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的代價 - 紀念六四20周年

成長的代價 - 紀念六四20周年

熱鬧愛好者

由於中國政府對媒體的控製與壓製，在六四事件20年之後的今天，我依然和絕大部分的人一樣沒有辦法全麵而準確地了解整個事件的前因後果。而事件在發生20年之後仍然屬於禁忌話題，單單這一點就提醒我們紀念六四的意義與必要。

隨著近17年中國政府在經濟上的成功，現在海內外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將六四事件的責任歸咎於當時的學生領袖。對此我完全不能認同。

首先，我認為在事情的最後階段，也就是在軍隊最初進城受阻之後，發生在六四那天的流血事件已經不可避免。我不認為中國政府和當時的學生領袖對此有什麽責任。

當時自信心高度膨脹的廣場上的學生們與已經肅清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所謂“改革派”勢力的中國政府之間的矛盾已經不可調和。除了下台消失，我不相信中國政府有任何方式可以滿足當時的學生，因為當時對於學生來說最主要問題的在於誰都可以提出要求卻沒有人可以承擔讓所有學生都接受讓步的能力。在全國局麵已經處於失控邊緣的時候，中國政府除了武力別無選擇。而對於學生領袖來說，當時群情激昂的學生們並不是他們可以隨意調動的部隊，我認為實際上如果他們那時就是做出撤退的決定，結果恐怕也不是廣場學生撤退而是他們自己被更激烈的學生所取代。

其次，我認為在宣布戒嚴之後軍隊最初進城之時中國政府應該為之後的事態繼續惡化負責。

在軍隊最初進城時，中國政府本來有一次很好的機會以比較小的代價解決當時的混亂局麵，但是政府的優柔寡斷使這次機會錯失了。本來還處於謹慎觀望的學生與市民在阻擊軍隊進城的成功的鼓勵下信心開始膨脹，要求開始不斷加碼。但是我不認為學生和市民有太多的錯誤，畢竟他們隻是在盡最大的努力去爭取自己說話的聲音和談判的砝碼。理性和守法從來不是抗爭者的信條，我不認為任何人可以這樣要求六四時廣場上的學生。但是，維持秩序卻是人民對政府的基本要求，而在這一點上，中國政府沒有盡到責任。

還有，我認為在四二六社論和之後的學生絕食抗議中中國政府對事態的轉折負有直接的責任。

四二六社論出台的真正原因我無從知曉，也許是中國政府部分人（例如鄧小平、李鵬）為即將到來的五四打預防針。但是無論如何，這讓很多學生，尤其是很多學生領袖，擔心中國政府的秋後算賬。同時趙紫陽在亞洲銀行的講話又給了這些學生改變局麵的希望。而這直接導致了後來少數學生的舉行的絕食抗議。可以說正是中國政府內部的不一致，甚至某些成員（例如趙紫陽）對學生運動的利用，才導致整個事件的轉折和惡化。

有些人經常指責某些民運領袖（例如柴玲）利用學生的鮮血來為自己鋪就逃亡的道路。應該說，柴玲在她由美國記者錄製的錄像中的言辭確實在相當程度上證實了這一點。但是這個世界上幾乎沒有哪個抗議運動是由道德完人來領導、進行的，柴玲隻不過坦率地說出了各種運動的領導人的一種盤算而已。更重要的是，就算沒有柴玲和柴玲的算計，絕食行動仍然非常有可能被其他擔心秋後算賬的學生發動。更不應說我一直懷疑背後可能有政府官員在背後策劃。

最後，我認為趙紫陽對六四事件負有相當的責任。

鄧小平說六四事件是“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結合下”不可避免的產物，我覺得隻是他對黨內推卸責任的說法而已。說六四是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相結合的產物沒有錯，當時在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中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呼應下，對社會主義的懷疑和資本主義的崇拜在社會主義國家風行一時。在中國除了當時曾引起極大爭議的《河殤》，還有很多不那麽出名但是在校園內影響很大的《走向未來叢書》。對我自己來說印象非常深刻的是1989年初幾期《中國青年》上刊登的嚴家其訪談錄和蘇紹智與王逸舟合著的一篇文章，它們的內容我已經記不清楚了，但是我還清楚記得當時剛剛看到文章時那種震撼、那種醍醐灌頂的感覺。而所有這一切我認為都是在以趙紫陽為代表的一部分中國政府高層在在思想上為政治改革作準備。

而1998年的物價飛漲、“官倒”的盛行和當時的“腦體倒掛”正好在這時候提供了一場運動所需的“民怨”，而且是知識分子的民怨。以廉潔著稱的胡耀邦的死亡正好充當了這場運動的導火索。

這一切看來似乎運動無法避免，但是其實中國政府有很多的機會將事情在更早更小的情況下解決：

第一、四二六社論完全沒有必要發表，讓學生的熱情自然退卻時最好的辦法；

第二、在四二六社論發表之後，趙紫陽不應該在亞洲銀行的講話上發表不同的意見；

第三、在與戈爾巴喬夫會談的時候，趙紫陽暗示鄧小平是實際最高領導人的做法在客觀上鼓勵了學生們的鬥誌；

第四、在整個事件的發展過程中，新聞媒體的一麵倒正麵宣傳對事態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第五、在宣布戒嚴之後中國政府的優柔寡斷造成了事態的惡化，沒有必要地造成了後來更大的傷亡。

在以上所列的物價飛漲和官倒盛行，作為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是脫不開關係的，後來的二、三點更是和他直接相關，第四點也是在他和閻明複主管的新聞媒體下發生的。所以我認為趙紫陽在六四事件上是要承擔一定責任的，雖然他反對鎮壓學生，但是卻是他在無意或有意中將局麵推到了這一步。

六四事件20年之後的今天，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很多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讓我體會到穩定的重要性，但是同時在中國政府在道德上的不斷淪陷和在言論控製上的不斷加強也讓我體會到六四事件對中國政治的惡劣影響。當官員可以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旗幟下“嫖宿幼女”，當超過五千的中小學生死於低質學校教學樓而追查責任會影響社會的穩定，當一個小小的修腳女的正當防衛的權利可以威脅一個政權的穩定時，我相信，避免六四事件重演最好的辦法不是忘記，不是指責抗議者的無知、自私或者不負責任，而是問問他們為什麽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