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中，最可怕的偽善不是這種偽善，最可怕的虛偽還不是這樣一種虛偽，而是中國文化中實際上培養人們有一種虛偽，就是何家棟先生提到的，叫“為惡”，有一種製度迫使人作惡。哪怕這個人內心並沒有那麽惡，也要表現出比較邪惡，如果不作惡，他就沒法生存。什麽人最容易控製呢？就是那些既貪財又怕死的人，貪財可以賞你，怕死可以罰你，假如天下都是既貪財又怕死的人，這個國家就好治理，不貪不怕，這個天下怎麽治理得好？韓非子恰恰就認為，如果這樣就壞了，他說如果有一些人既不怕死也不愛錢，那我怎麽能控製他，我要賞他他也不圖我賞，我要罰他他也不怕罰，那這樣的人不就有造反的嫌疑嗎。他說對這種人我們一定要把他滅掉。
秦暉：中國的人心與法家、儒家
這本書我很認真地看了，朱先生從法家著手分析（中國的人心），我覺得是很對的。因為中國儒家的東西雖然被說得很厲害，但是儒家既不像有些人說的那麽好，也不像有些人說的那麽壞。儒家大多數情況下隻是中國人說說而已，並不是做的。人們經常做的要麽就是法家的那套，要麽就是道家的那套，像犬儒主義。 這裏涉及到所謂虛偽問題，很多人都講中國文化很虛偽，“五四”經常講偽道學，那個時候大家都罵偽道學、偽君子，所以有些人就非常樂意以真小人來標榜，什麽“和尚打傘”、“娘要嫁人”之類，的確顯示出所謂反對虛偽的一種心理。 其實我覺得虛偽很難說是一種文化現象，因為我們說什麽虛偽呢？說儒家虛偽？其實我覺得所謂虛偽無非就是——最經典的一個表述是“滿嘴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與其說是跟文化有關係，（不如說）就是跟敢不敢講的文化氛圍有關係。我們看到神權專製的時代，基督教也是很虛偽的。1949年以後，我們感到很多無神論者也是很虛偽的。老實說，如果有一種環境是使人不能說真話、隻能說假話，那不管是什麽文化下，人都會變得很虛偽。如果有正常的、基本言論自由的社會，虛偽當然可以減少一些，但是這隻是“虛偽”的一個層麵。 另一個層麵，即使是高度自由的社會，仍然有虛偽的一麵，因為不管是人，就連動物都是具有表演欲望的，人們總希望別人看到的自己比實際上的自己要更好，就連孔雀都還會開屏，所以虛偽有時候也變為一種權利，隱私權，我們就假定真實的東西有權利不讓人知道，我們有權利讓人知道好的東西。從某種意義上，這也叫做虛偽，而且這種虛偽到底在哪種文化中最發達，也的確很難說，我覺得這是人之常情。包括一切化妝、整容，本來你沒那麽漂亮，要搞得那麽漂亮，本來沒有那麽高尚，你要讓人覺得你那麽高尚，這某種意義上都是虛偽。 但是我覺得同樣是虛偽有兩種很大的不同，我們通常講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其實這兩者有很大的區別。比如我剛才講到“滿嘴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大家知道，肚子並不是思維的器官，實際上是一腦子男盜女娼，但是這滿口的仁義道德，一腦子的男盜女娼，這個事情真的有那麽嚴重嗎？老實說，如果不好的想法僅僅是存在於腦子裏頭，我覺得，第一別人是沒法知道的，因為腦子裏的東西誰知道呢，誰也不是你肚子裏的蛔蟲，你腦子裏是不是男盜女娼，誰也不知道，根本是沒法度量的東西。第二即使真有些不好的念頭，如果僅僅是念頭的話，那麽也不會給社會造成太大的問題。我們經常講的問題實際上是什麽呢？就是滿嘴的仁義道德，成天做男盜女娼，這問題就比較大了。因為這個問題不光是念頭的問題，而是行為了。這個行為，真正的一個社會很糟糕的現象，是很多人滿嘴的仁義道德，成天做男盜女娼，倒不是說他腦子裏頭想不想的問題。 這裏頭就有一個問題，對於有些人，實際上內心不見得就有那麽高尚，但是在有一些情況下，內心不那麽高尚的人，就不能做那些太糟糕的事情，而隻能做那些比較好的事情。也就是說這種社會會提供“為善”的環境，使得很多人哪怕心裏並不那麽善，但是也必須做一些善事，而不能做惡事。我覺得這就是對權力進行製約的社會，這樣的一些社會裏麵，很多人是不是真的就那麽聖潔，也很難說。有一些人，比如我們說民主製度下其實人們也是很虛偽的，政客整天講很冠冕堂皇的話，但實際上他們的真實生活或者真實想法，比如有人說克林頓就是個偽君子，或者誰誰誰是什麽什麽，我覺得這個現象一點也不奇怪。但是我覺得製度的長處恰恰就在於，它可以依靠一種權力製約，依靠一種保障民權的措施，使得很多哪怕內心不那麽高尚的人也不能做不高尚的事，而隻能做高尚的事。像這樣的一種現象，有人說是偽善，這其實以前已經有人指出過，如果說這是偽善，那麽這是社會非常可貴的一種機製。而且這種偽善和真善之間也沒有截然的界限。道理很簡單，如果一個環境，使內心比較邪惡的人也不能不偽善，而且必須一直偽善下去，他一作惡馬上就被人抓住，久而久之這個偽善成為一種習慣，也就成了真善了。所以說，其實偽善是一個社會很重要的功能，因為我們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是聖人，而且往往都假設任何人都是不完善的，而且也有權力不完善，我們也沒有權力要求別人去做聖人，但是我們要求的是每個人的行為必須要受到製約，尤其是那些有權有勢的人更是需要受到製約的。 我們現在經常講的偽善，指的就是缺少這樣一種製度，比如說，有些人說儒家口頭上講得很好，但實際上做得很差。那麽我覺得這很可能不是儒家文化本身的問題，換一種文化，基督教乃至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等等，都可能發生這種事情。中國社會中，最可怕的偽善不是這種偽善，最可怕的虛偽還不是這樣一種虛偽，而是中國文化中實際上培養人們有一種虛偽，就是何家棟先生提到的，叫“為惡”，有一種製度迫使人作惡。哪怕這個人內心並沒有那麽惡，也要表現出比較邪惡，如果不作惡，他就沒法生存。 所以我覺得，滿嘴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這個問題不大。但是這個社會要防止滿嘴的仁義道德，整天做男盜女娼。我覺得像這樣的現象，主要不是文化問題，而是製度問題。我們現在講的這種思想文化，恰恰是法家思想，是一種最明顯的帶有這種趨向的。我經常聽到很多人講，說儒家不如法家好，說儒家雖然（好聽的道德）講得很多，但實際上是做不到的，而法家就是敢於很坦率地講性惡論，這種坦率，實際上蘊含了滿嘴的男盜女娼。滿嘴的男盜女娼也不一定是問題，但問題是這個法家的製度造成了不僅滿嘴的男盜女娼，而且實際上也做男盜女娼，而且使得一些不願男盜女娼的人也不得不男盜女娼。比如說我們經常講西方的性惡論，和法家的性惡論相比，都是說人是自私的，但是進行製度設計的時候，對人心要自私的時候，是在兩個方向上加以製約，比如在現在的政治製度下，首先要假定保證民權的，如果要保證民權，又認為每個人都可能有自私的願望，當然采取的是製約掌權的人，尤其是製約皇上，通過這種辦法來使大家即使不那麽高尚，但也要做好事不要做壞事。西方所謂的性惡論隻是一種預設，所謂預設就是實際上並不是這些人真的認為所有的人都是小人，不可能有君子。這隻是一種可行的製度安排，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所有的人都是善人的基礎上，而寧可假定這些人是有可能作惡的。如果這種製度可以使是良心不那麽好的人不做惡事，也就是說好人可以表現的更好，這是權力製衡的指向或者目的。 法家不一樣的，法家從人性惡推出來一點：所有人都會毀壞皇權，因此把所有人的權力都剝奪了，使他沒有可能對皇權構成威脅。這樣一種東西也是製約，這個製約主要是製約老百姓，為了防止對皇權的一種侵害。很多法家假定這些人都要作惡的，而且不僅假定這些人要作惡，他往往也認為這些人——這不是事實判斷，是價值判斷——也是應該要作惡的。因為按照法家的說法，什麽人最容易控製呢？就是那些既貪財又怕死的人，貪財可以賞你，怕死可以罰你，假如天下都是既貪財又怕死的人，這個國家就好治理，不貪不怕，這個天下怎麽治理得好？韓非子恰恰就認為，如果這樣就壞了，他說如果有一些人既不怕死也不愛錢，那我怎麽能控製他，我要賞他他也不圖我賞，我要罰他他也不怕罰，那這樣的人不就有造反的嫌疑嗎。他說對這種人我們一定要把他滅掉。 我們看到曆代都標榜清官，但我們整套製度，包括皇上的真實想法，實際上不怎麽喜歡清官，尤其是不喜歡自以為清廉一世不把皇上放在眼裏，類似於海瑞那樣的人。這樣一來就造成了一種現象，是曆代不覺得的一種現象，就是所謂的偽惡。法家有這樣一種假設，你不是這樣，反而是有危險的。這和西方的性惡論是不一樣的，西方的性惡論設置了一些限製，即使你不高尚也不能做不高尚的事。法家的製度設置是什麽？如果你是壞人，你就可以為皇上做壞事，講得簡單一點就是為皇上整老百姓，這一點法家是講得很清楚的。所謂善治國者，必強國弱民，要使老百姓變得非常糟糕，這種狀態才是很好的東西。如果你是壞人，那麽你幫皇上為虎作倀，欺負老百姓，法家當然覺得好。如果你是好人，不幫皇上這樣欺壓老百姓，也不行。因此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所謂的壞人也不能做壞事，好人就可以做更好的事。這種虛偽的特點是，壞人不用說就會做壞事了，好人也必須做壞事。這種事情我們就看到好多，比如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一個例子：漢高祖劉邦在外麵打仗，蕭何當丞相，這個蕭何挺廉潔奉公，老百姓對他評價也不錯，於是劉邦就聽到很多人講蕭何的好話，蕭何如何如何廉潔，如何如何勤政等等。劉邦就很不高興，蕭何聽到有這種傳聞就嚇壞了，他就偽惡了一把，馬上反其道而行之，搞得老百姓向劉邦告狀，說蕭何不好，劉邦就很高興。 其實製度最糟糕的一種虛偽是強迫人作惡的虛偽，你就是不想作惡，他也強迫你作惡。而且正如偽善和真善之間沒有真正的界限一樣，偽惡和真惡也沒有真正的界限，一個人原來還是有良心的，但是整天做沒有良心的事情，我們一開始說這叫做違心的事情，但做慣了就把作惡習以為常了。所以法家鼓吹的那一套東西，要說虛偽也非常虛偽，並不見得比儒家要更好，但是這種虛偽的性質是不一樣的，法家提倡的虛偽其實就是一種偽惡，強迫所有人都作惡。我們中國，老實說，所謂儒家的虛偽當然是存在的，但是這個東西反映在行為層麵，主要是製度因素造成的，和文化並沒有太大的關係，但是法家所鼓吹的虛偽才真正是非常要命的，因此我覺得朱建軍先生分析中國人心，從法家入手是很對的。 我在這裏要講一講，老實說到底什麽東西叫做文化，這是我非常懷疑的一件事情。我們通常講的所謂文化，和我們所謂的民族性真有關係嗎？老實說我是相信中國人和西方人是不一樣的，在有同等選擇權力的情況下，人們可能會做出不同的選擇，比如中國人喜歡吃中餐，西方人喜歡吃西餐，這一點人們就會做出這樣的選擇。但是有時候就不盡然，我們往往混淆了兩種完全不同的問題，就是能否選擇和選擇什麽，我覺得選擇什麽的確是文化，但是能否選擇，你就不能說是文化了。而且在這個方麵也沒有什麽民族性的差別可言，關於這一點，我覺得五四運動的時候，陳獨秀有一次提到一個事，我覺得說得很精彩。陳獨秀反對嚴酷的父權，於是當時有比較保守的人就罵陳獨秀，說你在那裏毀滅我們的傳統文化，說中國人是講孝道，是講百善孝為先，但是你陳獨秀在提倡仇父，鼓吹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陳獨秀當時有一個回答，我覺得很精彩，陳獨秀說我當時是認為孝是很好的東西，子女孝敬父母，媳婦孝敬公婆都是很好的美德，我從來不反對這個東西。他說我隻反對那種不合理的用父權剝奪子女和媳婦正當的權利，我反對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這裏就涉及到一個問題，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和所謂的孝文化有什麽關係呢？假定中國人隻是在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威脅下才不得不盡孝，如果沒有這種威脅就忤逆不孝了，那麽你能說這個人真的是孝子嗎？中國人如果真的都是這樣的孩子，你還能說中國真的有孝文化嗎？但假如中國不是這樣的，人們從內心願意孝敬父親，不是被迫的，那麽那種嚴酷的父權怎麽有必要維持呢？沒有這種父權又有什麽關係呢？沒有父權，孝文化就受到威脅？這裏頭有很重要的問題。我們在談孝文化的時候，通常都假定了中國人內心就是要孝的，不是受到什麽威脅，也就是說我們講的孝和父權是沒有關係的。既然這樣，我們就不能把父權看成中國文化必不可少的因素，似乎父權沒有了，就完蛋了。我們應該說，中國人好就好在沒有父權也是可以盡孝的。 所以我們不能以中國文化為理由——這個中國文化是好是壞我不知道，來為不合理的父權辯護，在這裏我沒有講父權到底是好還是壞，你可以講這個父權是很好的，是應該有的，但是這和文化沒關係。也就是說，人們的選擇權在某種意義上，有時候也是應該限製的。但是限製選擇權主要是一種對自由辯解的概念，這個概念更多的是製度上的含義，不是文化上的含義。 在這個問題上，我有時候會提出這樣一個命題，我說大家都講文化差異，我說哪一種文化差異是真正可以證明的呢？比如說世界上可以實證的兩個文化差異最大的民族是哪兩個民族呢？是中國和美國嗎？是阿拉伯人和歐洲人嗎？是俄國人和美國人嗎？我覺得也許是，但是這些東西都不能證實的。能夠證實的世界上兩個文化差異最大的民族，照我看來就是美國人和瑞典人。為什麽我這樣說呢？因為美國人和瑞典人正是在他們基本上都有充分地選擇權的基礎上——他們都有自由民主製度，在這種製度下每個人都可以做主他們的選擇，都可以充分體現他們的價值偏好，在這種背景下，瑞典人選擇國家管得很多製度，美國人選擇了更多的體現自由放任的製度，這種差異的確是價值偏好的不同。 因此我覺得我們現在談文化差異，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一定要弄清楚什麽東西是選擇什麽的區別，什麽東西是能否選擇的區別，如果我們弄不明白這個事情，我們就會把一些非常惡劣的製度當做是我們的文化在那裏宣揚，同時我們把真正的文化倒是給顛覆了。因為老實說，任何一種文化要發揚光大，前提就是人們要有選擇的自由，如果沒有選擇的自由，包括中餐都不可能發展，包括皇帝讓你隻能吃這樣一種東西，不能吃另外一種東西，規定你隻能吃麵，不能吃米飯，如果這樣的話，中餐怎麽可能發展起來呢？不管是中餐還是西餐，能發展起來的前提就是，大家都可以想吃什麽就吃什麽。我覺得這是不管哪一個國家的文化發展的基礎。 節選自：《中國的人心與文化》出版座談會全部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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