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的記憶

我和妹妹都是在八一廠幼兒園“全托”長大的。那時媽媽常出差工作，一年幾乎有半年在外邊。有一次，幼兒園老師叫我：“小橋，看這是誰來接你了？”。我看看那個曬得黑黑的阿姨，嚇得躲在老師背後。聽爸爸媽媽說過我有好幾個沒有見過麵的姑姑，心裏猜想：這一定是姑姑。老師把我推到前麵：“這是你媽媽呀”！ 在幼兒園一周六天，周三時有的小朋友會被爸爸媽媽接回家，我們卻幾乎沒有這個“榮幸”。如果碰上有流行感冒什麽的，我們還會在幼兒園“隔離”，好幾個星期不能回家。

記得那年我已經上小學，我們家搬到26樓1層，後門和幼兒園隻隔一條小馬路。有一天傍晚，忽然聽到有個小女孩的叫聲：“爸爸，媽媽，接我回家，接我回家”。我聽得聲音像是妹妹， 一看果然是她。她雙手攀住幼兒園花磚牆，隔著牆洞眼巴巴地望著家裏，一遍遍地大喊。我太同情她了！可是我還是個小孩，不能自己接她。後來妹妹說：那是晚飯後在院子裏玩，馬上就要回屋洗洗睡覺，是爭取回家的最後機會了！真的，那時想回家是我們的最大願望。好像是60還是61 年，反正是困難的年月，有一天我從幼兒園偷跑回家。知道闖了大禍，不敢上樓回家就躲在單元門的後邊。爸媽回來大吃一驚，問我為什麽要跑回來？我想了半天才說：“我想吃點小東西”。 其實那時幼兒園的夥食比爸爸媽媽的好多了，我吃完爸爸媽媽定量才有的一點粗製點心，還是被送回了幼兒園。

媽媽老不在家，爸爸雖然不出差，也很忙，有時顧不上我。我在廠裏很多人家住過。記得在李昆伯伯，陳玉蓮阿姨家住過； 在張誌楚叔叔，張誌英阿姨家住過；在程必榮叔叔，王淑華阿姨家住過；還常常到王永國叔叔，易明慧阿姨家喝糖水；燕妹的爸爸楊彩伯伯知道我眼睛不太好，愛逗我玩。他常常站在20樓2層他家的陽台上叫住樓下走過的我，伸出幾個手指問：小橋，看看這是幾個？有一天中午放學，在食堂每天和爸爸一起吃飯的地方沒有看到他。跑回家，門上掛著鎖，我真慌了，爸爸去哪兒了？後來是和爸爸同在計劃科的鄭經芳阿姨（孫照榴姐姐，孫幼安哥哥的媽媽）把我帶回她在經濟宿舍的家吃飯。原來爸爸突然生病，發高燒去了301醫院。過了這麽多年，那些伯伯，叔叔，阿姨的慈祥，溫厚還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裏。

八一廠我們這一級的孩子很多，男孩，女孩算起來幾十個不止。1962年9月我還差半年才到7歲，上小學本來沒我的份兒。因為從小在幼兒園長大，現在有機會上學，天天在家了，我死活不願再留在幼兒園。平日膽小，老實的我，哭著鬧著，總算“賴”了上來。我在小井中心小學一年級四班，不知為什麽我們班沒有在有兩棵幾百年老槐樹的財神廟本校，而在原來的八一廠南大門東側的一間教室。全班有40多人，除了八一廠的孩子，還有住在人民村，馬官營，靛場的孩子。冬天教室裏很冷，要每天用紙和劈柴引火，生煤爐子取暖，同學們兩人一組，輪班。班主任是和藹的老太太李麗君老師。記得起來的同學有：王素華，蘆小梅，曹曉秋，趙惠敏，楊燕妹，劉蘇，劉深秀，郝曉峰，徐曉影，席勤，吳魯林，田建新，李新生，於泳水，馬洪營，杜秀英，杜鳳清，左鳳琴，李大俊，趙振芳，李寶貴，範小鎖，郭慶增等等。班上有個瘦瘦高高的小男孩喊隊：“稍息，立正，半臂向前看齊”。堤堤，是這個班的班長。

那時除了算術，語文，體育，畫畫，還有音樂課。有個吳老師教簡譜，教唱歌。那個年代的孩子們幾乎沒有人學過樂器， 唱歌走調，能唱齊就很不錯了。堤堤的爸爸是搞音樂的，曾教他彈過鋼琴，這在當時真是“鳳毛麟角”。怪不得他各門功課都棒，連音樂課成績也很好。八一廠坐落在宣武和豐台，海澱三區的城鄉接合部，周圍有北京鋼廠，蘆溝橋公社菜區。記得老師老是告訴我們要“克服驕嬌二氣，搞好廠裏廠外同學的團結”。

我在一年級得了場急性腎炎，前一年舅舅舅媽家的小強表哥因為同樣的病沒治好丟了性命。爸爸媽媽嚇壞了，我到現在還記得：高燒，眼皮和腿腫。爸媽背著我跑宣武，301醫院看病，後來住進了３０４醫院。我的病房在一棟三層小樓，從窗子可以看到馬路對麵的３３５路公共汽車站，我每天望眼欲穿地盼爸爸媽媽從汽車上下來，盼他們給我帶有玻璃糖紙的水果糖。那時我不會吞藥片，一天三次要把苦苦的和黴素藥片嚼碎咽下肚，是件很辛苦的事。治療腎炎要控製鹽的攝入，每天的飯菜隻放一點無鹽醬油，淡而無味。一個月出院後，我急於上學趕上功課。可是何端端的媽媽趙心廣醫生對媽媽說：“要是我的女兒，我就讓她休學再休息幾個月，小心複發轉成慢性腎炎。”到現在媽媽還總說要感謝趙醫生。也是因為這場腎炎，我的視力受影響，急劇下降，變成兒童遠視。於是又有了幾年跑廣安門中醫研究院眼科，吃湯藥和大丸藥的經曆。

生病後的兩年，醫生禁止我劇烈運動。平日不能和小朋友們一起跳皮筋，玩攻城，官兵捉賊的遊戲。等我能夠玩了，我可比別人“苯”多了，加上個子大，怕人家笑話，我更不願意和小朋友們一起跑跑跳跳了。看書成了我最大的樂趣，先翻遍家裏爸爸媽媽的書，再到圖書館借。那時在小賣部旁邊的圖書館是我每天必到之處，瘦瘦弱弱的圖書管理員張海倫阿姨（朱寧的媽媽）是我最喜歡的人。

我們一，二年級的老師都是李麗君老師，三年級是史淑蘭老師。再後來媽媽到山西四清一年，爸爸把我送到昌平的工程兵前鋒小學住讀。直到文革停止了寄宿製學校，我才又回到小井中心小學。這幾年的記憶是混亂的，學校的生活也是混亂的。沒有上什麽課。我還在四班，班主任是蔣秀琴老師。班上搗蛋的學生對老師極不尊重，有時還罵她，說她是蔣光頭。有一次吃中飯時，和爸爸媽媽講班上的事情，叫老師“姓蔣的”。爸爸聽著大怒，一拍桌子：“要懂得尊重人，蔣老師就是蔣老師，你怎麽可以叫人家姓蔣的”！

記不清是哪一年了，幾個小夥伴忽然心血來潮。沒有問爸爸媽媽，我們四個人 ：徐雲，楊燕妹，劉深秀和我走了挺長的路，到嶽各莊派出所去改了名字。燕妹改叫楊延軍，劉深秀改叫劉哲。徐雲鬼機靈，一起去了，卻沒改。現在想來，我還是更喜歡爸爸媽媽給我取的名字：小橋。可惜除了八一廠的長輩們，還有小時候的夥伴這樣叫我，沒人知道這個名字了。

小時候，我們最開心的時刻是每周六晚上廠裏放電影。放映場地就是幾棟樓中間的空場，我小時候住過的21樓的西牆麵被刷白做電影銀幕，25樓前麵有個小放映間。從下午開始孩子們就搬椅子，拿凳子到那小廣場上去“占地兒”，待到天黑電影放映前，場子上早已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了。開頭總是演紀錄片，後麵放故事片。八一廠自己拍的電影: 《衝破黎明前的黑暗》、《戰鬥中成長》、《柳堡的故事》、《五更寒》、《黑山阻擊戰》、《長空比翼》、《紅霞》、《英雄虎膽》、《永不消逝的電波》、《狼牙山五壯士》、《回民支隊》、《海鷹》、《萬水千山》、《赤峰號》、《戰上海》、《林海雪原》、《猛壟沙》、《奇襲》、《突破烏江》、《紅珊瑚》、《東進序曲》、《哥倆好》、《槐樹莊》、《鄂耳多斯風暴》、《碧海丹心》、《奪印》、《怒潮》、《野火春風鬥古城》、《農奴》、《抓壯丁》、《雷鋒》、《打擊侵略者》、《苦菜花》、《秘密圖紙》、《東方紅》、《地雷戰》、《地道戰》、《閃閃的紅星》…… 我們不知看了多少遍。也許是因為從小長在八一廠大院， 也許是因為媽媽是紀錄片的編導， 我至今喜歡看各種新聞紀錄片， 專題紀錄片。每逢聽到電影，電視劇中的各種軍隊號音，哪怕是起床號，熄燈號，都會有一種莫名的衝動。

１９６６年，我隻有１０歲，很多事情不明白。
不少同學的爸爸，媽媽昨天還是廠長，主任，演員，今天就成了“走資派”，“黑幫”。我也第一次知道了“海外關係，社會關係複雜”這些詞和自己的關係。聽說有人和父母劃清界限，甚至造父母的反。有一天在院子裏看到大標語：打倒大叛徒高英！我知道這是堤堤的媽媽，那個整天忙忙碌碌，樂嗬嗬的家屬委員會主任高英阿姨。堤堤說過，他和他的小姐姐新新，在學校就是不說劃清界限的話，還常和媽媽一起幹那些生爐子，掃廁所等懲罰性的活兒。

堤堤有一個哥哥，五個姐姐。在家裏是父母寵愛的小兒子，兄姐喜歡的小弟弟。他生下來肩部曾有個血管瘤，長到五六歲時爸媽接受醫生的建議，決定做手術去掉它。但這個手術有危險，經曆過戰火的父母在手術室外也緊張得要命，好在一切順利，就是在肩膀上留下一道疤。

堤堤的哥哥夥夥是廠裏孩子的頭兒，他們在廠裏打籃球，賽車，鬥狗，養鴿子。冬天他們一群大孩子常結伴到蓮花池湖麵上溜冰。有一次，堤堤玩得正高興，忽然覺得腳下一沉，掉到了冰洞裏，全身濕透，凍得哆哆嗦嗦。幸虧大家動作快，七手八腳把他拉上來，好險呀！

堤堤家那時住在30樓中間單元的一層，後門外種過不少花。每到夏天，枝繁葉茂，籬笆上開滿各色的喇叭花。堤堤說過：小時候家裏養過兔子，還養過幾隻雞。他最喜歡一隻正下蛋的母雞，但有一天這隻老母雞吞下一隻蠍了虎子，眼看老母雞被折騰，堤堤很著急，騎車跑很遠的路到前門同仁堂買藥，想把蠍了虎子打下來。最終老母雞還是死了，他傷心極了。

上初中時堤堤跳高摔斷了手臂，接得不好，影響手臂活動功能，他每天要到八一廠衛生所烤電治療。有一天崔醫生調了溫度，就忙別的去了。堤堤隻覺得越來越燙，疼痛難挨；想喊人，又想也許就該這樣，忍著吧！等到醫生來時已經烤起了大泡，留下形狀難看的疤痕。每逢想起此事，堤堤總會笑道：“你說我那時怎麽那麽笨呢”？

初二那年，學校裏發生了不小的震蕩。家在生產隊的同學都想退學回家種地；部隊征兵，八一廠很多同學都參加體檢，要去當兵了。那個年月，能穿上軍裝是我們這群小夥伴夢寐以求的希望。可是沒通知我去體檢，我委屈，不服，傷心地大哭一場。把一鍋菜燒得焦黑， 爸媽下班回來竟沒有責備我半句。我不明白，他們卻明白是怎麽回事。

退學的走了，當兵的也走了，六裏橋中學我們這個年級八個班的人隻剩下四個班。小學同班的同學隻剩下王素華，蘆小梅，曹曉秋，劉蘇，郝曉峰，徐曉影，堤堤，馬洪營，杜秀英，杜鳳清這幾個人。

那年，小學同學於泳水在網上看到我寫的紀念堤堤的文章，給我留言。夏天回北京，那麽巧在我父母家樓下遇到他。說起有多少年沒有見麵了？算算是從初二那年，竟有近40年了！