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這次西藏騷亂，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西方媒體一邊倒從譴責中國暴力鎮壓藏民的角度報道事件，而且，很多媒體運用和報道“六四”事件的相同的手法來處理。但可惜的是，這次的事件的起因，性質和國人的反應都跟“六四”有著天壤之別。多的我就不說了，我隻想說的是，從這些媒體的反應，我們可以看到什麽，為什麽他們會這樣反應？
眾所周知，西方國家民主化和工業化的進程比中國早，經濟發達，所以西方人在20世紀以來一直站在經濟和道德兩個高度上看中國。這種優越感延續了很長的時間，以致深深根植在大多數的西方人心中。中國改革開放以後，西方人經濟上的優越感首先受到挑戰，中國經濟發展迅速，財富積累巨大，雖然跟西方工業國家還有距離，但足以消弭西方人的經濟優越感。
但是，在“道德”，也就是民主方麵的優越感卻跟經濟不同步。西方人也是人，他們用一個發達國家的眼光看落後中國的這種慣性思維，是需要時間來改變的。因此，在經濟上的優越感消失後，他們需要平衡。於是，道德大棒成了他們平衡心理的工具。站在一個道德的高度評論和影響中國，從80年代末開始成了主流，進而在89年“六四”事件期間，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結果大家都知道，“六四”事件，是西方人成功運用道德大棒的一個典型案例。但是，在這之後中國的經濟和價值觀的發展再次超出了他們的想像。使他們難以理解的是，逐漸地，西方民主價值觀開始受到多方檢視和批評，典型的問題是：西方式的民主是否適合中國？西方的民主是否適合新國際形勢下的發展，能否繼續給人類帶來繁榮和福祉？民主，如果不是絕對的，那麽，什麽程度的民主才是合適的？保證少數人的利益的時候，如何不損害大多數人的利益？等等等等的問題……
中國人在民主價值觀上的反思，充分反映了中國人的智慧，況且，就算中國人不聰明，也不會傻到你說什麽，就是什麽。於是慢慢地，西方人在道德高地上也開始站不住腳了，說他們失敗還言之過早，但這次的西藏騷亂看國人和西方媒體的反應，卻很有意思：西方媒體還是“六四”那些西方媒體，但國人的意識已經大相徑庭。六四和西藏事件有著本質的不同，國人的反應不同是自然的，但西方媒體的報道卻是充滿猜測，臆想，先入為主。很多西方人一聽是西藏，管他三七二十一，肯定是中共壓迫西藏人民和文化啊。於是乎，憋屈了好久的道德大棒，忙不迭地從抽屜裏取出來，第一時間向中國掄去，簡直比自家後院起火還積極。這種過度反應說明了什麽？這正是他們手中道德大棒效力逐漸消失的人類劣根性的表現。是一種典型的挫折行為。
眾所周知，西方國家民主化和工業化的進程比中國早，經濟發達，所以西方人在20世紀以來一直站在經濟和道德兩個高度上看中國。這種優越感延續了很長的時間，以致深深根植在大多數的西方人心中。中國改革開放以後，西方人經濟上的優越感首先受到挑戰，中國經濟發展迅速，財富積累巨大，雖然跟西方工業國家還有距離，但足以消弭西方人的經濟優越感。
但是，在“道德”，也就是民主方麵的優越感卻跟經濟不同步。西方人也是人，他們用一個發達國家的眼光看落後中國的這種慣性思維，是需要時間來改變的。因此，在經濟上的優越感消失後，他們需要平衡。於是，道德大棒成了他們平衡心理的工具。站在一個道德的高度評論和影響中國，從80年代末開始成了主流，進而在89年“六四”事件期間，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結果大家都知道，“六四”事件，是西方人成功運用道德大棒的一個典型案例。但是，在這之後中國的經濟和價值觀的發展再次超出了他們的想像。使他們難以理解的是，逐漸地，西方民主價值觀開始受到多方檢視和批評，典型的問題是：西方式的民主是否適合中國？西方的民主是否適合新國際形勢下的發展，能否繼續給人類帶來繁榮和福祉？民主，如果不是絕對的，那麽，什麽程度的民主才是合適的？保證少數人的利益的時候，如何不損害大多數人的利益？等等等等的問題……
中國人在民主價值觀上的反思，充分反映了中國人的智慧，況且，就算中國人不聰明，也不會傻到你說什麽，就是什麽。於是慢慢地，西方人在道德高地上也開始站不住腳了，說他們失敗還言之過早，但這次的西藏騷亂看國人和西方媒體的反應，卻很有意思：西方媒體還是“六四”那些西方媒體，但國人的意識已經大相徑庭。六四和西藏事件有著本質的不同，國人的反應不同是自然的，但西方媒體的報道卻是充滿猜測，臆想，先入為主。很多西方人一聽是西藏，管他三七二十一，肯定是中共壓迫西藏人民和文化啊。於是乎，憋屈了好久的道德大棒，忙不迭地從抽屜裏取出來，第一時間向中國掄去，簡直比自家後院起火還積極。這種過度反應說明了什麽？這正是他們手中道德大棒效力逐漸消失的人類劣根性的表現。是一種典型的挫折行為。
頂了.
有些人對於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們隻同情少數人，不同情多數人，一百個人裏頭，
同情幾個人，就是那些叛亂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幾的人。在外國，有那麽一些人，
他們對西藏就是隻同情一兩萬人，頂多三四萬人。西藏本部(隻講昌都、前藏、後藏這三
個區域)大概是一百二十萬人。一百二十萬人，用減法去掉幾萬人，還有一百一十幾萬人
，世界上有些人對他們不同情。我們則相反，我們同情這一百一十幾萬人，而不同情那少
數人。
那少數人是一些什麽人呢？就是剝削、壓迫分子。講貴族，班禪[2]和阿沛[3]兩位也
算貴族，但是貴族有兩種，一種是進步的貴族，一種是反動的貴族，他們兩位屬於進步的
貴族。進步分子主張改革，舊製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舊製度不好，對西藏人民不利，
一不人興，二不財旺。西藏地方大，現在人口太少了，要發展起來。這個事情，我跟達賴
[4]講過。我說，你們要發展人口。我還說，你們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
讚成你們信。但是，有些規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們一百二十萬人裏頭，有八萬喇
嘛，這八萬喇嘛是不生產的，一不生產物質，二不生產人。你看，就神職人員來說，基督
教是允許結婚的，回教是允許結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許結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結婚，
不生產人。同時，喇嘛要從事生產，搞農業，搞工業，這樣才可以維持長久。你們不是要
天長地久、永遠信佛教嗎？我是不讚成永遠信佛教，但是你們要信，那有什麽辦法！我們
是毫無辦法的，信不信宗教，隻能各人自己決定。
至於貴族，對那些站在進步方麵主張改革的革命的貴族，以及還不那麽革命、站在中
間動動搖搖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麵的中間派，我們采取什麽態度呢？我個人的意見是：對於
他們的土地、他們的莊園，是不是可以用我們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辦法，即實行贖買政策
，使他們不吃虧。比如我們中央人民政府把他們的生活包下來，你橫直剝削農奴也是得到
那麽一點，中央政府也給你那麽一點，你為什麽一定要剝削農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農奴製度，就像我們春秋戰國時代那個莊園製度，說奴隸不是奴隸，說
自由農民不是自由農民，是介乎這兩者之間的一種農奴製度。貴族坐在農奴製度的火山上
是不穩固的，每天都覺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個農奴製度了，不要那個莊園製
度了，那一點土地不要了，送給農民。但是吃什麽呢？我看，對革命的貴族，革命的莊園
主，還有中間派的貴族，中間派的莊園主，隻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麵，就用贖買政策。
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現在是平叛，還談不上改革，將來改革的時候，凡是
革命的貴族，以及中間派動動搖搖的，總而言之，隻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邊的，我們不使
他吃虧，就是照我們現在對待資本家的辦法。並且，他這一輩子我們都包到底。資本家也
是一輩子包到底。幾年定息[5]過後，你得包下去，你得給他工作，你得給他薪水，你得
給他就業，一輩子都包下去。這樣一來，農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
農民就不恨這些貴族了，仇恨就逐漸解開了。
日本有個報紙哇哇叫，講了一篇，它說，共產黨在西藏問題上打了一個大敗仗，全世
界都反對共產黨。說我們打了大敗仗，誰人打了大勝仗呢？總有一個打了大勝仗的吧。隻
有人打了大敗仗，又沒有人打了大勝仗，哪有那種事？你們講，究竟勝負如何？假定我們
中國人在西藏問題上打了大敗仗，那末，誰人打了大勝仗呢？是不是可以說印度幹涉者打
了大勝仗？我看也很難說。他打了大勝仗，為什麽那麽痛哭流涕，如喪考妣呢？你們看我
這個話有一點道理沒有？
還有個米國人，名字叫艾爾索普，寫專欄文章的。他隔那麽遠，認真地寫一篇文章，
說西藏這個地方沒有二十萬軍隊是平定不了的，而這二十萬軍隊，每天要一萬噸物資，不
可能運這麽多去，西藏那個山高得不得了，共產黨的軍隊難得去。因此，他斷定叛亂分子
滅不了。叛亂分子滅得了滅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這個疑問。因為究竟滅得了滅不了，沒
有親臨其境，沒有打過遊擊戰爭的人，是不會知道的。我這裏回答：平叛不要二十萬軍隊
，隻要五萬軍隊，二十萬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們就五萬人(包括幹部)在那裏，
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們撤了三萬多，剩下一萬多。那個時候我們確實認真地宣布六年不改
革，六年以後，如果還不讚成，我們還可以推遲，是這樣講的[6]。你們曉得，整個藏族
不是一百二十萬人，而是三百萬人。剛才講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後藏)是一百二十萬
人，其他在哪裏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來西康[7]區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兒蓋
、鬆潘、阿壩那些地方。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萬人。第三是甘肅南部
。第四是雲南西北部。這四個區域合計一百八十萬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會開會，商量在
藏族地區搞點民主改革，聽了一點風，立即就傳到原西康這個區域，一些人就舉行武裝叛
亂。現在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的藏族地區都改革了，人民武裝起來了。藏人扛起槍來
，組織自衛武裝，非常勇敢。這四個區域能夠把叛亂分子肅清，為什麽西藏不能肅清呢？
你講複雜，原西康這個區域是非常複雜的。原西康的叛亂分子打敗了，跑到西藏去了。他
們跑到那裏，奸淫虜掠，搶得一塌糊塗。他要吃飯，就得搶，於是同藏人就發生矛盾。原
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萬多人。一萬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從哪裏來呢？就在
一百二十萬人中間吃過來吃過去，從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經吃了一年了。這回我們把
叛亂分子打下來，把他們那些槍收繳了。比如在日喀則，把那個地方政府武裝的槍收繳了
，江孜也收繳了，亞東也收繳了。收繳了槍的地方，群眾非常高興。老百姓怕他們三個東
西：第一是怕他那個印，就是怕那個圖章；第二是怕他那個槍；第三，還有一條法鞭，老
百姓很怕。把這三者一收，群眾皆大歡喜，非常高興，幫助我們搬槍枝彈藥。西藏的老百
姓痛苦得不得了。那裏的反動農奴主對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幾歲女孩子
的腳骨拿來作樂器，還有拿人的頭骨作飲器喝酒。這樣野蠻透頂的叛亂分子完全能夠滅掉
，不需要二十萬軍隊，隻需要五萬軍隊，可以滅得幹幹淨淨。滅掉是不是都殺掉呢？不是
。所謂滅掉，並不是把他們殺掉，而是把他們捉起來教育改造，包括反動派，比如索康[
8]那種人。這樣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來，悔過自新，我們不殺他。
再講一個中國人的議論。此人在台灣，名為胡適[9]。他講，據他看，這個“革命軍
”(就是叛亂分子)滅不了。他說，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國的時候，占領了安徽，但是
沒有去徽州。什麽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複雜。日本人連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
那個山共產黨敢去？我說，胡適這個方法論就不對，他那個“大膽假設”是危險的。他大
膽假設，他推理，說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產
黨難道敢去嗎？因此結論：共產黨一定不敢去，共產黨滅不了那個地方的叛亂武裝。現在
要批評胡適這個方法論，我看他是要輸的，他並不“小心求證”，隻有“大膽假設”。
有些人，像印度資產階級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點，他們有兩麵性。他們一方麵非常
不高興，非常反對我們三月二十日以後開始的堅決鎮壓叛亂，非常反對我們這種政策，他
們同情叛亂分子。另一方麵，又不願意跟我們鬧翻，他們想到過去幾千年中國跟印度都沒
有鬧翻過，沒有戰爭，同時，他們看到無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經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
兩國訂了條約[10]，就是聲明五項原則的那個條約，他們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中
國的領土。他們留了一手，不做絕。英國人最鬼，英國外交大臣勞埃德，工黨議員這個一
問，那個一問，他總是一問三不知，說：沒有消息，我們英國跟西藏沒有接觸，在那裏沒
有人員，因此我無可奉告。老是這麽講。他還說，要等西藏那個人出來以後，看他怎麽樣
，我們才說話。他的意思就是達賴出來後，看他說什麽話。中國共產黨並沒有關死門，說
達賴是被挾持走的，又發表了他的三封信[11]。這次人民代表大會，周總理的報告[12]裏
頭要講這件事。我們希望達賴回來，還建議這次選舉不僅選班禪，而且要選達賴。他是個
年輕人，現在還隻有二十五歲。假如他活到八十五歲，從現在算起還有六十年，那個時候
二十一世紀了，世界會怎麽樣呀？要變的。那個時候，我相信他會回來的。他五十九年不
回來，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來。那時候世界都變了。這裏是他的父母之邦，生於斯，長於
斯，現在到外國，仰人鼻息，幾根槍都繳了。我們采取這個態度比較主動，不做絕了。
總理的報告裏頭要講希望達賴回國。如果他願意回國，能夠擺脫那些反動分子，我們
希望他回國。但是，事實上看來他現在難於回國。他脫離不了那一堆人。同時，他本人那
個情緒，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來的，而班禪是要回來的。那時，總理勸解，可能還有
尼赫魯[13]勸解，與其不回不如回。那個時候就跟他這麽講：你到印度有什麽作用？不過
是當一個寓公，就在那裏吃飯，脫離群眾，脫離祖國的土地和人民。現在，還看不見他有
改革的決心。說他要改革，站在人民這方麵，站在勞動人民這方麵，看來不是的。他那個
世界觀是不是能改變？六十年以後也許能改，也許不要六十年。而現在看來，一下子要他
回來也難。他如果是想回來，明天回來都可以，但是他得進行改革，得平息叛亂，就是要
完全站在我們這方麵來。看來，他事實上一下子也很難。但是，我們文章不做絕了。
長期的對立，武力彈壓是絕對無法解決西藏問題的。
美國和加拿大對印第安人的政策也是失敗的例子。隻能再次證明征服一個民族的不可能性。。。
According to the British, their intention was to disarm Tibetan soldiers who were being surrounded. The slaughter was triggered by the Tibetans who fired the first shot. [43] But the accounts of those who pulled the triggers make it clear that the British had the intention of killing as many as possible. “From three sides at once a withering volley of magazine fire crashed into the crowded mass of Tibetans,” wrote Perceval Landon. “Under the appalling punishment of lead, they [the Tibetans] staggered, failed and ran…Men dropped at every yard.” [44]
The British soldiers mowed down the Tibetans with machine guns as they fled. “I got so sick of the slaughter that I ceased fire, though the general’s order was to make as big a bag as possible,” wrote Lieutenant Arthur Hadow, commander of the Maxim guns detachment. “I hope I shall never again have to shoot down men walking away.” [45]
In a telegraph to his superior in India, the next day of the massacre, Younghudsband stated: “I trust the tremendous punishment they have received will prevent further fighting, and induce them to at last to negotiate.” [46]
Sera Monastery, Lhasa, Tibet (2006)When the mission reached Lhasa, the Dalai Lama had already fled to Urga in Mongolia (and was consequently depo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一語中的！
這時候搞藏獨, 會成功嗎? 不會, 隻會造成藏民的死亡和傷害. 為了那些宗教上層的是不是正確還兩說的所謂理想, 讓自己的信徒送死, 自己在國外過舒服日子, 這又有什麽普世的同情和仁慈? 對於他們倡導的事, 又有什麽好支持的?
這問題好, 為什麽呢? 我更不理解的是既然西藏是個大拖累, 但人家沒想拖累你,是你應要扯著人家, 又有什麽資格說嫌棄二字? 但我理解政府的做法, 無論從政治和軍事上, 中國都不得不防止西藏獨立. 但是藏民也不是不可理遇, 文化宗教差異而已,說不定您真能理解了, 他們也不見得要獨立了, 因為大家的本質差異小了.
任何國家無不在保證大多數人的利益，沒有哪個人類國家能夠實現全民平等。
西方各國滿街都是要飯花子，這些人所形成的景象，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惡瘡，請你們自己治愈後再來指責別人
論
鋼球評論於;2008-3-16-20;35[回複]
好文章.反對"逆光而行''"公正''
他們難道靠自己沒有我們的資助會活得比現在好？我絕不相信。因此，我非常難以理解他們究竟是怎麽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