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戰而屈人之兵—美國的全球輿論戰 上

不戰而屈人之兵—美國的全球輿論戰

不戰而屈人之兵—美國的全球輿論戰

作者：熊蕾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主題：不戰而屈人之兵——美國的全球輿論戰



主講人簡介：熊蕾，原新華社對外部中國特稿社副社長，高級編輯。1981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係，碩士。為1988年美國夏威夷東西方中心傑弗遜學者。長期從事中國新聞對國外的報道，除編發他人的英文特稿外，本人在美國、英國、法國、印度、新加坡、菲律賓、韓國、泰國等幾十個國家以及中國香港特區的報刊發表過政治、科學、文化、社會等各種專題的英文特稿和深度報道數百篇。

以下是這次演講的演講稿：

不戰而屈人之兵

——為美國全球戰略服務的新聞輿論

熊蕾

　　我多年來從事的工作是向國外介紹中國，讓世界了解中國，力爭一個有利於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國際輿論環境。做這個工作做了25年，隨著我們國家各方麵的發展，我們的國際輿論環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國際上願意了解中國的人越來越多。但是另一方麵，國際輿論格局中“西強我弱”的態勢還沒有根本改變。我們仍然不能完全或者完全不能掌握國際輿論的主動。

　　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強大的輿論攻勢的影響下，我們相當一些所謂的知識精英學者教授、媒體從業人員，甚至一些政府部門的官員，價值觀念也在和美國趨同。種種事實表明，我們現在有一些有相當地位和話語權的人，唯美國人的馬首是瞻，說不清究竟他們肩膀上長的是美國人的腦袋，還是他們的腦袋長到了美國人的肩膀上。

　　著名的中國兵法家孫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觀點。不戰而屈，靠的是什麽？當然有實力的作用，但更有輿論的作用。現在大家都在講軟力量，輿論，媒介，就是一種軟力量。美國的當權者很重視這種軟力量，也很善於運用這種軟力量，很崇尚“不戰而屈人之兵”。

　　我既不懂經濟，也不懂法律，更不懂戰略，對國際政治或者國際關係也沒有研究。但是從我的切身體驗，我對美國“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做法，很感興趣。所以收集了一些這方麵的資料，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切磋。從我收集到的美國的這些公開資料來看，美國對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這個目標的策略手段，相當下功夫研究。其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體現在他們對心理戰的重視和運用上。

　　心理戰

　　美國對敵人或潛在敵人的心理戰，開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多的實踐。在美國當代的軍事行動中，從1991年的海灣戰爭，到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美國都出動了心理戰部隊，並且公開聲稱心理戰在這些軍事行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美國對心理戰的運用並不限於戰爭或者軍事行動。美國心理戰行動網頁直言不諱地說：

　　“如今，心理戰行動是美國政府用以確保國家目標的各種政治、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態活動的一個至關重要的部分。”

　　那麽，什麽是心理戰呢？

　　美國國防部對心理戰的定義是：

　　“有計劃地利用宣傳和其他心理行動，以影響敵對的外國團體的輿論、情感、態度和行為作為首要目的，從而支持實現國家目標。”

　　對心理戰行動的定義是：

　　“心理戰行動是有計劃的行動，向外國受眾傳達有選擇的信息和指標，影響他們的情感、動機和客觀推理，最終影響到外國的政府、組織、團體和個人的行為。”

　　請注意這裏強調的“有選擇的信息和指標”。這是什麽意思呢？美國心理戰行動網頁上的解釋是：

　　“美國軍事心理戰行動的最終目標是，向外國受眾傳播支持美國政策和國家目標的真實信息，使敵對的、中立的和友好的國家和力量確信，應當采取有利於美國及其盟友的行動。”

　　這裏邊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美國的“國家目標”是什麽？我們來看看美國人自己是怎麽說的。

　　1950年4月14日，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遵照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的授意，向總統提交了一份《美國國家安全的目標與計劃》的報告。當時這份報告被列為絕密。現在解密了，在網上就能查到。報告說：

　　“一個自由社會的目標是由其基本價值觀念和維持使這些價值觀念繁榮發展的物質環境的需要來決定的。因此，克裏姆林宮對美國的挑戰，無論從邏輯上還是從事實上，都不僅是針對著我們的價值觀念，而且針對著我們保護這個環境的物質能力。這個挑戰既是和平時期也是戰爭時期的，所以我們和平時期和戰時的目標都要考慮這一點。”

　　針對所謂“克裏姆林宮的挑戰”，報告提出了三點應對原則，包括：

　　“1、我們必須強大起來，包括在我們的國民生活中肯定我們的價值觀念，在發展我們的軍事和經濟實力方麵，都要強大。”

　　“2、我們必須領導自由世界建立一個成功運作的政治和經濟體製。隻有得到國內外對我們基本價值觀念的實際肯定，我們才能保護我們的完整，真正挫敗克裏姆林宮的圖謀。”

　　“3、但是，在肯定我們的價值觀念之外，我們還必須有這樣的政策和行動，就是使蘇聯體製的性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達到這個變化的第一步，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挫敗它的圖謀。”

　　52年以後，2002年9月，美國總統布什提出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開篇就說：

　　“20世紀自由和極權主義之間的大爭鬥以自由力量的決定性勝利告終——這也是國家成功的唯一可持續模式的勝利：自由、民主和自由企業。”

　　“今天，美國享有無與倫比的軍事實力和巨大的經濟及政治影響力。在保持我們的遺產和原則的過程中，……我們將打擊恐怖主義分子和暴君，捍衛和平。我們將在大國之間建立良好的關係，保持和平。我們將在每個大洲鼓勵自由和開放的社會，擴展和平。”

　　從這些陳述中，我們看到了什麽？我們看到的是，雖然從1950年到2002年，在52年的時間裏，世界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目標中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並沒有改變。凡是有悖於美國式的社會製度，凡是有悖於在美國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凡是有可能與美國世界霸主地位抗衡的潛在力量，都會被認為是對美國的威脅——不僅針對著他們的價值觀念，而且針對著他們保護這套價值觀念的物質能力。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不能容忍這樣的製度、意識形態和力量存在。這是他們說在桌麵上的話。沒有說出來的呢？那就很難說了。比如，所謂自由民主的標準，並不是確定的。像委內瑞拉的總統查韋斯，明明是民選的，但是他不討美國人的歡心，美國就不容他，他的總統位子就老不安穩。從烏克蘭到中亞，所謂的“顏色革命”幾乎就發生在我們的眼皮底下。這些事件的背後，都有美國的影子。

　　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規定，要打敗對美國的威脅，“我們必須動用我們軍械庫中的一切工具——軍事力量、更好的國土防禦、執法、情報”等等。但是，他們認為，心理戰作為人類軍械庫中最古老的武器之一，“對戰爭的成功幾乎和人力及武器的使用一樣必要”。

　　美國心理戰行動網有一個專頁，收集了古今各方名家論心理戰的語錄，也顯示出他們對心理戰的重視。

　　關於心理戰的重要意義和目標，有這樣一些語錄：

　　列在第一條的是孫子兵法《計篇》中的：“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

　　第二條也取自孫子兵法，是《謀攻篇》中的：“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這是拿破倫的話：“世界上隻有兩大力量，劍和心。從長遠來看，劍總是被心所擊敗。”

　　克勞維茨的話：“心理的力量對卷入戰爭的各種因素有決定性的影響。”“消滅敵人的勇氣和消滅他的軍隊同樣重要。”

　　這句話不知道是出自誰，但是他們很推崇，經常引用：“俘虜他們的思想，他們的心和靈魂就會跟過來。”

　　美國將軍格利非茨的話：“敵人的思想和其領導人的意誌，是遠比其部隊的軀體更重要得多的目標。”

　　美國1987年出版的一本名為《軍事大災難》的書中援引的戈倍爾日記中的一段話，也收集在這些語錄中，挺有意思：

　　“用不著謀求知識分子的皈依。因為知識分子從來都不皈依，而是永遠倒向強者。就跟大街上的人一樣。因此，給出的理由必須沒有加工的痕跡，明白而有力，能引起情感和本性的共鳴，而不是理性的共鳴。真相並不重要，它完全從屬於策略和心理。仇恨和輕蔑必須針對具體的個人。”

　　可以說，在如今的信息時代，網絡時代，心理戰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在戰略上，美國心理戰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敵人的思想和其領導人的意誌”。這種戰略上的心理戰，都是國家行為。心理戰就是攻心之戰，攻的是人的思想。這樣的心理戰，是離不開輿論傳播的。

　　傳播學與心理戰

　　美國心理戰行動網頁說，“心理戰行動或心理戰，就是了解關於你的目標敵人的一切，他們的信仰，好惡，長處，短處，以及弱點。一旦你知道驅動你的靶子的是什麽，你就可以開始心理戰行動了。”

　　攻心靠輿論。怎麽造輿論？最好的手段就是傳播。他們認為，“心理戰行動可以從廣義上定義為有計劃地使用傳播手段來影響人的態度和行為……，在目標群體中創立支持達到（美國）國家目標的行為、情感和態度。傳播的形式可以是簡單地通過口頭隱蔽地擴散信息，也可以通過任何的多媒體手段。”

　　現在傳播學很熱門，我們有很多傳播學專業的設置。傳播學的鼻祖在美國，而傳播學的誕生，就是美國進行心理戰的一個結果。傳播學和心理戰，密不可分。對於如何運用輿論傳播的手段有效地進行心理戰，美國政府和軍方投入了很大力量進行了長期的研究。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針對希特勒德國的宣傳攻勢，美國軍方拿出了大筆研究經費，動員了社會學、新聞學、心理學、公關學等各方麵的專家進行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這就是傳播學作為一個專門學科的建立。現代大眾傳播學理論公認的奠基人，韋爾伯·施拉姆，40年代初在華盛頓任戰爭情報處和事實數據處處長，他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用美國軍方的研究經費，為進行心理戰而建立起大眾傳播學的。所以我們說，傳播學的創立，是美國心理戰的一個直接成果。戰後施拉拇在美國伊利諾斯大學建立起傳播係，在1950年招收了第一個傳播學的博士生。傳播學自此成為一門新興學科，越來越熱。

　　對心理戰行動的運用，美國有具體的要求，就是：

　　樹立有利於美國及盟國的形象；

　　向目標受眾提供信息，使其按美國的意願思考；

　　擴大展示實力的效果；

　　評估民意；

　　使敵方受眾有行動的選擇，也就是勸降；

　　克服傳播中的各種障礙，如新聞審查、文盲或幹擾阻斷等；

　　瓦解敵方士氣，削弱其鬥誌；

　　利用民族、文化、宗教或經濟的分歧；

　　支持欺騙行動。

　　這些對心理戰行動的要求，決定了美國從事心理戰行動的人員的條件：他們必須是大眾傳播的行家，能以印刷媒體、視聽媒體和多媒體等各種媒介進行傳播或者說宣傳，並達到心理戰行動所要求的效果。

　　在美國，從事心理戰的組織和人員，數量很難估計。公開的資料隻提到美國軍隊的現役心理戰部隊——第四心理戰群，它的總部在北卡羅來納州的布來格堡。我1988年去美國國防部訪問過，得知當時在五角大樓工作的軍隊和文職人員有2萬3千多，其中專門做公關的有5000多人。所謂公關人員，其實就是和心理戰行動有關的輿論傳播工作，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政治宣傳工作。這裏需要指出的是，美國政府和軍方的機構中，並沒有專門的政治宣傳部門，盡管他們實際做的工作和我們概念中的政治宣傳工作沒有什麽兩樣，他們也絕不標榜他們做的是政治宣傳工作，而且非常回避宣傳這個概念。為什麽？因為在美國和西方的文化中，政治宣傳是個貶義詞，會引起公眾心理上的極大反感。他們把所有自我標榜做宣傳工作的人都等同於希特勒，等同於納粹德國的戈倍爾，也就是等同於欺騙，從內心裏拒絕接受。可是他們接受公關、接受心理谘詢的概念。這種心理在今天我們中國的社會上也很普遍。好多人對政治宣傳很抵觸，很逆反，不願意接受。根據傳播學原理，如果受眾對你的傳播有了先入為主的反感，你的傳播就很難收到任何效果。任你怎麽說，他反正不信。而對傳播，對公關，受眾這樣的逆反心理相對來說要小得多。另外，作為傳播者，一說是在宣傳，自己主觀上就難免居高臨下的態度和生硬的灌輸方式，這也會影響傳播效果。而如果說是做傳播，做公關，他就不由自主地站在和受眾平等的立場，想方設法說服受眾接受自己的推銷，傳播效果會比宣傳好得多。所以，美國的政治宣傳工作，是按著傳播學的方式和理念來做的。他們詆毀我們發布的消息，就用一句話：那是共產黨的宣傳！我們發布消息的可信度和實際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除了美國軍隊的心理戰部隊和五角大樓的公關人員，美國新聞媒體也是美國政府輿論攻心的重要工具，在美國的心理戰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美國政府主辦的“美國之音”，是美國心理戰行動的當然參與者。另據西方媒體揭露，美國有線電視網CNN與美國軍方配合也很默契。第四心理戰群有一個專門的“業內培訓”，就是在CNN總部進行的，由心理戰部隊選派軍人到CNN總部，作為正常雇員參加新聞報道工作。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美國軍方讓記者“嵌入”一些參戰部隊做報道，更收到了為這次戰爭大造正麵輿論的積極效果。當時，他們把600多名記者嵌入美英聯軍中。調查表明：嵌入記者的新聞報道比非嵌入的報道對軍方說好話的更多，報道更正麵，對軍方人員傳達出更大的信任感。

　　作為中國新聞媒體，嵌入式報道並不新鮮。我們的軍事記者可以說曆來就是嵌入在部隊裏的。為什麽在美國就引起很大的注意？那是因為，我們公開聲明，我們的新聞是黨和政府領導的，而美國的新聞，則標榜自己是自由的，獨立的。現在，你的媒體從業人員嵌入到軍事行動部隊裏，你的新聞報道還能自由獨立嗎？我從美國的幾個研究報告中讀到的結果是，很難。除了《紐約時報》采用嵌入式報道在其戰爭報道中不到40％以外，其他美國有影響的印刷媒體，其戰爭報道的一半以上來自嵌入記者，《今日美國》更達到百分之百。這樣的報道營造的戰爭輿論，很明顯是有利於美國政府和軍方的。

　　協助美國政府和軍方進行心理戰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好萊塢。美國軍方沒有自己的電影製片廠，像我們的八一電影製片廠那樣，也沒有我們那樣齊備的部隊文工團。但是，五角大樓和好萊塢的關係極其密切。據美國一位軍事史學家披露，美國軍方與好萊塢的合作關係已有100年的曆史。軍方與好萊塢的互動，創作出700多部故事影片，包括不少我們熟悉的所謂“好萊塢大片”，樹立了眾多生動的美國男女軍人的正麵形象。這些形象，從《巴頓將軍》到《拯救大兵瑞恩》和《珍珠港》，無不張揚著一種頗具個性的英雄主義。而且似乎滿足了不同時代美國官方的需要。比如，70年代到80年代，好萊塢推出了一大批以越戰為背景的銀幕上的美軍英雄，從《第一滴血》到《蘭博》、《野戰排》，不了解曆史的人看了那些電影，還以為美國在越南打的多麽漂亮，忘記了美國深陷越戰泥潭，不得不在1975年從越南撤兵的曆史。這些影片，不僅能鼓舞美軍的士氣，也使美國公眾從越南戰敗後的低迷狀態走出來，重新振奮了精神。可是好萊塢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從來沒有聽到什麽“愛我美國，振興美國”之類的口號。90年代，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在國際社會呼風喚雨。而這時好萊塢又推出了《阿甘正傳》、《拯救大兵瑞恩》等宣揚美國軍人人道主義形象的影片。這些影片，很少政治說教，藝術感染力極強，他們對“樹立有利於美國及盟國的形象”能起到什麽樣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輿論導向

　　輿論攻心，導向的作用自然非常重要。在美國，我們極少聽到輿論導向的說法。但是仔細觀察一下，他們的輿論，尤其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的輿論，是相當一致的，沒有什麽本質的差異。比如，我們很少能夠在美國媒體上看到有關古巴的積極正麵的報道。所以，有一個在中國新聞媒體工作多年之後又到美國和加拿大去學習傳播學的朋友說，美國媒體的輿論一律，和我們的輿論一律其實也不相上下，隻不過他們在輿論一律的時候，還是標榜著新聞自由。而在他們輿論一律的背後，就有無形的輿論導向。那麽，在美國，承擔輿論導向的主體是誰呢？

　　如果我們分析一下美國新聞媒介的消息源，我們就不難發現，美國新聞報道的消息源，一半以上來自美國政府機構，其他則來自有權勢的利益集團和企業。所以，承擔輿論導向的主體，是美國當權者。他們並不說讓新聞媒體擔任他們的喉舌。但是他們以提供新聞的方式，使他們的觀點通過新聞媒體影響公眾，左右輿論。這種導向和我們的區別，用我那位朋友的話來說，就是，我們中國的輿論導向靠的是控製，控製輿論和媒體，而美國當權者的輿論導向靠的是操縱，操縱輿論和媒體。

　　美國官方的這種輿論導向，在危機時刻尤其明顯。在這種時刻，他們的高層官員往往親自出馬。

　　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世貿中心和華盛頓五角大樓遭到恐怖襲擊後，美國總統布什馬上發表談話，說，這種恐怖行為是“對自由和民主的攻擊！”“美國進入了戰爭狀態！”“美國要向恐怖主義宣戰！”這就馬上給這個事件定了性。而官方的調子，立刻成了新聞媒體的標題和報道基調。我們所看到的美國各主要新聞媒體對9·11事件的報道，基本上都是這個調子：

　　“開始對付這樣的人隻有一個辦法，就是你得幹掉他們，即使他們沒有直接卷入這件事。”（CNN，9月11日）

　　“對這種不可想象的21世紀的珍珠港事件的反應應當簡單幹脆——殺掉那些雜種。衝他們的眉心給一槍子兒，炸得他們粉身碎骨，如果需要的話毒死他們。至於那些庇護這些蠕蟲的城市和國家，把它們炸平了拉倒。”（《紐約郵報》，9月12日）

　　“被一種正義的憤怒激發起來的美國向來是正義之師。支持本·拉丹那樣的人的國家需要狠揍。如果我們蕩平了一部分大馬士革或者德黑蘭或者隨便哪裏，那隻是解決了一部分。”（《華盛頓郵報》，9月13日）

　　“對阿富汗實施核打擊的時候到了。”（《裏士滿時報快遞》，9月13日）

　　“現在不是講究把直接卷入這次恐怖襲擊的具體的人找準的時候。……我們應當侵入他們的國家，殺掉他們的領袖，讓他們皈依基督教。我們過去就沒有拘泥於隻找出希特勒和他的高級軍官加以懲罰。我們對德國城市進行了地毯式轟炸；我們也殺了平民。那是戰爭。這也是戰爭。”（《國家評論在線》，9月13日）

　　在美國當權者的引導下，這些報道和評論，把美國烘托成正義的化身，也堂而皇之地把美國帶入了向恐怖主義宣戰的戰爭狀態。既然是戰爭狀態，而且是理直氣壯地打恐怖主義，“捍衛自由和民主”，那還不是全體人民同仇敵愾？在這種情況下，誰要發出異樣的聲音，那可真是大逆不道。所以，從這些報道看，美國官方在9·11之後的輿論導向，相當成功地凝聚了美國的人心，很快地把老百姓的情緒統一到政府和當權者所希望的軌道上。

　　有一個材料說，2003年伊拉克戰爭期間，美國國防部用15種文字總共發了350萬字的新聞稿。這也顯示了美國軍方引導輿論的力度。

　　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也非常重視影響輿論，經常在媒體上露麵解釋政策。這是美國國防部網站上公布的他在2002年8月21日到9月19日期間參加的媒介活動，有接受不同電視網和通訊社記者的采訪，也有一些會議、會見和演講的消息。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不同電視網和媒體的采訪，他是分別進行的。這樣頻繁的活動，想不對輿論產生影響，都辦不到。

　　這樣的輿論導向，尤其是危機時刻的輿論導向，有什麽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