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小飛：察隅故事

盧小飛，1969年到延安插隊。1976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後赴藏，在《西藏日報》任職7年，1987年任《人民日報》駐西藏首席記者。喝酥油茶、青稞酒，住草原帳篷，足跡遍及西藏的東南西北。她是第一個進入海拔4800米阿裏地區采訪的女記者，經受過嚴酷的高原自然環境磨練，也多次麵臨著生死的考驗。

“察隅河，我與它相處隻30多天，它卻在我心裏流淌了15年”。1980年盧小飛采訪藏東察隅，在紮木河波密森林留影。15年後的1995年她寫出《察隅六章》（即《察隅故事》）發表在1996年的《西藏文學》上。

 

地球上有一些細小的河，對於與之有過際遇的人，能夠產生不亞於長江黃河般的反響。比如延河，我在那兒有4年半的插隊生活，一次洪水中的逞能，差點結為生死之交。盡管夢中的那段時空，總是山梁、溝壑和窯洞，沒有水流的一點影子，但延河對我有特殊的人生意義。而察隅河，則是另一類啟示，我與它相處隻30多天，它卻在我心裏流淌了15年。遙遠的鏡頭漸漸搖近。耳邊馬上是冰水衝擊河床發出的轟鳴音響。
 

 

1980年春天，在《西藏日報》的院子裏遇見阿多，他說林芝的桃花開了，色季拉山上的杜鵑花也要開了，他和新華分社的馬競秋、才龍後天就要開路。那個時候，在西藏下鄉采訪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整個西藏日報社都沒幾輛車，加上語言障礙，能夠有本土內行結伴的機會千載難逢啊，一番請示報告辦手續後一起上路了。我們在波密采訪了十多天，而後搭車轉道察隅。

 

 

1

枕著察隅河的濤聲入睡，得益於老天爺的安排。那些日子，察隅溝天天下雨，他們仨要等天晴好拍照，隻得滯留在隻有8戶人家的慈巴村。幾個攝影家懊惱天氣，急得抓耳撓腮，我沒有很明確的目的，因此隨遇而安。

 

慈巴村，夾擠在喜馬拉雅和橫斷山脈的峽穀縫隙裏。湍急的貢日嘎布河切斷高山，憑著落差的力量，不可一世地從村東奔流而過，“轟轟隆隆”震蕩著山穀，在不遠處與桑曲匯合為察隅河便調頭南下，衝進印度洋。溯流北上，晶瑩剔透的固體大水庫——阿紮冰川，以居高臨下的炫目潔白，在遠方築成一道屏障。而小巧的村子，卻埋在一片綠海之中。

 

這裏是我國為數不多的原始森林。
 

 

慈巴人家住一種帶曬台的木閣樓。亞東、樟木、錯那、吉隆等生長木文化的地方也有木閣樓，但沒有那種大得可以當場院，可以載歌載舞的曬台。

 

生產隊長才旺卓瑪的房子寬敞而又緊湊。聽說拉薩來了記者，她風風火火地從地裏趕回來。她老公徐郭是區幹部，和阿多認識，這也是我們落腳的由頭。酥油茶一會兒就打好了。喝茶的當兒，她快手快腳地捅開灶火，又到院子裏抓了一隻雞，三下五除二地宰殺褪毛。我們嘴上過意不去，心下竟也有幾分竊喜，待屋裏飄蕩燉雞的香味時，肚子已經急得咕咕叫了。

 

才旺卓瑪有一副圓圓的臉盤，眼睛大而明亮，身板寬厚結實。初次見麵，她的坦率自如令人欽佩。沒有多少人能做到這樣。一般藏族婦女，在生人麵前至少有七分的羞澀。她卻不同。有問必答，且問一答三，還常常發出無拘無束的大笑。在場隻有我一個漢族，他們仨輪流幫助翻譯，那份耐心多半是為了才旺卓瑪的魅力。過一道手的翻譯，總不能保鮮，也說不定串味，還得借助眼睛——自己的一雙和餘下的七雙（才旺卓瑪的父母和孩子）。有時，卓瑪的笑談引來滿堂喝彩，而幾個同伴卻神情詭秘地光樂不譯，一看便知又是對我封鎖的什麽粗話，可卓瑪說來卻情趣盎然，往往又是一陣坦率的大笑。她那樣灑脫，對記者是再好不過了。而他們仨，原本是我的同夥，與此間卻和卓瑪有種天然的和諧，不免讓人心生妒忌。

 

堂屋很大，有20多平方米，算是閣樓的心髒。我們被安排在東西兩邊的廂房，卓瑪把自己的閨房讓給了我，和父母孩子擠住在堂屋兩側的卡墊上。堂屋的中間是火塘和灶台，我們常常在飯後茶餘圍坐一圈談天說地。朝南一麵，一個平闊曬台，可以從三麵眺望察隅溝穀的近樹遠山。

 

閣樓的下層，是動物們的天地。豬夫婦和龐大的雞家族，居然能和睦相處其間，兩頭黃牛和一匹馬誰在露天，倒也自在。夜深的時候，能從察隅河水流的主旋律中，辨別出豬的鼾聲和馬的鼻息聲。小村莊愈顯得靜謐。遇上雨夜，所有動物都會躁動不安，隔壁才龍也鼾聲大作，那便是喧鬧的夜。

2013年作者重訪慈巴村，老房子已無人居住，成了動物們的天地（王權增/攝影）。

 

閣樓北邊是菜園子，現吃現擇，難怪卓瑪燒的菜那麽鮮靈、那麽清新。當時在拉薩還享受不到這種口福，因而菜香味每每營造出一種家庭氛圍，一餐飯便是一次融洽的聚會。但也有一次例外。那是頓晚餐，卓瑪為了換換口味，特意做了一鍋豬排“土巴”。她老爸在院子裏忙活了半天，用石臼舂好了玉米仁。掛在牆上沒舍得吃的豬骨頭，被隆重地放在鍋裏。待玉米仁煮熟了，加上些菜和麵疙瘩，放些佐料，一碗熱氣騰騰的土巴端上來。才龍和阿多看來是喜不自禁，因為他們吃了一碗又一碗。可主人絕沒有想到。馬競秋是回族，而我也受不了那種哈喇味。老馬默默地抽著煙，言稱他不餓。我吃了3口，就表示飽了。一時間，晚餐出現從未有過的黯淡，一家人全然埋頭於土巴，屋裏隻剩下“噓噓”的喝粥聲。

 

協調氣氛大概是記者的本能。飯後，我自報歌唱節目，漢族的、藏族的，不拘一格，並且接過卓瑪的青稞酒開懷痛飲。幾回車輪戰下來，洋相出盡，直到逗笑了所有的人，小屋重又漾起歡悅。

 

原本設計的另一次晚餐被暴雨改變了內容。那是吃土巴的第二天，應副隊長多吉平措之邀，我們於傍晚登上了他家的閣樓，就著窗外的蒙蒙細雨，開始新一輪神仙會。在平措端出一缽剛剛煮熟的雞蛋時，我大概太不含蓄了，迫不及待地剝了皮，幾口塞進嘴裏。要知道，定居拉薩的4年中，沒吃過幾次雞蛋，甚至已經忘了煮雞蛋的滋味。這種直露遭到才龍的嘲諷，他酸溜溜地表示把自己那份讓給我。也就在這個時候，西邊山崗上發出“轟隆”的一串巨響，仿佛天崩地裂。平措喊了一句什麽。自己先跑出去，他們仨緊跟著跑出去。我不懂他說了什麽，也不知發生了什麽，想他們會很快回來。雨越來越大，窗外一下子昏暗無比，說不清是穿天雷還是滾地雷，群山戰栗，曠野呻吟，察隅溝好像在經曆一場戰爭。他們去哪兒了？我不安起來，再次感到了孤獨。院子裏已經漲滿了水，豬崽子們驚駭地吱哇亂叫，不知往哪裏逃好。

 

我也不知往哪裏才好，四處跑著找他們。村裏唯一的大道被一條河流取代，柱子似的水從山坡上傾斜下來，河水拚命暴漲。透心的雨水把人弄得興奮不已，不知往哪裏跑才是正道。兩進卓瑪家，隻有阿媽和孩子們。他們都哪裏去了？聽不懂阿媽的話，她用手比劃著，手勢是往西北指的。我又衝進雨裏。一陣“劈裏啪啦”的冰雹將我打進屋裏，匆忙找出兩頂草帽和一件雨衣。

 

遠處，坡上掛著一道泥石流的“瀑布”，它仍在緩緩運動著，正威脅著山腳下的秧田。那邊傳來了卓瑪“咯咯”的笑聲，撒在雨裏真是清爽透亮。笑聲起處，我的同道者和村民混在一起，一個個泥人似的赤著腳，鐵鍬後麵，已經有一道新築起的石堰，泥石流被擋住了。呆愣了一陣，想起手裏的草帽，我尷尬地遞過去，兩頂草帽被推來讓去，我愧疚地脫下雨衣，披在卓瑪身上。又聽見一句嘲諷：“早澆透了，要它有什麽用？”此時的我，像個犯了錯誤的孩子，隻恨入地無門。我扭身就朝村裏跑，因為不爭氣的眼淚已經湧出來了。

 

晚上，卓瑪做的包子，聞起來真香，但我沒有了一點食欲。我閉門在卓瑪的小屋裏，搞不清為什麽會感到孤獨，僅僅是語言和文化的障礙嗎？

 

入夜，大家圍坐在火塘邊上，都沒有什麽話。為了找話說，我叫了一聲阿爸，但又卡殼兒了。阿爸對阿多說：“是想爸爸了，她離開父母到處跑，真不容易呢”。當時，阿爸看我的目光慈祥極了。阿媽搬了個小板凳，叫我坐在她的身邊，而後又掰了半個餅子遞過來，她一直望著我，目光裏是在說：吃吧，孩子。我靠住了她，老人的身子竟是那麽溫暖、柔軟。她拉住了我的一隻手，輕輕地撫摩起來，讓我眼眶裏好一陣潮濕。

 

豬崽子不叫了，卓瑪說這意味天會放晴。當時，我們都將信將疑，因為已經連續下了3天了。果然，等來了一個大晴天。趁他們上山拍照，我把全家的髒衣服都翻出來，抱到小河邊洗起來。我已經發現，他們對衣服“從一而終”，直到穿爛了，也不見得洗一次。我洗的這一次，可能對他們沒有任何意義，但我總得給家裏做點什麽，哪怕僅僅是心理的補償。太陽偏西的時候，院子裏掛滿了五彩繽紛的“萬國旗”，兩個小家夥高興地從中竄來竄去。

 

前排右起盧小飛和阿媽阿爸抱著孩子，後排右起卓瑪、卓瑪弟弟多吉、馬競秋、才龍（阿多攝影1980）。

盧小飛2013年重訪察隅在八一鎮旅館與卓瑪及其女兒女婿合影

 

 

2

察隅毗鄰印度、緬甸和我國雲南省，史上曾有周邊地區一些少數民族遷徙到這裏，如獨龍、傈僳、納西、僜巴和怒族，多民族成了此地一大景觀。在五彩繽紛的女人世界裏，東巴央給我的印象最深。那是個雨夜，我們和卓瑪一家正在圍著火塘聊天。隨著一串酷似緬傣山地語的喊叫，一個人水淋淋地出現在門口，黑色的鬥篷裏探出一張痩削的臉，讓人一下看到黑亮的眼睛。大概是走得太急，耳垂上那對喇叭筒狀耳環不停地晃動，那耳環有雞蛋那麽大，銀質的喇叭形狀，大口朝前，底座穿扣在耳垂上，因為分量重，耳垂被墜得老長。來人站處，已經淌下一地泥水，身上的水還在順著筒裙往下滴，地板上的那雙赤腳很髒，兩隻腳相互攪動著…….這一切，與方才火塘邊上的溫馨氣氛很不協調。

 

家人都熱情地招呼她，卓瑪居然能說僜巴話，兩人對說了一陣子。看她沒有走的意思，我便遞過身邊的小板凳，她卻擺擺手，“撲通”一下坐在地上。這以後，她反倒成了主角，滿屋子就聽她的高談闊論。有一陣，她眉目傳情地大講了一通，“咕嚕咕嚕”的僜巴話，讓阿多們也傻了眼。阿爸阿媽竟能會意，還居然被逗得前仰後合。她卻像說單口相聲，口若懸河，連比帶劃，逗笑了所有人，自己則一本正經地故作嚴肅。我趕緊央求卓瑪，讓她快快給我翻譯出來。

 

原來，她講的是自己那口子和她做愛的事情。她伸出食指，讓它來回擺動，並流露出一臉的鄙夷。卓瑪說她沒法翻譯，反正是她瞧不起自己的老公，別看他是什麽生產隊長。

 

她開始用僜巴話和阿媽交談，想不到阿媽也能說上幾句。這母女倆都是語言天才，也是交際好手。曆史上藏族和僜巴有著很深的隔閡，眼前的融洽場景令人感歎。阿爸聽不懂，又不甘寂寞，便找茬逗這位年紀相仿的女人。老漢伸出手向她討煙抽。她從上衣大襟裏掏出一個小袋子裝的烤煙。老漢像孩子似的拚命搖頭，讓她再掏掏口袋。她做了個鬼臉，無可奈何地拿出一個小圓鐵盒，裏麵還真有幾支卷煙。接過卷煙，老漢得意極了。她呢，假裝做出一付心疼的樣子，其實心裏開心著呢。

 

看到這個鐵盒和幾支卷煙，我突然想起這是白天我們去僜巴村采訪時，同行的記者送給她的。當時她沒舍得抽，就放在這個小盒子裏麵，另一個記者又送他一支，她依然沒有抽。我這才把她和白天那個采訪對上號，因為僜巴女子的服大體一樣，長得似乎都差不多，全是瘦瘦小小的，大概熱帶叢林的山地民族都是這樣。另外，抽煙也是一個因素。成年的僜巴女子人手一杆大煙鍋，種植和吸食鴉片比較普遍。不少人家的房前屋後種滿了罌粟，他們把成熟後的果汁收集起來，製成粉麵摻雜在煙葉裏，說這樣的煙草抽起來才有勁。

 

翻開采訪本，才記起她叫東巴央。那個村莊叫西熱貢，屬於如蘇生產隊。我們在村頭正遇上刀耕火種的場麵，幾個女子還真是用竹刀在地上刨坑，那地也還就是剛剛燒過的荒地。幾位攝影家算是逮著了，一通猛按快門，我卻有些發毛，一種說不出的感受。到現在，15年過去了，還記得“劈劈啪啪”燎木頭的聲音和小姑娘用的那把大竹刀。僜村的木閣樓較小，沒有曬台，大些的也隻是窄窄的一溜。閣樓前後都有高架的木籠子，裏麵放著玉米棒子。之所高架是防止野獸偷襲。我們按照指引直奔隊長家，那時候還沒有認識東巴央。上了閣樓，從發現隊長根本無法接受采訪。他那時形若枯槁，正躺在地鋪上呻吟，說是肚子疼，也不定是大煙癮犯了。當時的東巴央也完全沒有眼前這般生氣，隻是沉默地拿出自製的“阿拉”（當地家釀白燒酒），一碗碗地勸酒。環顧窄小的竹樓，幾乎沒有什麽家什。西熱貢與慈巴相隔不過2裏地，但無論生產方式，還是生活方式，兩個小村莊都相去甚遠。天下事，就是這麽蹊蹺，文明的布局縱橫交錯，千差萬別。

 

采訪本上記錄了她的一段話：“原來我們僜巴是不養豬的，現在養了一頭，為了給兒子結婚用，也是響應政府的號召。過去我們僜巴住在深山老林裏，生活很苦。現在，黨中央、毛主席叫我們下山，我們心裏的感激難以用語言來表達”。隨去的翻譯正是才旺卓瑪，因為隊長生病，我們隻好匆匆告別。

 

痛苦與歡樂，呆滯與詼諧。出了家門的東巴央真是判若兩人。她煙癮挺大，一口接著一口，自打進屋就沒停。那杆煙鍋有一尺來長，兩頭包銀，還有雕花，竟是個考究的工藝品。由此看來，抽煙在她們還真是人生一大要事。

 

才旺卓瑪拿來一壺“阿拉”和一個搪瓷茶杯，讓大家用這個杯子傳著喝，這大概也是一種傳遞友誼的方式。從我們遠道來的客人開始傳起，每人一下，隨意喝幾口都行，不用像西藏腹心地區那種3口一杯的形式，酒杯轉到阿爸那兒，他正抱著外孫女，騰不開手，東巴央端起杯子就灌，弄了老漢一胡子酒，老漢開心地眯縫著眼睛，也逗樂了一屋子人。看東巴央如此跟老伴兒調情，阿媽不僅不吃醋，甚至還有些聲援的架勢。

 

東巴央終於喝多了。她晃晃悠悠地站起來，又伸出了手指頭，這回不是食指，是小拇指“我們是這個”，又伸出大拇哥，說：“你們是這個”。她催著卓瑪快翻譯。還說，我們今天在她們村，隻去了她家，這讓她在村裏很有麵子，就是遺憾沒有什麽東西招待我們。“現在，我們同用一個杯子喝酒，真正地平等了”。同醉的場麵，彷佛真營造出一個平等的氛圍。其實呢，我們心裏最應該明白。當時，我或許也說了一些關於民族平等的豪言壯語。今天想來，她那種謙卑本身就包含著太多的關於不平等的信息。政治上我們當然是平等的，但是其他呢？向往文明而不達是一種痛苦，但較高社會文明的享有者或許更容易陷於痛苦，進入現代文明社會的人，也會羨慕那些還停留在原始文明階段的人們，羨慕他們的質樸與自然，欣賞原生態的文化，然而真讓誰倒退回去過原始生活誰又會幹呢？

 

那夜，鬆樹明子忽閃閃不知燒了多少根。孩子和老人都困得歪倒在卡墊上，東巴央還舍不得離去。喃喃的磨叨聲，和著雨點敲打鐵皮煙囪的“叮叮咣咣”，和著察隅河撞擊岩石的“轟轟隆隆”，飄進了迷蒙的夜空。

從故居南眺，東巴央家的竹棚和村寨已然無存。（王權增/攝影）

 

 

3
 

原始森林是個綠色蔥蘢沒有邊際的家，它賦予僜巴自由的天性。

 

在拉薩即將出發的時候，同事吳長生提示我不妨多收集些民俗風情類的故事。為此，就要找個精通僜、漢兩種語言的翻譯。謝天謝地，洞衝邊防站有這樣的人才。站長鬆鳥是僜巴人，一番交涉，邊防站不僅收留我們住下，還派出了得力的梅內參謀當翻譯。

 

梅內是察隅本地的僜巴人，和鬆鳥一樣，早年應招入伍。早年的邊防事業，以群眾工作為主，邊境上的風吹草動，全憑著當地住民的火眼金睛。梅內憑借語言文化優勢，在僜家村寨如魚得水。在洞衝的那段日子裏，我們整日相跟著，去了新村、巴安通、沙瓊、夏尼、嘎腰，一路上且說且聊，徒步固然辛苦，可也遊遍了察隅的僜巴村寨。

 

通往新村的路邊上有一大片水田，正逢插秧，水田裏花花綠綠，約莫十幾個婦女。見我們走近，她們直起身子，火辣辣地盯了一氣，開始“秀嗷——秀嗷——”朝我們一通吆喝。我以為是在和我們打招呼，回贈以“牛布讓依提亞（你們好）！”

 

梅內參謀跟她們是老相識了，雙方“嘰裏咕嚕”說了一大堆話，像是在打情罵俏。在村裏采訪完返回駐地時，又是這樣。這一次。梅內揀起塊石頭砍過去，水花濺了她們一身，她們卻樂得個歡。我覺得可疑，一連追問幾遍，才知原來她們那邊一直在起哄。她們說：“你討了漢族老婆，美得不輕啊！”這邊回答：“我有這個本事，眼紅你了？”那邊又還：“不過三兩天的事，別燒包了”。

 

原來如此，我好生惱火，我讓梅內回敬個幹脆的，參謀立時會意。他得意地大喊：“人家說看中我了，不走了。怎麽樣？”以牙還牙，真是暢快淋漓。這招還真靈。那幫子小辣椒卡殼了，我們占了上風。其實，雙方都無惡意，逗逗悶子，開開心而已。

1980年在紮木。年輕女記者外出采訪會遭遇黃段子，所以小飛的麵部表情有時會露出一種本能的防範。

 

 

使用“辣子”這個字眼想必不過分。在上察隅區委，我住區幹部巴鬆龍家，當時他下鄉去了。他妻子鬆木賽就是個烈辣的典型。她原住“麥克馬洪線”南邊，十幾歲時被賣給蓄奴主同林鬆當兒媳。因為長得不夠漂亮，被主人家降為奴隸，又因為個性強，經常遭到毒打。她從不屈服，幾次逃跑，都被抓回去。一次，她被打得遍體鱗傷，又被撬開嘴，往喉嚨裏灌煙灰水。按照僜巴巫術說法，喝了煙灰水就會鬼迷心竅，就不會再逃跑了。

 

1960年代初期，正是中印邊境交火之際，鬆木賽趁亂再次逃脫。她沿著崎嶇的山路，往北走了5天，進入軍事區。不想，又被印軍抓住當了民工。半夜，她悄悄爬出帳篷，爬過了軍事封鎖線，終於來到察隅。文革中，同林鬆派人打聽她的下落，要帶她回去。她一口回絕：“不！我是人，不是奴隸。他們那邊還在吃雞爪穀，可我現在吃的是大米”。真是擲地有聲。

 

僜女烈辣，卻也淳甜。在我去過的5個僜村裏，有不少人是為了愛情，冒著危險從南邊跑過來的。在“麥線”南邊，還實行著買賣婚姻，隻要男方有錢，女方父母接受了，閨女不樂意也沒轍。還有一些父母吃了人家的東西，直接就拿女兒做抵償。自由戀愛成功的也有，但即使這樣，男方仍然得按照規矩出彩禮，跟買賣婚姻差不多。那些自由戀愛又沒資本的，隻有雙雙往北麵察隅方向跑。我們去的時候，就聽說那幾年跑來察隅的有好幾對，有木龍鬆和外令色，還有姚夏和嘎細、京都楞和巴定央。我們在的那幾天，剛有一對小青年跑過來，被安置在夏尼村。

 

巴安通新村的織布能手馬寧央，是無數癡情女中的一個。她丈夫木那目鬆原來是她家的幫工，兩人從小一起長大，廝磨玩耍，成了青梅竹馬的戀人。按照當時買賣婚姻的行情，一個品貌、才幹相當，家境又不錯的女子，張口價就是5頭巴麥牛，近似一個僜巴中等人家的資產，馬寧央正屬這檔，而木那目鬆卻隻是光棍一條。兩個人的戀情被家人知道了，最初是馬寧央的弟弟不斷抱怨，因為他剛剛花5頭巴麥牛娶了媳婦，這個付出要靠姐姐的出嫁補償回來，得著機會他就指桑罵槐。哥哥開始對她嚴加管束，而村裏人也在議論紛紛。提親的人踏破門檻，為了賣身牛的分配，自家人翻了臉，馬寧央實在忍不下去了。“我要出門去”。她對媽媽說。這是最後的機會了。

 

“這不可能，女孩家哪有那個本事？”媽媽不信。可女兒已經打定了主意。

 

往哪兒跑呢？南下，有木那目鬆的親戚，生活上可有依靠；北上，要過大雪山，又趕上邊境吃緊。

 

到底是新生活的吸引，還有愛情的力量。他們一路跋山涉水，忍受了3天4夜的饑寒，奇跡般地出現在察隅。

馬寧央在1980年代是遠近聞名的織布能手

 

 

馬寧央如今是當地數一數二的織手，要論挎包、裙子、花邊，誰都承認她織得最好，我們找到她也是以此為媒。幾個攝影家要拍攝僜女織布的片子，村長介紹了她。如今，拉薩一些畫報上就有她的照片。木那目鬆成了村裏的拖拉機手，我們去的時候，他不巧到昌都學習去了，他倆得的獎狀掛了一牆。

 

在下察隅的嘎腰村，有對姐妹與我一見如故。姐姐巴作色是在縣上開婦代會時認識的，妹妹擁林亞是村幹部，他們家還有個著名的巴都，是巴作色的弟弟，擁林亞的哥哥，是西藏自治區人大代表中唯一的僜巴代表，聽說還當過全國人大代表，也是唯一特準他帶著佩刀進入大民大會堂參會的人。那天，我們和巴都聊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姐倆把我拉到家裏，脫下自己的筒裙、銀頭飾和項圈，把我打扮成僜女的樣子，然後圍著我說笑。

 

她家的“阿拉”是僜家的上品，正說明女主人的能幹。酒酣之中，巴作色敘述了自己的戀愛婚事。她也是5頭巴麥牛的犧牲品。在丈夫阿依木龍那裏，她得到的不是愛情，而是奴役。白天，做完田裏的活，還要負責所有的家務。可回到家裏，丈夫和婆婆連看都不看她一眼。最難熬的是晚上，她常常瞪著眼睛盼天明。阿依木龍同父異母的兄弟典紮十分同情她，經常幫助她砍柴、背水，還偷偷把自己那份肉留給她吃。兩個人感情日深，便籌劃著私奔。

 

說到這的時候，擁林亞說她還記得姐姐背著她下地幹活的時候，經常把她放到地邊上，然後就和典紮鑽進玉米地裏偷情去了。姐倆交換了一下眼神，咯咯地一通大笑。

 

巴作色和典紮開始儲備食物。每天悄悄存下一點幹糧，終於在一天啟程了。他們沿著察隅河一直北上，過大雪山的時候，典紮高山反應，倒在地上。他吃力地說：“我死了你不要怕，繼續走，千萬不要回去，會被他們打死的”。“不，我們要一塊活著”。巴作色說什麽也不讓典紮再躺下去。她背起典紮的火藥槍，攙扶著他，堅持走到察隅。他們在嘎腰安身以後，又托人給南邊親戚捎信。一年以後，母親和弟弟、妹妹都陸續來察隅定居。

 

巴作色的故事美麗動人，不光我這個訪問者，連她的妹妹也被感染了。她的老鄉梅內參謀也是頭一回聽說。他悄悄對我說：“聽起來跟小說似的，不是你打破砂鍋問到底，誰會想到這些呢！”其實，我也遺憾，行色匆匆中漏掉的細節太多了。

 

好多情侶在來察隅之前並未打算久住，都是想生米做成熟飯後還回南方去，但最終還是留下來了。是什麽原因讓他們改變了主意？用新生活的吸引來解釋似乎俗套了點，況且那時候的察隅仍舊比較貧窮，自然資源也並不比印占區那邊更好。但他們畢竟選擇了這裏，把根紮在這裏，這其中的理由一定充足，不用做任何解釋。

1980年在下察隅嘎腰生產隊巴作色家門口，與巴作色姐妹合影，她們把小飛打扮成僜女的樣子。左邊是姐姐巴作色，右邊是妹妹擁林亞。

 

 

 

4

地球上僅有幾萬僜巴人，他們世代居住在喜馬拉雅山脈以東，橫斷山脈以西的高山峽穀裏，大致方位在丹巴江流域至察隅河流域之間，大部分僜巴居住在印度占領區的熱帶雨林中，察隅縣境內隻有幾千人。這是一個未被國家民委識別認定的族群，也有一些人認為，他們應該屬於珞巴族的一支，且得到一些珞巴族同胞認可。

 

僜巴關於族源的傳說和珞巴極其相似。造物主阿加尼生了4個兒子，老大住在長糧食、產金子的平原，成為漢族；老二住在雪山腳下，成為藏族；老三住在溝裏，成為珞巴族；老四就是深山老林裏的僜巴。這個傳說經久而深入，反襯出僜巴的宿命。這也可以解釋，196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初期，政府派出的工作隊勸說僜巴下山落戶為何那麽艱難。

 

中年以上的僜巴人回憶起老家，印象最深的是炎熱和潮濕。人們認準了老祖宗傳下的經驗：“如果一連3年都是陰雨連綿，準會有澇災和瘟疫出現，要趕在災害之前朝北走，那年在察隅溝裏種莊稼準好，打下的糧食吃不完”。上幾輩有不少僜人是這麽遷徙來的。

 

德崩夏說自己是在察隅大地震前來的。著名的察隅地震發生在1950年，這是當地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僜巴文化裏沒有紀年，“結繩記事”包含了他們對於時間、度量、數字等不以為意的態度。僜巴人也不在意年齡，總是以某一自然現象或曆史事件為參照物來作答。德崩夏也不知道自己的確切年齡。隻記得全家遷徙的時候自己已經會走路了，但還是走不了多遠，是大人背著來的。大地震的時候，他剛剛記事，按照幼童成長的自然規律，我推測他在接受采訪時大概40歲左右。他曾經有3個妻子，這是僜巴人富有的標誌。於是，在1960年代察隅開始搞民主改革的時候，他作為上層人士的代表，參加了當地政府召開的會議。既然是民主人士，就得開明進步，他於是響應政府號召，隻保留了一個妻子。另外兩個依然是家庭成員，隻不過不是合法的妻子。

 

從南邊跑到察隅溝的，大部分是窮人，德崩夏是屈指可數的上層人士。其實，他發家致富的曆史很短，隻不過比別人更善於謀劃，且不失時機地效法蓄奴主的某些生活方式，諸如娶了三房妻子。作為能夠參加政府會議的人，他享受著令村人羨慕的政府津貼，盡管數量不多，但足以使他享受別人不曾的優越。

 

兒時留給德崩夏的最深記憶是饑餓。“那時候，簡直就是野人，除了蒿子、苔蘚這類苦味大的和那些有毒的植物，漫山遍野的野草、樹葉和野果子都讓我們吃遍了。老鼠是最好吃的東西，但家老鼠隻有男人才可以吃，女人不能享用。不過，女人可以吃野老鼠”。“一般過了大年就沒吃的了，大概要持續4個月，二、三、四月份如果不出去打獵，不去采蜜，就沒有吃的東西。要麽，就得挖野菜吃。往往等不到青稞、苞穀、四季豆成熟，就迫不及待的吃了。夏糧和秋糧肯定是受影響的，這樣循環往複，一年四季都沒有吃飽肚子的時候”。有一回，他和一個小夥伴去打獵，半路遇上塌方，德崩夏當場就被砸暈了。醒來之後，他們找到一個山洞，幸虧上山的時候還打到了一隻野羊，在洞子裏生著了火，一隻烤羊肉讓他們堅持了9天。

 

“離了火可怎麽辦？”這是僜巴式的格言。老輩子傳下來的生存經驗是“出門火種不離身”。火是僜巴的生命。走到任何僜巴家裏，火塘都在屋子的中間，一家人圍著火塘吃飯、睡覺，不用桌椅，也不要床。就是蓋了高一檔次的房子，火塘依然是家中的核心。

 

生產和生活方式簡單粗放，決定了僜巴的處世哲學。德崩夏講了兩個小故事，都是他親身經曆的，也都是因為女人而起的。

 

德崩夏有個姐姐，被父親卡地許配給了馬衣家的熊木鬆。結婚數年後，姐姐不幸病死了。馬衣家又尋上門來要小妹，父親不同意，小妹也不幹，她已經有了意中人。不想，小妹背水的時候，竟被他們馬衣家的人搶走了。本來，照老規矩，大的死了可以將小的給她，好好商量也不是不可以，但動手搶人就小看人了。爸爸一下子火了，叔叔也不幹了，要維護阿外龍家的麵子，於是發生了日卡的那場械鬥。那天，叔叔木覺先朝馬衣家的覺梅龍吐了口水，這下可不得了了。按照僜巴的習俗，吐口水是一種極大的蔑視。覺梅龍拔刀相迎，雙方你來我往，殺了幾個回合，有傷無亡。結果，老婆對方沒要成，東西這邊也沒退，木覺還給對方吐了口水，顯然是占了大便宜。以後，叔叔過世了，覺梅龍來跟德崩夏討債，要100個銀元，或者相當價值的東西。這中間，還請了嘎背亞梅（世俗社會的調解人）說情。德崩夏也挺橫，理都沒理他。他說：“我跟你沒什麽賬，叔叔也沒拿你什麽東西，因為你搶了我們阿外龍家的女孩，叔叔才給你吐口水，但並沒有欠你的債”。由於德崩夏強硬，馬衣家沒占到什麽便宜，隻得悻悻然威脅說：“好吧，咱們早晚總得碰上的”。言外之意還得跟他打一架。幸虧後來民主改革了，這事才不得不劃上句號。

 

其實，這隻是種姓之間的械鬥。德崩夏還險些遭遇同姓之間的一次械鬥。

 

多雄賽原來是德崩夏哥哥的妻子，哥哥死了以後，按照僜巴慣例該德崩夏繼承哥哥的女人。如果她要嫁到外姓人家，照規矩過去買婚所用的牛、豬就得還給德崩夏家。德崩夏有個同姓的叔叔，叫阿波瑞丟，因為同姓一家，他也有權接管這個女人。見德崩夏要了多雄賽，他眼紅了，非要把買婚用的4頭巴麥牛和幾頭豬還給他。他三番五次派嘎背亞梅來說和。德崩夏覺得太沒道理，但為了避免動家夥，還是咬牙給了他不少東西。有10支火藥槍，還有鐵鍋、布匹、豬和現錢，大約合人民幣700多元。火藥槍是德崩夏用鴉片、羊皮、糧食和綢布換的，為此欠了不少賬。

 

過去，械鬥是僜巴的家常便飯，不同部落之間的，與義都（珞巴族）之間的，不同種姓之間的，都常有發生。這與那個在藏族領主麵前逆來順受的僜巴完全不同，表現出民族性格中倔強、好鬥的一麵。

 

僜巴氏族教兩個種姓，即達讓和格曼，察隅隻有嘎腰和沙瓊兩個村子的僜巴是格曼，其餘都是達讓。有人說，達讓的一部分人是從義都（珞巴族）分流出來的，一部分是從緬甸那邊遷徙來的。兩個種姓各有其方言，達讓人聽不懂格曼話，格曼和達讓交流時都講達讓話。舊社會，達讓和格曼之間的械鬥不勝枚舉。

 

有一場械鬥讓僜巴空前團結且揚眉吐氣。那是民改前有回紮巴寺裏表演跳神舞，上下察隅的藏族百姓全都趕去參加，喇嘛在場子兩邊劃出白線，有個叫京格的僜巴喝醉了酒，不小心踩到線上，遭到喇嘛的毒打。當時他敢怒不敢言，但這事在僜巴心裏都不舒服。沒過多久，紮巴鄉代理人過溜索橋，叫京格幫助駝東西，代理人答應給些銀元做工錢，可是運完東西沒給錢，反而要京格的腰刀，京格不給，竟然挨了一頓打，臉也被打腫了，路也走不穩了，刀也被搶走了。回到家裏，大兒子卡瓦龍一看氣壞了，說：“爸爸，你白挨打了，應該報仇啊！”京格一聽，立馬和兒子一起返回原路，代理人和幾個傭人辦完事，正好在河對麵要過溜索，京格和兒子堵在坡下的壩子裏，把代理人狠狠地揍了一頓，刀也奪回來了。刀，不僅是僜巴的榮耀，也是生活和生產的幫手。打獵、砍柴、種地、劈柴、編筐，男人不能沒刀。後來，代理人也沒敢追過來要刀。

 

這個有趣的故事也是德崩夏講給我的。在新村，我接連跟他聊了好幾天，多半還是因為他肚子裏的故事更多些。一邊聊，他一邊給我和翻譯斟酒，僜巴土燒酒“阿拉”後勁十足，主賓雙方都醉意綿綿，車軲轆話不斷，以至於記錄的文字也有些阿拉的味道。

刀，不僅是僜巴的榮耀，也是生活和生產的幫手。

 

 

5

很長一段曆史時空裏，僜巴在精神世界裏被鬼纏著，在物質世界被藏族領主震懾著。

 

既然天災人禍都是“鬼在作怪”，那麽和“鬼”打交道便成了僜巴的大事。死人或者生病都是鬼鬧的，就得好好地送鬼。財大氣粗的送大鬼，一般光景的送中鬼，送不起大鬼中鬼的可以送小鬼，再窮的人，也不能不送鬼。送小鬼殺一隻雞就行了，如果窮得連雞都沒有，撿幾根骨頭燒燒也成，這倒是機動靈活。送中鬼就得停工3天，起碼得殺一頭豬。過去，很多人就是因為送鬼，到處借牲口，欠了一屁股債。送大鬼的都是比較富裕的人家。要殺三五頭牛，有的甚至殺十幾頭牛，也是一種排場，親朋好友都喊來吃肉，全村人為此都不去幹活。看來，鬼不吃素，人愛吃葷，鬼吃完了人再吃，肉反正沒浪費，“打牙祭”也於是演繹成一種文化。1980年我們去采訪時，當地人說跳鬼女巫還活著，那會兒，意識形態領域管製很嚴，送鬼這種迷信活動不允許搞，但從思想上驅逐掉魔鬼的陰影卻並不那麽容易。

 

我們住在慈巴村的時候，那裏剛剛發生過一件與鬼神沾邊的事情。那是3月下旬的一天，斜陽把大地考得熱烘烘的，察隅河水平靜如常。多吉平措和村裏人正在鋸木板。老遠，一個女人氣喘籲籲邊跑邊喊：“壓死人了！石頭塌方了！”多吉平措聽罷來人敘述，二話沒說，叫上幾個小夥子就出村了。原來，附近的巨玉村正在修渠爆破，兩個村民不幸被飛石砸死。這是個僜巴聚集的村落，村民們認為肯定是爆破驚動了山鬼，石頭是鬼石，誰也不敢碰，兩個人就那麽活活被石頭壓著。多吉平措帶人趕到巨玉村的時候，鄰近的格擁和古巴兩村也相繼趕來好些藏族村民，眾人七手八腳搬開石頭，把屍體弄出來，抬下山，按照僜巴習俗安葬了死者。

 

事情並沒有就此打住，一場風波由此而起。巨玉村裏的人神神叨叨：“我們祖祖輩輩都是吃苞穀和雞爪穀的。現在，為了吃上大米，我們才開山修渠，觸怒了山鬼，兩個爆破的兄弟被石頭砸死，看來我們沒有吃大米的福氣”。村民們疑神疑鬼，戰戰兢兢，眼看著就要停工歇業，政府派來的工作隊反複工作才有回轉。

 

就在巨玉村村民心有餘悸的時候，察隅河下遊的嘎腰村卻有人帶頭對“鬼“宣戰。那年老天不作美，春末的一場旱災枯死了高地上的5畝包穀苗，村民趕緊翻種了蕎麥。沒想到旱災引起了蟲災，有5畝早包穀被蟲子吃了，村民們又趕緊種上了攙入“六六六”藥粉的黃包穀，小苗長出不久，又被蟲子吃了。這時候，有人私下裏嘀咕，是不是該殺牲送鬼了？村裏的生產隊長是巴都，他是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委員，到過北京，是見過大世麵的人。巴都不信鬼，根據時令又趕緊換種了小綠豆。老天有眼，秋收時畝產達到1000斤。那一年，巴都在區農業技術員幫助下還實驗成功了雙季稻和冬、春兩季麥，還試種了察隅的第一個茶園。那個時候，嘎腰村做的一切都很超前，這大概源於生產隊長巴都走出去看到了外麵的世界。回過頭來看，也確是巴都自己的造化，大字不識的一個人，卻努力學習漢語，敢於突破傳統習俗。接受新生事物，需要不同凡俗的勇氣。聽說有一次他在山裏遇到了狗熊，居然赤手空拳製服了那個家夥。就憑這兩件事，巴都就夠得上是僜巴的英雄。

 

1960年代初期，西藏腹心地區正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僜巴卻還住在山林裏，隻是隨便搭個棚子棲身，隻有窩沒有家，也沒有形成村落，對和平解放、平息叛亂、民主改革這些事情更是一無所知。直到民主改革後期，工作重心轉移到生產建設時，政府派出定向的工作隊，動員僜巴下山。但縱使苦口婆心，人家也巋然不動。後來，幹脆在山下蓋好了房子然後上山一個個地找。有的人被動員下了山，但過幾天又跑了。如此反複，好不容易先湊成了一個初具規模的村莊，取名為新村。對於僜巴為什麽不敢下山，多數人隻道是僜巴膽子小。在新村那回，德崩夏跟我透了底。原來，就在工作組上山的同時，領主代理人也放出口風：“我們這裏是稅地，你們若是下山來種，就得交稅”。於是，誰也不敢下山。僜巴人本來就一無所有，土改 時候分地分牛，竟然都不敢要。德崩夏說：“曆史的烙印太深了，僜巴讓人欺負怕了”。

 

德崩夏說，他們早期住在夏尼和汪穀的人家共分到了9頭牛，還分到了藤子、籮筐。當時盡管工作隊已經進駐了，但西藏農奴製度的根還沒有拔掉，領主代理人依然在發號施令，叫僜巴給他們幹這幹那，實際還是過去的那些差役。成人幹一天掙一竹筒半的糧食，小孩掙半竹筒糧食，一竹筒相當於一平碗，很不公平，但隻有忍受。

 

新村的山坡上原來是一片森林，政府派民工伐木、整體、開荒、蓋房子，然後把僜巴組織起來，成立互助組，還統計了人口，按人口的多少分配房子。當時，僜巴還不會種水稻，隻會種包穀、種洋巴，工作隊的人手把手地教。僜巴靠結繩記事，沒有文字，就用小木片記工分幾分就紮幾個孔。互助組是換工的形式，你給我家幹了活，我給你一個小木片。一兩年後，三個互助組合並成兩個小組。到了1971年，人民公社成立了，兩個組又合成一個生產隊，巴安通、沙馬、紮巴、察隅4個公社先後成立，土地連成了一片，沒有勞動力的人家高興了，有勞動力的還是留戀單幹，但不管怎樣，僜巴是最高興的，因為他們享受到了平等的待遇，精神有一種說不出的輕鬆。

 

同在察隅，僜家的生產方式比藏家要古老許多，而所有進步事物在僜山落腳都經曆了九九八十一回磨礪。德崩夏回憶，察隅來往的邊民很多，不斷有人往來看親戚，做買賣。有些人專事搬弄是非，乘機散布：共產黨讓你們組織起來，就沒有個人自由了，也沒法子出去看親戚了。還說。僜巴的傳統風俗要被破壞了。政府宣傳要講科學，那邊的邊民就說，我們僜巴的習俗是要送鬼的。政府說鴉片毒害身體，那邊的人就說，你們不種鴉片可不行，換東西、買東西主要靠鴉片，你們要多種。還有些人鼓動僜巴回印占區，說這裏不是我們的地盤，是人家藏族的，你們父母時代生息勞動的地方還在，印度人給我們空投大米等等。如此這般，煽動走了不少人。

 

是戰爭改變了邊境的格局，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以後，很長時間沒有邊民往來。戰爭結束後，邊境地區逐漸安寧下來，依照村落布局，新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漸次、梯度向深山輻射，種鴉片的少了，搶老婆、賣閨女的也少了，逐漸地也不送鬼了，孩子們陸續背上了書報，僜巴開始有了越來越多的文化人……..

 

最後一次訪問德崩夏的時候，他正在編背筐的竹頭套，說僜巴叫“打洪衣”。隻見他用光著的左腳踩住竹篾子的一頭，一雙手在另外一頭靈活操作，而右腳則做些輔助動作，如拇指和食指一會夾住篾子，一會又要緊住打好的竹結。這些還不耽誤嘴上說話的功夫，隻消半個小時，一個打洪衣就編好了。

 

那一次在察隅，我們還跟蹤采訪過一次沙瓊村民采蜜的全過程，見識了什麽叫猴子般的靈巧，真的就像猴子一樣赤腳竄行在樹叢中，而我們卻隻能用望遠鏡遠處觀望。為此，我專門寫過一篇散記叫《野蜜香》，發表在1980年某期的《西藏日報》上。

 

這引起了我關於特異功能和人類進化的聯想。人類某些功能是伴隨著人類的進化而退化的，現代文明已經使人的開發視野走向更微觀的更宏觀，而人在大腦更發達的同時卻使自己的四肢變得越來越懶惰。察隅僜巴，或者類似地方，讓人類有幸觀察到自己的幼年。

 

1987年6月中印邊界吃緊，盧小飛在海拔5100米的前沿指揮所。

 

 

6

這是一次流浪式的采訪，邊走邊發稿子。僅僅是聽阿多說林芝的桃花要開了，便死活跟他們上了路。他們仨，一個是拉薩人，一個是工布人，一個是阿裏人，都是攝影記者。早期一段路程，還加入了河南人段生華，他是昌都記者站的，在波密和我們分手。不管他們本人接近於怎樣的地域文化，畢竟都還是根植於這片土地。從城市到鄉間，“回歸”這個字眼在當時對他們是不言而喻的，而對我卻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深入基層”。

 

16年過去了，許多細節早已經淡忘了，留在筆記本上的，隻是粗略的梗概，而留在記憶裏的，真正如刀刻般抹不掉的，一定是為自己的價值觀所認同的，是觸動心靈的珍貴東西。而不用翻本子，腦子裏出現的人物頻率最高的是卓瑪，再下來是東巴央和那群僜巴姐妹，還有巴都，他太不平凡了。由於溝通的障礙，很多深層的東西未及挖掘。還有邊防站的副站長鬆鳥和擔任翻譯的梅內。

 

還有一個人物，讓人想起有種難以名狀的震顫，我從沒有專門采訪過他，但隻要想起察隅，就會想起他，仿佛又騎在馬上，在疾風暴雨中艱難行走，隨時警惕著可能的深淵。

 

這個人是卓瑪的弟弟次仁多吉，我們住在他家的時候，他把自己的房子騰出來給阿多住，自己住到了一個小夥伴家。那幾天，他很少回來，隻有家裏做了好吃的，媽媽和姐姐喊他回來才露上一麵，也是匆匆吃上幾口就走，從沒聽他說過一句話。以至於，直到我們快要走了，才知道卓瑪還有這麽個弟弟。

 

臨走的那天早上，我們按照當地幹部下鄉的常規，租用了村裏的4匹馬。從慈巴到下察隅區委有60華裏山路，大約是一天的馬路行程。我們到區委後怎麽把這些馬還給鄉親們呢？村裏要隨去一個人，由他把馬牽回去，這份差事有個好聽的名字——回馬人。

 

過去騎過兩次馬，但都是別人牽著走幾步，照張相片而已。這回可沒有人管你了，大家都得各自趕路。還沒上馬，我就開始緊張。卓瑪說沒事，給你找的是村裏最老實的馬，我弟弟跟你們走。我們的5人小隊出發的時候，全村人都出來送行。當然，小村莊也沒有多少人。上了坡，最後一次回頭張望，人們還沒舍得走，阿媽好像還在擦著眼淚。

 

在雨後的森林裏行走，那才叫空氣浴，用個最樸素的字眼就是“幹淨”。謝天謝地，那裏沒有伐木隊來過，沒有山貨采購隊來過，沒有藥材挖掘隊來過，於是，我們得以領略了真正的原始森林。我曾在既往發表的文章裏描述過察隅的景色，由於堆砌辭藻，那森林變得很虛幻，原始生態的察隅森林，和我見過的其他森林不同，因為人跡罕至，它們沉靜而鬆弛，那些年紀大的樹木，自然倒臥衰亡，任青苔爬遍全身，憑野花簇擁四旁。到處彌漫著鬆油的味道，讓人覺得死亡一點也不可怕，還充滿了詩意。不管怎麽說，騎在馬上一度僵硬地不知所以的我，漸漸地放鬆了繃緊的肌肉。終於，我放開喉嚨，歌聲像陽光穿透了厚厚的森林。

 

那種美好的感覺持續的時間並不長，因為小雨點淅淅瀝瀝地落下來，且越來越緊。可怕的倒不是被雨淋，而是道路泥濘，我胯下的小家夥可不要失足前蹄。但其實還有更懸的事，剛走過幾道山崗，就有泥石流擋住了去路，隻得翻身下馬，牽著它小心翼翼地走。沒走多遠，一路沉默的次仁多吉喊了句什麽，他衝到前麵站定，又舉起手止住我們的馬。看他做側耳聆聽狀，仿佛在聽著什麽動靜，那情形真嚇人。很快，隨著一陣轟隆隆的響聲，一塊大石頭拌著一堆碎石頭滾下了山。這種情形後來還有過幾次，不是經驗豐富的回馬人，那不長眼的石頭不定會找我們誰的麻煩呢。也就是這一年，中國地質科學院的一名老專家就是這麽犧牲的，當時他正在專心致誌地研究一塊岩石，被山上下來的小型泥石流打中頭部。我唱不出歌了，也不敢唱了，生怕影響了次仁多吉的聽力。

 

雨季的察隅河無比壯觀的，它的壯觀也讓人類付出了代價。那些溪水潺潺的支流也都充盈起來，小河上一般都是用木椽子搭起的簡易便橋，就那麽三、四根木頭，用鐵絲一絞，沒有護欄。此時的小橋，被雨水洗刷得光光溜溜，不要說騎馬，徒手過橋也夠人揪心。和我同行的幾條漢子，也不那麽逞強了。這回，又得看次仁多吉的了。別人咋樣也不用我說了，反正我是腿肚子發軟。上遊漲水，下流湍急，橋下深淵，還逞什麽能？我的馬是次仁多吉牽過去的，而我是拽著馬尾巴走過去的。他一匹匹把馬牽過去，最後一趟，他牽馬的時候腳下一滑，藏刀從刀鞘裏脫落出來，就掉在兩根木椽的中間，就在他彎腰撿起刀子的時候，馬蹄子又踩空差點滑倒，他像釘子一樣牢牢抓住馬，使它不致跌落河裏，那一幕想起來還令人後怕。

 

雨一直在下，陽光卻一直照著。幾年以後，詩人蔡春芳寫過一首詩，叫“陽光雨”，詩中說：“所謂陽光雨，就是有陽光的時候，也有雨；有雨的時候，也有陽光”。見到這首詩，我一下子想起1980年的察隅。那天中午，我們在林中草地午餐，就著陽光雨吃著阿媽和卓瑪揣在包裏的烙餅和鹵肉。就在我們大吃大嚼的時候，次仁多吉解開一個小口袋，挨個湊到馬嘴邊上，裏麵裝的原來是馬飼料。他把捆綁在馬背上的行李和馬鞍子都解下來，心疼地拍拍它們，鬃毛上麵淌著雨水，鬃毛下麵滲著汗水。馬兒真個是領情呢，它們在草地上撒歡打起了滾兒。

 

快到格擁山的時候，一大片塌方區堵住了去路，右邊是陡坡，左邊是懸崖，也隻好垂直著往山上爬。這回，盡管沒路，但人倒比馬利索，因為人可以抓住枝枝蔓蔓往上攀登，可是馬不行。再說，它還馱著我們的行李。多吉的那匹馬駝東西最多，除了我的皮大衣，還有攝影器材。快到山頂的時候，它怎麽也走不動了，多吉拽著韁繩使勁往上拉。突然，那匹馬翻到了，馬背上的輜重拖著它不由自主地往山下滑。千鈞一發之際，次仁多吉抽出腰刀，毅然砍斷馬肚帶，甩下馬背上的東西，包括馬鞍子。他自己則站在下風口，死死地用雙手托住馬的肚子。那馬，終於顫微微地直起身子，渾身還在哆嗦。這一切，就發生在瞬間，我驚呆了。這時候，多吉把地上那些原來由馬駝的東西撿起來，全部扛到自己身上。一場驚天動地之後，他卻像什麽都沒有發生，依然平靜地繼續趕路。

 

傍晚時分，我們抵達下察隅區委，因為太累了，在區委食堂湊合弄了些吃的就早早睡了。這是頭一回沒開神仙會。那天夜裏，渾身上下沒有一個器官能夠踏實下來，似有千萬條小蟲在身上爬，無論肌肉還是骨頭，又酸又癢又疼，大概是雨水和汗水攪和的結果。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爬起來的第一件事是去看看多吉。還沒走到他們的宿舍門口心就沉下來了，拴在院子裏的馬不見了。是不是多吉去草地上放馬去了？走進屋，他的床鋪已經疊得整整齊齊，心徹底涼了。但還是不甘心地問他們。阿多們說，天沒亮他就趕著馬走了。啊呀，此時我差點就喊出來，多吉次仁啊！我原是想好好謝謝他，好好酬勞他的！可是，人家壓根沒把這當回事。失落的倒是我了，心裏哭的份兒都有了。

 

卓瑪的弟弟次仁多吉（王權增攝於2013年）

 

 

 

這使我又想起一個人，是個不知道名字的阿媽。我們從下察隅區委去嘎腰，要走幾十裏山路，途中路過塔馬村的時候，正是炎熱的晌午，口幹舌燥，疲憊不堪，在一戶人家的門前一屁股坐下就不想起來。一位老阿媽把我們讓進屋子，也不問我們的來曆，就端出了青稞酒和糌粑，又撥旺爐火給我們燒茶。平靜而慈祥的表情似乎在麵對熟悉的家人，我們毫無拘束地吃喝了一陣就告辭了。從嘎腰回區委，我們又在這個村莊歇腳。記不得在誰家吃喝，隻記得一隻大海碗裝滿了香噴噴的炒青稞。阿多感慨地說，在察隅，隻要進了村莊就不會餓肚子。主人不會在意你的身份，多半人不知道記者是幹什麽的。你要費半天口舌解釋什麽是報社，新華社和廁所（兩者藏語發音接近）是兩碼事等等。

 

從區委返回縣城又遇上泥石流，這次的塌方麵積大，公路交通完全中斷，也沒有馬騎了。我們背著行李徒步走了很久，塌方區的另一頭有當地駐軍的吉普車接應我們。離開縣城的時候，我們乘坐的是卡車，是一輛滿載著黃豆的運輸車，4個人在麻袋上擠坐著，高過了駕駛頂棚，違章也無可追究，這還是縣委書記的麵子。翻越達姆拉雪山的時候，真也是心驚肉跳。

 

回想這一路，離開拉薩的時候，坐的是拉薩運輸公司的長途客車，那老式的破舊大客車像牛車似的，光是從拉薩到八一鎮就用了3天，米拉山上還堵了半天。以後，我們搭上了西藏軍區汽車16團的卡車。在波密縣內采訪多數時候是徒步，有兩次搭乘了農民的拖拉機。聯想我們今日做記者，總是要擺個譜，更有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在然烏兵站小住，我們又搭上了青藏兵站部的車隊，隨之浩浩蕩蕩地爬上達姆拉雪山。山這邊，是荒漠、雪山；山那邊，依然是一片綠色。綠色，果然是生機盎然。山穀裏轟響著桑曲河與石頭撞擊的聲音，進入察隅河上遊時，那種豁然開朗，使我們忘記了一個多月的艱辛，不知不覺中竟在察隅度過了37天。

村前稻田和近樹遠山間的貢日嘎布河隱約可見（王權增/攝影）

 

 

後記：這篇東西應嘉措之邀分兩期發表在1996年1、2期《西藏文學》上，一晃又過了18年。2013年5月，我帶一個小組赴藏采訪，有機會再入察隅。因時間拮據，無瑕重遊僜山，倒是迫不及待地趕去了慈巴。萬幸的是，小村莊大體是夢中的樣子，房屋翻新，道路拓寬，物是人非，山水依舊。卓瑪已經搬到更張林場二女兒家裏，大女兒在八一鎮當區委副書記，當年那個走路還不穩的小女兒，已經是波密縣委宣傳部的幹事，阿爸阿媽已經過世。見到次仁多讓我開心，彼此都很激動，他家一直保留著我們寄去的照片。這一次，次仁多吉有問必答，父母的身世，村莊的變遷，我的疑問太多了。原來，我們去的時候他是村裏的會計，14歲就當上村會計，後來擔任過村長、村支部書記，當過副區長，還兼任著村裏的電工。在一次搶修電路中，兩隻手因漏電被燒傷，留下永久的殘疾。我擔心地問他，那一次我們4個有沒有把你家吃窮，他笑著告訴我，我們留下的糧票和現金超過了當時的市價。啊？這些我居然都不知道！頓時對同道肅然起敬。同行的馬競秋和才龍兩位新華分社的攝影棟梁已經先後過世，阿多今年夏天來京完成血管瘤手術，有驚無險（注：阿多不幸於那一年秋天過世）。回到下察隅我四處打聽，當年結識的鬆鳥、梅內、巴都、次仁平措、東巴央、巴作色、徐郭（卓瑪的丈夫）這些閃光的人物都已經故去，德崩夏竟然活著且風流如故。返回八一鎮時，通過卓瑪小女兒的聯絡，得以在賓館與卓瑪相會，她出現在樓梯口的時候，淚水已經打濕了我的雙眼。

 

似乎經曆了一個悠遠的歲月，仿佛我就是從那些村莊長大過來的。我想，我身上大概是流淌著舒張著一些察隅的血脈。（原載《西藏文學》1996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