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共中央《關於控製我國人口增長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標誌著獨生子女政策全麵實行，同時也明確提出：“到30年以後，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可以緩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2010年距1980年已經三十年了。停止計劃生育“時”機已經成熟。現在停止計劃生育可以說已經達成全民共識（網絡民意已經是一麵倒支持停止計劃生育，越來越多的知識精英也呼籲停止計劃生育），可以說停止計劃生育大“勢”已定。政治家的職責是審“時”度“勢”，應該利用好三個天然台階（《公開信》30周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十二五規劃），順“勢”而行，宣布中國人口政策由人口控製向人口發展轉變，於2011年開始的十二五規劃果斷停止計劃生育。如果錯過了這些天然的台階，今後將很被動。
有人擔心，停止計劃生育後，如果對計生隊伍安置不當，將影響社會穩定。其實國家計生委縮編到隻有143個，不到國家發改委的1/7，是所有部委中最少的。全國計生隊伍也不到50萬人，數目並不龐大，不能因為這幾十萬人口的利益，而每年損失可世代相傳的數百萬人口。並且停止計劃生育，需要撤消計生委，根本不需要通過計生委係統來貫徹，完全可以無視他們的阻力。何況計生委係統很多人希望停止計劃生育的願望比其他人還要強烈。很多計生人員還是兼職，部分技術人員還可以分流到醫療衛生行業。計生政策是最不得民心的政策。老百姓為很多生活（孕檢、戶口）都受製於計生委而叫苦連天。一票否決製是壓在各級官員的頭上的一柄劍，耗費了很多本應放在本職工作的精力和時間。計生幹部缺乏社會動員能力，不足以威脅社會穩定。停止計劃生育雖然讓一些基層政府失去了征收社會撫養費的收益，但撤銷計生委有利於降低行政成本，有利於農村的鄉鎮合並。現在民意是要求撤銷計生委，計生委的聲譽太臭，到了需要給老百姓一個說法的時候了！
社會以人為本，人口比製度更重要，勞動力是國家的“精氣”、核心競爭力。人口結構決定了日本昔日的繁榮、中國現在的崛起和印度的即將崛起，也決定了日本和中國即將衰落。人口拐點其實也是社會危機的拐點。在人口危機拐點之前，什麽都不會發生；但是在拐點之後，什麽都可能發生。從人口學角度看待社會問題最為準確。比如蘇聯解體前，1989年Peter F.Drucker在其《The New Realities》一書中從勞動力結構角度預測了蘇聯即將解體。美國未來學家Peter Schwartz也認為人口決定了蘇聯的崩潰。日本在1990年代人口拐點之前，經濟繁榮，政治穩定，首相不但能夠任滿任期，還能連任；但是勞動力開始減少後，經濟“日”薄西山，社會問題叢生，政局不穩，首相頻繁更換。
中國人口危機比日本嚴重得多，中國的社會發展水平比日本落後四十多年，但總勞動力減少時間隻比日本晚十多年；並且中國不但是未富先老，還有光棍危機。尤其是中國計劃生育是強製性的。人口危機露出了冰山一角，現在還來得及將民意壓力轉變為調整政策的動力，在政府的主導下應對今後的人口危機。這是化“危”為“機”的最後機會，是以應付小危機的代價來緩解今後的大危機。今後幾年人口危機全麵爆發，而如果計劃生育這一禍根卻還沒有廢除，人口危機所激發的政治破壞力將是巨大的，政府將很難掌握主動權了。
曆史上對於不涉及人命的大政策，有些爭論數千年也難以平息；但凡是涉及到人命的事情，曆史都很快就會有結論。大躍進損失了人口，三年後就廢除，雖然有政治後遺症，但政府畢竟重新掌握了主動權。漢武帝聽信江充等人的“巫蠱”讒言（就像當年虛假的“人口爆炸”輿論），父子相殘（計劃生育也一樣），逼死太子，損失數萬人口。一年後，田千秋等上書訟太子冤，漢武帝悔恨交加，果斷為太子平反。漢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是因為他與秦始皇死不認錯的態度不同，能反省自己，頒發“輪台罪己詔”，及時轉彎，其政權延續下去了，漢武帝本人也青史留芳。《左傳》曰: “禹、湯罪己, 其興也勃焉 ； 桀、紂罪人, 其亡也忽焉。”
三十多年的計劃生育留下了很多政治後遺症，有人指望用平穩過渡來讓人民遺忘，其實是鴕鳥心態。人口危機不會像其他社會危機和經濟危機那樣會被時間衝淡，而是會不斷累積、甚至放大，人口政策是不可能平穩過渡的。拖，總不是辦法。四五十歲的人已經因為這項政策喪失了再生育的機會（既然政府今後無力承擔養老，無力給他們的兒子娶老婆，那麽也不能指望他們能夠遺忘錯誤政策所造成的損害），三十多歲的人也正在喪失再生育的機會（僅僅是為了政策連續性，而讓他們錯過了再生育的機會，他們今後知道了真相，會有什麽反應？），如果再拖延幾年，四五十歲的人的兒女又將成為計劃生育的受害者，社會怨怒將不斷積聚。
風起於青蘋之末，今後會“盛怒於土囊之口”，“蹶石伐木，梢殺林莽”的。民意是動態的，現在計劃生育的堅定支持者，今後可能成為計劃生育的最激烈反對者（因為他們是最大的受害者），今後4億老人老無所養，4000萬光棍找不到老婆，大量喪失子女的家庭對社會喪失信心，大量失業又有號召力的教師找不到工作，這些對社會的穩定的影響可想而知。而且還有兩億人口對不上數（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預測2033年中國人口將達到15億，實際上2033年人口早已負增長，可能連13億人都沒有），這些是能夠隱瞞的嗎？現在不提前主動泄洪，今後洪峰一旦來臨，將勢不可擋。現在停止計劃生育的阻力在於麵子問題；但是今後連裏子都沒有了，麵子還有什麽意義？
本來一胎化就已經是錯誤的，1980年也說隻能實行30年。30年後停止計劃生育所能出現的三千多萬堆積出生高峰，相當於1940年被圍困在敦刻爾克的40萬英法聯軍。這個堆積高峰是今後有效緩解人口危機的唯一希望。但是如果用二胎過渡方案，將這個高峰“過渡”掉了，這就與1980年的決策層和學者無關了。這次是單一年齡的三千多萬（全部是孩子），從社會持續發展角度看，相當於戰爭年代或者天災年代損失上億人口。誰承擔得起曆史責任？
在十五規劃、甚至十一五規劃，人口政策可能還有過渡餘地，因為當時育齡婦女人數還在增加，生育意願還不十分低。但是十一五規劃的時候中央沒有采納筆者的建議，而是聽信了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的建議。戰略組認為中國生育率有1.8，每年要增加1200多萬人口，2010年人口將達到13.7億，2033年將達到15億高峰，生育率反彈勢能很大，一旦鬆動人口政策將導致人口失控。事實表明，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的建議是錯誤的，而筆者當初的建議是正確的。如果當時采納筆者的觀點，調整人口政策要主動得多。但是現在已經沒有回旋的餘地了，已經被逼到了懸崖邊了，應該搶分奪秒地停止計劃生育。停止計劃生育的社會成本是不得不付出的（就像生孩子前的陣痛），但其政治收益卻是巨大的。
對於計生委和人口學界來說，政策連續性更符合他們的利益。但是對於國家來說，曆史連續性比政策連續性更為重要。第六次人口普查將再次證實人口學家們當年的建議是錯誤的，他們必須承擔某些責任。普查一結束，主動權就不在計生委和人口學家們的手上了，而是在中央政府手上了。果斷停止計劃生育可以將政治危機淡化為學術危機。如果還不停止計劃生育，人口危機將轉變為政治危機。
在秦末群雄相爭之際，霸王項羽的部將英布殺害反秦義軍的精神領袖“義帝”楚懷王，有人建議項羽懲罰英布以消民憤。霸王不但不懲罰英布，反而自己承擔殺害“義帝”的責任。劉邦借此做足了文章，為“義帝”發喪，聯合諸侯討伐“不義”的項羽。形勢急轉逆下，英布也投靠劉邦，與韓信、彭越並稱漢初三大名將。如果現在不停止計劃生育，不撤銷計生委，今後政府承擔得起人口政策失誤這個重大曆史責任？不可沽名學霸王！
唐玄宗天寶年間，楊國忠誤國，安祿山起兵範陽，大唐王朝進入快速衰落通道；而釀成滔天巨禍的楊國忠，卻未獲懲戒，逃亡途中，終於激起兵變，六軍不發，處死了楊國忠，向玄宗逼宮。假如漁陽鼙鼓一起，玄宗即仿漢景帝誅晁錯故事，誅一人而謝天下，既斷了敵方的口實，又平了己方眾怒，玄宗又何至於眼見蛾眉馬前死，貴為天子，卻隻能向隅而泣？
中國人口政策的方向是鼓勵生育，長痛不如短痛，停止計劃生育的思想三峽總是要走過去的。與其半遮半掩地用各種方案過渡（生育意願也很難提升，今後將是回天乏力）而延誤時機，不如大大方方地停止計劃生育（可以逆轉生育文化，還能有回天挽日之效）。與其被民意像擠牙膏一樣推著走，不如超越民意、引導民意，一次性掌握主動權，由“救火員”（人口危機一旦全麵爆發，就將成燎原之勢，“救火員”是無能為力的）轉變為“防火員”。
停止計劃生育有一些問題，不停止計劃生育問題更大。直情徑行，視毀譽如風而不恤；跋前疐後，方進退惟穀以堪驚。人口政策現在是進退維穀，但卻又是不進則退，不如拿出漢武帝平反“巫蠱事件”的勇氣來停止計劃生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