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興常莊子

    2010年暑假回北京前，我通過佳佳和董建兵聯係，想回十八歲時下鄉插隊的大興縣紅星公社鹿圈分場常莊子看看，如願成行。這是去的那天（2010年8月9日）隨手記的一點筆記：“

今天是星期天，有兩個聚會。上午乘324公交車隻用了一個多小時就直接到了大興亦莊經濟開發區，見到下鄉時常莊子的熟人。傍晚到和平裏中街“百富源”參加大學同學聚會。

先到董建兵家。他2004年在亦莊買房， 在非常偶然的情況下碰到在物業工作的“前”常莊子社員。從此和常莊子又建立了聯係，也算得是個“奇跡”！

在一片居民樓前下車，有人等著我們。我們懵懵懂懂跟著她上樓，進門。一群大媽大叔模樣的人把我們圍起來，“小董，小橋！呦，沒怎麽變，還那樣兒。”可除了李金榮大姐，我竟然一下子認不出來他們是誰。記得當年管我們的大隊副書記馬大爺也就是50多歲，現在我自己都是這個年齡了！

從1974年下鄉，至今已過去了36年，沒想到我隻待了一年八個月的常莊子有那麽多人還清楚地記得我。當年的知青排長李金榮，和我同齡的回鄉知青馬樹平（馬大爺的侄女），李雪梅，大我幾歲村裏的媳婦王增雲，隊裏的會計朱來福，統計老嬸，李家的二嫂等等。他們在10年前興建亦莊經濟開發區時，得到優厚的拆遷補償，現在都住在亦莊的貴園小區，有房，有收入，有醫療保障，還有亦莊經濟開發區的股份。從平常人的角度來看，他們過著衣食無愁的日子。臨走送我們上車時，金榮大姐和老嬸說：“下回再來，叫上三兒（張富玲）他們幾個，就在家裏住，我們都有房，幾套房呐！” 聚餐後，董建兵開車帶我到原來常莊子的地界看了看。今非昔比，完完全全看不出來了！連綿不斷的大片綠地；壯觀，宏偉的公司廠房，建築；寬闊的道路和整齊的林蔭帶； 和我走過的渥太華，加州的大型工業園區真沒什麽區別。我從心底裏為鄉親們高興！

唯一有些遺憾的是：新區的地名，街名都是貴園東裏，燕景家園，科慧大道。廣德中巷什麽的，竟沒有鹿圈，常莊子， 頭號，二號， 肖莊，隆盛場這樣以前的地域痕跡，能看到隻有那條不變的涼水河了！”

1974年夏收前，我們高中班16個人到鹿圈分場的頭號和常莊子兩個大隊插隊。我多年的好朋友程亞彬當年是豐台鐵四中的高中生，他們早我們一個月到二號和肖莊插隊。記得我們還到豐台影劇院參加歡送他們的全區大會呢！常莊子和二號大隊隔著涼水河相望，二號緊挨著頭號，肖莊在更遠一點的地方。現在看北京地圖，這個區域在五環以外，六環以內。已經找不到常莊子了，他早已融入了亦莊經濟開發區。

頭號人多，地多，除了種農作物，有不少梨樹，桃樹等經濟作物，還有磚窯，是個比較富裕的隊。頭號還是北京市先進知青點，班上能歌善舞有些文藝細胞的都去了那兒：有宋昭，滕易，龔一華（佳佳），常京芬，蘆曉梅，堤堤，劉南寧，董淑君，劉誌純，張之川。我和張富玲（三兒），沈淑琴，張淑琴，董建兵，王金鵬分到常莊子。常莊子種麥子，玉米，水稻，沒有果樹，隻種了些西瓜，棉花，還有麻，顯然沒有頭號的工分值高。記得那時，我們要到永定門站乘到通縣馬駒橋的長途車在宋莊站下，還要走很長的路， 穿過隆盛場大隊才能到我們隊。覺得真遠！

下鄉沒幾天，就趕上夏收。我還記得自己那時的打扮：草帽，長褲，長襪，高腰解放鞋，還有那件深咖啡色的燈心絨上衣：耐曬，耐磨，又耐髒！天沒亮，我們就趕到待收割的麥田，一眼望去沒有邊兒。一人一條壟，彎腰，揮鐮，打捆。幾個動作重複，重複又重複，直到累得直不起腰來。其實，收麥子對我們並不陌生。我家附近的六裏橋就是近郊的菜區，也種麥子，從小學一年級起我們每年都參加麥收勞動，可那隻是撿撿麥穗，抱抱麥捆。和這毒太陽當空的割麥子比，真是小巫見大巫了！割了幾天地裏的麥子，我們又被調到場院脫粒，揚場，裝包，入庫。北京的夏季常有突如其來的暴雨，這是麥收最怕的事。長在地裏的麥子被大風雨卷了，會大麵積倒伏， 收割起來非常困難，趴在地裏麥子很快會爛在田裏； 堆在場院的麥子如果來不及脫粒，晾曬，裝包入庫，被大雨澆了，很快就會長芽，發酵；大家一年的辛苦全完了，麥收就是搶時間！記得當時分場有幾台大型佳木斯牌脫粒機，每個生產隊分到使用的時間就那麽幾天。在這幾天裏，全隊的男女老幼都上場， 晝夜不停。大家用盡全力，排隊把成捆的麥子投入“佳木斯”的入口，在最前麵工作的全是隊裏最棒的小夥子！“佳木斯”吐出的麥粒， 一定要趕在好的大太陽天，由老莊稼把式揚場，晾曬，再裝包後交公糧或入庫。那些天大家又困又累，隻要聽到喊休息， 就都倒在麥堆裏睡覺，哪怕幾分鍾也好！有個初中生，那天嘴裏嚼著饅頭就睡著了！30多年過去了， 寫到這裏，我還能感受到那熱火朝天的場麵。

堤堤他們在頭號和我們常莊子一樣。麥粒裝包後，200斤一包，要裝車或入庫，全隊的壯勞力都幹，男知青們也都是光著脊梁，搭塊布一包包的扛！老朋友紀小剛在紀念文章中曾寫過一段和堤堤的交談：

我記的， 1987年的夏天， 八月， 我和你坐在多瑙河邊看匈牙利國慶煙火， 你突然站不起來了。 我問你， 怎麽了？ 你說：“腰痛得站不起來”。 我問： “為什麽？” 你說： “插隊時，夏收幹活太累了，有一天晚上在拖拉機後鬥裏睡著了， 腰著了涼， 落下病，所以腰有時痛”。

剛到常莊子時，隊裏派了兩個知青排長教我們幹活兒。一個是李金榮大姐，她短發，高個，待人誠懇，直率，幹活又麻利又好；另一個是小個子的老高中生劉忠信，他風趣，肚子裏有“墨水”，是個非常聰明的人。我們割麥子，上場院，修水溝，在玉米地裏薅草，培土，收秋，給棉花間苗，打杈，為西瓜施肥，在稻田裏起苗，插秧，到磚廠卸磚，還有起豬圈，撈麻等等。直到我們慢慢學會了莊稼地裏的大小活計，掌握了莊稼把式的長短工具，隊裏才把我們分到社員的排裏。

第一次起豬圈，把我嚇得夠嗆！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麽大個兒的老母豬，它的鼻子眼睛皺在一起，樣子真不好看。幹這活，要跳下豬圈用糞叉，鐵鍁起出圈內沒膝的陳糞，扔出圈外，再墊上稻草，新土。對我們這些城裏孩子真是不容易，幹活我不怕，可真怕那老母豬拱到我的身邊！

有一天我們跟著劉忠信給棉花打杈兒，又熱又渴。他瞄了瞄旁邊的西瓜地，叫我們趴下，都趴下。大家都不知道他又要耍什麽寶。隻見他爬進西瓜地，摘了兩個大西瓜過來，用拳頭砸碎，分給每個人。我們藏在棉花棵子底下吃瓜，那西瓜兒吃得真甜，那小風吹得真涼啊！打歇兒時，大家坐在一起閑聊。劉忠信說他家四個兄弟，他是老二。家窮隻供了他一個在黃村上高中。每個星期背一袋窩頭，饅頭到學校，就著鹹菜就是飯了。他說黃村學校水平高，農家的孩子們非常用功，成績也都好。唉，現在就是沒有機會上大學嘍！他的話，他的表情，給我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也勾起我心底那個小小的願望。

這次聚會，李雪梅居然還記得那年我們一起撈麻。那些麻杆兒捆被扔到臭水溝裏很多天了，為的是泡軟能把麻皮扯下來，我們一群姑娘站到膝蓋深的水裏又拖又拽，好不容易才把那麽一大堆麻撈上來。

冬天，北方農村地裏的活兒不多，但是年年修水利。我出過三次河工。第一次是在大興黃村挖魚池，後兩次是修鳳堿河。出河工比平時累得多，但夥食也比平時好。主要是挖泥或挖土方，裝上木製獨輪車，推/拉上坡。魚池越挖越深，河堤越修越高，我們的勞動強度也就越來越大。剛開始我隻裝車，連推空車都東倒西歪，後來不僅能推滿載的小車掛鋼絲繩上堤，還能倒拉小車輕鬆自如的返回，一點不比社員差。出力大也就餓得快，早上六點多吃了飯，不到打歇兒，肚子就餓得嘰裏咕嚕叫了。那時無論男生女生飯量都奇大，堤堤說過他一頓能吃兩串饅頭（一根筷子串三個，四個）一碗菜。記得有天夜裏刮大風，把固定帳篷頂的繩子刮斷，壓帳篷頂的凍土塊砸落在我們的被子上。我迷迷糊糊忽然看到天上的月亮和猛烈搖動的樹杈，聽到呼呼的風聲，還有被窩四周的大小土塊。想起來收拾收拾，可腰酸背疼，手指都伸不直，實在是沒勁兒了，幹脆用被子蒙上頭繼續睡過去。

我們後來分到社員排裏，我在一排，排長是金榮大姐的三叔李春橋，三兒在三排，排長是王春林，二排長好象姓劉，記不太清了。這些人都是隊裏的人精子，又都是莊稼好把式。常莊子在我們之前之後來過很多批知青，社員們對我們幾個高中生印象最深。他們說我們不嬌氣，不惜力，學活兒快，在排裏都是一頂一的好手。我被社員評上過最高的十成工分，和那些小夥子一樣！

還記得那天割稻子，天已經有點涼了。下午收工回知青宿舍， 匆匆忙忙吃口飯，就又出門了。那天的地離村子挺遠，我和三兒割一池稻子。我們倆兒站對角，都想快快割完回家，不說話，一個勁兒的割。稻子比麥子難割。麥子是一壟一壟的，抓起一把割，女生勁兒小，少抓點，多割幾下；可稻子插秧時是一撮一撮插的，長粗壯後一把很大，也重。以前在知青排，有排長幫我們磨鐮刀，鋒利好用，幹活也省力。現在自己磨不好，沒割多久鐮刀就鈍了。哐的一聲，正正地砍在左手中指上，別看這鐮刀割稻子不快， 砍手卻快； 借著白白的月光眼見鮮血就呼呼的冒出來。沒有什麽想頭兒，摸出毛巾，手絹包上紮緊，又咬牙割下去。那天晚上覺得這池稻子怎麽總也割不完，我和三兒到11點多才割完，筋疲力盡走回去。多少年過去了。每次看到中指上的刀疤，都會想起那沒有盡頭的一天。

在那段艱苦的生活中，我們也有開心的事。

頭號有桃樹和梨樹，摔掉到地上的果子容易壞，不能賣了， 就分給社員。頭號的同學把我們幾個叫去，大家圍著那一桶桶洗幹淨的果子，開懷“暢”吃，不惜吃得拉肚子！我們常莊子窮，能比得上的就隻有幾畝西瓜。每年都有一次全村老少蹲在場院裏，吃瓜留瓜種的時候。（留做瓜種的瓜：大，圓，甜，可是百裏挑一的好瓜！）我至今還記得我們幾個背著分到的西瓜穿玉米地，過涼水河吊橋，繞過頭號磚廠，走了很長的路到頭號，和那十個同學分吃西瓜的情形。我真懷念那時純潔，真誠的友情。

還有件特好笑的事兒。 有天我正在地裏幹活，一個社員跑來大喊：“小橋，小橋，快回隊部，你大哥來了”。我一時沒回過味兒來，一邊往回走一邊想：誰來了？我那有什麽大哥，大姐也沒有啊！到隊部一看，嗨，是爸爸。下鄉時，隊裏用給知青的專款給我們每人置了一套幹活的工具，我的鐵鍁用壞了。借別人的不順手，不好用。爸爸知道後買了一把好的，跑好遠的路給我送來。其實他那年也有四十多歲了！

年底分紅，留了下一年的口糧，我還分到一百零幾塊錢。記得用我平生第一次的收入 給爸爸買了一支有錫盒的雪茄煙， 記不清給媽媽和妹妹買了圍巾還是手套。

據說那個年代全中國有一千七百萬知青，我是其中之一。後來在溫哥華參加知青聯誼會的活動，遇到很多有共同下鄉經曆的朋友。他們中有的是文革前老高中，老初中的，也有比我還小的。有的在新疆，吉林，東北兵團，內蒙兵團，雲南，陝西，山西，湖南，湖北，江西，廣西，廣東，江蘇，河北等等地方下鄉。時間長的十幾年，少的也有兩三年，怪不得大家說：像你這樣就在北京郊區，隻插隊了一年八個月的，實在是不算什麽。

那個混亂的年代，那些荒謬的政策，是我們國家前途的悲哀，也是我們這一代人曾經的悲哀。不管是下鄉，進工廠，上大學，在研究所工作，還是出國，打工，念書，謀生；人這一輩子就是解決了一個難題，又麵對另一個難題， 再解決另一個難題的反反複複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