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就業市場是"人荒，才不荒"

應王小強老師等多位社會賢達和廣大網友的建議和支持，水寒將近5年關於人口問題的文章係統化整理成《大國空巢》，該書全麵係統反思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該書不是簡單將過去的文章集中成文集，而是修正、濃縮過去的觀點、並增加大量內容。仲大軍老師、茅於軾老先生（為《大國空巢》作序。全文42萬字,即將於2007年7月由香港大風出版社出版（http://www.strongwind.com.hk/default.aspx），敬請關注。大風出版社是南懷瑾老先生（一代國學宗師）支持、王小強先生主持的出版社，其宗旨是正麵利用香港的言論自由，參與嚴肅認真的思想交流，追求真理是一個摸索碰撞的過程。可通過銀行郵購: http://www.strongwind.com.hk/catalog/0fb0a755-5a44-4c53-97eb-952638ac0eec.aspx

王小強老師是1980年代就參與經濟體製改革的老資格改革家、著名經濟學家、劍橋博士，曾任職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副組長、中國體改所常務副所長、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研究員、中國經濟學獎專家委員會（中宏百人團）成員、粵海（企業）集團顧問。現任中信泰富政治及經濟研究部總經理，Associate Senior Research Fellow, Judg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英國劍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研究員。著有《文明衝突的背後》、《摸著石頭過河：中國改革之路》﹑《產業重組時不我待》。合著有《改革：我們麵臨的挑戰與選擇》（1986年獲孫治方經濟學獎）﹑《富饒的貧困》（1987年獲香港電台推薦“十本好書”）﹑《香港聯係匯率保衛戰》﹑《三綱合一》﹑《再造中國》﹑《西部大開發方略》﹑《西部大考察實錄》。

茅於軾老先生為中國當前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伯父茅以升是著名橋梁專家。1975年開始從事微觀經濟學研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任研究員，美國哈佛大學任注冊訪問學者，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網顧問；1993年參與創辦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並任所長、理事長，現為該所常務理事。主要兼職如下：亞洲開發銀行注冊顧問、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能源工作組中方專家、太平洋經濟合作委員會能源組國際顧問組成員、LEAD國際培訓項目中國國家理事會成員、China Economic Review顧問編輯、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

仲大軍老師是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中國著名思想庫）主任。國內目前知名的經濟觀察家、社會評論家、批評家、專欄作家、政府和企業顧問。曾任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經濟時報》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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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就業市場是"人荒，才不荒"
--為什麽中國勞動力廉價？

作者：水寒 [e-mail]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比較優勢在於勞動力的廉價。古代致富的途徑是掌握生產資料--土地，農民通過提供廉價勞動力進行積累，慢慢地購置自己的田產，並且很有效，因此自古就有“富不過三代”、“千年田地八百主，田是主人人是客”的說法；現在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廉價勞動力換取發達國家的技術、管理，引進他們的一些製度，進行產業升級。

一定時間段的廉價勞動力並不是壞事，關鍵是要利用這段時間的廉價勞動力換取所需要的技術和管理經驗，進行產業升級，如果換不到所需的東西，那麽等於免費幫發達國家幹活。並且廉價需要有一個度，不能太玩命而損害體質。

一些學者認為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中國將永遠是一個提供廉價勞動力的三流國家。但是為什麽中國勞動力廉價？是因為產品廉價出售。為什麽產品廉價出售？是因為中國國內消費不足。為什麽國內消費不足？是因為計劃生育所致家庭結構畸形從而引起消費結構畸形以及不合理的分配製度使得勞動收入太低（中國工資收入隻占GDP的12%左右）。而中國的不合理的分配製度很大程度又是因為計劃生育降低家庭需求底線所致(http://ha.people.com.cn/news/2006/08/11/119649.htm)。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教授的研究表明，全國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55倍。如此不合理的分配製度使得普通老百姓無力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富裕階層對普通產品的消費容量有限（他們用榨取的普通百姓的血汗錢進口奢侈品），使得中國消費市場萎縮。正常情況下，絕大部分產品為自己服務，用來交換的產品所占比例不高，並不影響本國的生活質量，反而會因為產業升級而使得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如果產品為自己服務，還廉價什麽？比如說一個蘋果管他在國際市場是賣1美元還是0.1美元，自己吃就是；一台電視管他在國際市場是賣500美元還是50美元，自己用就是。現在中國的情況是，收獲了大量的蘋果，生產了大量的電視，自己卻消費不起，眼睜睜地看到別人廉價消費自己的勞動成果，貨賤人也賤。

戰國《尉繚子》：“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故患無所救。”中國現在是“朝有餘財，野有饑民”，是富大夫，富倉府。

國際貿易是用來交換所需的產品（包括技術），不能為貿易而貿易，為外匯而貿易。中國目前由於生產能力過剩而國內消費市場萎縮，使得工業產品大量廉價流入國際市場。而發達國家卻限製高新技術產品進入中國市場，導致中國出售的工業產品隻能換回外匯紙幣而不能換回產品，產生大量的貿易順差。消耗自然資源和對環境汙染嚴重的主要是工業，發達國家由於進口中國的工業產品而緩解了本國的汙染，可以說中國目前的環境汙染很大程度是發達國家轉嫁來的。可見中國的消費結構畸形使得大量寶貴自然資源廉價外流，並“進口”大量汙染。而發達國家卻得好不賣乖，反而在環保方麵和貿易順差方麵向中國施壓，使得中國在國際貿易中處於不利的地位。中國資本收入過高，勞動收入過低，一方麵使得中國消費不足，一方麵使得國際社會能夠通過資本控製中國的經濟。

中國的產業升級還沒有完成，還需要勞動力優勢，但是獨生子女政策導致單個勞動者培養成本的大幅提升，勞動力必然將會不廉價（從個人來說並不收益，因為成本高），在這種情況下優勢將變成劣勢，而且產業升級並未完成，導致我國的勞動力就業高不成低不就，社會處於畸形發展狀態。比如要是用低成本（比如美國大學生每年學費、生活費加起來相當於人均GDP的1/4左右，那麽中國每年費用就隻應該為3500元左右）培養一個大學生，4年花費1.4萬，畢業後月薪2000元，扣除生活費，不需要幾年就可以掙回成本，對月薪2000元應該還算滿意；要是培養成本（學費、生活費）每年高達1.5萬元，4年大學成本6萬，畢業後月薪隻有2000元的話，需要多年才能掙回成本，那麽月薪2000元就顯得太低了。

大學生就業難有以下幾個原因：

1、人才培養應該與產業結構相一致，可以適當超前，但不能過於超前。不要以為高學曆就一定能找到好工作，貢獻就更大。就業需求是由產業結構決定的。美國可以吸納上千萬非法普通勞工，但是每年卻隻能接受6.5萬高科技人才。美國國會對是否增加幾萬高科技人才爭吵不休，但是卻準備給上千萬非法普通勞工合法身份，紐約的地鐵工人工資相當於很多大學的副教授水平。中國過於忽略基礎教育，而又過於超前發展高等教育，近年高校盲目無序擴招，造成教育資源配置錯位，人才供給與需求不一致。現在中國大學生找不到工作，主要是由於大學擴招，高校招生人數從1998年到2006年增加5倍，如此大躍進，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會有就業壓力的。如果依照傳統，將大學生視為“人才”的話，那麽中國目前的就業市場是“人荒，才不荒” ，缺普通工人（尤其是技術工人），但是不缺大學生。年輕普通工人的缺口將越來越大。

2、自主創新落後，一方麵是國家投入罕見地少；一方麵是因為分配不合理，勞動收入低，資本收入高，壟斷大企業寧願用於規模擴大投資而不願用於產業升級和技術改造；另一方麵小企業因為稅負太重，又得不到銀行貸款，無力壯大，也無力進行研發。使得企業技術高度依附外國知識產權，中國產業淪落為簡單的加工廠，中學文化程度的人就足以勝任，企業不需要研發型人才。

3、以前中國大學教育是精英教育（現在的學生業還以為像以前那樣是“天之驕子”），一方麵獨生子女本身不乏自高心態，另一方麵目前高教成本高（畢業很多年工資抵不過家長的教育付出，工資太低的話就變成“讀書無用”了），畢業生對待遇要求很高，高不成低不就，失業率增加。

4、1980、1990年代的時候，大學生就業的單位通常是國有機構，單位提供住房、養老等社會福利，單位不必支付高現金工資，低工資能夠維持基本生活。並且人員固定，單位願意進行“在崗培訓”。個人利益與企業利益比較吻合，企業願意接受新大學生。現在就業模式發生改變，單位不提供福利，現金工資需要解決自己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員工所需現金工資急劇增加，工資需求與貢獻大小不一致。並且流動性增加，企業不願意進行培訓。導致用人單位不願意招收新畢業的大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