡來描劃、評述中國的。北京奧運會，隻不過把這些平時散布於媒體角角落落，滲透於對華報道字裏行間的“傲慢與偏見”，匯聚集中起來罷了。如果認為這一輪“妖魔化中國”的狂潮，僅僅是針對北京奧運會一時一事的偶發現象，那就沒有看清西方媒體對華報道的本質，更無助於我們應對將要麵臨的更長期、更艱巨的考驗。 打個簡單形象的比喻，其實西方媒體一直是透過“紅”，“黃”，“綠”三種有色眼鏡來審視、報道和評判中國的。 紅色的有色眼鏡，在這裏指的不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那象征喜慶的顏色符號，而是那帶有強烈政治意識形態色彩的“共產主義紅色”。如果沒有在西方國家生活過一段時間，普通中國人根本不能理解那深深滲透於西方主流文化中的對於“共產主義”的恐懼、仇視和厭惡。舉個簡單的例子：在填寫美國入關的登記卡時，就專有一欄是詢問入訪者，是否曾加入過“共產黨”或者“納粹”等極端組織。將“共產黨”與“納粹”等同，在美國普通老百姓的腦海中，幾乎是約定俗成的常識、無需證明的真理。這種“原罪”意識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於在涉及任何外交爭端或國際事務時，隻要媒體在報道時加上“共產主義”這一修飾詞，就如同蓋棺定論一般，不需要再糾纏道義責任和誰對誰錯了。美、蘇兩大集團爭霸半個世紀的“冷戰”雖然結束了，但西方國家與“共產主義”這一意識形態的“輿論冷戰”卻從未結束。中國，作為現存的唯一以“共產主義”為發展目標的大國，自然成了靶子，自己想躲都躲不開。更何況，媒體從業人員，無論在任何國家或社會製度中，都自覺不自覺地肩負著道德守衛者和意識形態維護者的職責。這一層“反共”的紅色濾光鏡，在西方媒體和其從業人員中，戴得更緊，顏色也更深。幾年前，美國著名的皮尤調查機構就曾發現，在以職業為劃分標準的民意調查中，尤以美國的新聞從業人員對於中國的整體印象最負麵，甚至超過以“反共”著稱的國會議員群體。隔著這層媒體的“紅色濾光鏡”，中國的形象在西方從未真正的“和平”過、也從未“崛起”過。每次回到北京，在讚歎國內日新月異的發展榮景時，總有朋友小聲提醒，“別總是關注北京、上海的高樓大廈，也應當讓老外看看我們的落後地區。”朋友的良苦用心是好的；可殊不知，國外的主流媒體幾乎從來就沒有給過我們沿海開放城市一個正臉；凡是報道中國，必配上破敗、肮髒、落後、垃圾堆一般的黑白照片。對於絕大多數根本沒到過中國的西方受眾來說，醜化“紅色”中國是自然的；如果媒體把中國說得特別好，他們反倒不信。 西方媒體戴上的“黃色”眼鏡，雖然有少量種族偏見的因素存在，但更多是源於對以中華文明為代表的東方“黃色”文明的誤解、恐懼、甚至是敵意。以前曾泛濫西方甚廣的“黃禍”論，既是這種現代“中國恐懼症”的曆史根源，也是它現今的存在基礎。應該承認，那些帶有過分種族主義的言論和行為，在現代西方的文明社會中，已經基本上被主流民意所排斥和拒絕。所以，雖然那些針對“黃種人”、特別是中國人的偏見並未清除，但是在西方社會並沒有廣泛的民意調動力。真正令西方，特別是令美國的主流大眾所惴惴不安、心存疑懼的，是中國儒家文化傳統所信奉的“入世”情結和中國共產黨所倡導的“無神論思想”。其實，我們很多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的誤解、誤判，都源於對於美國整個社會宗教情結的誤讀和低估。這是一個超過80%的成年人都篤信上帝存在的“宗教”國家；這是一個貨幣上印著“上帝保佑美國”，總統手按聖經宣誓就職的“傳教士”政權。本•拉登所領導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的一個副作用，就是把美國的基督教運動也“原教旨主義”化了。這裏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基地組織”與美國的拚殺，雖然你死我活，勢如水火，但在同是宗教信奉者的雙方看來，儒家文明中的“現世精神”更是等而下之、不可理喻的異教徒了。這一層“黃色濾光鏡”，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達賴集團在西方媒體、公眾輿論中，以佛教領袖自居時所享有的話語公信力和民意煽動力。中國政府的言論、解釋、告白，因為沒有宗教信仰作為背景依托，在西方聽眾的耳朵裏，仿佛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當然，無須否認，西方各種政治勢力、利益集團，早就瞅準了北京奧運會這一機會，來挾持、要脅、甚至羞辱中國的。宗教在這裏也僅僅是外衣，骨子裏還是“顏色革命”的沿續。但是，正是利用了這一層跨文化傳統、跨宗教信仰的隔膜，在西方媒體的刻意勾劃、渲染下，達賴喇嘛反而坐上了光亮聖潔的“神壇”，儼然成了信仰的化身。這一層“黃色濾光鏡”，比那些常常掛在政客嘴邊的關於“民主”“自由”“人權”的指摘，更能左右普通老百姓的道義評判。 西方媒體戴著的“綠色眼鏡”，往往緊盯著中國經濟領域的一舉一動，既把中國描劃成貪婪無道、四處搶奪能源礦產的“新殖民者”(比如，英國<經濟學人>周刊3月15日一期的封麵文章)，又把中國當作西方經濟衰退，油價上漲，製造業工人失業，環境惡化，全球變暖等等問題的“新替罪羊”；一方麵指摘中國在所謂的蘇丹達富爾“種族屠殺”問題上利益熏心，反過來又譴責中國在金融市場上放開不夠，操縱貨幣，“不按經濟規則辦事”。中國買美國的政府債券、為美國降低通貨膨脹可以，買美國的電腦、石油企業則不行；中國大批量的提供廉價消費品、讓西方消費者“物質產品極大豐富”可以，但大量消耗能源、想要過美國式的生活方式則不行；美國參眾議員可以就匯率問題大放厥詞，中國學者卻不能探討如何更好地利用我們自己的外匯儲備。中國的經濟政策成了“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不夠“資本主義”不道德，太多“資本主義”也不道德。在這一副媒體“綠色眼鏡”後麵，不能掩蓋的恰恰是西方諸強對於中國迅速崛起的警覺、失落、和嫉恨。當然，也有一些西方的媒體和記者，是出於良好的願望，對中國在環境治理、能源利用、健康醫療等方麵存在的“綠色”問題而仗義執言。這種“綠色眼鏡”，中國是應該歡迎的。因為，從本質上說、從長遠來看，這種建設性的批評對於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是有利無害的。但問題是，當把這層“綠色濾光鏡”的外麵再罩上一層“紅色濾光鏡”時，觀眾再看到的就是漆黑一片了。而西方讀者、聽眾、觀眾所接受到的有關中國的信息，大部分都是罩在了一層“紅色眼鏡”之下，失真扭曲就是必然的了。 可別小瞧了這三套平時不易察覺，但關鍵時又無處不在的媒體有色眼鏡。它們涵蓋政治、文化、經濟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在媒體對華報道中，或單一存在，或混合使用，直接影響著中國、中國政府和中國人的形象。而且巧合的是，在以上的三種有色眼鏡下，平時不共戴天的西方的極左派自由人士和極右派保守人士，卻罕見地找到了共同語言，成為了一個“眼鏡同盟戰線”裏麵的戰友。以此次西藏事件為例，極左派打著“宗教自由”“保護人權”的旗號衝鋒陷陣，極右派則思謀著“地緣政治”，“大國博弈”，“遏製中國威脅”等戰略因素，暗中出錢出力。一時間，紅、黃、綠合流一處，普通的老百姓難免不“目迷五色”，暈頭轉向了。很多時候，西方政客的所謂對華“強硬姿態”，也多是為了在國內媒體“三色濾光鏡”的透視下，照起來好看。 中國還並不完美，在經濟、政治、環境、醫療、教育等方方麵麵，都有很多急待解決的問題。中國政府認識到了這一點，也並不諱言。當一個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發展中大國，勵精圖治地想要急起直追，試圖在二、三十年的時間段內完成絕大多數發達國家經曆二、三百年才完善的現代化、城市化、民主化等多種進程，其艱難險阻可想而知。中國願意與其他國家和團體就這些發展中的問題進行善意、平等、有建設性的交流和探討。批評中國可以，客觀指出中國的問題，我們更歡迎。象在這次西方媒體一邊倒的“反華辱華”喧囂中，<華盛頓郵報>的吉爾•德魯 (Jill Drew)， <經濟學人> 的吉姆斯•邁爾斯(James Miles)，就秉承著新聞從業者客觀、真實、嚴謹的職業操守， 對拉薩發生的事件作了準確、真實、第一手的目擊報道，還原了事實的真相。對於這些促進東西方相互理解、交流的新聞從業人員，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是敞開雙臂歡迎的。但是，對於那些惟恐中國不亂，戴著三色眼鏡來肆意醜化、詆毀中國的記者和政客，需要奉勸提醒一句：中國不再是那個“友邦一驚詫”，就唯唯諾諾的孱弱民族了。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中國更不是滿足任何人、任何集團政治野心的墊腳石。 摘除、打碎這一層層罩在西方媒體上的有色眼鏡並不容易；可以想見，在即將到來的北京奧運會期間，這些“紅眼病”、“黃眼病”、“綠眼病”還會輪番發作。但縱觀曆史，哪個真正的大國不是在別人的嘲笑、譏諷、甚至詛咒中，逆勢崛起的呢？而真正大國複興的標誌之一，恰恰是其國民身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笑罵由人的那一份平常心。 (發表於《了望東方周刊》2008年5月1-8日合刊；發表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