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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光明日報網絡周刊《光明觀察》
誰揮霍了我們的“人口紅利”？--計劃生育導致家庭消費結構改變是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源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familyyi@yahoo.com
一、少生孩子節省的錢到哪裏去了？--誰揮霍了我們的“人口紅利”？
計劃生育使得中國少生2億多孩子，從理論上中國應該有一個“人口紅利”時期。而筆者通過比較中印兩國的人類發展指數，計劃生育並沒有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貢獻 [1]。中國從1980年到2005年平均生育率在1.82（城市隻有大約1.0左右），而印度為3.71，就是說印度每個婦女生育的孩子數是中國平均的2.04倍，是中國城市人口的3倍多。換句話說，相對於經濟發展並不算很成功的印度來說，中國是以2-3倍的綜合成本（不光是金錢）培養一個勞動力。那麽中國少生數億孩子所創造的“人口紅利”到哪裏去了？
經濟學者認為，在美國這樣的主流家庭養育三個孩子的社會，養3個孩子的花銷隻相當於養一個孩子花費的1.6倍，可3個孩子長大後為社會創造的財富卻是1個孩子的3倍。可見中國獨生子女政策少生孩子的“人口紅利”被這種經濟學規律而浪費不少。
對孩子的投入（包括精力、感情和金錢的投入）就像給莊稼施肥一樣，需要適可而止。施肥過量是有害的。一方麵危害莊稼本身：一個是容易倒伏，倒伏一旦出現，就必然導致糧食減產；另一個是容易發生病蟲害，氮肥施用過多，會使莊稼抗病蟲能力減弱，易遭病蟲侵染，繼而增加消滅病蟲害的農藥用量，直接威脅了食品的安全性。此外過多施用的肥料量超過土壤的保持能力時，就會流入周圍的水中，造成水體富營養化和地下水硝酸鹽含量增加。就是說不合理的過多施肥不但降低莊稼產量，而且引起土壤退化，對環境也有損害。可見高投入不一定高產出[2]。
要是主流家庭有三個孩子的話，更加模擬社會的模式，孩子的性格比較健康，獨立生活能力強。而獨生子女家庭卻由於過度溺愛，在家裏是小皇帝，在外麵卻要麵對激烈的競爭，反差太大，“眾星捧月”效應往往培養出孤傲、狂妄、自私性格，缺乏社會和家庭責任心，不但不利於孩子個人的發展，而且給社會帶來損失。
有什麽樣的生產力水平，就有什麽樣的消費水平和消費心理，人類幾千年曆來如此。一個正常的社會就是主流家庭沒有太多餘錢，不然的話，沒人願意幹活了，社會就不會發展了。隻要老百姓家庭有閑錢，就會被人（政府或者市場）“盯上”。美國、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主流家庭仍然沒有太多閑錢，還得辛辛苦苦養家糊口。家庭的閑錢肯定會被人拿走的，關鍵是被誰拿走，有什麽回報。假如家庭有1000元的閑錢，被一家電器廠“盯上”，該廠為了拿走你這1000元，想方設法提高洗衣機質量、降低成本，將本來1200元的洗衣機的成本降低到950元，拿走你1000元，工廠賺50元（部分用來研製你今後需要的冰箱），皆大歡喜，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要是你這1000元被娛樂場所“盯上”，那麽你就會血本無歸。那麽中國少生數億孩子所“節省”的錢被誰“盯上”、到哪裏去了？
1、行政成本增加。
從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間，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增長87倍（遠遠高於財政總支出的增長和GDP的增長），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由4.71%上升到19.03%，且近年來還在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長[3]。到2004年增加到5521.89億元，而1978年隻有52.9億元，增加100倍。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總人口中財政供養人口的比例為600∶1，而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認為現在中國的官民比實際上是18：1，中國公務員年平均工資15487元，光是工資這一項就不少。還有公款消費（公車、公款吃喝、公費旅遊、高檔辦公樓等）、決策失誤等。我國的行政成本不但遠高於歐美發達國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一方麵中國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國家，另一方麵中國也是行政效率最低的國家。並且過多的行政人員，玉龍混珠，必然招致擾民，管了大量本不該管的事。
2、腐敗。
中國國家財政的錢多了，人員雜了（比如一個縣隻需要一個書記，一個副書記兼任縣長，兩個副縣長；但要是多增加兩個副書記、三個副縣長的話，不但增加人員工資，更主要的是這增加的5個人中隻要有一個是貪官，其造成的損失就是巨大的），又沒有強有力的權力製約，想不腐敗都難。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李誌寧教授的估算，“幹淨”收入，在 GDP 中占1/4 左右，但養活了99％的民眾；而腐敗之款，在GDP 中約占1/3左右，由1%人掌握。中國近年“新增儲蓄額”竟然超過“工資總額”[4]。
3、稅負加重。
行政成本高，意味著納稅人負擔重。從2000年中國開始進入美國財經雜誌《福布斯》的統計開始，中國的稅收負擔指數便一路上揚，2002年位居第三，2004年第四，2005年更是以160的指數“躍升”全球第二，僅在幾乎年年位居榜首、具有著過於慷慨的社會福利製度的法國之後（而我國老百姓卻沒有享受到社會福利）。我國有100萬稅務幹部，而美國隻有10萬人；美國收10元稅，隻有0.5元是成本，而中國收10元稅，有4-5元都是稅收成本[5]。也就是說：稅務部門收到的稅款的一半，都被他們自己花光了！
4、工資收入占GDP的比重卻在不斷下降。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資料顯示(新華社2006年6月17日公布)，2000年國家財政收入是1.3萬億元，2004年上升到2.6萬億元。僅4年時間，財政收入就翻了一番，而工資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則下降到12%。根據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李誌寧的研究，從70年代末以來，“工資總額”在GDP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以2002年為例，居民工資總額大約在1.2萬億元左右，占當年10萬億元GDP的12%，就是說國民的工資總額隻是政府財政收入的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強！就在工資占GDP越來越低的情況下，大部分由普通工薪階層負擔的個人所得稅，卻從1994年以來成為同比增長最快的稅種，平均增幅高達48%，遠高於9%的中國經濟平均增長率 [6]。中國工資隻占GDP的12%，加上農民收入（假設為工資）不到GDP的10%，老百姓工資總額不到GDP的22%。
5、中國在基本民生方麵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
由於行政成本增加和腐敗等因素，國家無力在民生投入。《中國青年報》2006年7月5日載：中共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教授吳忠民近日指出，中國在基本民生方麵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我國現在每年用於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等基本民生方麵的公共投入在GDP當中所占的比例極低，在基本民生的投入占GDP比例比非洲貧困國家還低。而用於行政、豪華性公共建設的公共投入在GDP當中所占比例卻是世界第一。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青年報》2006年3月6日的報道：“僅僅2005年，我國各級行政機關公車消費3000億元，公款吃喝2000億元，公款考察旅遊1000億元，三項合計高達6000億元，占當年國家財政收入的20%，相當於國防開支的3倍、全民教育投入的5倍” [7]。
由於政府無力投入，在醫療、教育等領域，管理部門以“市場化”為借口，將民眾拋向積弊叢生和缺乏約束的壟斷行業。民眾的基本民生需求，反而成為了部分政府機構及相關的壟斷行業的滾滾財源[8]。《中國青年報》2006年3月的一項調查顯示，85.3%的公眾感覺生活負擔比十年前更重。市場化後醫療、教育、住房成了壓在老百姓頭上的新“三座大山”[9]。
6、貧富差別拉大，消費率持續走低。
由於分配不公導致貧富差別擴大。近期，由財政部組織的一項課題研究成果顯示，目前中國的基尼係數為0.46。這一數字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10]。中國社科院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收入差距位居世界第一。
工資收入占GDP比重過低造成需求不足，而貧富差別太大導致有消費能力的沒有消費意願（消費飽和）和投資意願，有消費意願的沒有消費能力和投資能力，社會保障製度不健全以及教育、醫療的產業化後也導致人們不敢消費。消費貢獻率已由“九五”末期的73%下降到45%，而發達國家平均為80%。從1990年到2005年，16年的時間中國投資增速年均增長20.8%，消費年均增速隻有4.1%。消費的萎縮自然出現商品積壓與生產萎縮，企業也就不得不裁員或者倒閉，失業者自然也就要增多。據李誌寧的估算，2002年中國“庫存積壓商品總值”就已經高達4萬億元，相當於GDP的41%，而西方國家通常不會超過1%。消費的萎縮導致目前這種“無就業增長” 、“高增長與高失業並存”的怪事，從長遠看也必將降低經濟的增長。
二、目前經濟問題的根源--計劃生育既慣壞了孩子更慣壞了政府
從上麵分析可見，行政成本增高是中國很多經濟問題的根源，行政成本增高、官員過多、過雜，一方麵直接消耗財政，更重要的是充沛的財政收入是滋生腐敗的土壤，官員腐敗所引起的社會財富大量流失，導致政府在教育、醫療等方麵的投入不足。由於行政成本以及衍生的腐敗成本增加，於是把成本轉嫁到老百姓頭上，這就形成了曠日持久的低工資現象。貧富差別日益擴大，老百姓不敢消費，儲蓄率增高，繼而引起就業不振，經濟後勁不足。而為了刺激消費，又“盯上”老百姓的儲蓄，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 房地產商品化。
中國行政成本成為世界之最，其原因在那裏？說是製度因素吧，古巴、越南等國行政成本不高；說是文化因素吧，日本、韓國、台灣等行政成本不高；說是中國特殊的發展階段吧，當年發達國家在中國目前水平的時候行政成本不高，比中國發展稍前、稍後的泰國、印尼、印度等國的行政成本也不高。
那麽導致中國奇高的行政成本的一個重要原因（假如不是唯一原因的話）就是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由於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家庭消費結構畸形，給中國行政、房地產、教育、醫療產業帶來了豐厚的利潤，增加腐敗的空間。就是說我們少生孩子所“節省”的錢被行政、腐敗、房地產、教育、醫療“盯上”了。
計劃生育使得家庭縮小，隻需要比較少的收入就可以維持家庭基本消費，降低了家庭的生存所需要財富的底線，國家獲取太高比例的財政用來行政成本。政府不可能自覺約束開支，無限政府的錢永遠不夠花，這是經濟學和現代行政學早已共同揭示的樸素真理。遠的不說，從2000年到2004年，政府財政收入4年翻一番，由13萬億元上升到26萬億元，大大高於同期國民收入增幅，可政府還是連年鬧赤字[11]。
為什麽民眾對改革的反思直到現在才大規模出現？原因是198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處在一個發展上升階段，雖然工資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斷下降，而國家行政成本和腐敗成本增加幅度遠高於GDP增長，更是遠遠高於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但老百姓的絕對收入還是有所增加，老百姓本領地縱向比較，有種知足感。並且國家經濟支出不透明，老百姓感受不到行政成本和腐敗成本的增加程度，就像水煮青蛙一樣，沒有感到問題的嚴重性。等到近年教育、醫療產業化、房地產問題出現後，已經威脅著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底線，才發現我們的很多改革並不是十全十美，有些甚至是極不合理的。其實農民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經感到生存底線受到威脅，隻是農民沒有發言權。城市對威脅的滯後感受，一方麵是城鄉差別，城市普通百姓經濟水平比農村高，另一方麵是因為城市平均隻有不到1個孩子，農村平均超過1.5個孩子。要是占有社會發言權的城市主流家庭一直就有三個孩子，家庭生存底線就會明顯提高，行政成本和腐敗成本增加的餘地就不大，醫療、教育、住房等行業也就沒有太多的利潤空間，經濟就會比較健康地發展。
最先感受到生存底線受到威脅的是超生農民，因為中國的主流消費和公共消費（如醫療、教育、行政等）是依照城市主流家庭的收入所設計的，比如農村的教師、醫生、鄉鎮幹部的待遇都是對照城市員工的收入而不是農民收入的。而城市主流家庭隻有一個孩子，這樣農村超生家庭養育兩三個孩子的代價就比正常水平要高，就是說他們除了超生罰款外，還以很高的成本在養育兩三個孩子。但是對於他們的先覺的苦難，城市人口往往加以嘲笑，說他們的貧困是因為超生。
經濟活動的核心是人，是勞動力，那麽我們從勞動力的角度看看行政成本增高的原因。
從理論上講，勞動力價值就是勞動力再生產的全部費用。根據勞動力再生產的方式和層次，這筆費用必須包括以下幾個基本部分：
其一，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費用：勞動力日常更新的費用（這就是日常的衣食住行的生活費用，包括住房的費用）和醫療保健的費用（通過醫療保健，防止勞動力的喪失、促使勞動力快速恢複、延長勞動力的勞動時間）。
其二，勞動力擴大再生產的費用：教育的費用。這個費用包括兩方麵，一方麵是指勞動者本人勞動培訓，另一方麵勞動者子女的教育（勞動者過去的教育費用已經由其父母承擔，給勞動者子女的教育等於補償勞動者父母過去在勞動者身上的教育花費，是教育成本轉移補償）。
其三，勞動力完全更新的費用，也就是勞動者繁衍兒女的生活費用。勞動力的壽命是有限的，這就必須通過生育加以補充，勞動力的穩定是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根據人力資本理論，一個人人力資本積累的大部分是發生在家裏，特別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階段。勞動者進入企業時候，這個成本早由父母完成積累，企業提供勞動者養育兒女的費用等於是生育成本的轉移補償（其中教育的費用與上麵第二部分重疊）。
其四，勞動力喪失的風險保障（如失業保險、養老保險等）的費用。
這些費用包括勞動力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的基本費用。
主流家庭需要養育三個孩子才能保證世代更替，才能防止今後勞動力數量不減少。計劃生育減少孩子數，等於是政府和企業克扣勞動力用來養育子女的這部分工資。對城市來說，等於克扣了2/3的這部分工資。中國高昂的行政成本很大部分是從克扣這部分工資開始的，隨著行政成本和腐敗成本的增加，隨著醫療和教育的產業化，住房商品化、低價買斷工齡，等於工資四個組成部分都被克扣，企業支付給勞動者的報酬甚至維持不了勞動力日常的簡單再生產。企業和政府獲取大量利潤，有這個利潤，就可以補償其他要素的高成本（比如生產同樣價值，中國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9倍，泰國的3倍），導致粗放式的發展。就是說，政府和企業在獲取勞動力大量剩餘價值，有能力完成產業升級、完成技術改造，但卻沒有這麽做的動力和壓力。
從勞動力再生產的方式，可見現在城市和沿海的繁榮很大程度是廉價利用農村的勞動力積累，工資隻支付了勞動力的日常再生產的費用。由於人員流動已經全國化，並且是單向的，國家需要通過稅收等途徑，籌免費義務教育等經費，返回農村和內地的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
有人可能會問：難道一個家庭少生一兩個孩子會有這麽大的影響？想一想，社會是由人組成的，而家庭是社會的細胞。還有什麽比家庭結構的畸變對社會影響更大的了？將一個人置於強烈放射線下，絕大多數細胞發生畸變，整個人難道還會正常（會導致多器官癌變的）？主流家庭在被強製的情況下都出現家庭結構畸變，必然引起整個社會結構的畸變，首先表現在經濟結構的畸變就不足為奇了。現在決定生產的不是供給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家庭消費是社會消費的基本單位，家庭消費畸變必然導致社會消費畸變，從而影響整個社會的經濟態勢。研究中國的經濟，無視家庭結構的因素是不應該的。其他國家在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都有比較高的生育率。中國的計劃生育不僅僅破壞人口結構，使得“未富先老”，更破壞了經濟結構，使得經濟後勁不足。
有人說一個孩子就已經感到困難了，要是有兩三個孩子的話，根本養不起，幸虧隻有一個孩子。我們再仔細算一筆養孩子的帳：中國工資總額隻占GDP的12%，加上農民的收入和合法的其他收入（如福利），根據中國社科院李誌寧教授的估算，占 GDP的1/4，但是養活了99％的民眾；GDP 的1/3 是腐敗成本，被1%的人掌握。此外還有行政成本等其他開支。而其他國家光是工資總額就占GDP 的54%-65%。就是說中國老百姓掌握的財富太少了。假如中國老百姓掌握的財富從目前的25%上升到50%（這個要求不算高） ，意味著每個家庭財富增加一倍。假如現在財富單位為100，夫妻雙方加上獨生子女，平均每人33.3；增加1倍，財富單位為200，一個家庭養育三個孩子，共五口人，每人財富單位40，人均財富擁有量比現在還要多。並且主流家庭都養三個孩子的時候，養孩子本身的成本將會降低，總體生活水平比現在高多了。
而要是1980年不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並徹底停止計劃生育，不過增加1.3億人口（最誇張估計不超過2.2億），隻有1980年代初出生的大約三千多萬（最誇張估不超過五千萬）進入勞動市場的，相對於目前9億多的勞動人口來說比例不高，對現在就業影響不大（並且，雖然全國總體勞動力並不短缺，但現在結構性勞動力短缺缺的就是這個年齡的勞動力），但是養育這1.3億（2.2億）人口減少婦女工作時間（根據聯合國《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罕見地高，占男性的86%，在全世界排名17位），而這1.3億（2.2億）人口的本身消費又增加就業機會，尤其是消費理順後增加大量的就業機會。因此，沒有1980年代的計劃生育，總體來說還能大大緩解現在就業壓力，從物質上來說，現在養活13億和養活14.3億（15.2億）沒有太多差別，比如目前中國“庫存積壓商品總值”就已經高達4萬億元，相當於GDP的41%。
寒門出孝子，白屋出公卿。同樣的道理，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也隻能是逼出來的。計劃生育不但嬌慣了孩子，更慣壞了政府，使得行政成本不斷上升。“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奢華的行政成本要降下來不容易。
令人欣慰的是，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非常關注民生，多次要求降低行政成本，並帶頭壓縮行政成本[12]。
參考文獻
1.中印比較：計劃生育對中國做出貢獻了嗎?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
2.劉惠迪. 過量施用化肥，危害不容忽視. 《光明日報》 2006-02-23 http://www.sagc.org.cn/news/othernews/othernews083.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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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降低稅收成本從何入手. 《中國經濟周刊》 (2004年 第十九期)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1631/12080/1087385.html
6.童大煥. 國民工資僅占政府收入一半不到 高稅負太殘酷：《中國青年報》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3664119.html
7. 徐創風委員：行政高消費應該縮減一半. 《中國青年報》2006年3月6日http://news.sina.com.cn/c/2006-03-06/06099272852.shtml
8.袁啟清. 找回我們的改革—評中國民生投入比例世界最低. 《光明觀察》show.aspx?id=9948
9.唐勇林. 調查顯示85.3%的公眾感覺生活負擔比十年前更重. 《中國青年報》http://news.sohu.com/20060320/n242365068.shtml
10. 基尼係數為0.46 中國收入相當不均http://gov.people.com.cn/GB/46728/58024/58032/4519320.html
11.中國綜合稅負全球第二 發改委財政部醞釀減稅http://www.chinaacc.com/new/2005_9%5C5091410532458.htm
12.我國的行政成本是全球最高 胡錦濤主席帶頭壓縮http://www.cas.ac.cn/html/Dir/2003/06/09/4916.htm
誰揮霍了我們的“人口紅利”？--計劃生育導致家庭消費結構改變是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源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familyyi@yahoo.com
一、少生孩子節省的錢到哪裏去了？--誰揮霍了我們的“人口紅利”？
計劃生育使得中國少生2億多孩子，從理論上中國應該有一個“人口紅利”時期。而筆者通過比較中印兩國的人類發展指數，計劃生育並沒有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貢獻 [1]。中國從1980年到2005年平均生育率在1.82（城市隻有大約1.0左右），而印度為3.71，就是說印度每個婦女生育的孩子數是中國平均的2.04倍，是中國城市人口的3倍多。換句話說，相對於經濟發展並不算很成功的印度來說，中國是以2-3倍的綜合成本（不光是金錢）培養一個勞動力。那麽中國少生數億孩子所創造的“人口紅利”到哪裏去了？
經濟學者認為，在美國這樣的主流家庭養育三個孩子的社會，養3個孩子的花銷隻相當於養一個孩子花費的1.6倍，可3個孩子長大後為社會創造的財富卻是1個孩子的3倍。可見中國獨生子女政策少生孩子的“人口紅利”被這種經濟學規律而浪費不少。
對孩子的投入（包括精力、感情和金錢的投入）就像給莊稼施肥一樣，需要適可而止。施肥過量是有害的。一方麵危害莊稼本身：一個是容易倒伏，倒伏一旦出現，就必然導致糧食減產；另一個是容易發生病蟲害，氮肥施用過多，會使莊稼抗病蟲能力減弱，易遭病蟲侵染，繼而增加消滅病蟲害的農藥用量，直接威脅了食品的安全性。此外過多施用的肥料量超過土壤的保持能力時，就會流入周圍的水中，造成水體富營養化和地下水硝酸鹽含量增加。就是說不合理的過多施肥不但降低莊稼產量，而且引起土壤退化，對環境也有損害。可見高投入不一定高產出[2]。
要是主流家庭有三個孩子的話，更加模擬社會的模式，孩子的性格比較健康，獨立生活能力強。而獨生子女家庭卻由於過度溺愛，在家裏是小皇帝，在外麵卻要麵對激烈的競爭，反差太大，“眾星捧月”效應往往培養出孤傲、狂妄、自私性格，缺乏社會和家庭責任心，不但不利於孩子個人的發展，而且給社會帶來損失。
有什麽樣的生產力水平，就有什麽樣的消費水平和消費心理，人類幾千年曆來如此。一個正常的社會就是主流家庭沒有太多餘錢，不然的話，沒人願意幹活了，社會就不會發展了。隻要老百姓家庭有閑錢，就會被人（政府或者市場）“盯上”。美國、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主流家庭仍然沒有太多閑錢，還得辛辛苦苦養家糊口。家庭的閑錢肯定會被人拿走的，關鍵是被誰拿走，有什麽回報。假如家庭有1000元的閑錢，被一家電器廠“盯上”，該廠為了拿走你這1000元，想方設法提高洗衣機質量、降低成本，將本來1200元的洗衣機的成本降低到950元，拿走你1000元，工廠賺50元（部分用來研製你今後需要的冰箱），皆大歡喜，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要是你這1000元被娛樂場所“盯上”，那麽你就會血本無歸。那麽中國少生數億孩子所“節省”的錢被誰“盯上”、到哪裏去了？
1、行政成本增加。
從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間，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增長87倍（遠遠高於財政總支出的增長和GDP的增長），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由4.71%上升到19.03%，且近年來還在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長[3]。到2004年增加到5521.89億元，而1978年隻有52.9億元，增加100倍。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總人口中財政供養人口的比例為600∶1，而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認為現在中國的官民比實際上是18：1，中國公務員年平均工資15487元，光是工資這一項就不少。還有公款消費（公車、公款吃喝、公費旅遊、高檔辦公樓等）、決策失誤等。我國的行政成本不但遠高於歐美發達國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一方麵中國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國家，另一方麵中國也是行政效率最低的國家。並且過多的行政人員，玉龍混珠，必然招致擾民，管了大量本不該管的事。
2、腐敗。
中國國家財政的錢多了，人員雜了（比如一個縣隻需要一個書記，一個副書記兼任縣長，兩個副縣長；但要是多增加兩個副書記、三個副縣長的話，不但增加人員工資，更主要的是這增加的5個人中隻要有一個是貪官，其造成的損失就是巨大的），又沒有強有力的權力製約，想不腐敗都難。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李誌寧教授的估算，“幹淨”收入，在 GDP 中占1/4 左右，但養活了99％的民眾；而腐敗之款，在GDP 中約占1/3左右，由1%人掌握。中國近年“新增儲蓄額”竟然超過“工資總額”[4]。
3、稅負加重。
行政成本高，意味著納稅人負擔重。從2000年中國開始進入美國財經雜誌《福布斯》的統計開始，中國的稅收負擔指數便一路上揚，2002年位居第三，2004年第四，2005年更是以160的指數“躍升”全球第二，僅在幾乎年年位居榜首、具有著過於慷慨的社會福利製度的法國之後（而我國老百姓卻沒有享受到社會福利）。我國有100萬稅務幹部，而美國隻有10萬人；美國收10元稅，隻有0.5元是成本，而中國收10元稅，有4-5元都是稅收成本[5]。也就是說：稅務部門收到的稅款的一半，都被他們自己花光了！
4、工資收入占GDP的比重卻在不斷下降。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資料顯示(新華社2006年6月17日公布)，2000年國家財政收入是1.3萬億元，2004年上升到2.6萬億元。僅4年時間，財政收入就翻了一番，而工資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則下降到12%。根據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李誌寧的研究，從70年代末以來，“工資總額”在GDP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以2002年為例，居民工資總額大約在1.2萬億元左右，占當年10萬億元GDP的12%，就是說國民的工資總額隻是政府財政收入的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強！就在工資占GDP越來越低的情況下，大部分由普通工薪階層負擔的個人所得稅，卻從1994年以來成為同比增長最快的稅種，平均增幅高達48%，遠高於9%的中國經濟平均增長率 [6]。中國工資隻占GDP的12%，加上農民收入（假設為工資）不到GDP的10%，老百姓工資總額不到GDP的22%。
5、中國在基本民生方麵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
由於行政成本增加和腐敗等因素，國家無力在民生投入。《中國青年報》2006年7月5日載：中共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教授吳忠民近日指出，中國在基本民生方麵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我國現在每年用於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等基本民生方麵的公共投入在GDP當中所占的比例極低，在基本民生的投入占GDP比例比非洲貧困國家還低。而用於行政、豪華性公共建設的公共投入在GDP當中所占比例卻是世界第一。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青年報》2006年3月6日的報道：“僅僅2005年，我國各級行政機關公車消費3000億元，公款吃喝2000億元，公款考察旅遊1000億元，三項合計高達6000億元，占當年國家財政收入的20%，相當於國防開支的3倍、全民教育投入的5倍” [7]。
由於政府無力投入，在醫療、教育等領域，管理部門以“市場化”為借口，將民眾拋向積弊叢生和缺乏約束的壟斷行業。民眾的基本民生需求，反而成為了部分政府機構及相關的壟斷行業的滾滾財源[8]。《中國青年報》2006年3月的一項調查顯示，85.3%的公眾感覺生活負擔比十年前更重。市場化後醫療、教育、住房成了壓在老百姓頭上的新“三座大山”[9]。
6、貧富差別拉大，消費率持續走低。
由於分配不公導致貧富差別擴大。近期，由財政部組織的一項課題研究成果顯示，目前中國的基尼係數為0.46。這一數字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10]。中國社科院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收入差距位居世界第一。
工資收入占GDP比重過低造成需求不足，而貧富差別太大導致有消費能力的沒有消費意願（消費飽和）和投資意願，有消費意願的沒有消費能力和投資能力，社會保障製度不健全以及教育、醫療的產業化後也導致人們不敢消費。消費貢獻率已由“九五”末期的73%下降到45%，而發達國家平均為80%。從1990年到2005年，16年的時間中國投資增速年均增長20.8%，消費年均增速隻有4.1%。消費的萎縮自然出現商品積壓與生產萎縮，企業也就不得不裁員或者倒閉，失業者自然也就要增多。據李誌寧的估算，2002年中國“庫存積壓商品總值”就已經高達4萬億元，相當於GDP的41%，而西方國家通常不會超過1%。消費的萎縮導致目前這種“無就業增長” 、“高增長與高失業並存”的怪事，從長遠看也必將降低經濟的增長。
二、目前經濟問題的根源--計劃生育既慣壞了孩子更慣壞了政府
從上麵分析可見，行政成本增高是中國很多經濟問題的根源，行政成本增高、官員過多、過雜，一方麵直接消耗財政，更重要的是充沛的財政收入是滋生腐敗的土壤，官員腐敗所引起的社會財富大量流失，導致政府在教育、醫療等方麵的投入不足。由於行政成本以及衍生的腐敗成本增加，於是把成本轉嫁到老百姓頭上，這就形成了曠日持久的低工資現象。貧富差別日益擴大，老百姓不敢消費，儲蓄率增高，繼而引起就業不振，經濟後勁不足。而為了刺激消費，又“盯上”老百姓的儲蓄，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 房地產商品化。
中國行政成本成為世界之最，其原因在那裏？說是製度因素吧，古巴、越南等國行政成本不高；說是文化因素吧，日本、韓國、台灣等行政成本不高；說是中國特殊的發展階段吧，當年發達國家在中國目前水平的時候行政成本不高，比中國發展稍前、稍後的泰國、印尼、印度等國的行政成本也不高。
那麽導致中國奇高的行政成本的一個重要原因（假如不是唯一原因的話）就是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由於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家庭消費結構畸形，給中國行政、房地產、教育、醫療產業帶來了豐厚的利潤，增加腐敗的空間。就是說我們少生孩子所“節省”的錢被行政、腐敗、房地產、教育、醫療“盯上”了。
計劃生育使得家庭縮小，隻需要比較少的收入就可以維持家庭基本消費，降低了家庭的生存所需要財富的底線，國家獲取太高比例的財政用來行政成本。政府不可能自覺約束開支，無限政府的錢永遠不夠花，這是經濟學和現代行政學早已共同揭示的樸素真理。遠的不說，從2000年到2004年，政府財政收入4年翻一番，由13萬億元上升到26萬億元，大大高於同期國民收入增幅，可政府還是連年鬧赤字[11]。
為什麽民眾對改革的反思直到現在才大規模出現？原因是198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處在一個發展上升階段，雖然工資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斷下降，而國家行政成本和腐敗成本增加幅度遠高於GDP增長，更是遠遠高於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但老百姓的絕對收入還是有所增加，老百姓本領地縱向比較，有種知足感。並且國家經濟支出不透明，老百姓感受不到行政成本和腐敗成本的增加程度，就像水煮青蛙一樣，沒有感到問題的嚴重性。等到近年教育、醫療產業化、房地產問題出現後，已經威脅著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底線，才發現我們的很多改革並不是十全十美，有些甚至是極不合理的。其實農民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經感到生存底線受到威脅，隻是農民沒有發言權。城市對威脅的滯後感受，一方麵是城鄉差別，城市普通百姓經濟水平比農村高，另一方麵是因為城市平均隻有不到1個孩子，農村平均超過1.5個孩子。要是占有社會發言權的城市主流家庭一直就有三個孩子，家庭生存底線就會明顯提高，行政成本和腐敗成本增加的餘地就不大，醫療、教育、住房等行業也就沒有太多的利潤空間，經濟就會比較健康地發展。
最先感受到生存底線受到威脅的是超生農民，因為中國的主流消費和公共消費（如醫療、教育、行政等）是依照城市主流家庭的收入所設計的，比如農村的教師、醫生、鄉鎮幹部的待遇都是對照城市員工的收入而不是農民收入的。而城市主流家庭隻有一個孩子，這樣農村超生家庭養育兩三個孩子的代價就比正常水平要高，就是說他們除了超生罰款外，還以很高的成本在養育兩三個孩子。但是對於他們的先覺的苦難，城市人口往往加以嘲笑，說他們的貧困是因為超生。
經濟活動的核心是人，是勞動力，那麽我們從勞動力的角度看看行政成本增高的原因。
從理論上講，勞動力價值就是勞動力再生產的全部費用。根據勞動力再生產的方式和層次，這筆費用必須包括以下幾個基本部分：
其一，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費用：勞動力日常更新的費用（這就是日常的衣食住行的生活費用，包括住房的費用）和醫療保健的費用（通過醫療保健，防止勞動力的喪失、促使勞動力快速恢複、延長勞動力的勞動時間）。
其二，勞動力擴大再生產的費用：教育的費用。這個費用包括兩方麵，一方麵是指勞動者本人勞動培訓，另一方麵勞動者子女的教育（勞動者過去的教育費用已經由其父母承擔，給勞動者子女的教育等於補償勞動者父母過去在勞動者身上的教育花費，是教育成本轉移補償）。
其三，勞動力完全更新的費用，也就是勞動者繁衍兒女的生活費用。勞動力的壽命是有限的，這就必須通過生育加以補充，勞動力的穩定是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根據人力資本理論，一個人人力資本積累的大部分是發生在家裏，特別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階段。勞動者進入企業時候，這個成本早由父母完成積累，企業提供勞動者養育兒女的費用等於是生育成本的轉移補償（其中教育的費用與上麵第二部分重疊）。
其四，勞動力喪失的風險保障（如失業保險、養老保險等）的費用。
這些費用包括勞動力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的基本費用。
主流家庭需要養育三個孩子才能保證世代更替，才能防止今後勞動力數量不減少。計劃生育減少孩子數，等於是政府和企業克扣勞動力用來養育子女的這部分工資。對城市來說，等於克扣了2/3的這部分工資。中國高昂的行政成本很大部分是從克扣這部分工資開始的，隨著行政成本和腐敗成本的增加，隨著醫療和教育的產業化，住房商品化、低價買斷工齡，等於工資四個組成部分都被克扣，企業支付給勞動者的報酬甚至維持不了勞動力日常的簡單再生產。企業和政府獲取大量利潤，有這個利潤，就可以補償其他要素的高成本（比如生產同樣價值，中國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9倍，泰國的3倍），導致粗放式的發展。就是說，政府和企業在獲取勞動力大量剩餘價值，有能力完成產業升級、完成技術改造，但卻沒有這麽做的動力和壓力。
從勞動力再生產的方式，可見現在城市和沿海的繁榮很大程度是廉價利用農村的勞動力積累，工資隻支付了勞動力的日常再生產的費用。由於人員流動已經全國化，並且是單向的，國家需要通過稅收等途徑，籌免費義務教育等經費，返回農村和內地的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
有人可能會問：難道一個家庭少生一兩個孩子會有這麽大的影響？想一想，社會是由人組成的，而家庭是社會的細胞。還有什麽比家庭結構的畸變對社會影響更大的了？將一個人置於強烈放射線下，絕大多數細胞發生畸變，整個人難道還會正常（會導致多器官癌變的）？主流家庭在被強製的情況下都出現家庭結構畸變，必然引起整個社會結構的畸變，首先表現在經濟結構的畸變就不足為奇了。現在決定生產的不是供給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家庭消費是社會消費的基本單位，家庭消費畸變必然導致社會消費畸變，從而影響整個社會的經濟態勢。研究中國的經濟，無視家庭結構的因素是不應該的。其他國家在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都有比較高的生育率。中國的計劃生育不僅僅破壞人口結構，使得“未富先老”，更破壞了經濟結構，使得經濟後勁不足。
有人說一個孩子就已經感到困難了，要是有兩三個孩子的話，根本養不起，幸虧隻有一個孩子。我們再仔細算一筆養孩子的帳：中國工資總額隻占GDP的12%，加上農民的收入和合法的其他收入（如福利），根據中國社科院李誌寧教授的估算，占 GDP的1/4，但是養活了99％的民眾；GDP 的1/3 是腐敗成本，被1%的人掌握。此外還有行政成本等其他開支。而其他國家光是工資總額就占GDP 的54%-65%。就是說中國老百姓掌握的財富太少了。假如中國老百姓掌握的財富從目前的25%上升到50%（這個要求不算高） ，意味著每個家庭財富增加一倍。假如現在財富單位為100，夫妻雙方加上獨生子女，平均每人33.3；增加1倍，財富單位為200，一個家庭養育三個孩子，共五口人，每人財富單位40，人均財富擁有量比現在還要多。並且主流家庭都養三個孩子的時候，養孩子本身的成本將會降低，總體生活水平比現在高多了。
而要是1980年不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並徹底停止計劃生育，不過增加1.3億人口（最誇張估計不超過2.2億），隻有1980年代初出生的大約三千多萬（最誇張估不超過五千萬）進入勞動市場的，相對於目前9億多的勞動人口來說比例不高，對現在就業影響不大（並且，雖然全國總體勞動力並不短缺，但現在結構性勞動力短缺缺的就是這個年齡的勞動力），但是養育這1.3億（2.2億）人口減少婦女工作時間（根據聯合國《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罕見地高，占男性的86%，在全世界排名17位），而這1.3億（2.2億）人口的本身消費又增加就業機會，尤其是消費理順後增加大量的就業機會。因此，沒有1980年代的計劃生育，總體來說還能大大緩解現在就業壓力，從物質上來說，現在養活13億和養活14.3億（15.2億）沒有太多差別，比如目前中國“庫存積壓商品總值”就已經高達4萬億元，相當於GDP的41%。
寒門出孝子，白屋出公卿。同樣的道理，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也隻能是逼出來的。計劃生育不但嬌慣了孩子，更慣壞了政府，使得行政成本不斷上升。“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奢華的行政成本要降下來不容易。
令人欣慰的是，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非常關注民生，多次要求降低行政成本，並帶頭壓縮行政成本[1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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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童大煥. 國民工資僅占政府收入一半不到 高稅負太殘酷：《中國青年報》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36641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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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袁啟清. 找回我們的改革—評中國民生投入比例世界最低. 《光明觀察》show.aspx?id=9948
9.唐勇林. 調查顯示85.3%的公眾感覺生活負擔比十年前更重. 《中國青年報》http://news.sohu.com/20060320/n242365068.shtml
10. 基尼係數為0.46 中國收入相當不均http://gov.people.com.cn/GB/46728/58024/58032/4519320.html
11.中國綜合稅負全球第二 發改委財政部醞釀減稅http://www.chinaacc.com/new/2005_9%5C5091410532458.htm
12.我國的行政成本是全球最高 胡錦濤主席帶頭壓縮http://www.cas.ac.cn/html/Dir/2003/06/09/49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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