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水寒討伐計生委（24）
從現在電力短缺看停止計劃生育的急迫性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familyyi@yahoo.com
據香港大公報、中華工商時報報道，中國今年電力短缺，從年初出現征兆，到夏季迅速擴大，而且與往年不同，還罕見地延伸到冬季。以為已經告別了的缺電時代，沒想到再度降臨。“電老虎”重新發威，使人開始回頭檢查反思1998年以來的電力建設鬆懈的思潮。對於今年能源再度緊張的狀況，中國社會科學院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史丹認為，這首先源於前幾年電力建設的人為放緩，最典型的就是「三年不上火電」政策。據了解，在1997年以前，國內電力投資建設的規模，平均每年都在2000萬千瓦以上，然而，到了1998年，由於判斷錯誤，認為電力需求不再增長，當年開工規模陡然下降為1021萬千瓦，1999年和2000年，更是進一步下跌，連續兩年隻有600萬千瓦。經過「三年不上火電」之後，雖然電力投資建設開始恢複，但遺憾的是，其力度始終跟不上形勢的要求。對於已經發芽和逐步擴大的電荒，決策人絲毫沒有警惕。以至於2004年電力缺口大約3000萬千瓦。現在開始的增加電力投資，預計數年後電力緊張問題將得到解決。
中國糧食問題也一樣，我國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糧食生產能力達到了1萬億斤的水平，實現了糧食供求基本平衡的曆史性跨越。各地糧食過剩，農民賣糧賣不出，到處出現糧倉過滿和拒絕收農民糧食的現象。這種糧食的多年豐收給人以一種糧食已經不是問題了的假象。甚至中央領導也被這種假象所蒙蔽，中央“一號文件”也不再是農業問題了，2001年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第六屆世界華商大會舉行的“中國經濟論壇”上發表演講時情不自禁脫開講稿感歎地說“糧食供過於求，每年有幾百億斤存在倉庫裏頭，以至目前的糧食庫存已達到5000億斤。夠了！中國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吃飯問題！”全場發出了熱烈的掌聲。
但是我國糧食產量自1998年以來連續多年呈現下滑態勢，2000年糧食減產已成定局時，很多人還認為糧食減產不必憂慮，是好事。2003年糧食產量已經下降到9000億斤以內，連續3年糧食產量低於消費量。2004年本屆政府重新將中央“一號文件”恢複到農業問題，立竿見影，糧食生產開始恢複性增長。
要是上屆政府能預料到問題的嚴重性，現在也不至於有電力和糧食問題了。我不是說是前屆政府故意不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待這些問題，而是我們的學術機構不能預測問題，我們政府有時候百密之中也有一疏。
中國經濟就象一座壩，經過1979年前的幾十年的不合理積累，水位已經太高。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將這個壩挖了口子，釋放了一些原始的動力，這個時候需要的是魄力，需要“膽子要大一點”的口號。八十年代中國經濟還象用腳走路一樣，“摸著石頭過河”問題不大，大不了摔倒了爬起來。但經過25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已經象開汽車了，馬上要駛向高速公路了，要是還是要求“膽子要大一點”（很多官員腐敗不是因為膽子太大了嗎？），還是“摸著石頭過河”，問題就麻煩了，一不小心就會車毀人亡。這個時候中國需要的是策略，要從可持續發展角度來科學規劃國家長遠發展。但從近年電力、糧食和艾滋病等問題來看，中國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真正形成一個班子研究國家長遠規劃，我們的有些政策也還象近年的流行語“活在當下”一樣，沒有考慮國家的可持續發展。
電力問題、糧食問題都是短期就可以看出的問題，我們電力部門和學術機構都不能作出正確的預計。那麽人口問題是慢性問題，十年育樹，百年育人。政治、經濟、國防、文化、民族心理的安全都依賴於人口安全，以人為本是千古不變的真理。而我們的計劃生育政策開始於33年前，作為基本國策的現行計劃生育政策也已經22年了。我們都知道，33年前中國還在文革的高潮時期，22年前中國還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政策探索階段（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是依據導彈控製論來的）。難道33年前的政策、22年前的政策比五年前的政策更有預見力？難道不需要重新審視我們的計劃生育政策？電力、糧食問題單純，幾年內就可以解決。鼓勵生育可不這麽簡單，涉及到多種因素，諸如經濟結構、人口結構、社會心理、生育願望，目前發達國家還沒有成功摸索出提高生育率的方法。正因為人口問題的滯後性，人口問題更加要提前糾正，否且萬劫不複。
我近年一直關注中國人口問題，發現中國人口問題非常嚴峻，威脅中國可持續發展。我完成了十幾萬字的人口方麵的文章，新華社《國際先驅導報》以及人民日報《中國經濟周刊》分別發表了我的部分觀點。我的人口論的主要內容(九萬字)2004年11月16日刊登在《光明觀察》周刊：以人為本，用科學的發展觀看待人口問題。
老年化是今後可持續發展的最大阻力。法國完成人口結構從成年型進入老年型這一過程花費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美國用了60年，英國用了45年，時間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中國僅需18年左右。計生委主任張維慶認為是中國幾十年來計劃生育一個偉大成就，我認為是中國近百年的最大失誤。
要維持人口穩定(相對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婦女平均得生育2.1個孩子(就是人口學上的世代更替水平)。1970年代初，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很高(1971年數據顯示是5.8)，人口壓力當然大，食物短缺是個大問題，而當時又處於文革高潮，在經濟仍然沒有出現曙光的前提下，適當降低生育率是無奈但正確的做法。中國1970年代初開始實行的比較寬鬆的計劃生育政策，即一個家庭生育兩、三個小孩。該政策效果顯著，使中國婦女生育率從1971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5。
1980年代以來采取非常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1982年將計劃生育列為基本國策。這個政策（城市獨生子女；農村頭胎是女孩可以生二胎，一個半政策）在整個1980年代在農村受到了巨大的阻力。原因可能有兩方麵：
1）、1970年代允許生育兩、三胎的政策比較符合人性，而1980年代以後的嚴厲生育政策違背了人性；
2）、1980年代的農村經濟體製改革，恢複了傳統的農村生產單幹模式，集體經濟（包括農村醫療機構）幾乎完全沒有，對生產力的需求，對養老的擔心使得農民不得不超生。
幸虧因為1980年代的這些阻力，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仍然能夠維持在2.1的世代更替水平附近，沒有破壞人口結構。但從城市角度看，人口結構是已經被破壞了。
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的經濟結構、尤其是農村的人口結構發生了急劇的變化，1980年代中後期中國農村開始出現民工潮，中國目前農民工(基本都是生育年齡)有大約兩億(女工為多)，今後幾年將上升到三億，這些人生育願望是非常低的。9億農民中除去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口，生育人口不過三、四億，這三億農民工基本都是生育年齡的農民，就是說生育年齡的農民大多進城了。他們的生活條件較差，而又麵臨與城市人口一樣的消費水平，他們的生育願望事實上很低。199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家庭經濟和生育研究”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城市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65左右，農村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89左右。1997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組織的全國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樣調查的結果顯示：城市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56左右，農村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80左右。近幾年生育願望下降更加迅速，最近上海資料顯示上海生育願望隻有1.1了（意味著今後丁克家庭比例很高），雖沒有全國性的資料，農村估計也難以達到1.8了。
從經濟結構和人口結構看，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農村1.8的生育願望是可信的。日本1970年代中期還有2.0，現在隻有1.29了；西班牙生育率從1975年的2.8下降到2003年的1.2。台灣、韓國、新加坡經濟水平不過比中國早二十年，生育率隻有1.3了。印度從1989年才開始經濟改革，生育率也從70年代初的6.0左右下降到現在的2.8，不久將下降到世代更替水平的2.1。
我在《以人為本，用科學的發展觀看待人口問題》已經指出計生委80年代以來就沒有掌握過真正的生育率資料，根本不采納客觀的生育率資料，計生委現在宣稱的1.78的生育率資料是從教育部、衛生部借來的(專門抓老鼠的貓竟然要狗來教怎麽抓老鼠)。事實上將七十年代以來的國家統計局和計生委曆次調查的客觀生育率資料直線回歸，回歸係數還是很高的(R2值超過0.9！)，說明客觀資料是可靠的，1990年左右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就已經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現在隻有1.3左右了（比過去6.0的生育率危害還大）。也與兩次生育願望調查是相符的。
以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人口結構和生育願望，停止計劃生育還不足以防止人口減少，現在獨生子女夫妻未現二胎潮，部分人寧願多養些寵物而不願意養小孩。搖籃網最新的調查結果如下(供參考，http://www.yaolan.com)：
一個就夠了 26.45% (3471人)
我想要兩個 67.60% (8871人)
我想要更多 4.37% (573人)
我一個也不要 0.94% (123人)
我還沒有想好 0.64% (84人)
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張維慶自己也說：“希望有兩個孩子的約占60％，希望生育3個及3個以上孩子的還有近10％”（http://www.39.net/HotSpecial/people/rkxz/24938.html）。那麽停止計劃生育，就算不計算不育人口的話，生育率也隻能達到1.8；既使不育人口（不孕、單身、丁克）隻有15%的話（其實光不孕人口就占10-15%），生育率也隻能達到1.53。當然，停止現行計劃生育政策後會改變一些生育願望，但不會增加太多，不采取鼓勵措施的話，總和生育率難以達到1.8，更不用說2.1了。
考慮到單身人口的存在和顯著上升的不孕人口比例，每位有生育能力的已婚婦女應該生育3個左右孩子才能使總和生育率達到2.1的世代更替水平，農村主流家庭需要生育三個，還有相當部分家庭需要四個才能防止人口減少。但現在農村願意生育三、四個很少了。
由於經濟結構、人口結構，尤其是生育願望不同，不同時期需要不同的人口政策來保持總和生育率在2.1的世代更替水平附近。20年前在生育願望還在6左右的時候，需要采取比較嚴格的生育政策，如隻允許兩個左右（超生來抵消不育人口）；那麽在現在農村生育願望都難以達到1.8的情況下，要提高生育率到世代更替水平，就應該完全停止以控製人口增長為標誌的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改為鼓勵生育的計劃生育政策。
發達國家都絞盡腦汁鼓勵生育，新加坡準備拿出8億元鼓勵生育，俄羅斯是五年生三娃政府獎住房，德國政治家呼籲男人多過性生活提高生育率。日本衛生部計劃年耗資2500億日元(約21億美元)，以促進日本的人口生育，給那些進行生育的夫婦每年10萬日元的生育補貼，並把向兒童發放津貼的年齡限製從原來的6歲提高到9歲。美國能保持目前接近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其鼓勵生育的社會福利製度以及基督教(美國信仰宗教的比例遠比歐洲要高)鼓勵生育、反墮胎的傳統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我在“以人為本，用科學的發展觀看待人口問題”一文已經指出，中國人不是太能生育，而是太不能生育了。現代經濟和福利製度都是與西方文化相關的，我們的文化與這些製度是沒有連續性的，中國傳統的生育文化在這些製度下不堪一擊。新加坡、日本、韓國等中華文化圈的平均生育率比歐洲平均低，現在海外華人的生育率幾乎是所在國最低的。
新加坡、日本、韓國的生育率均在1.3附近，實際生育率往往低於生育願望（因為有不孕人口的存在，有些客觀條件錯過了生育季節），這些國家的生育願望應該在1.5左右，相當於中國普通城市的水平，但比上海等大城市要高（上海隻有1.1了）。因此從整體來說，中國平均生育願望比這些國家要高。從我呼籲海外華人多生孩子所遇到的阻力看，中國政府要鼓勵生孩子難度遠比歐洲國家要大，但應該比新加坡、日本、韓國等國難度要小。
新加坡、日本有能力拿出高額財政來鼓勵生育。中國現行分配製度決定了中國不可能給多子女家庭提供補助，在這種情況下，要提高生育率到更替水平，就必須改革現行分配製度。基尼係數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係數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社會學界公認的一個中等收入差距的國家，其基尼係數應該在0.3到0.4之間。80年代初期我們的基尼係數還不到0.3。但現在社會學家認為我們現在的實際基尼係數應在0.45到0.5之間(在別的國家早就引起暴亂了)。中國社科院最近完成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收入差距位居世界第一。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已連續7年低速增長，不及城鎮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由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1.8比1左右，上升到現在的4倍甚至6倍！美國總統年工資不過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七倍，中國很多醫生、教授年收入都比人均GDP高十幾倍了，更不用說企業老總們了。非常不可思議的是，在政府財政壓力這麽大的情況下，竟然還沒有建立實名存款製和公務員財產申報製度，個人所得稅製度對真正的高收入者也幾乎不起作用。
生育均勻化能最大程度利用民間資源（而不是國家財政）來培養小孩，而現實是大多數人隻願意生育兩個孩子，這就需要另外一些人生育四個孩子。通過完善分配製度，鼓勵生育均勻化，鼓勵所有人生育三個孩子，比如生三胎（甚至四胎）醫療保險等給予優惠(在美國，有多個孩子的大家庭繳納的的醫療保險與沒有孩子家庭的一樣多)，多個孩子都上大學免交很多學費(美國就這樣)；而單身、丁克家庭、獨生子女家庭就必須繳納很高的稅(發達國家都這樣)，誰讓你不為培養下一代勞動力付出？財政性教育經費增加到聯合國所要求的占GDP的6% （現在隻占2-3%，引起了聯合國官員的憤怒），國家承擔12年(高中)義務教育，優化高度教育結構，降低教育和醫療成本。要是國家實在擔心農村少數超生的話，可以通過取消第五胎的優惠政策，讓家庭覺得生育第五個的花費比生育前三、四個的花費要多出很多，生五個“不合算”、壓力大。
由於中國的出生性別比太大，女孩比例太低，今後等這些孩子成人後，即使達到2.1的婦女總和生育率，也不足以阻止人口下降。因此今後鼓勵生育的任務非常艱巨。
既然應該停止控製人口增長的現行計劃生育政策，而采納鼓勵生育的新政策。那麽現行各級計生委部門就應該撤銷。會砍樹的不一定會種樹，很可能習慣性地在樹還沒長好就又砍樹了。
計生委法規司長於學軍博士應該是計生委內部比較開明的官員，但也隻敢提“允許生二胎”的保守觀點（我不太同意他的觀點，但我很理解他的難處）。《中國經營報》刊登一則題為《生二胎呼聲漸高，專家建議推出過渡生育政策》的報道：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政策法規司司長於學軍提出“一個家庭生兩個孩子的政策更合適”的觀點。這個專家建議發表後，遭到人口學家的圍攻，引發不少評論。一篇題為《不成熟的“專家建議”慎拋社會》的文章認為：在與群眾密切相關的國策問題上的建議，要慎重，否則既誤導輿論，又動搖了基本國策的公信力，更會引發整個社會對國家計生政策的混亂認識。我很同意《中國青年報》童鐵丁的《國策也是可以拿來討論的》一文的觀點：既然國策問題關乎國家根本，關係到國家和民生的現實和長遠利益，與民眾利益密切相關。政策的科學性、嚴謹性與公信力，均依賴於民眾的廣泛參與。
有人認為我主張的全麵停止現行計劃生育政策而改用鼓勵生育的政策，是太極端了，沒有考慮政策的連續性，政府難以下台階。應該象學軍博士提出的那樣，先隻允許二胎，從多生罰到少生獎過渡，這樣較具有操作性。但計劃生育影響的是國本，1990年就應該檢討並調整計劃生育政策，要是那時候慢慢放開，到現在鼓勵生育，政策是有連續性的。既然計生委撒謊十幾年了，要是還考慮為了政策連續性的話，後果不堪設想，已經到了非下猛藥的地步，就隻好從多生罰到生三個獎的急劇過渡。殘酷的現實已把計劃生育政策改革逼到了最後讀秒階段，再猶豫哪怕是2、3年都可能把中華民族推向萬劫不複的深淵。
要是從多生罰到多生不罰，幾年後再過渡到少生罰，政策還算連續。但要是中間又來個滑稽的“少生獎”，政策就不連續了。今後政府肯定不可能也無力保證“少生獎”的，今後的輿論也不可能支持這種“少生獎”的（麵對老年化的未來，沒有為培養下一代付出的反而能受獎，不滑稽嗎？）。我就懷疑“少生獎”的建議就是利益部門想出來的為了防止國家取消計生委的。
我流淚看了最近出版的楊曉升的《隻有一個孩子——中國獨生子女意外傷害悲情報告》（http://book.sina.com.cn/nzt/1091002363_onlyone/）。據楊曉升引用的專家推算和統計，我國15歲以下兒童每年因意外傷害引起的死亡有40萬—50萬人，平均每天我國有40至50名學生因意外事故而早早地離開了人世。這些家庭慘不忍睹！張維慶說的輕鬆：怎麽解決他們的晚年生活問題，這是我們政府必須考慮的問題，我們必須關心，不關心那是我們政府的失職。“我們”指的是誰？張主任還期望活一百多歲？誰去解決今後四億老年人的生活？今後政府怎麽運轉？ 我在《誰敢斷言中國人口上限？》已經指出，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最大失誤是對糧食和其他資源的認識停留在70年代的水平，沒有任何科學依據地人為製定人口上限，畫地為牢，自我禁閉。既然中國不可能達到一個人口上限，為什麽不為了緩解今後老年化而改變人口政策呢？
停止計劃生育必然會有一個生育高峰，從目前的生育願望來看，這個高峰不會太大，不要被這個高峰嚇倒，既然現在養這個高峰沒問題，就更沒有必要擔心今後了，這個高峰對今後政府來說是雪中送炭,並且是民族持續發展的寶貴潛力，從今後政府看，這個高峰越大越好。因此我們要趕搶這個高峰而不是避開這個高峰。比如說現在35歲到40歲這一群體，目前也基本隻有再生育一個的生育願望(平均達不到1.0)，等再生育的小孩30歲左右成家立業有經濟能力時候，父母剛好退休，需要贍養，大大緩解他們哥哥或者姐姐的贍養壓力。
再說要是考慮給政府的台階下的話，就不會有鄧小平和胡耀邦在文革後的撥亂反正，就不會有改革開放，當時政策改變的算大、算快吧？但很快得到民眾的擁護。
要是考慮政策的連續性，“大躍進”就不會在三年後馬上停止，餓死的人更多。
再如去年SARS流行，幾天前北京市長和衛生部長還信誓旦旦說問題不嚴重，後麵紙包不住火了，顧不上政策連續性了，顧不上政府的臉麵，胡主席、溫總理斷然撤掉北京市長和衛生部長，親臨抗疫第一線，從政策連續性來看是不對的，但卻得到國內外同聲稱讚，改變了很多國際人士對中國政治的看法。
計生委主任張維慶2004年8月在中央電視台《新聞會客廳》接受采訪說：我們的生育政策要穩定，就是現在不變。張維慶的講話與2003年衛生部長張文康在SARS流行時的講話又有什麽兩樣？難道撒小謊的被撤職，撒大謊反而仍然像前任那樣升遷？我改了計生委主任張維慶的詩的三個字，原文：山高路險心自寧，歲歲相似人不同，從容運籌國策史，正生人後留清名。改為：“山高路險心自寧，歲歲相似人不同，草率運籌國策史，正生人後留罵名”。
另外，正因為各人的執政方式不同，視野不同，執政理念不同，我們才需要防止領導終身製，才需要新領導的新思維。要是隻考慮政策連續性的話，領導終身製更好。
老年化問題和艾滋病問題沒有SARS那麽急，但危害卻大多了，足以威脅中國持續發展。前兩屆政府的曆史功績必將因為這兩個問題而大打折扣。現任政府盡快解決這兩個問題，對前兩屆政府也是負責的，將損失減少到最低，前兩屆政府的曆史功績就越大。現在的停電也是因為自1998年開始的中央決策失誤，三年停止建電站。要是考慮政策連續性，現在也隻能慢慢建電站了。前任領導肯定都是維護國家利益的，是非常希望現政府能盡快解決他們偶然疏忽所引起的問題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本屆政府任重而道遠！
要是考慮政策的連續性，考慮到撤銷計生委會影響一個部門的很多職工利益，那麽就等於整個民族的可持續發展被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所挾持了！
從現在電力短缺看停止計劃生育的急迫性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familyyi@yahoo.com
據香港大公報、中華工商時報報道，中國今年電力短缺，從年初出現征兆，到夏季迅速擴大，而且與往年不同，還罕見地延伸到冬季。以為已經告別了的缺電時代，沒想到再度降臨。“電老虎”重新發威，使人開始回頭檢查反思1998年以來的電力建設鬆懈的思潮。對於今年能源再度緊張的狀況，中國社會科學院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史丹認為，這首先源於前幾年電力建設的人為放緩，最典型的就是「三年不上火電」政策。據了解，在1997年以前，國內電力投資建設的規模，平均每年都在2000萬千瓦以上，然而，到了1998年，由於判斷錯誤，認為電力需求不再增長，當年開工規模陡然下降為1021萬千瓦，1999年和2000年，更是進一步下跌，連續兩年隻有600萬千瓦。經過「三年不上火電」之後，雖然電力投資建設開始恢複，但遺憾的是，其力度始終跟不上形勢的要求。對於已經發芽和逐步擴大的電荒，決策人絲毫沒有警惕。以至於2004年電力缺口大約3000萬千瓦。現在開始的增加電力投資，預計數年後電力緊張問題將得到解決。
中國糧食問題也一樣，我國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糧食生產能力達到了1萬億斤的水平，實現了糧食供求基本平衡的曆史性跨越。各地糧食過剩，農民賣糧賣不出，到處出現糧倉過滿和拒絕收農民糧食的現象。這種糧食的多年豐收給人以一種糧食已經不是問題了的假象。甚至中央領導也被這種假象所蒙蔽，中央“一號文件”也不再是農業問題了，2001年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第六屆世界華商大會舉行的“中國經濟論壇”上發表演講時情不自禁脫開講稿感歎地說“糧食供過於求，每年有幾百億斤存在倉庫裏頭，以至目前的糧食庫存已達到5000億斤。夠了！中國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吃飯問題！”全場發出了熱烈的掌聲。
但是我國糧食產量自1998年以來連續多年呈現下滑態勢，2000年糧食減產已成定局時，很多人還認為糧食減產不必憂慮，是好事。2003年糧食產量已經下降到9000億斤以內，連續3年糧食產量低於消費量。2004年本屆政府重新將中央“一號文件”恢複到農業問題，立竿見影，糧食生產開始恢複性增長。
要是上屆政府能預料到問題的嚴重性，現在也不至於有電力和糧食問題了。我不是說是前屆政府故意不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待這些問題，而是我們的學術機構不能預測問題，我們政府有時候百密之中也有一疏。
中國經濟就象一座壩，經過1979年前的幾十年的不合理積累，水位已經太高。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將這個壩挖了口子，釋放了一些原始的動力，這個時候需要的是魄力，需要“膽子要大一點”的口號。八十年代中國經濟還象用腳走路一樣，“摸著石頭過河”問題不大，大不了摔倒了爬起來。但經過25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已經象開汽車了，馬上要駛向高速公路了，要是還是要求“膽子要大一點”（很多官員腐敗不是因為膽子太大了嗎？），還是“摸著石頭過河”，問題就麻煩了，一不小心就會車毀人亡。這個時候中國需要的是策略，要從可持續發展角度來科學規劃國家長遠發展。但從近年電力、糧食和艾滋病等問題來看，中國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真正形成一個班子研究國家長遠規劃，我們的有些政策也還象近年的流行語“活在當下”一樣，沒有考慮國家的可持續發展。
電力問題、糧食問題都是短期就可以看出的問題，我們電力部門和學術機構都不能作出正確的預計。那麽人口問題是慢性問題，十年育樹，百年育人。政治、經濟、國防、文化、民族心理的安全都依賴於人口安全，以人為本是千古不變的真理。而我們的計劃生育政策開始於33年前，作為基本國策的現行計劃生育政策也已經22年了。我們都知道，33年前中國還在文革的高潮時期，22年前中國還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政策探索階段（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是依據導彈控製論來的）。難道33年前的政策、22年前的政策比五年前的政策更有預見力？難道不需要重新審視我們的計劃生育政策？電力、糧食問題單純，幾年內就可以解決。鼓勵生育可不這麽簡單，涉及到多種因素，諸如經濟結構、人口結構、社會心理、生育願望，目前發達國家還沒有成功摸索出提高生育率的方法。正因為人口問題的滯後性，人口問題更加要提前糾正，否且萬劫不複。
我近年一直關注中國人口問題，發現中國人口問題非常嚴峻，威脅中國可持續發展。我完成了十幾萬字的人口方麵的文章，新華社《國際先驅導報》以及人民日報《中國經濟周刊》分別發表了我的部分觀點。我的人口論的主要內容(九萬字)2004年11月16日刊登在《光明觀察》周刊：以人為本，用科學的發展觀看待人口問題。
老年化是今後可持續發展的最大阻力。法國完成人口結構從成年型進入老年型這一過程花費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美國用了60年，英國用了45年，時間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中國僅需18年左右。計生委主任張維慶認為是中國幾十年來計劃生育一個偉大成就，我認為是中國近百年的最大失誤。
要維持人口穩定(相對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婦女平均得生育2.1個孩子(就是人口學上的世代更替水平)。1970年代初，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很高(1971年數據顯示是5.8)，人口壓力當然大，食物短缺是個大問題，而當時又處於文革高潮，在經濟仍然沒有出現曙光的前提下，適當降低生育率是無奈但正確的做法。中國1970年代初開始實行的比較寬鬆的計劃生育政策，即一個家庭生育兩、三個小孩。該政策效果顯著，使中國婦女生育率從1971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5。
1980年代以來采取非常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1982年將計劃生育列為基本國策。這個政策（城市獨生子女；農村頭胎是女孩可以生二胎，一個半政策）在整個1980年代在農村受到了巨大的阻力。原因可能有兩方麵：
1）、1970年代允許生育兩、三胎的政策比較符合人性，而1980年代以後的嚴厲生育政策違背了人性；
2）、1980年代的農村經濟體製改革，恢複了傳統的農村生產單幹模式，集體經濟（包括農村醫療機構）幾乎完全沒有，對生產力的需求，對養老的擔心使得農民不得不超生。
幸虧因為1980年代的這些阻力，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仍然能夠維持在2.1的世代更替水平附近，沒有破壞人口結構。但從城市角度看，人口結構是已經被破壞了。
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的經濟結構、尤其是農村的人口結構發生了急劇的變化，1980年代中後期中國農村開始出現民工潮，中國目前農民工(基本都是生育年齡)有大約兩億(女工為多)，今後幾年將上升到三億，這些人生育願望是非常低的。9億農民中除去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口，生育人口不過三、四億，這三億農民工基本都是生育年齡的農民，就是說生育年齡的農民大多進城了。他們的生活條件較差，而又麵臨與城市人口一樣的消費水平，他們的生育願望事實上很低。199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家庭經濟和生育研究”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城市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65左右，農村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89左右。1997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組織的全國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樣調查的結果顯示：城市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56左右，農村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80左右。近幾年生育願望下降更加迅速，最近上海資料顯示上海生育願望隻有1.1了（意味著今後丁克家庭比例很高），雖沒有全國性的資料，農村估計也難以達到1.8了。
從經濟結構和人口結構看，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農村1.8的生育願望是可信的。日本1970年代中期還有2.0，現在隻有1.29了；西班牙生育率從1975年的2.8下降到2003年的1.2。台灣、韓國、新加坡經濟水平不過比中國早二十年，生育率隻有1.3了。印度從1989年才開始經濟改革，生育率也從70年代初的6.0左右下降到現在的2.8，不久將下降到世代更替水平的2.1。
我在《以人為本，用科學的發展觀看待人口問題》已經指出計生委80年代以來就沒有掌握過真正的生育率資料，根本不采納客觀的生育率資料，計生委現在宣稱的1.78的生育率資料是從教育部、衛生部借來的(專門抓老鼠的貓竟然要狗來教怎麽抓老鼠)。事實上將七十年代以來的國家統計局和計生委曆次調查的客觀生育率資料直線回歸，回歸係數還是很高的(R2值超過0.9！)，說明客觀資料是可靠的，1990年左右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就已經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現在隻有1.3左右了（比過去6.0的生育率危害還大）。也與兩次生育願望調查是相符的。
以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人口結構和生育願望，停止計劃生育還不足以防止人口減少，現在獨生子女夫妻未現二胎潮，部分人寧願多養些寵物而不願意養小孩。搖籃網最新的調查結果如下(供參考，http://www.yaolan.com)：
一個就夠了 26.45% (3471人)
我想要兩個 67.60% (8871人)
我想要更多 4.37% (573人)
我一個也不要 0.94% (123人)
我還沒有想好 0.64% (84人)
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張維慶自己也說：“希望有兩個孩子的約占60％，希望生育3個及3個以上孩子的還有近10％”（http://www.39.net/HotSpecial/people/rkxz/24938.html）。那麽停止計劃生育，就算不計算不育人口的話，生育率也隻能達到1.8；既使不育人口（不孕、單身、丁克）隻有15%的話（其實光不孕人口就占10-15%），生育率也隻能達到1.53。當然，停止現行計劃生育政策後會改變一些生育願望，但不會增加太多，不采取鼓勵措施的話，總和生育率難以達到1.8，更不用說2.1了。
考慮到單身人口的存在和顯著上升的不孕人口比例，每位有生育能力的已婚婦女應該生育3個左右孩子才能使總和生育率達到2.1的世代更替水平，農村主流家庭需要生育三個，還有相當部分家庭需要四個才能防止人口減少。但現在農村願意生育三、四個很少了。
由於經濟結構、人口結構，尤其是生育願望不同，不同時期需要不同的人口政策來保持總和生育率在2.1的世代更替水平附近。20年前在生育願望還在6左右的時候，需要采取比較嚴格的生育政策，如隻允許兩個左右（超生來抵消不育人口）；那麽在現在農村生育願望都難以達到1.8的情況下，要提高生育率到世代更替水平，就應該完全停止以控製人口增長為標誌的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改為鼓勵生育的計劃生育政策。
發達國家都絞盡腦汁鼓勵生育，新加坡準備拿出8億元鼓勵生育，俄羅斯是五年生三娃政府獎住房，德國政治家呼籲男人多過性生活提高生育率。日本衛生部計劃年耗資2500億日元(約21億美元)，以促進日本的人口生育，給那些進行生育的夫婦每年10萬日元的生育補貼，並把向兒童發放津貼的年齡限製從原來的6歲提高到9歲。美國能保持目前接近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其鼓勵生育的社會福利製度以及基督教(美國信仰宗教的比例遠比歐洲要高)鼓勵生育、反墮胎的傳統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我在“以人為本，用科學的發展觀看待人口問題”一文已經指出，中國人不是太能生育，而是太不能生育了。現代經濟和福利製度都是與西方文化相關的，我們的文化與這些製度是沒有連續性的，中國傳統的生育文化在這些製度下不堪一擊。新加坡、日本、韓國等中華文化圈的平均生育率比歐洲平均低，現在海外華人的生育率幾乎是所在國最低的。
新加坡、日本、韓國的生育率均在1.3附近，實際生育率往往低於生育願望（因為有不孕人口的存在，有些客觀條件錯過了生育季節），這些國家的生育願望應該在1.5左右，相當於中國普通城市的水平，但比上海等大城市要高（上海隻有1.1了）。因此從整體來說，中國平均生育願望比這些國家要高。從我呼籲海外華人多生孩子所遇到的阻力看，中國政府要鼓勵生孩子難度遠比歐洲國家要大，但應該比新加坡、日本、韓國等國難度要小。
新加坡、日本有能力拿出高額財政來鼓勵生育。中國現行分配製度決定了中國不可能給多子女家庭提供補助，在這種情況下，要提高生育率到更替水平，就必須改革現行分配製度。基尼係數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係數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社會學界公認的一個中等收入差距的國家，其基尼係數應該在0.3到0.4之間。80年代初期我們的基尼係數還不到0.3。但現在社會學家認為我們現在的實際基尼係數應在0.45到0.5之間(在別的國家早就引起暴亂了)。中國社科院最近完成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收入差距位居世界第一。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已連續7年低速增長，不及城鎮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由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1.8比1左右，上升到現在的4倍甚至6倍！美國總統年工資不過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七倍，中國很多醫生、教授年收入都比人均GDP高十幾倍了，更不用說企業老總們了。非常不可思議的是，在政府財政壓力這麽大的情況下，竟然還沒有建立實名存款製和公務員財產申報製度，個人所得稅製度對真正的高收入者也幾乎不起作用。
生育均勻化能最大程度利用民間資源（而不是國家財政）來培養小孩，而現實是大多數人隻願意生育兩個孩子，這就需要另外一些人生育四個孩子。通過完善分配製度，鼓勵生育均勻化，鼓勵所有人生育三個孩子，比如生三胎（甚至四胎）醫療保險等給予優惠(在美國，有多個孩子的大家庭繳納的的醫療保險與沒有孩子家庭的一樣多)，多個孩子都上大學免交很多學費(美國就這樣)；而單身、丁克家庭、獨生子女家庭就必須繳納很高的稅(發達國家都這樣)，誰讓你不為培養下一代勞動力付出？財政性教育經費增加到聯合國所要求的占GDP的6% （現在隻占2-3%，引起了聯合國官員的憤怒），國家承擔12年(高中)義務教育，優化高度教育結構，降低教育和醫療成本。要是國家實在擔心農村少數超生的話，可以通過取消第五胎的優惠政策，讓家庭覺得生育第五個的花費比生育前三、四個的花費要多出很多，生五個“不合算”、壓力大。
由於中國的出生性別比太大，女孩比例太低，今後等這些孩子成人後，即使達到2.1的婦女總和生育率，也不足以阻止人口下降。因此今後鼓勵生育的任務非常艱巨。
既然應該停止控製人口增長的現行計劃生育政策，而采納鼓勵生育的新政策。那麽現行各級計生委部門就應該撤銷。會砍樹的不一定會種樹，很可能習慣性地在樹還沒長好就又砍樹了。
計生委法規司長於學軍博士應該是計生委內部比較開明的官員，但也隻敢提“允許生二胎”的保守觀點（我不太同意他的觀點，但我很理解他的難處）。《中國經營報》刊登一則題為《生二胎呼聲漸高，專家建議推出過渡生育政策》的報道：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政策法規司司長於學軍提出“一個家庭生兩個孩子的政策更合適”的觀點。這個專家建議發表後，遭到人口學家的圍攻，引發不少評論。一篇題為《不成熟的“專家建議”慎拋社會》的文章認為：在與群眾密切相關的國策問題上的建議，要慎重，否則既誤導輿論，又動搖了基本國策的公信力，更會引發整個社會對國家計生政策的混亂認識。我很同意《中國青年報》童鐵丁的《國策也是可以拿來討論的》一文的觀點：既然國策問題關乎國家根本，關係到國家和民生的現實和長遠利益，與民眾利益密切相關。政策的科學性、嚴謹性與公信力，均依賴於民眾的廣泛參與。
有人認為我主張的全麵停止現行計劃生育政策而改用鼓勵生育的政策，是太極端了，沒有考慮政策的連續性，政府難以下台階。應該象學軍博士提出的那樣，先隻允許二胎，從多生罰到少生獎過渡，這樣較具有操作性。但計劃生育影響的是國本，1990年就應該檢討並調整計劃生育政策，要是那時候慢慢放開，到現在鼓勵生育，政策是有連續性的。既然計生委撒謊十幾年了，要是還考慮為了政策連續性的話，後果不堪設想，已經到了非下猛藥的地步，就隻好從多生罰到生三個獎的急劇過渡。殘酷的現實已把計劃生育政策改革逼到了最後讀秒階段，再猶豫哪怕是2、3年都可能把中華民族推向萬劫不複的深淵。
要是從多生罰到多生不罰，幾年後再過渡到少生罰，政策還算連續。但要是中間又來個滑稽的“少生獎”，政策就不連續了。今後政府肯定不可能也無力保證“少生獎”的，今後的輿論也不可能支持這種“少生獎”的（麵對老年化的未來，沒有為培養下一代付出的反而能受獎，不滑稽嗎？）。我就懷疑“少生獎”的建議就是利益部門想出來的為了防止國家取消計生委的。
我流淚看了最近出版的楊曉升的《隻有一個孩子——中國獨生子女意外傷害悲情報告》（http://book.sina.com.cn/nzt/1091002363_onlyone/）。據楊曉升引用的專家推算和統計，我國15歲以下兒童每年因意外傷害引起的死亡有40萬—50萬人，平均每天我國有40至50名學生因意外事故而早早地離開了人世。這些家庭慘不忍睹！張維慶說的輕鬆：怎麽解決他們的晚年生活問題，這是我們政府必須考慮的問題，我們必須關心，不關心那是我們政府的失職。“我們”指的是誰？張主任還期望活一百多歲？誰去解決今後四億老年人的生活？今後政府怎麽運轉？ 我在《誰敢斷言中國人口上限？》已經指出，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最大失誤是對糧食和其他資源的認識停留在70年代的水平，沒有任何科學依據地人為製定人口上限，畫地為牢，自我禁閉。既然中國不可能達到一個人口上限，為什麽不為了緩解今後老年化而改變人口政策呢？
停止計劃生育必然會有一個生育高峰，從目前的生育願望來看，這個高峰不會太大，不要被這個高峰嚇倒，既然現在養這個高峰沒問題，就更沒有必要擔心今後了，這個高峰對今後政府來說是雪中送炭,並且是民族持續發展的寶貴潛力，從今後政府看，這個高峰越大越好。因此我們要趕搶這個高峰而不是避開這個高峰。比如說現在35歲到40歲這一群體，目前也基本隻有再生育一個的生育願望(平均達不到1.0)，等再生育的小孩30歲左右成家立業有經濟能力時候，父母剛好退休，需要贍養，大大緩解他們哥哥或者姐姐的贍養壓力。
再說要是考慮給政府的台階下的話，就不會有鄧小平和胡耀邦在文革後的撥亂反正，就不會有改革開放，當時政策改變的算大、算快吧？但很快得到民眾的擁護。
要是考慮政策的連續性，“大躍進”就不會在三年後馬上停止，餓死的人更多。
再如去年SARS流行，幾天前北京市長和衛生部長還信誓旦旦說問題不嚴重，後麵紙包不住火了，顧不上政策連續性了，顧不上政府的臉麵，胡主席、溫總理斷然撤掉北京市長和衛生部長，親臨抗疫第一線，從政策連續性來看是不對的，但卻得到國內外同聲稱讚，改變了很多國際人士對中國政治的看法。
計生委主任張維慶2004年8月在中央電視台《新聞會客廳》接受采訪說：我們的生育政策要穩定，就是現在不變。張維慶的講話與2003年衛生部長張文康在SARS流行時的講話又有什麽兩樣？難道撒小謊的被撤職，撒大謊反而仍然像前任那樣升遷？我改了計生委主任張維慶的詩的三個字，原文：山高路險心自寧，歲歲相似人不同，從容運籌國策史，正生人後留清名。改為：“山高路險心自寧，歲歲相似人不同，草率運籌國策史，正生人後留罵名”。
另外，正因為各人的執政方式不同，視野不同，執政理念不同，我們才需要防止領導終身製，才需要新領導的新思維。要是隻考慮政策連續性的話，領導終身製更好。
老年化問題和艾滋病問題沒有SARS那麽急，但危害卻大多了，足以威脅中國持續發展。前兩屆政府的曆史功績必將因為這兩個問題而大打折扣。現任政府盡快解決這兩個問題，對前兩屆政府也是負責的，將損失減少到最低，前兩屆政府的曆史功績就越大。現在的停電也是因為自1998年開始的中央決策失誤，三年停止建電站。要是考慮政策連續性，現在也隻能慢慢建電站了。前任領導肯定都是維護國家利益的，是非常希望現政府能盡快解決他們偶然疏忽所引起的問題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本屆政府任重而道遠！
要是考慮政策的連續性，考慮到撤銷計生委會影響一個部門的很多職工利益，那麽就等於整個民族的可持續發展被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所挾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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